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媒介和媒材的绵竹年画
　　从本质上讲，绵竹年画是一种生活媒介。就如十九世纪的印象派也是把油画当成了一种媒介。所以，刘竹梅的“新年画实验”（姑且如此定义），在这个类比的意义上说，看待她的绘画要有一个转换：首先，要把绘画本身当成一个媒介;第二，绘画的确是和“绵竹年画”传统精神相关联的。但这个关联究竟在哪些方面呢？绝大部分的人将其称之为“新派绵竹年画”，其依据是她采用了绵竹年画的一些传统经典技术，或者她供职于绵竹年画博物馆？但我以为仅这些是很肤浅的。刘竹梅的绘画体现了传统年画作为一个特定的生活媒介的基本价值，最终落脚到艺术家个人心境的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国印象派对油画的转换也是在这个点上。
　　个人的心性、个体生命的情感表达，只是运用了“填水脚”（绵竹年画的一种艺术形式）这种媒材。大多数人有意无意把这个媒材和过去的传统思维联系起来。这种联系的必然性在哪里？依据在哪里？现在看来它已经是不成立的了，将过去的生活形式继承到现代的艺术创作里面来，有意识地还保留着有古老线索的地方，强化民间艺术作为媒材的“东方性”，其实这个东方性已经很虚构了。
　　刘竹梅选择年画作为一种媒材，主要是作为个人精神生命的情感表达，不再是作为一个民间文化传统的内在部分。这个传统在今天现代性的背景下，本身就需要转换，否则绵竹年画的现代性这个问题就不成立了。在印象派时代，法国的艺术家并没有考虑所谓的法国方式，或法国民族性。那么，刘竹梅考虑的是什么呢？我認为是现代生活艺术与传统生活艺术在呈现人的生命情感方面上的差异性，而不是从单纯的传统来看待这些。今天定位的“非物质遗产文化”正好把意识形态民族性的情结带到了艺术中来，本来艺术是应该破除这种情节的，这是一个根本的错误。于是受到前现代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的束缚，于是才有人定格刘竹梅是“新绵竹年画”，这种所谓的传统艺术当代化的“中国经验”。这显然存在着一个悖论问题：一方面自我检讨（相对于现代）、自我矮化（相对于传统），妄图参照当代艺术模式（更多的是商业模式）改造自己，另一方面却拿国粹精神来强化这种“拿来主义”。其实这个标签的背后充满了一种政治话语的野心——被政治话语权绑架，使民间艺术的现代性发展隐含了很深的政治意识形态。
　　新实验的历史性传承
　　从这个问题来看，刘竹梅的“新年画实验”保持在表象的层面，她只是将绵竹年画实用现实主义的绘制风格做了转移，这是第一点;第二，她彰显了艺术家作为个体生命的精神性，如果没有这种精神性，这种转换也只是表面上的。现在绵竹年画的大多数创作者在媒材的选择上花样百出。她认为绵竹年画艺术要再生的话，只有回到艺术家的个体生命情感中，即“我究竟要用这个来表达什么”的问题上来！至于材料方式的选择，也是要根据情感表达的需要来决定。当然，媒介的选择与艺术家的专业训练有关系。
　　对于传统绵竹年画的当代语境，几乎没有人像刘竹梅这样思考问题，只要那些表面的、形式化的东西能够流通、进入巿场，大家也就认为够了。这样的态度对年画的未来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它没有建构的意义。如果艺术家不从文化角度、历史脉络，不从内心深处去思考传统艺术语言的转向，那么这门传统艺术只能走向形式主义的死胡同。作为一名从民间艺术传承中走出来的艺术家，刘竹梅把自己的年画语言作为立足之本，从而建构起一种新的媒材与艺术思考的当代关系，进入到当代文化思想，完全不同于过去“单纯生活媒介”的新语境了。
　　她的实验还在路上
　　今天的中国当代艺术被莫名其妙的乐观主义态度怂恿，充满着一种恶性膨胀的喧嚣，致使源于传承的艺术，如中国水墨，为了标榜自己的当代性，纷纷走向一种虚幻的、风风火火的辉煌——也许更主要的是市场方面。它掩盖了精神层面的言路，这是一种无知的兴奋。在与传统语境相连的文化背景下，刘竹梅的当代实验实际上是艰难的。作为走向超现实主义道路上的她，箱子里装的却是不堪重负的婴儿（这是一个隐喻——婴儿是一种不成熟的暗示），她试图构成一种新语言上的预示。至少她的艺术观点和态度是反对伪前卫艺术的，在传统与前卫的双面夹击下，捍卫自己的独立人格与文化批判的精神——这正好是当代精神的更义;无需在形形色色利益诱惑与人际因素的羁绊中退缩。尤其是在政府倡导下的文化创意产业，让绵竹年画存在着传承艺术线索的东西，被彻彻底底的经济利益绑架，连挣扎的力气也没有。在刘竹梅看来，这种被劫持的绑架状态完全就是自欺欺人。
　　她的绘画工作像一个勤于劳作的农夫（尽管近年视力严重受损），根植于踏踏实实的创作结果和沉静的思考，只是没有进行学术梳理，没有找到恰当的词汇来定义她的绘画语言。也许我们目前只能把它划为“异类”，不过，未见命名的“异类”指称，反而具有一种隐匿性的力量，让人精神振奋、探索不断，蕴含着无限的生机。
　　“文化”这个词源于拉丁语，它的意思是“人对心灵的耕耘”，而耕耘的词根又是人在自然面前的劳作。从媒介和媒材来看，绵竹年画是十分古老的，能够传承至今则是因为它的本质是生活媒介。但它至今没有在视觉图式上完成革命性过渡，也没有几个人去思考它究竟与当代文化、生活方式有多大关联，它仅是被搁置的文化符码。从这个角度讲，刘竹梅的实验是孤独的，她自始至终在努力建构传承艺术的文脉关系与当代精神的现代性诉求。我个人认为：当她把它“还原”到生活媒介物性本身来关照时，它就像老树开新花一样焕发新生。
　　不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绵竹年画从物性的角度来看，都是一种中国地方性传统的媒介。以后是否一定要在汉语文化的语境中来思考文化上的问题，或者生存状态，是不是要建立在一种人类性的大文化背景下，也许，春天的风暖花开，夏天的星月繁茂，秋天的果实硕硕，冬天的天籁俱寂会告知我们答案。刘竹梅的精神语境里没有那么多的附加东西，如时代和血统之间的隔膜、界限、防备等。她的创作让她自己，还有我们去思考生活艺术的基点可以站在哪儿，怎样才能创作出真正有内在生命力的、价值不菲的艺术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