1964年12月7日，我被一股强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浪潮裹挟，从讲台上到了湖南耒阳最边远的山区——马水区亮源公社麻竹坪桐木农场。
　　我们这批下放到竹坪桐木农场的知青，有117人。抵达农场后，我們开始筑“安乐窝”。每天早出晚归，披星戴月，打砖做瓦。很快，一栋青砖房拔地而起。紧接着，我们开荒种菜，做好长期扎根的准备。到了晚上，农场里热闹非凡，有的吹拉弹唱，有的唱歌跳舞，有的聊天讲故事，忘却了白天的疲劳与辛苦，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
　　可是好景不长。一年后，我们的下放经费全部用完。公社拿不出钱来维持我们的生活开支，万般无奈下，只好将1958年大炼钢铁的厂房卖了，将竹山的竹子卖了，以换取维持知青基本生活的费用。
　　1965年6月，我作为下放知青的代表参加了郴州地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回来后，我讲述了被省委副书记王延春接见的事情，大家都很兴奋。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一无技术，二无资金，农场没有任何收入，真是坐吃山空。
　　到了1967年，公社再也想不出办法了，只能帮我们每人买回36斤大米（当时的指标粮食），其他的就靠我们自己想办法了。无奈之下，我们只能每天用盐水泡饭，勉强度日。由于盐水汤烧得太多，铁锅被盐腐蚀得锈迹斑斑。因为没有任何油水，大部分人都患了营养不良的病症。知青们自嘲说得了“不饱炎”，任何药物都不管用，只有用“肥肉丸”才能治。可哪里有钱来买“肥肉丸”呢？过了大半年，公社贺书记看到知青生活如此艰苦，实在不忍心，于是通过公社党委会研究决定，将117位下放知青插队落户到全公社的各个生产队，自谋出路。

　　我老家是城关镇金南大队第19生产队伍家大湾，当时的19队是商业局定点的蔬菜队，专门种蔬菜来供应部队和城市居民的。蔬菜队最大的优势是全队社员都享受城市居民一样的待遇，粮食是国家粮，每月的肉票、豆腐票等计划物资一应俱有。而且每日工价也高，年终结算时都在1元1角到1元3角之间，收入比城里好多工人的工资都要高。好多关系户想迁到蔬菜队来，那是比登天还难。我的堂兄伍夏林和伍恢必要我将户口从马水迁到金南19队来。我当然求之不得，如果办成了，那我真是从地狱跳到了天堂。
　　我担心伍支书不会同意接收。他俩就想了个主意，要我将户口从马水区迁到金南大队19队。因为我是回老家，队上社员不会有意见。如果伍支书不接收迁移证，我就每天到生产队开工，不计报酬，收工后回家吃饭。我听从他俩的安排，真的将户口从马水区迁到了耒阳城关镇金南19队。
　　每天听到19队敲钟开工了，我也拿起劳动工具参加劳动。一直在生产队做了一个多月的义务工，没有计工分，也就没有报酬。直到1968年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时，生产队杀猪、捞鱼，按人口分给大家过节。这时生产队长对我说：“天晓，去会计那里把分给你过节的肉和鱼拿回去吧！”我听了队长的话，高兴极了。我知道，可能金南大队会接收我了。不出所料，几天后，也就是从7月1日起，队里开始给我计工分了。当时我26岁，是个正劳力，队里给我的工分只有6分，比他们少了4分工。我想不通为什么同工不同酬。后来有人告诉我，因为我家出身不好，这时我才醒悟过来，金南大队的干部没有把我当作下放知青看待，而是当“四类分子”子弟看待。
　　我们队有4口池塘，每年要产上千斤的鱼，每隔几天要捞鱼上城里卖，上城卖鱼的活，我也没有份。因为这是一份美差，凡是上城卖鱼的人，可以免费在饮食店吃上几碗米粉。这种特殊待遇，只有贫下中农出身的社员才可以享受。而生产队的脏、累、重活，如洒农药、买肥料（大粪）、买红薯种，都会想到我。那时没有车坐，只能用肩挑，走路回来。我好后悔不该死皮赖脸地迁回老家，受到如此的歧视，思想上痛苦万分。
　　1969年4月，中央召开党的九大。一天上午，我们在地里挑淤施肥，村支书的侄儿不知从哪里弄了一串鞭炮，在我的淤桶边燃放，说是庆贺九大。我心里很反感，对他说，你庆贺九大，为什么要在我的淤桶边庆贺呢？结果放鞭炮的人没有事，而我却被抓到大队，在大会上遭到批斗。
　　到了9月13日，大队部下通知要我到大队部开会。当我走进大队部的大门，几个民兵冲上来将我五花大绑，关进了黑屋。我进去一看，原来还有好几个人关在里面。后来我才知道，因为国庆20周年，为了保证社会的平安，各地方都必须把有问题的所谓“不法分子”控制起来。
　　我百思不得其解，我平时遵纪守法，并没有做过什么坏事，为什么将我作为坏分子抓进来呢？第二天我爱人来送饭，偷偷地告诉我，昨晚治安主任和民兵营长带着几个民兵到我家抄家，将前几天我过生日时别人送的十几元钱和布、面条等值钱的东西都拿走了。我听了心如刀割，劝她不要声张，忍气吞声算了。
　　过了几天，黑屋关的十几个人被陆陆续续放回家了，只有我和另外两个曾做过国民党伪军官的人还被关着。直到9月30日的下午，大队部操场里架起舞台，舞台横幅上写着“反革命分子批斗大会”，我当时从窗户看了，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我并没有做什么反革命的事情，怎么将我作为“反革命分子”进行批斗呢？
　　下午两点多钟，几个民兵用绳子将我们三人五花大绑拉上了舞台。看见台下黑压压一片人，我懵了，不知会怎样来处置我，全身的衣服都汗湿了，因为我从未经历如此场面。下面“打倒反革命分子！打倒地富反坏右……”的口号不绝于耳，我心惊肉跳。
　　口号喊完后，伍支书上台讲话，先讲了国际国内形势一片大好，东风压倒西风……后再由治安主任讲话并宣读李某的罪行、周某的罪行，最后宣读我的罪行说：“伍天晓是下放马水的知青，实际上他是下放知青中的败类，他从边远山区的马水迁到城郊的金南老家来，其目的是好逸恶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在我党召开九大之际，他不让在淤桶放鞭炮庆九大，你们说他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下面口号四起：“打倒反革命分子伍天晓……”当时我的心都碎了，心想这一辈子完了，脚无力地跪下去，倒在台上……直到晚上10点多钟，我慢慢地苏醒过来，睁眼一看，躺在自己家里的床上。这不是梦吧！不是在牢房里？
　　半个世纪过去，至今回首这段特殊年代里知青下放和挨批斗的往事，仍然心惊肉跳。世事沧桑，追昔抚今，我庆幸，疯狂的极左路线已退出历史舞台，代之而兴的是深得人心的和谐社会。我们的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进入新时代的中国人民是幸福安康的。
　　附注：本文口述者伍天晓，系巾帼英雄伍若兰烈士的侄儿。
　　（责任编辑：亚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