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结束的青春期

　　毛尖的师友大多被她在专栏里损过。在表达欲旺盛的年份，她一周会写十个专栏，那些心胸宽广、“底线”较低的朋友偶尔成为她半真半假故事的主角。作家孙甘露说，“那些最可笑的人物，多半由她的朋友出演。”
　　同门师兄、华师大中文系教授罗岗今年生日，毛尖写了一篇祝贺文章，说罗岗本人就像穿着麦兜睡衣的西门庆，并写到，日本学者来访，罗岗三杯茅台下去，不耐烦地挥戈：武藤兰以后，还有什么好看的？对方也不是吃素的，荤口反问，武藤兰一年304部，你都看完了？
　　毛尖是在人堆里长大的。18岁以前她住在宁波外婆家，餐桌上从来都坐着十来个人。外婆家大，占据了弄堂的一半区域，有公共广场的功用，晚上10点前大门敞开。夏天，邻居们到她外婆家的井里打水、冰西瓜，晚饭时候，大家端着饭菜加入。
　　她也喜欢看金庸，和里头的大侠一样养成呼朋引伴的性格。一篇讲述孙甘露如何优雅的小文里，她调侃自己“激动起来就暴露贫民窟锻炼出来的大嗓门”。11月的一个午后，我和毛尖一起走向她下午将主持讲座的教室，她的声音回荡在教学楼走廊，一位同事在办公室里试探着问：“毛尖？是毛尖吗？”然后探出头来，眼镜正好滑落，“哎呦，一见到毛尖我激动得眼镜都掉下来了。”
　　80年代末到上海求学，毛尖老被叫“小宁波小宁波”，因上海与宁波那层血缘上的亲近免于受到地域歧视。有朋友善意揶揄她是“社交网络”，朋友的女朋友来华师大玩都找她解决住宿问题。毕业后男生羡慕地说，毛尖是睡过最多女人的人。毛尖自己也承认，她喜欢“成群结队地去做一件事情”。今年夏天在上海特写书店的一场活动里，她本是嘉宾，到问答环节却对台下的熟人说，“XX你来分享一下嘛！”气氛顿时被她搞得活络。
　　黄昱宁第一次见毛尖是在十八九年前《万象》杂志的作者饭局上。她记得，《万象》作者大多是“德高望重的老头”，毛尖和她年龄最接近，“反应快速，特别聪明，既有分量又有见识，什么梗都能接住。”她视毛尖为“非常靠谱”“完全值得托付”的朋友，有时又“夸得你不知所措”，但她能从这些好话里看到善意的希望和建议。罗岗觉得，毛尖身上有《射雕英雄传》黄蓉刚出场时的古灵精怪，更有《神雕侠侣》里郭襄“把天下人都作为自己朋友”的赤子心。
　　這或许也是家传。毛尖的妈妈80岁还在商场里帮人抓小偷，完全是出于过了一辈子公共生活的热心;毛尖的外婆多年前认真听她讲了《包法利夫人》中爱玛为虚假、茂盛的浪漫主义付出生命的故事梗概，说了一句：“这个包太太要是在我们这，不可能死的，我第一个就把她给劝住了。”
　　不知怎么谈到心脏，毛尖说，她的心跳很慢，一分钟只有五十来下，“是不是天性而言，我应该是个不动声色的人？”但大概是心理心跳拉平了生理心跳，她日常生活热闹高温，“有时候过于激情地把自己扔出去，有时候也受伤，但根深蒂固的习惯似乎蛮难改的。这个其实是文艺腔，是对自己的情绪把控能力不足的表现。”伯格曼说自己的青春期58岁结束，毛尖据此说她的青春期也没结束。
　　毛尖的青春期是集体主义式的。小时候语文老师给他们上全市公开课，大家不约而同穿了白衬衫——相似的家庭条件让大家穿得一样朴素，一样难看，只有美丽的班花穿了件粉色的衬衫，却觉得不好意思。这件事常年保鲜在毛尖的记忆中。后来开始写作，她也很少使用“我”，非要用，也是“我们”。
　　“这是我们这一代的政治和美学，它长期留在我们的公共生活中。住在一样的衣服里，我们觉得安全。现在是个体被大写的时代，但我在人际交往中，在阅读取向上，在道德在学术中，集体主义这个东西都已经内化在内心。”毛尖说。

“留在人生中的都是那些不相干的东西”

　　1997年，26岁的毛尖从上海到香港读博，陡然感受到人和人的关系拉远。在寂寞的环境中，她每天看四五部电影。让她以影评成名的《非常罪，非常美》大多源于那几年的积累。
　　毛尖的影评并不客气。罗岗提到，导师王晓明和他们几个研究生出过一本小书《无声的黄昏》（1996），大家评论90年代文学文化现象，强调最多的就是“要有批评的尊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朴素的东西，但可能我们忘掉了。毛老师的文章背后最重要的是，她从来没有做过掉份的批评。”
　　“你在嬉笑怒骂中，多少也扔进了自己的肉身。”毛尖说。她被不少电影圈朋友拉黑过，也有很多读者喜欢她的率性。刚工作那年，一位至今不知是谁的朋友替她征婚，成麻袋的信件向学校收发室飞来;还有人在电台给毛尖点歌。
　　至于嬉笑怒骂，毛尖开玩笑，“这是罗岗引领的。”罗岗比毛尖大三岁，1992年他们一同考上现当代文学硕士。学生时期，罗岗带头臧否各路领军人物，大家提醒他，他骂得最狠的那位就在隔壁，罗岗愈发提高音量：他也是个SB！
　　罗岗大笑着听我转述完这个段子，说，当年就是这样，谁也不服，只向才华低头。
　　1988年，毛尖到华师大读英文系，四年后又考了中文系。诗人宋琳一边念诗，一边把诗稿撒向会场，校花挤着去捡。马原走进教室，满当的教室迅速让出一条道又迅速封死。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可能成为诗人，毛尖的一位好友亦纯洁地供养过一位诗人。在这样的文艺思潮下，王晓明收期末论文，毛尖勇敢地回：没写。挨完批评她嘀咕：作业很要紧吗？
　　1996年毕业后，毛尖留在华师大对外汉语学院做了老师。2019年11月下旬的一个下午，我在她的英国文学课堂上看了本科生表演的《威尼斯商人》。这门课毛尖上了十来年，每年都会组织学生表演莎剧。“这会成为他们毕业时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毛尖认真地说，“留在人生中的都是那些不相干的东西，好像无意义的、跟分数没关系的、不在你大学主流教育里的东西。”比如，读书时代听了那么多讲座，但她印象最深的是，某讲座上导师绅士地帮哈佛出版社的学者Lindsay挪凳子，Lindsay没看到，一屁股坐到地上。

　　《威尼斯商人》演完，毛尖卷起袖子上台，“场面调度非常好。”“夏洛克很好，但是太漂亮了。”“你们人不够，法庭戏容易有寒伧感，再用塑料手套，不是更增加了塑料感？”她稍微露出影评人的痕迹，又马上变回严肃的老师，开始讲她喜爱的诗人威廉·布莱克，声音像霰弹枪一样连绵不断地对台下发射，课堂最后她强烈建议大家背诵布莱克的名诗《London》，“每一个单词，都是一个现代关键词。”她告诉台下。一学期内她要从《贝奥武甫》讲到20世纪，时间怎么都不够，“所以每次都是秋收一样。”
　　留校那年，毛尖被照顾性地安排给留学生上课，备课量少一点。但她难以控制子弹发射的速度，学生看她像看恐怖片，半年后大家相看两厌，彼此解脱。有学生在学期结束后说，挺喜欢毛尖老师，但一学期基本没听清她讲什么。
　　毛尖觉得语速之快几乎要成生理缺陷了，但这不影响她成为一个好老师。罗岗说，今年夏天毛尖被评为全校最受本科生喜爱的教师——这要连续三年都被学生评为全校最优才行。黄昱宁偶尔听毛尖抱怨课业太重，或是最近要盯着某个学生写论文，“她会说，‘哇，现在的学生满世界找不到人。’她一直在这上面花很多时间，比我见过的很多高校老师跟学生之间的关系都更紧密一点。有时候你觉得她不管有多少名气、多大年纪、在这个岗位上呆了多少年，她身上还是看不到任何倦怠，这一点还是挺朴实的。”
　　毛尖讲课不喜重复，去年上电影课，她以“红与黑”为主题，把1930、1970、1990年代的革命电影和黑帮电影绑在一起;今年的同一门课，她又以1959和1962年为两个线头，试图给学生圈出世界电影在五六十年代之交的流变。
　　在某篇专栏中，毛尖有些伤感地遗憾于学生不像80年代的他们一样热爱经典了，在她的学生时代，哪位高人一说“没看过《白鲸》怎么理解美国文化”，第二天图书馆的麦尔维尔就被借空。她让学生比较海明威和任意作家，有人举出痞子蔡，有人选了罗贯中。“那种和经典之间的距离好像是近的，其实是远了。你理解我说的吧。”
　　“那个时代给我们的一个馈赠不是具体的知识，而是大学文化的共同体感受;不是靠学校提倡或者是谁组织，我们的老师辈和我们都在共享80年代。我们非功利地共同讨论某些极其抽象的问题，我们觉得这是日常生活的一個组成部分，然后我们变成了一个有爱的共同体。我觉得这个东西永远消失了。幸运的是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个时代。”罗岗说。

年轻的单词里没有累

　　华师大的老校区在上海中心地带，绿化极佳，深秋的丽娃河畔落叶满地。复旦和华师大相距20公里。30年前，华师大姑娘毛尖曾经倒三趟公交或是骑两个小时车去复旦跳舞，燃烧激情。“现在不可能，太遥远了。但年轻时候的单词里没有累。”
　　这一行为或是指认毛尖文艺、小资最久远的证据。90年代末，她开始在文艺的《万象》杂志写作，后来又有影评集出版，黄昱宁回忆起那时毛尖的文字，说是“比较‘腐朽’”。
　　毛尖小时候，一家人都爱看电影，妈妈要让全家换上干净衣服才能进电影院。“八一”的标志闪闪发光，演员用标准的普通话演绎字正腔圆的人生，她便觉得整个人要正襟危坐。“看电影是一种仪式，是高于日常生活的时刻，里面有比我们大一号的、更磅礴的人和人生。”但随着毛尖长大，中国第五代导演走向世界，她的电影趣味和家人产生区隔：父母辈喜欢所有故事被细水长流、有因有果地讲述，她则在西方的路子上越走越远。
　　她坦承成名作《非常罪，非常美》就很“趣味主义”，“呈现妖艳的灵魂，或者不同寻常的、溢出常态化的人生。”她写过瑞芬舒丹的法西斯美学以及她和希特勒的关系，鲍嘉不动声色的微笑里有着男人都无法招架的忧伤，美女收藏家梅赛德斯·德·阿考斯塔如何迷倒包括玛琳·黛德丽、葛丽泰·嘉宝在内的绝世女星。
　　读研前，罗岗便在口口相传中得知毛尖写作好，大家熟了以后纷纷表示，以后毛尖文章可以选集出书，就叫“毛选”。考研时，华师大专有一门钱谷融先生定下来的写作考试，罗岗记得那年题目是《夜读》，毛尖差点没及格。在罗岗看来，毛尖没有中文系出身的包袱，学术文章都不按常理出牌，这是她的优势。在电话里，他特别赞赏了毛尖前些年的谢晋研究文章中学术思辨的精彩：她从电影中作为爱情修辞的兰花入手，分析谢晋“粗中妩媚”的电影语法在社会主义美学实践中遭遇的尴尬。
　　作为大师兄，罗岗擅与社会人士打交道。读研期间，他领着毛尖等人到北大后门访学，在一个平房里买全套塔可夫斯基的翻录带;如今华师大枣阳路后门的绿化道在90年代末有兴盛的盗版碟店，在林家港吃好生煎，罗岗一抹嘴，大家就去逛一条街的盗版铺面。11点后门关了，他们翻铁栅栏回去。
　　罗岗会给碟店老板们参谋进货清单。“那个时候中国的盗版影碟有世界性的视野。”罗岗说，这是他们这批人电影审美的奠基。毛尖当然揶揄过他：“遇到老板娘，罗岗传音入密：你这张寺山修司是假的，里面是黑泽明。我们就知道罗岗披星戴月赶回家看情色巨片，结果被《袅袅夕阳情》了。”
　　当年大学校园有录像厅，散发迷影氛围，而毛尖擅长炮制假票，还带出几个徒弟。罗岗更补充了毛尖的重要性：毛尖英文好，看没有字幕的电影常常要她充当半个翻译;在香港时，毛尖是给他们输送碟片的重要通道，侯孝贤、杨德昌等是她引进小圈子的。大家都成为老师后，一次，毛尖把《小武》拿给罗岗，说电影很好，罗岗兴奋地要找刻录机，想起教室就有，于是当晚在当代文学课上他就宣布，这堂课大家看碟片。毛尖没告诉他贾樟柯把小武洗澡拍出了全裸镜头，小武一边裸着一边唱香港流行歌，全班氛围变得古怪。
　　罗岗记得毛尖的一个说法，要看过5000部电影再写影评，他看了很多现在网上精致的影评，觉得失去了他们当年杂食的过程。毛尖的家里堆着数以万计的碟片，纪念当年的疯狂，“好像是要在时间到来之前把它们都收集齐整，但是生活永远变化，你看我们已经没有影碟机了。”碟片变得跟古董一样，一大半都没碰过，有的已经发了黑。 　　甚至电脑都没有光驱了，毛尖很惆怅。偶尔用教室的老电脑给学生放片段会用碟片，“怀旧一下”。再也没有仪式感了。但是，“电影依然是我梦幻的材料，这个东西不会死掉的，依然结实地留在我的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