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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13名代表中，有些人的一生是革命的、光辉的、伟大的。然而，也有一些人如同鲁迅所说：“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包惠僧、刘仁静便是如此。其中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背弃信仰，叛变投敌;包惠僧、刘仁静历经曲折，迷途知返。
陈公博：与已叛国投敌的汪精卫、周佛海狼狈为奸，成为汪伪政府的第二号人物
以参加中共一大为转折点，陈公博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热情急剧下降，以至于在几个月时间内，对共产主义学说产生了怀疑和困惑，后来产生出国留学的念头，以逃脱党的工作和轰轰烈烈的大革命。
1922年6月，陈炯明发动叛乱，炮轰孙中山的总统府。为此，中共中央召开杭州西湖会议，决定联孙（中山）反陈（炯明）。会后，中央要求广州党组织断绝与陈炯明的关系。但陈公博破坏党的纪律，公然写文章支持陈炯明，后遭到中央的批评。中央要求他去上海回答党内的质疑，他也不予理睬。后来，他竟公然声明绝不受党的羁束，不再履行党的任务，与中共中央决裂。不久，他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就读。
1925年4月，陈公博从美国回到广州，随即加入国民党，再度登上政治舞台。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公博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短短几个月，陈公博从一个刚入党的新党员跃进国民党核心领导层，成为国民党大员，这些都与汪精卫的提携密切相关。1927年4月，汪精卫已是武汉国民政府的首脑，陈公博成为汪氏政治上的坚定支持者。后来，蒋介石将汪精卫赶下台，陈公博被迫逃往香港。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汪精卫实行暂时合作。陈公博就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长、行政院实业部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陈公博与已叛国投敌的汪精卫、周佛海狼狈为奸。1940年3月，汪伪政权还“都”南京。陈公博充任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伪立法院长，参与和策划了汪伪政府的重大决策，成为汪伪政府的第二号人物。11月，陈公博以“立法院长”的身份主持签订了《日汪基本關系条约》，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卖国条约。
1944年3月，汪精卫因病赴日就医。根据汪精卫的提议，陈公博代行伪国民政府主席之职。伪最高国防会议、伪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会议、伪军事委员会常务会议等也都由陈公博主持，可谓集大权于一身。同年11月，汪精卫病死。陈公博继承汪氏生前之职。在就职训词中，他极力鼓吹：“凡是汪主席手定之政策，皆为公博奉行之政策;凡是汪主席生前之设施，皆为公博现在之设施。”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陈公博之流慌作一团。8月16日，陈公博主持召开了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通过了伪国民政府解散宣言。由于深感罪大恶极，难逃惩罚，陈公博于1945年8月25日在日本人的庇护下，乘专机逃离南京前往日本京都。在日本，他如坐针毡。尽管如此，这样的日子也不过50多天。1945年10月3日，陈公博由中国武装军警押解回国，被投进苏州监狱。1946年4月12日，陈公博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行被判处死刑，于6月3日上午执行枪决。刑前，他的反共反革命的行径作了最后一次更充分的表演，他在写给蒋介石的信中说：“悬悬放不下的还是一个共产党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国家前途，关系到党的前途，关系到先生的前途。”这封信，为他既是汉奸，又是蒋介石的反共同谋作了注脚。
周佛海：反复无常，阴险狡诈的特性在他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并贯穿一生
中共一大闭幕后，周佛海准备同杨淑慧（祖籍湖南湘潭，其父亲杨卓茂曾任上海总商会主任秘书）结婚。后因杨父反对，他带着杨淑慧于1921年11月再度前往日本就读。返回日本后，他实际上与党组织脱离了关系，不再从事党的任何工作。1923年，周佛海毕业回国，不久后应邀来到广州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同时兼任广东大学教授。随着地位的变化，他与党的离心倾向日益加重，并散布对党的不满情绪。中共广州支部负责人对他进行了耐心批评和教育，帮助他认识错误。但他毫无悔改之意，后来竟公开声明与共产党脱离关系。中共中央为纯洁党的组织，准其脱党。从此，周佛海走上了反共反人民的道路，成为国民党右派营垒中的干将和蒋介石的心腹，宣称自己要做一个“国民党忠实党员”，叫嚷“攻击共产党，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义务”。
蒋介石对周佛海也委以重任，从1927年到1937年，周佛海跟随蒋介石青云直上，可谓红极一时。他为蒋介石打内战、搞独裁出谋划策，成为蒋介石身边的“文胆”之一。这样一个心腹，蒋介石怎么也没想到周佛海日后会背叛他。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周佛海基于抗日必败的论调，投靠了汪精卫，奉汪精卫为“精神领袖”。在汪伪营垒中，他通过金钱收买等手段，发展和培植亲信，还搞起特务组织并亲自担任头目。
1940年3月30日，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场。周佛海是汪伪政权的主要组织者，也是握有实权的大汉奸，占据了伪财政部长、伪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伪中央储备银行总裁等要职。他还向汪清卫表达忠心：“生死与共，患难相随。”汪精卫死后，周佛海又任伪行政院副院长兼上海市市长，与陈公博结合得更紧了。
但汉奸毕竟是汉奸。反复无常，阴险狡诈的特性在周佛海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并贯穿一生。在抗战中期，周佛海嗅出日本人不行了，就抛弃了曾向汪精卫说过的保证，倒向了蒋介石。1942年10月，周佛海背着汪精卫，派人潜往重庆，为重庆方面提供了不少重要情报，还安排重庆的特工人员设计杀死了汪伪政权的特务头目李士群。后又利用自己伪上海市长的身份，在上海及杭州一带部署军事力量，阻止共产党等革命势力进入上海。日本投降在即，南京伪政权被迫解散，周佛海向蒋介石再表忠心：“职与其死在共产党之手，宁愿死在主席之前。”这种种行为，使周佛海赢得了蒋介石的嘉奖，并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指挥。这样，周佛海摇身一变，从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变成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员。 一个多月后，在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快速严惩汉奸”的压力下，周佛海被软禁在重庆，后来又被移交南京监狱。1946年11月7日，国民党南京高等法院判处周佛海死刑。由于蒋介石念其为重庆方面作过贡献，出面干预，才被减为无期徒刑。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因心脏病发作暴死在南京老虎桥监狱。
张国焘：共产党历史上闹分裂的元凶
在中共一大上，张国焘被选为中央组织主任，后来由于激烈反对党的国共合作政策，并在党内组织小集团，受到中共中央的严厉批评。
1924年5月21日，张国焘在北京被北洋军阀政府逮捕。他经不住严刑拷打，供出了李大钊等不少革命同志。是年10月，中共组织营救被捕人员，张国焘亦同时获救。出狱后，其变节行为被隐瞞了下来。
1931年4月，张国焘进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担任该根据地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在这里，他积极推行王明“左”倾路线，大搞肃反扩大化，错整了不少好同志。在长征期间，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抗日方针，妄图用武力挟持党中央，分裂红军。他还自立“中央”，自封主席，给革命造成严重损失。可以说，张国焘是我党历史上闹分裂的元凶。1937年3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张国焘的错误，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张国焘也写了《我的错误》的检查。鉴于此，中共中央仍任命他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
1938年4月4日，即清明节前一天，张国焘以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的身份去陕西祭扫黄帝陵，正值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蒋鼎文也在拜祭。祭毕，他便一头钻进蒋鼎文的轿车去了西安。4月7日，国民党安排他去了武汉。在武汉，张国焘拒绝周恩来、博古、李克农等对他的批评和挽救。4月17日，周恩来与他作了最后一次谈话，向张国焘提出三条建议，供他选择：1、改正错误，回党工作;2、向党请假，暂时休息一个时期;3、自动声明脱党，党中央宣布开除他的党籍。张国焘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三条。次日，中共中央当机立断，做出了《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自此，张国焘投入了蒋介石的怀抱，死心塌地地在国民党营垒里干了长达10年的特务勾当。
1948年冬，随着国民党军事上不断失利，张国焘已无利用的价值，便被国民党当局踢出局，他只好携带家眷逃到台湾。次年冬，又迁居香港，以办杂志维持生计。
中共八大召开后，张国焘注意到国内形势宽松了许多，而他一直寄人篱下，感到日子不好过，遂萌生了回内地的念头。他通过多种渠道向中共中央转达了自己的请求。中共中央答复，回来可以，但前提条件是必须承认错误。张国焘虽早料到有这样的条件，但当中共中央真提出来时，他又犹豫了。考虑再三，他最后还是拿定主意不回内地。
张国焘晚景凄凉。1961年，美国堪萨斯大学约他写了百万言的《我的回忆》，得了一笔收入，生活费用才有着落。此后10余年，张国焘靠卖版权为生。1968年，他和妻子离开香港迁居加拿大多伦多，住进免费养老院，靠微薄的养老金打发风烛残年。1976年，张国焘患中风。1979年12月3日凌晨，他在翻身时，因被毯掉在地上无力捡起，冻死在病床上。张国焘是中共一大代表里唯一死在大洋彼岸的人。
在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13名代表中，有些人的一生是革命的、光辉的、伟大的，像毛泽东、董必武，后来成为中共领袖、历史巨人;何叔衡血洒疆场，壮烈牺牲;邓恩铭、陈潭秋惨遭杀害，英勇就义;王尽美积劳成疾，英年早逝。有些人因与陈独秀、张国焘矛盾较深，加之个性独特而宣布退党，如李汉俊、李达，但他们脱党而不放弃信仰。李汉俊虽不在党组织中活动，却利用自己的职位，掩护了一批尚未暴露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最后以“共党首要分子”之罪名被桂系军阀杀害。李达自省脱党是一生“最大的错误”，在1949年12月由毛泽东作为历史见证人、刘少奇作介绍人又重新入党。然而，也有几个人如同鲁迅所说：“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包惠僧、刘仁静便是如此。其中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背弃信仰，叛变投敌;包惠僧、刘仁静历经曲折，迷途知返。
（责任编辑：王文彩;参考资料：《揭秘：中共一大代表中的五名落伍者》人民网2013年3月12日;作者：贺吉元）
陈公博：与已叛国投敌的汪精卫、周佛海狼狈为奸，成为汪伪政府的第二号人物
以参加中共一大为转折点，陈公博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热情急剧下降，以至于在几个月时间内，对共产主义学说产生了怀疑和困惑，后来产生出国留学的念头，以逃脱党的工作和轰轰烈烈的大革命。
1922年6月，陈炯明发动叛乱，炮轰孙中山的总统府。为此，中共中央召开杭州西湖会议，决定联孙（中山）反陈（炯明）。会后，中央要求广州党组织断绝与陈炯明的关系。但陈公博破坏党的纪律，公然写文章支持陈炯明，后遭到中央的批评。中央要求他去上海回答党内的质疑，他也不予理睬。后来，他竟公然声明绝不受党的羁束，不再履行党的任务，与中共中央决裂。不久，他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就读。
1925年4月，陈公博从美国回到广州，随即加入国民党，再度登上政治舞台。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公博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短短几个月，陈公博从一个刚入党的新党员跃进国民党核心领导层，成为国民党大员，这些都与汪精卫的提携密切相关。1927年4月，汪精卫已是武汉国民政府的首脑，陈公博成为汪氏政治上的坚定支持者。后来，蒋介石将汪精卫赶下台，陈公博被迫逃往香港。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汪精卫实行暂时合作。陈公博就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长、行政院实业部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陈公博与已叛国投敌的汪精卫、周佛海狼狈为奸。1940年3月，汪伪政权还“都”南京。陈公博充任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伪立法院长，参与和策划了汪伪政府的重大决策，成为汪伪政府的第二号人物。11月，陈公博以“立法院长”的身份主持签订了《日汪基本關系条约》，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卖国条约。
1944年3月，汪精卫因病赴日就医。根据汪精卫的提议，陈公博代行伪国民政府主席之职。伪最高国防会议、伪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会议、伪军事委员会常务会议等也都由陈公博主持，可谓集大权于一身。同年11月，汪精卫病死。陈公博继承汪氏生前之职。在就职训词中，他极力鼓吹：“凡是汪主席手定之政策，皆为公博奉行之政策;凡是汪主席生前之设施，皆为公博现在之设施。”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陈公博之流慌作一团。8月16日，陈公博主持召开了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通过了伪国民政府解散宣言。由于深感罪大恶极，难逃惩罚，陈公博于1945年8月25日在日本人的庇护下，乘专机逃离南京前往日本京都。在日本，他如坐针毡。尽管如此，这样的日子也不过50多天。1945年10月3日，陈公博由中国武装军警押解回国，被投进苏州监狱。1946年4月12日，陈公博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行被判处死刑，于6月3日上午执行枪决。刑前，他的反共反革命的行径作了最后一次更充分的表演，他在写给蒋介石的信中说：“悬悬放不下的还是一个共产党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国家前途，关系到党的前途，关系到先生的前途。”这封信，为他既是汉奸，又是蒋介石的反共同谋作了注脚。
周佛海：反复无常，阴险狡诈的特性在他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并贯穿一生
中共一大闭幕后，周佛海准备同杨淑慧（祖籍湖南湘潭，其父亲杨卓茂曾任上海总商会主任秘书）结婚。后因杨父反对，他带着杨淑慧于1921年11月再度前往日本就读。返回日本后，他实际上与党组织脱离了关系，不再从事党的任何工作。1923年，周佛海毕业回国，不久后应邀来到广州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同时兼任广东大学教授。随着地位的变化，他与党的离心倾向日益加重，并散布对党的不满情绪。中共广州支部负责人对他进行了耐心批评和教育，帮助他认识错误。但他毫无悔改之意，后来竟公开声明与共产党脱离关系。中共中央为纯洁党的组织，准其脱党。从此，周佛海走上了反共反人民的道路，成为国民党右派营垒中的干将和蒋介石的心腹，宣称自己要做一个“国民党忠实党员”，叫嚷“攻击共产党，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义务”。
蒋介石对周佛海也委以重任，从1927年到1937年，周佛海跟随蒋介石青云直上，可谓红极一时。他为蒋介石打内战、搞独裁出谋划策，成为蒋介石身边的“文胆”之一。这样一个心腹，蒋介石怎么也没想到周佛海日后会背叛他。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周佛海基于抗日必败的论调，投靠了汪精卫，奉汪精卫为“精神领袖”。在汪伪营垒中，他通过金钱收买等手段，发展和培植亲信，还搞起特务组织并亲自担任头目。
1940年3月30日，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场。周佛海是汪伪政权的主要组织者，也是握有实权的大汉奸，占据了伪财政部长、伪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伪中央储备银行总裁等要职。他还向汪清卫表达忠心：“生死与共，患难相随。”汪精卫死后，周佛海又任伪行政院副院长兼上海市市长，与陈公博结合得更紧了。
但汉奸毕竟是汉奸。反复无常，阴险狡诈的特性在周佛海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并贯穿一生。在抗战中期，周佛海嗅出日本人不行了，就抛弃了曾向汪精卫说过的保证，倒向了蒋介石。1942年10月，周佛海背着汪精卫，派人潜往重庆，为重庆方面提供了不少重要情报，还安排重庆的特工人员设计杀死了汪伪政权的特务头目李士群。后又利用自己伪上海市长的身份，在上海及杭州一带部署军事力量，阻止共产党等革命势力进入上海。日本投降在即，南京伪政权被迫解散，周佛海向蒋介石再表忠心：“职与其死在共产党之手，宁愿死在主席之前。”这种种行为，使周佛海赢得了蒋介石的嘉奖，并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指挥。这样，周佛海摇身一变，从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变成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员。 一个多月后，在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快速严惩汉奸”的压力下，周佛海被软禁在重庆，后来又被移交南京监狱。1946年11月7日，国民党南京高等法院判处周佛海死刑。由于蒋介石念其为重庆方面作过贡献，出面干预，才被减为无期徒刑。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因心脏病发作暴死在南京老虎桥监狱。
张国焘：共产党历史上闹分裂的元凶
在中共一大上，张国焘被选为中央组织主任，后来由于激烈反对党的国共合作政策，并在党内组织小集团，受到中共中央的严厉批评。
1924年5月21日，张国焘在北京被北洋军阀政府逮捕。他经不住严刑拷打，供出了李大钊等不少革命同志。是年10月，中共组织营救被捕人员，张国焘亦同时获救。出狱后，其变节行为被隐瞞了下来。
1931年4月，张国焘进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担任该根据地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在这里，他积极推行王明“左”倾路线，大搞肃反扩大化，错整了不少好同志。在长征期间，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抗日方针，妄图用武力挟持党中央，分裂红军。他还自立“中央”，自封主席，给革命造成严重损失。可以说，张国焘是我党历史上闹分裂的元凶。1937年3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张国焘的错误，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张国焘也写了《我的错误》的检查。鉴于此，中共中央仍任命他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
1938年4月4日，即清明节前一天，张国焘以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的身份去陕西祭扫黄帝陵，正值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蒋鼎文也在拜祭。祭毕，他便一头钻进蒋鼎文的轿车去了西安。4月7日，国民党安排他去了武汉。在武汉，张国焘拒绝周恩来、博古、李克农等对他的批评和挽救。4月17日，周恩来与他作了最后一次谈话，向张国焘提出三条建议，供他选择：1、改正错误，回党工作;2、向党请假，暂时休息一个时期;3、自动声明脱党，党中央宣布开除他的党籍。张国焘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三条。次日，中共中央当机立断，做出了《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自此，张国焘投入了蒋介石的怀抱，死心塌地地在国民党营垒里干了长达10年的特务勾当。
1948年冬，随着国民党军事上不断失利，张国焘已无利用的价值，便被国民党当局踢出局，他只好携带家眷逃到台湾。次年冬，又迁居香港，以办杂志维持生计。
中共八大召开后，张国焘注意到国内形势宽松了许多，而他一直寄人篱下，感到日子不好过，遂萌生了回内地的念头。他通过多种渠道向中共中央转达了自己的请求。中共中央答复，回来可以，但前提条件是必须承认错误。张国焘虽早料到有这样的条件，但当中共中央真提出来时，他又犹豫了。考虑再三，他最后还是拿定主意不回内地。
张国焘晚景凄凉。1961年，美国堪萨斯大学约他写了百万言的《我的回忆》，得了一笔收入，生活费用才有着落。此后10余年，张国焘靠卖版权为生。1968年，他和妻子离开香港迁居加拿大多伦多，住进免费养老院，靠微薄的养老金打发风烛残年。1976年，张国焘患中风。1979年12月3日凌晨，他在翻身时，因被毯掉在地上无力捡起，冻死在病床上。张国焘是中共一大代表里唯一死在大洋彼岸的人。
在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13名代表中，有些人的一生是革命的、光辉的、伟大的，像毛泽东、董必武，后来成为中共领袖、历史巨人;何叔衡血洒疆场，壮烈牺牲;邓恩铭、陈潭秋惨遭杀害，英勇就义;王尽美积劳成疾，英年早逝。有些人因与陈独秀、张国焘矛盾较深，加之个性独特而宣布退党，如李汉俊、李达，但他们脱党而不放弃信仰。李汉俊虽不在党组织中活动，却利用自己的职位，掩护了一批尚未暴露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最后以“共党首要分子”之罪名被桂系军阀杀害。李达自省脱党是一生“最大的错误”，在1949年12月由毛泽东作为历史见证人、刘少奇作介绍人又重新入党。然而，也有几个人如同鲁迅所说：“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包惠僧、刘仁静便是如此。其中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背弃信仰，叛变投敌;包惠僧、刘仁静历经曲折，迷途知返。
（责任编辑：王文彩;参考资料：《揭秘：中共一大代表中的五名落伍者》人民网2013年3月12日;作者：贺吉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