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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成为一种具有指标性意义的奖项，这并不在诺贝尔本人的预料之中。
诺贝尔奖科技类奖项的评选标准，历经了多次变革，有的内容甚至违背了诺贝尔本人的意愿。1895年，也就是诺贝尔死前的一年，他原本设立的遗嘱是这样的：“我所留下的全部可成为现金的财产，将以下列方式予以处理……建立一种基金。它的利息每年以奖金的形式，分配给那些在前一年为人类作出杰出贡献的人。”
诺贝尔本人的遗愿是，获奖者是在前一年有所贡献的人。
然而，后来的诺贝尔奖评委会在决定颁奖前，会对获奖者进行长时间的考察。
这就导致了很多遗憾。比如说，女生物学家富兰克林对20世纪最伟大的生物学发现—DNA分子的双螺旋结构，贡献很大，然而在今天，人们关于这项成就的记忆，只有两位科学家：沃森和克里克。
原因很简单，在诺贝尔奖评委会决定颁奖时，富兰克林已经去世了。类似遗憾有很多。坊间有传言，鲁迅、林语堂等人去世得早，是他们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原因之一。
只此一个变化，就改变了诺贝尔奖的“意义”。
诺贝尔本人的想法是，通过鼓励杰出贡献者，来支持他或她的科研事业，所以获奖时间不宜太迟。要知道，早期诺贝尔奖的3万美元奖金，可以支持一个科学家无负担地进行20年的科研工作。
但在今天，诺贝尔奖颁奖时，获奖者早就功成名就了，奖金的支持意义被削弱。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遗憾，但这一变化，却让诺贝尔奖有了“终生成就奖”的意义。而这，是它迈向世界性参考指标的第一步。
科技史，私人史？
尽管诺贝尔本人对获奖者的时间有限制，后来没能贯彻，但它以另一种形式被执行下来。即在颁奖时，奖项并不针对获奖者本人，而是针对他或她的某一项成就。
有的科学家名气很大，但没有获得过诺贝尔奖，比如霍金。
科学成果超过同时期内全球科学成果25%的国家，就被称为世界科学中心。
相反，有的科学家不止一次获得奖项。比如著名的科学家居里夫人，在1903年发现了物质的放射性，和她的丈夫一起获得诺贝尔奖。1911年，她又因为发现镭元素而再次获得诺贝尔奖。
正是因为这种变动，诺贝尔奖所强调的，是杰出的科学发现或技术发明，而不是科学家本人。
所以，它能够标记出科技的创新点在全球版图上的出现和转移。这也是它能成为一幅“活地图”的条件之一。
但只是这样，还远远不够。其实，诺贝尔奖诞生在一个很巧的时间（1901年），可以说它生逢其时，彼时的世界正需要一个有标志作用的科学奖项。
在这之前，它存在的必要性是不大的。在没有诺贝尔奖的时代，也存在科学的“地图”，事实上，那时的科学地图相对而言更加清晰。
科学史家所公认的是，世界科学中心有过5次大的转移。什么叫世界科学中心？这最早是由英国学者贝尔纳创造的概念，他借此描述科学力量的转移现象。后来，学者汤浅光朝受到启发，用了定量的方法，“很科学地”界定了世界科学中心。
根据定义，科学成果数量超过同时期内全球科学成果25%的国家，就被称为世界科学中心。
从近代科学的诞生之日算起，世界科学中心有过5次大的转移，分别是在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
距离我们最近的一次转移，发生在二战时期。世界科学中心从德国转移到了美国，根据资料，二战之前，美国只有8人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英国有10人，德国有11人。而在二战之后，美国获奖人数突然大幅增加，至今几乎从不缺席，一家独大。
可以看出，在诺贝尔奖诞生后，它的科技类奖项，如实地反映了各个国家的科学力量大小的实际情况。这就是它作为“活地图”的功能的一面。
然而，在沒有诺贝尔奖以前，世界科学中心的转移，又是怎样得到界定的呢？
世界科学中心的前几次转移，与科学史中的伟大人物的生卒时间相对应。
比如说，意大利是第一个世界科学中心，伽利略的出现功不可没。在当时，大量古希腊古罗马学派的书籍，从阿拉伯世界传回了西欧，意大利凭借其靠近阿拉伯世界的地理位置，在当时兴起了最为活跃的思潮。伽利略就是其中的集大成者。
美国在当年用了全国1/3的电力，来支持核武器的发明。
然后是英国，很显然，牛顿开始放射光芒了。根据现行的历法，牛顿正好出生在伽利略逝世那年。在牛顿时代，西欧科学的中心无疑在英国。无论是经典物理学大厦的建成，还是微积分的发明，都让英国保持领先地位。
关于微积分的发明权，牛顿与莱布尼茨争执了大半生。有趣的是，莱布尼茨是法国人，法国当权者选择支持自己的国民。英国皇家政府也当仁不让，他们捍卫牛顿式微积分的正统。然而，我们现在使用的微积分，是莱布尼茨式的，因为它的表现更直观更简洁，牛顿式的微积分过于繁琐。
可以说，在19世纪以前，“一部科技史，就是几个科学家的私人史”。
比诺奖时，在比什么？
既然是“私人史”，它的发展脉络自然是很清晰的。
界定了世界科学中心的日本学者汤浅光朝提出，世界科学中心的转移，大概以80年为周期。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在科技发展上的领先地位，只能维持80年左右。
“汤浅现象”在20世纪以前是适用的，科学力量的前4次转移都被验证了。不难揣测，周期为80年，这与独立的科学家本人的寿命，有着很大的对应关系。
不过，来到20世纪，一切都变了。
首先，“汤浅现象”失效了。美国成为世界科学中心始于1920年，根据规律，它应该在20世纪末丧失领先地位。再不济，将美国的科技兴盛的起点定在二战结束（1945年），那么，此时的它毫无疑问理应后继乏力了。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截至目前，美国籍科学家仍然是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上的常客;过去20年，每年都有美国籍的科学家获此殊荣。这一现象不但没有衰落的迹象，甚至在创立新学科、发明新技术方面，保持着绝对领先的地位。
为什么？
科技激烈改造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了自身。简单来说，20世纪以前的科技时代已经过去了，在那个时代，草根出身的法拉第，能够在简单学习电线圈的理论知识后，业余发现电磁效应。更有毫无知识背景的爱迪生，仅仅在自己帐篷大的地下室里，创造出他最负盛名的发明。
20世纪伊始，科学研究往职业化的方向发展，它拒绝“民科”，再也不会有“个体户”。换言之，科研此时成为一项耗费巨大的事业，不再是个人或小型的独立团队所能承受的。
以物理学科为例，早期伽利略的实验工具，只是斜面、计时器、涡轮滑轮等简单工具，但到了20世纪，最富成就的发明当属核能量的释放。据了解，美国在当年用了全国1/3的电力，来支持核武器的发明。
试想，除了国家，还有谁能完成这一项科技研究呢？
举国趋势
核武器是个极端的例子，但科技发展到20世纪，或多或少地都顺应了“举国趋势”。此时，科技成就的出现，不再是单纯仰仗个别的天才，参与竞争的实际上是国家实力。
更具体地说，20世纪后的科技拼的是三种实力：经济实力、科研实力和教育实力。
毫无疑问，二战过后，美国至今仍然在全球占据霸主地位，以上三种实力，美国都独占鳌头。因此，它拥有最多的和最先进的科技成就，也就拥有最多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获得者。
不过，也有观点认为，“汤浅现象”的失效，应当归咎于全球化。他们的论据有两方面，一是，世界科学中心最后一次转移时，从德国到美国，人才的转移是决定性的。二是，时至今日，尽管获奖者多在美国，但其中约38%的获奖者是移民。
以上两种论据，都涉及移民。在他们看来，美国科技的强大，有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它吸收了大量全球范围内的他国人才。所以，不是“汤浅现象”错了，而是相當于美国作了弊。
诚然，世界科学中心从德国向美国的转移，取决于在它背后极为特殊的历史。二战时期，在德国被迫害的犹太民族，在美国才终于找到一张安静的书桌。历史地看，这让美国捡到了大便宜。
不过，特殊的历史条件，在今天已经不具备，但全球范围内的人才，依然持续地往美国跑。这能反映出，过往那种以国别区分民族科研力量的做法，在今天已经失效。
其实，把逻辑倒过来，或许更说得通：不是诺奖人才往美国跑，而是只有美国的环境能给诺奖候选人一个“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