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1年12月30日，三班以小组为单位迎接元旦，我们三组包饺子吃。一组上次元旦包过饺子，这次便换了一样：杀鸡吃。头天就买了几只鸡放在宿舍里。没成想，到了五更天鸡就开始报晓了，把宿舍的人吵得睡不着。不知是谁终于忍不住，悄悄把鸡笼拎到门外来……
　　报晓家伙是公鸡里面的战斗鸡，报晓声时而高亢嘹亮、时而低回婉转，在楼道里无休无止。大家都被吵醒了，又气又恼，但在那个喜庆的日子里，气也气不得，恼也恼不得，于是几乎所有人都一致作出了最不应该的反应，像奥布浪斯基那样：《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的哥哥奥布浪斯基，当他妻子杜丽手拿透露他与家庭女教师有暧昧关系的信件，当面质问他的时候，他做出了一个最不应该的反应——笑了。也就是在那时，我真切地体验到了托尔斯泰的高超与精妙！开始大家都还只是捂在被子里笑，不知是谁没忍住，掀开了被子，立马引发了一场“大合笑”。那只战斗鸡以为听众在鼓掌呢，更来劲了。于是人鸡互动，共同演绎了一场“鸡鸣人笑震壁板”的戏。
　　这是入学后最靠近电影的经验之一，但与入学时的情景相比，就逊色多了。
　　当我从北师大的南门进来，脚一踏进院内，之前那种神往已久的感觉突然就成真了。我屏住气，一边抬头向上张望：我到电影里面来了！对面是图书馆，主楼与图书馆之间是好大的一个广场，广场里的花儿长得整整齐齐，鲜红得耀眼无比！跟《海港》里面的景色几乎一模一样！
　　我居然走进电影里面来了！这就是我上大学第一天的第一印象。
　　从电影里出来之后，我来到中文系办公室报到，辅导员是骆增秀老师，她带着我走了几个地方，三五下就办好了手续，直到我住进西南楼（现为学7楼）宿舍，她才离开。
　　当时的感觉特别棒，现在说出来有点特没出息的味儿：骆老师带我到食堂领了整个9月份的餐券：整整一大版，花花绿绿的，标明了日期和早餐、中餐、晚餐，一次撕下一小张，到食堂递给窗口里面的师傅，就能吃到热腾腾的饭菜了，菜里还有肉，真是吃个饱、吃个好。在农村，这就是神仙过的日子了。
　　除此之外，大学师生间的温暖更令人印象深刻。
　　同宿舍的张旭，他爸在故宫工作，开学的第一个周末，张旭拿来故宫参观券，全宿舍逛故宫，好不开心。
　　第一学期期末考试前，骆老师宣布了考试时间，交代了考试纪律，让我们复习期间要注意锻炼身体，最后还特别强调了一句：伙食不能节约，不能节约用来买书，要把十八元的生活费全用在吃上。直到现在，一想起那句强调，心里就涌起一股暖意。
　　翻开大学时的日记本，我发现里面记载了这样一段话：
　　“今天班长张文澍把补助的十元钱又送给我了。上次是寒衣费十五元，加上这次生活费，共补了二十五元了。班长还从女生那里拿了四斤粮票给我。在这里生活，时时处处都令人真心感动。要是不用心学习，不学出名堂来，真是问心有愧。努力！”
　　张文澍学习十分优秀，为大家服务十分真诚，像亲兄长那样关照同学。因此直到现在，同学聚会时大家都无一例外地称他为老班长。
　　当时，业余创作的风气比较盛行。非常难得的是：大家都很真诚地请同学批评自己的作品或应邀批评别人的作品。记得我有一篇小说曾“发表”在我们班的墙报上，没想到有一天老蔡很正式地对我说，你的小说语言要加强提炼，写生活不等于把农村那些粗俗的语言照搬到作品里来。他居然认认真真地看完了墙报上我的作品。
　　二
　　写小说毕竟是业余之事，专业学习才是正业。我们79级赶上了好时机：第一学期刚过，中文系的教学改革就正式启动了。
　　当时在讲台上讲话的老师，给我们的印象是数学不太好。因为专业基础课的课时和专业选修课的课时，都是两位数，那么全部培养方案一共是多少课时呢？“两个数字相加就是……”，他迟疑了一会儿，“就是两个数字之和吧”。下面顿时一片笑声：原来中文系学生的数学不好其来有自呀。会后才知道，那是童庆炳老师。后来我硕士论文答辩，童老师是主席；博士论文答辩，童老师是论文评审专家。
　　说到英语，这是我的软肋。1979年的高考，开始增设外语科目，但是成绩只按10%计入总分，像我这样压根不懂也没考过英语的人，班上不止一个。我与韦云翔就是难兄难弟，进的是慢班，从26个字母开始。我俩还找教英语的檀峥老师在周末补课，她非常耐心地为我们补发音、补语法。那时的老师，补课、辅导、布置作业、批改作业、讲评作业是常态。我在武大时，开过一门全校公选课，批改作业后，一位图书馆系的学生十分激动地说，“谢谢老师！我在高中时老师都没有像您这样给我批改作业”。其实，这只是延续了老师的做法而已。
　　启功先生特别注重授课问题，“凡是告诉人而人听不懂的，那就是自己也没有搞懂”。他并不认可苏联专家的“教学法”，“任何课都没有单纯的，不能把课分成什么‘分析课’‘组织课’‘提问课’等什么的”。先生特地讲到苏联专家如何示范上提问课：整整一堂课，专家都在那儿不断地、反复地用稍微变化的句式质疑小英雄雨来死了没有。把大家笑得个不亦乐乎。
　　除了课程设置本身，中文系对学生的要求，真正体现了爱之深、责之切。
　　给我们上元明清文学的李修生老师讲考试复习的问题，最后专门针对个别同学不学习光瞎玩的现象予以严厉的批评：“寄生虫哪朝哪代都有，在北京更有。我们今天的生活条件，不是那些人创造的。同样，无论哪朝哪代，都有奋斗的人。只剩下最后一年了，如果努力，有前三年的经验、基础，可以取得长足的进步；如果混，这一年也非常容易过去。总之，最后的一年是关键的一年，只要努力就能够夺魁！”
　　李老师还根据上次课堂作业情况，对全年级同学的水平下了一个评判：“最好的比头两届中最好的要差，最差的比头两届中最差的要好。”说得同学们都笑起来了。“只要努力，差的可以赶上好的；如不努力，好的可以落伍。关键就在于谁能下决心努力”。李老师的讲话，充满激情和号召力，在同学当中产生了相当大的震动，尤其是在女生中间，据说课后有人回到宿舍哭起来了。 　　毕业后再次见到李修生老师，是在2006年中大中文系举办的“纪念王季思、董每戡百年诞辰暨中国传统戏曲国际研讨会”上，李老师小声对我说：“还是要抓紧时间，做好学问。”我一直把李老师的这句话当作对我的鞭策。
　　三
　　上大学不仅走进了电影，更真刀真枪地参与过拍电影，回想起来，真是过瘾。
　　1981年，中文系79、80两个年级全体出动，扮演《知音》中反袁游行的大学生。到了国子监那里，先换装，穿上民国时的长袍后，大家彼此对视：换了模样，都认不出来了！一个个除了笑还是笑，然后我们拍了很多照片。以后的聚会，拿出来把玩的照片，肯定少不了那次的拍摄，它已然成为我们大学生活中的经典记忆了。
　　骑马赶来镇压学生的警察，是换了装的解放军战士。前几次试拍，马上马下的战士与学生都忍不住乐，导演急坏了，嗓子几乎喊破了。后来就越拍越像，个别学生用手上的小旗杆戳警察的力道大了一些，挨上的马棒也有比较实在的。
　　大学期间的班级活动，印象最深的首推1980年全班游览八达岭的情形。听说班长张文澍很早就计划搞一次春游，联系专车，一天跑两个地方：八达岭和十三陵；后来变了，因为专车不愿去八达岭，担心翻车。于是就决定去西直门坐火车上八达岭，十三陵先放一放。全班44人，去了30人，除了后来拍毕业照，这是人数最整齐的一次班级活动了。说印象深，除了因为“不到长城非好汉”，还有一层意思：那些天，每到周六下午，都是漫天风沙，可到了周日，就只有风而无沙了，真是天公作美啊，那天的照片也成了日后的经典记忆。
　　四年间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很多，1982年有个全校“青春诗歌朗诵会”。开场第一个节目，是外语系79级俄语专业的集体朗诵，那个男领诵的声音，厚实、雄壮、圆润，简直就是一级播音员，他一开口就把全场震住了。
　　获得全场最热烈掌声的节目，是教育系朗诵屠格涅夫的《门槛》。当时全校78级都在等待分配方案的出台，79级一年后也会如此。大家的激情、勇气与豪气，在那一刻全被激发出来了。他俩的朗诵结束时，掌声持续了很长时间。
　　毕业离校那天，我与二班的老乡李道荣，同坐从北京开往武汉的37次特快，前往现在的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报到。在站台上与送行的同学话别时，大家都显得很平静，其实感伤远远超过了即将跨越“门槛”的兴奋，迎接人生新历程的第一道“坎”，竟是面对告别，内心涩涩的。此后的一切，都是从北师大开始的，那里的同学和老师，那里的一切，都是生命中的一部分：好好珍惜。
　　列车开动的时刻——1983年7月16日18点15分。
　　【王坤，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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