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当时我们的目标很清楚，就是学习好知识，为祖国做建设，所以既没有想着学哪个专业好，也不会想着将来怎么找职业，怎么升官，怎么发财，完全没有，因为我们要负担起国家兴亡的责任。”潘际銮觉得，西南联大学生的成长，这是其中很重要的原因。
“泥筑的墙、木格纸糊的窗子、铁皮顶的教室、茅草顶的宿舍，没有洗脸间，更没有洗澡间，洗脸就打井水，从来没有洗澡的地方……”毕业将近70年，老校友潘际銮对于西南联大仍然记忆犹新，但对于母校的回忆，老人更愿意谈及的，还是西南联大的人和事，还有那令他念念不忘的联大精神。
“33687”——时隔多年，潘际銮仍能背出当年在西南联大的学号，“‘33’是指入学的年份，即民国33年，也就是1944年，‘687’是我的报到名次。”1944年9月，16岁的潘际銮被录取为西南联大机械系一年级新生，而初次认识“西南联大”，还与潘际銮的逃难经历有关。
1937年末，日本攻打南京，潘际銮的故乡九江也将被进攻，无奈之下，潘际銮随家人开始了逃难生活。三个月后，潘家逃到云南，借住在当地少数民族家里。“当时，东西两个侧房是主人住，正厅是牛住，正厅的楼上放稻草和牛的饲料。”潘家来了以后，主人腾出放稻草和牛饲料的牛棚上层租借给他们。“住的地方都是牛粪味呀，所以从小是艰苦过来的。”在这种条件下长大的潘际銮，对比起在联大的穷苦环境，倒是觉得很习惯。
潘际銮回忆说，当时云南有两所大学，一是西南联大，另一所是云南大学，两所学校都是自主招生，学校出题考试，被录取的学生会榜上有名。由于在云南省的高中毕业会考上拿了全省第一名，潘际銮被保送进了西南联大，即免去了入学考试。在此之前，潘际銮还被云南大学录取了。“当时先是云南大学放了榜，也先开学，我就去上了几天课，后来西南联大放榜了，也录取我了，我就去西南联大了。”
“我父亲是个秀才，是一个普通的行政人员，但他觉得技术很重要，强调要学技术，强调‘工业救国’。”当时，潘际銮的大哥在浙江大学学电机工程，二哥则选择了土木工程，于是潘际銮决定选择攻读机械工程，“我想，多选一条道，这样全家哪个行业都有人，我们兄弟仨都是学工程，电机、土木、机械，正好就覆盖了工程的几个面。”
带着“要学技术、学工科”的理想方向，1944年9月，潘际銮入读西南联大机械系，也开始结识了霍秉权、孟广喆、陶葆楷、李辑祥等令他一生都印象深刻的优秀老师。
相比起现在的学生读书爱“泡图书馆”，在潘际銮的记忆中，大部分联大人都是“泡茶馆”，只有很小一部分学生在图书馆学习。“因为图书馆很小，顶多可以坐两三百人，并且条件也不行，灯光不好，所以大部分人都是坐茶馆。”当时，茶馆遍布西南联大附近的凤翥街、文林街、府甬道、青云街等地。
被认为是“泡茶馆老手”的联大校友汪曾祺还曾专门写文章记录泡茶馆的经历，甚至认为自己的小说都是茶馆里泡出来的。据潘际銮描述，茶馆大多是当地老百姓为方便联大的学生而开设，“大家进去喝一杯茶就在里面坐半天，只收很少的费用，学生完全可以支付的，并且那里还有灯。一张桌子可以坐四个人，也可以坐两个人，坐下来就在那看书，也不跟谁说话，就跟图书馆一样。”
那时候的潘际銮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学习上，相比起其他需要自谋兼职赚取生活费的学生，潘际銮可以说是幸运的，“因为当时家里基本上还可以给点钱，但是确实会有很多人是因為没有钱了，很穷，就在外找点差事，像是去给当地的孩子当家庭教师、去电影院做翻译、帮人家打点小工等等，都有。”
对于吃饭，潘际銮的回忆是：八个人一桌，站着吃，没有板凳，一桌饭开出来没几个菜，大家围着吃就完了。“还算能吃得饱，但是吃得不好，比较艰苦，大家也不在乎，并没有说要挑吃好的，能吃饱饭能上课就是好事。”
但在战争年代，“能上课”也并非易事，当时，“日本飞机天天来，一是丢炸弹炸，还有就是用机关枪扫射，它飞得很低，一看见有人就扫射。”早在1938年9月，吴宓在日记中也有类似的描述：“是晨，日机九架轰炸昆明。初次。联大教职员学生所居住之西门外昆华师范，落弹最多。一楼全毁。幸教授皆逃出，仅损书物。死学生二人，由津来复学者。校役三人，又教职眷属二三人。”当年，潘际銮还未入学。
为躲避日本飞机，联大师生常常在上课的时候就要出来“跑警报”，民族蒙受耻辱的经历似乎更加坚定了联大学生以“抗日救国”为学习动力的决心。潘际銮回忆，联大学生参军的人数占了百分之十三，“没有名利思想，没有私心杂念，也没有浮躁情绪。当时我们的目标很清楚，就是学习好知识，为祖国做建设，所以既没有想着学哪个专业好，也不会想着将来怎么找职业，怎么升官，怎么发财，完全没有，因为我们要负担起国家兴亡的责任。”潘际銮觉得，西南联大学生的成长，这是其中很重要的原因。
“那时候一年级、二年级基本上不分班，当时是学分制，你选什么课就听那个老师的课。至于是哪个班哪个年级，并不在乎，也没有班主任，学生都是自由选课的状态。”据潘际銮描述，当时学校有一个选课的单子，学生需一步一步地往前学，包括必修课和选修课，修满100多个学分即可毕业。
但修满100多个学分却并非易事，“因为学校要求每年的课都得及格，不及格就不能往下学，学第一门不及格就不能学第二门，学第二门不及格就不能学第三门。考试的范围不一定是讲的范围，考的题也比较难，考下来往往不及格的有很多。拿工理科的基础课来说，像数学和物理每年都有三分之一的同学不及格。”
在高中时代，物理考试对于成绩优秀的潘际銮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但进入西南联的第一场考试却给这位“高考状元”来了个“下马威”。当时，物理教授霍秉权给潘际銮的考试打了个不及格。潘际銮也因此得了教训：“大学的要求和中学的要求不一样，中学的时候是老师讲什么你听懂了，老师讲的题目你都会了，那么你就及格了；到了大学，老师讲的你都听懂了，老师讲的题目也会了，但是不一定考得及格。因为它的难度很大，范围也很随意。”打那以后，潘际銮就要求自己要把学习内容搞得很清楚，把知识面学得很广很深，“所以我们那时候是老师引进门，学习在自己。” 但如果学不下去，转系在西南联大也是被允许的，“就是你的成绩基本还可以，比如机械系转土木系，土木系转电机系，或者文科转理科，理科转文科，都是可以转的。”当年，爱好诗歌与漫画的赵宝煦（后来成为政治学家）就从化工系转到了政治系。“转系之后还是学不下去就自动离开，但没有学校开除的情况。”
当年，潘际銮的一位舍友告诉他，自己已经在联大读了八年但还没毕业，对于舍友的话的真假，潘际銮终究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西南联大的毕业率其实很低，“八年来，进校的学生大概有8000人，毕业的只有3800多人，一部分是参军了，一部分是到解放区闹革命去了，一部分是家庭困难，自己出去做事去了，还有一部分人因为学习困难自己离开学校了。”
“西南联大是强调基础课、强调通识教育的，一、二、三年级基本都是通识教育，学基础课，到了四年级的时候会讲一些专题。”潘际銮形容联大的教育是“通才教育为主，专识教育为辅”。“像是在我们系，一年级的时候除了學习本专业的基础课，就是数学和物理这些必修课以外，还必须要学中文、学英语，然后必须要学一门人文科学、一门社会科学。”
虽然强调通识教育，但对于选修，学生只需要完成最低学分标准即可。“比如说最少选16个学分，最多可以选32个学分，有的人学得快，有的人学得慢，天资好的可以多学一点，天资不够好的学少一点都可以，比较宽松。”
但对于基础课，联大的要求可以说是非常严格，除却考核严格外，联大的基础课全部由教授执教。像陈岱孙教经济概论、杨武之教微积分、闻一多教诗歌、冯友兰教中国哲学史、吴有训教普通物理，至今仍传为联大佳话。“大教授都在讲本科的课，特别是基础课，都是有名的教授讲，是全校最有名的顶级专家讲。”当年，潘际銮一年级物理课就由物理学专家周培源、霍秉权亲自授课。
直到四年级，潘际銮才开始接触到“专识教育”。当时，汽车工程、火车工程、焊接工程等都开设有专题课程。其中，里面一个“焊接工程”的专题课程就吸引了潘际銮，并因此成为其对焊接工程研究的启蒙。
“西南联大的校长本身就是教授，教务长、训导长、总务长是教授，五个学院的院长是教授，秘书长也是教授，没有行政人员，都是完全按照自己学校的规律办事，这就是教授治校，就是自己自主地办学。”潘际銮说。
在西南联大，教授可以说是学术的核心，《吴宓日记》中就曾记载吴宓给学生安排课程、选定教材一事：“星期一、三、五讲《文学与人生》，星期二、四、六授《第三年英文》，用吴经熊等编之《近代英文散文选》第三册为读本……”
其实，从1944年入学到1946年三校复原北返，潘际銮在联大学习的时间算起来也只有两年，但联大精神却让老人至今仍念念不忘。
曾经，在南昌大学当校长的十年里，潘际銮还想把联大的精神和教学方法运用到现在的大学教育中来，但效果却不尽人意。针对学生进入大学后学习散漫的现象，潘际銮曾试图模仿西南联大的学分制、滚动竞争制、淘汰制。起初，“会看到成效，不少学生学习紧张起来，去图书馆的人多了、用功读书的也都多起来了”。但教学改革终究也没能顺利进行，应对因考试不及格而拿不到毕业证的学生和家长就足以使潘际銮头疼，并且，弹性学制的不能实现也限制了这些制度的运用。
“我是很想应用的，但有些精神很难继承，体制和当时不一样。另外，在教学方面，学分制、弹性学制，现在也不行，比如像弹性学制可以五年毕业，六年毕业，现在也做不到。并且，现在我们学生的思想状况也和以前不一样，以前我们读书是想着怎么救国，现在的学生是想着读书怎么找到工作，工资高一点、待遇好一点，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几个不一样，让潘际銮觉得西南联大的精神很难复制。但在当校长期间，他还是把能用的尽量应用上来，“强调基础课，重视通识教育、强调勤奋学习，这些就用了，也有一些效果，但是不能完全按照西南联大那个做法，很难做到的。”
现在，潘际銮担任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会长已有十个年头，十年前从沈克琦（物理学家）手中接任时，他的初衷是宣传、传承西南联大的精神，“我希望大家能够逐步往这个方向走，比如说在教学制度方面，学分制、弹性学制能不能慢慢地运用起来，还有教学要求能不能严格起来。”
90岁的潘际銮几乎是西南联大校友会里最年轻的成员，“平均年龄也都95了，年纪低于90岁的校友基本没有了，90岁以上但能担任会长的也找不到人选。”迫于现实状况，潘际銮决定校友会将不再改选，但在他看来，坚决不能停的，是校友会的工作：传承西南联大精神。现在，潘际銮打算找一些年轻人来帮忙工作，熟悉联大精神的“联二代”、联大附中和附小的校友、研究西南联大历史的专家是他心目中的合适人选。
已到鲐背之年的潘际銮在近段时间里频繁在各种场合回忆往事，一遍又一遍地讲述起西南联大的那些人和事，似乎是在一点一滴地完成着传承西南联大精神的夙愿。
“泥筑的墙、木格纸糊的窗子、铁皮顶的教室、茅草顶的宿舍，没有洗脸间，更没有洗澡间，洗脸就打井水，从来没有洗澡的地方……”毕业将近70年，老校友潘际銮对于西南联大仍然记忆犹新，但对于母校的回忆，老人更愿意谈及的，还是西南联大的人和事，还有那令他念念不忘的联大精神。
33687
“33687”——时隔多年，潘际銮仍能背出当年在西南联大的学号，“‘33’是指入学的年份，即民国33年，也就是1944年，‘687’是我的报到名次。”1944年9月，16岁的潘际銮被录取为西南联大机械系一年级新生，而初次认识“西南联大”，还与潘际銮的逃难经历有关。
1937年末，日本攻打南京，潘际銮的故乡九江也将被进攻，无奈之下，潘际銮随家人开始了逃难生活。三个月后，潘家逃到云南，借住在当地少数民族家里。“当时，东西两个侧房是主人住，正厅是牛住，正厅的楼上放稻草和牛的饲料。”潘家来了以后，主人腾出放稻草和牛饲料的牛棚上层租借给他们。“住的地方都是牛粪味呀，所以从小是艰苦过来的。”在这种条件下长大的潘际銮，对比起在联大的穷苦环境，倒是觉得很习惯。
潘际銮回忆说，当时云南有两所大学，一是西南联大，另一所是云南大学，两所学校都是自主招生，学校出题考试，被录取的学生会榜上有名。由于在云南省的高中毕业会考上拿了全省第一名，潘际銮被保送进了西南联大，即免去了入学考试。在此之前，潘际銮还被云南大学录取了。“当时先是云南大学放了榜，也先开学，我就去上了几天课，后来西南联大放榜了，也录取我了，我就去西南联大了。”
“我父亲是个秀才，是一个普通的行政人员，但他觉得技术很重要，强调要学技术，强调‘工业救国’。”当时，潘际銮的大哥在浙江大学学电机工程，二哥则选择了土木工程，于是潘际銮决定选择攻读机械工程，“我想，多选一条道，这样全家哪个行业都有人，我们兄弟仨都是学工程，电机、土木、机械，正好就覆盖了工程的几个面。”
带着“要学技术、学工科”的理想方向，1944年9月，潘际銮入读西南联大机械系，也开始结识了霍秉权、孟广喆、陶葆楷、李辑祥等令他一生都印象深刻的优秀老师。
茶馆学风
相比起现在的学生读书爱“泡图书馆”，在潘际銮的记忆中，大部分联大人都是“泡茶馆”，只有很小一部分学生在图书馆学习。“因为图书馆很小，顶多可以坐两三百人，并且条件也不行，灯光不好，所以大部分人都是坐茶馆。”当时，茶馆遍布西南联大附近的凤翥街、文林街、府甬道、青云街等地。
被认为是“泡茶馆老手”的联大校友汪曾祺还曾专门写文章记录泡茶馆的经历，甚至认为自己的小说都是茶馆里泡出来的。据潘际銮描述，茶馆大多是当地老百姓为方便联大的学生而开设，“大家进去喝一杯茶就在里面坐半天，只收很少的费用，学生完全可以支付的，并且那里还有灯。一张桌子可以坐四个人，也可以坐两个人，坐下来就在那看书，也不跟谁说话，就跟图书馆一样。”
那时候的潘际銮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学习上，相比起其他需要自谋兼职赚取生活费的学生，潘际銮可以说是幸运的，“因为当时家里基本上还可以给点钱，但是确实会有很多人是因為没有钱了，很穷，就在外找点差事，像是去给当地的孩子当家庭教师、去电影院做翻译、帮人家打点小工等等，都有。”
对于吃饭，潘际銮的回忆是：八个人一桌，站着吃，没有板凳，一桌饭开出来没几个菜，大家围着吃就完了。“还算能吃得饱，但是吃得不好，比较艰苦，大家也不在乎，并没有说要挑吃好的，能吃饱饭能上课就是好事。”
但在战争年代，“能上课”也并非易事，当时，“日本飞机天天来，一是丢炸弹炸，还有就是用机关枪扫射，它飞得很低，一看见有人就扫射。”早在1938年9月，吴宓在日记中也有类似的描述：“是晨，日机九架轰炸昆明。初次。联大教职员学生所居住之西门外昆华师范，落弹最多。一楼全毁。幸教授皆逃出，仅损书物。死学生二人，由津来复学者。校役三人，又教职眷属二三人。”当年，潘际銮还未入学。
为躲避日本飞机，联大师生常常在上课的时候就要出来“跑警报”，民族蒙受耻辱的经历似乎更加坚定了联大学生以“抗日救国”为学习动力的决心。潘际銮回忆，联大学生参军的人数占了百分之十三，“没有名利思想，没有私心杂念，也没有浮躁情绪。当时我们的目标很清楚，就是学习好知识，为祖国做建设，所以既没有想着学哪个专业好，也不会想着将来怎么找职业，怎么升官，怎么发财，完全没有，因为我们要负担起国家兴亡的责任。”潘际銮觉得，西南联大学生的成长，这是其中很重要的原因。
学习制度宽松
“那时候一年级、二年级基本上不分班，当时是学分制，你选什么课就听那个老师的课。至于是哪个班哪个年级，并不在乎，也没有班主任，学生都是自由选课的状态。”据潘际銮描述，当时学校有一个选课的单子，学生需一步一步地往前学，包括必修课和选修课，修满100多个学分即可毕业。
但修满100多个学分却并非易事，“因为学校要求每年的课都得及格，不及格就不能往下学，学第一门不及格就不能学第二门，学第二门不及格就不能学第三门。考试的范围不一定是讲的范围，考的题也比较难，考下来往往不及格的有很多。拿工理科的基础课来说，像数学和物理每年都有三分之一的同学不及格。”
在高中时代，物理考试对于成绩优秀的潘际銮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但进入西南联的第一场考试却给这位“高考状元”来了个“下马威”。当时，物理教授霍秉权给潘际銮的考试打了个不及格。潘际銮也因此得了教训：“大学的要求和中学的要求不一样，中学的时候是老师讲什么你听懂了，老师讲的题目你都会了，那么你就及格了；到了大学，老师讲的你都听懂了，老师讲的题目也会了，但是不一定考得及格。因为它的难度很大，范围也很随意。”打那以后，潘际銮就要求自己要把学习内容搞得很清楚，把知识面学得很广很深，“所以我们那时候是老师引进门，学习在自己。” 但如果学不下去，转系在西南联大也是被允许的，“就是你的成绩基本还可以，比如机械系转土木系，土木系转电机系，或者文科转理科，理科转文科，都是可以转的。”当年，爱好诗歌与漫画的赵宝煦（后来成为政治学家）就从化工系转到了政治系。“转系之后还是学不下去就自动离开，但没有学校开除的情况。”
当年，潘际銮的一位舍友告诉他，自己已经在联大读了八年但还没毕业，对于舍友的话的真假，潘际銮终究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西南联大的毕业率其实很低，“八年来，进校的学生大概有8000人，毕业的只有3800多人，一部分是参军了，一部分是到解放区闹革命去了，一部分是家庭困难，自己出去做事去了，还有一部分人因为学习困难自己离开学校了。”
通才教育
“西南联大是强调基础课、强调通识教育的，一、二、三年级基本都是通识教育，学基础课，到了四年级的时候会讲一些专题。”潘际銮形容联大的教育是“通才教育为主，专识教育为辅”。“像是在我们系，一年级的时候除了學习本专业的基础课，就是数学和物理这些必修课以外，还必须要学中文、学英语，然后必须要学一门人文科学、一门社会科学。”
虽然强调通识教育，但对于选修，学生只需要完成最低学分标准即可。“比如说最少选16个学分，最多可以选32个学分，有的人学得快，有的人学得慢，天资好的可以多学一点，天资不够好的学少一点都可以，比较宽松。”
但对于基础课，联大的要求可以说是非常严格，除却考核严格外，联大的基础课全部由教授执教。像陈岱孙教经济概论、杨武之教微积分、闻一多教诗歌、冯友兰教中国哲学史、吴有训教普通物理，至今仍传为联大佳话。“大教授都在讲本科的课，特别是基础课，都是有名的教授讲，是全校最有名的顶级专家讲。”当年，潘际銮一年级物理课就由物理学专家周培源、霍秉权亲自授课。
直到四年级，潘际銮才开始接触到“专识教育”。当时，汽车工程、火车工程、焊接工程等都开设有专题课程。其中，里面一个“焊接工程”的专题课程就吸引了潘际銮，并因此成为其对焊接工程研究的启蒙。
难复制
“西南联大的校长本身就是教授，教务长、训导长、总务长是教授，五个学院的院长是教授，秘书长也是教授，没有行政人员，都是完全按照自己学校的规律办事，这就是教授治校，就是自己自主地办学。”潘际銮说。
在西南联大，教授可以说是学术的核心，《吴宓日记》中就曾记载吴宓给学生安排课程、选定教材一事：“星期一、三、五讲《文学与人生》，星期二、四、六授《第三年英文》，用吴经熊等编之《近代英文散文选》第三册为读本……”
其实，从1944年入学到1946年三校复原北返，潘际銮在联大学习的时间算起来也只有两年，但联大精神却让老人至今仍念念不忘。
曾经，在南昌大学当校长的十年里，潘际銮还想把联大的精神和教学方法运用到现在的大学教育中来，但效果却不尽人意。针对学生进入大学后学习散漫的现象，潘际銮曾试图模仿西南联大的学分制、滚动竞争制、淘汰制。起初，“会看到成效，不少学生学习紧张起来，去图书馆的人多了、用功读书的也都多起来了”。但教学改革终究也没能顺利进行，应对因考试不及格而拿不到毕业证的学生和家长就足以使潘际銮头疼，并且，弹性学制的不能实现也限制了这些制度的运用。
“我是很想应用的，但有些精神很难继承，体制和当时不一样。另外，在教学方面，学分制、弹性学制，现在也不行，比如像弹性学制可以五年毕业，六年毕业，现在也做不到。并且，现在我们学生的思想状况也和以前不一样，以前我们读书是想着怎么救国，现在的学生是想着读书怎么找到工作，工资高一点、待遇好一点，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几个不一样，让潘际銮觉得西南联大的精神很难复制。但在当校长期间，他还是把能用的尽量应用上来，“强调基础课，重视通识教育、强调勤奋学习，这些就用了，也有一些效果，但是不能完全按照西南联大那个做法，很难做到的。”
现在，潘际銮担任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会长已有十个年头，十年前从沈克琦（物理学家）手中接任时，他的初衷是宣传、传承西南联大的精神，“我希望大家能够逐步往这个方向走，比如说在教学制度方面，学分制、弹性学制能不能慢慢地运用起来，还有教学要求能不能严格起来。”
90岁的潘际銮几乎是西南联大校友会里最年轻的成员，“平均年龄也都95了，年纪低于90岁的校友基本没有了，90岁以上但能担任会长的也找不到人选。”迫于现实状况，潘际銮决定校友会将不再改选，但在他看来，坚决不能停的，是校友会的工作：传承西南联大精神。现在，潘际銮打算找一些年轻人来帮忙工作，熟悉联大精神的“联二代”、联大附中和附小的校友、研究西南联大历史的专家是他心目中的合适人选。
已到鲐背之年的潘际銮在近段时间里频繁在各种场合回忆往事，一遍又一遍地讲述起西南联大的那些人和事，似乎是在一点一滴地完成着传承西南联大精神的夙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