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从孙中山1905年成立同盟会伊始，到新中国成立，在四十余年艰苦卓绝的建立新中国的过程中，南洋华侨都在关键时刻提供了强大的经济支援，为新中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许多爱国华侨在党的号召下纷纷回国，投身到祖国的建设中。在这些爱国华侨中，有一对父子格外引人注目，他们广受海内外侨胞的爱戴，将他们全部家产和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祖国。他们就是曾分别担任中国侨联第二届、第四届主席的庄希泉、庄炎林父子。
因为年轻时养成的酷爱运动的习惯，今年90岁的庄炎林老先生身体健康、耳聪目明、思维敏捷。建党90周年之际，也是庄炎林入党71周年。回顾自己一生的足迹，16岁时在上海参加童子军抗日战时服务团，17岁在广西参加抗日学生军，19岁入党，先后在广西、广东和上海于白色恐怖时期秘密从事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在福建侨乡工作多年，53岁任中国驻坦桑尼亚经济代表，负责几十个经援项目，包括修建坦赞铁路，57岁主管旅游事业，引进外资建设我国第一批合资饭店，60岁负责侨务工作，现以90岁高龄活跃在海内外侨界……一生为新中国的创建和成长鞠躬尽瘁，庄炎林对祖国有着难以言说的深切感情。而其父庄希泉和母亲余佩皋，更是以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抒写了一代侨领的爱国情怀。
祖国危难之时挺身而出
为革命倾家荡产历艰险
庄希泉出生于福建厦门虎头山下一户家境殷实的经商人家。19岁时被父亲送到自家在上海开设的“庄春成”商号学习经商。在那里，他结识了一群追随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革命人士，并深受革命思潮的影响。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上海成立军政府。“财用急如星火，筹款难于登天”，资金成为军政府面临的最头疼的问题。在当时财政总长沈缦云的大力推荐下，年仅23岁、被沈缦云评价为“精明稳重、有经商头脑，又极富革命热情”的庄希泉肩负重任，只身带领六名工作人员下南洋筹款。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庄希泉凭借过人的胆识和优秀的口才，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筹款几百万大洋，不但提前超额完成任务，也由此结识了很多爱国华侨。一路上，身边的六名工作人员或投亲靠友在外谋生，或沉溺于国外的纸醉金迷趁势开溜，最后，只有庄希泉一人回国复命，将为革命所筹巨款如数交给军政府。
1912年4月，辛亥革命果实为袁世凯窃取，孙中山被迫辞去大总统职务，并着手开始实业救国的工作，在上海创办中华实业银行。庄希泉再次临危受命，二下南洋负责发行中华实业银行的股票。不到三个月，成功超额募股600万元。
孙中山讨袁失败后，被迫再度流亡日本。之后，沈缦云被袁世凯的特务投毒暗杀，庄希泉被迫前往新加坡。在那里，他的经商天赋得到发挥，很快发展成为当地颇有名望的实业家。有了经济实力后，庄希泉萌生了教育救国的想法，打算在新加坡创办一所华侨学校。他联系了当地几位华侨，并聘请了出身苏州书香门第、一直致力于女子教育的余佩皋担任校长，于1917年创办了“新加坡南洋女子学校”（后改名南洋女子中学，至今还在，为新加坡名校）。在共同奋斗中，两人感情日渐深厚，结为伉俪。
1917年，因为对抗英殖民政府对于华侨办学校的教育苛例，庄希泉被捕入狱。但他不畏强权，一纸诉状将新马总督政府告上了英国枢密院。虽然官司打赢获释，但不久，英殖民当局又以莫须有的罪名再次抓捕庄希泉入狱，并宣判“永远驱逐出境”。
庄希泉、余佩皋夫妇辗转回到国内后，在厦门创办了“厦南女子师范学校”（后改名“厦南女子中学”），同时继续积极投身革命，夫妇两人双双加入了孙中山倡导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并均任福建省临时省党部执行委员。厦南女中和他们的家也成为活动的重要据点。1921年，他们的儿子庄炎林出生了。
1934年，余佩皋因为常年为兴办教育和革命事业奔波积劳成疾，患上升性脊髓炎不幸去世，年仅46岁。这时候，他们唯一的儿子庄炎林只有13岁。
1937年，庄炎林加入了上海童子军抗日战时服务团，1938年，加入广西抗日学生军，1939年，开赴桂南前线，1940年在桂林入党。
1942年，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中共广西地下党遭到破坏，经济上陷入极度困难状态。时任广西大学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省委交通联络员的庄炎林为了帮助地下党渡过难关，在和父亲商量后，决定冒险回到被日寇占领的香港，变卖多年积攒下来寄存在朋友家的20箱家产。经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批准后，庄希泉、庄炎林父子和柳州地区党委负责人梁林等7人，一路艰辛徒步跋山涉水辗转经广州湾到澳门。由于庄希泉目标太大，由庄炎林和张应麟等3人潜入香港，在朋友的帮助下，将20个箱子突破重重封锁线运出，变卖后帮助地下组织渡过了难关。
新中国成立之前，庄希泉受周恩来之托，作为中共中央特使前往新加坡动员邀请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回国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共同建设新中国。陈嘉庚欣然接受了庄希泉的建议，应邀于1949年5月回国，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庄希泉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庄希泉在南洋华侨中有着崇高的威望，不仅因为他为人正直守信，性格刚毅，更因为其尽一生之力报效祖国，不畏艰难险阻，无半点私心杂念，令人钦佩。
继承父母之志求真理
兴建合资饭店忍辱负重
庄炎林从小耳濡目染，受父母爱国思想影响，小小年纪便有了革命救国追求真理的抱负。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庄炎林在上海白色恐怖的艰险环境里担任地下党《上海人民报》总编辑和上海各界人民团体联合会秘书处负责人。上海解放后，他负责招收上海知识青年随军南下服务团南下福建，在福建省负责过青年工作、体育工作和地方党政工作。1974年调外经部后被派往非洲担任中国驻坦桑尼亚的经济代表，负责几十个经援项目，包括最大的坦赞铁路项目。
1978年，庄炎林出任新成立的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总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当时，尘封多年的国门打开，隔绝已久的侨胞和港、澳、台同胞回乡探亲人潮汹涌，外国旅游者也纷至沓来，当年全国旅游入境人数达180多万人，是以往20年的总和。但北京当时仅有七家涉外饭店，床位5200张，而实际用于旅游接待够标准的仅1000张左右，游客住宿成了令人头疼的问题。有时不得不把游客送到天津甚至南京去住。1979年，美国提出17万人来华旅游，因为无法解决住宿问题，有关部门答应只能来两万人。酒店发展的滞后，成了整个旅游业的瓶颈。庄炎林意识到，建设高档旅游饭店已势在必行，可是对于刚从十年浩劫中走出来的中国来说，这件事无异于天方夜谭。
庄炎林提出，海内外的侨胞手中有大量游资，很多人也有意投资，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但缺乏政策的支持。
1978年，国务院副总理谷牧、陈慕华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牵头成立了一个特殊的领导小组——“利用侨资、外资建设旅游饭店领导小组”。领导小组设办公室，由中国旅游总局局长卢绪章兼主任，副局长庄炎林兼常务副主任。
第一批作为引进外资的大、中、小三个试点项目被批下来了：长城饭店（8000万美元）、建国饭店（2000万美元）、中国航空食品公司（100万美元）。其中长城和建国两个饭店项目就是由庄炎林负责主持论证、谈判直至签约、建设的。这中间，庄炎林顶着巨大的压力。庄老回忆说，当时人们所争论的不只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甚至上升到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问题。有人说，让外国的资本家到北京的土地上来建设饭店、管理饭店是丢中国人的脸。
在国务院专门召开的常务会议上，反对者认为贷款建设建国饭店22年都还不清本息，还要欠债两万美元。而庄炎林拿出经专家研究论证的依据：快则六七年，慢则八九年，不仅能还清本息还能赚一个建国饭店。
没有先例，没有“合资法”，无任何条文可遵循，双方争执不下，最后报到党中央、国务院最高领导层，经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和国务院正副总理共16人圈阅审批，终于一锤定音：“建，作为试点，成功了推广，不成功就这一个！”
建国饭店于1980年6月破土动工，1982年4月落成，仅用了22个月。1年后，建国饭店盈利150多万元。之后又是一路凯歌，第二年盈利400万，第三年盈利800万，第四年盈利1500多万，不到五年还清本息，十年所得利税相当于7.8个建国饭店的投资。建国饭店成为吸引外商来中国投资的样板。
兆龙饭店的建设也颇费周折，当时世界船王包玉刚表示愿意无偿捐资1000万美元为祖国建设一个饭店。他的要求只有一个，希望饭店命名为“兆龙饭店”，为了纪念他的老父亲包兆龙。庄炎林认为可以同意，他说：“福建、广东的华侨捐赠学校、医院，用自己的名字或亲属的名字很多，这对我们国家有利、人民有利。为什么不可以？”但是这件事又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被称为“替资本家树碑立传”。庄炎林给邓小平打了报告，邓小平回复同意命名“兆龙饭店”，并亲自题写了饭店名。兆龙饭店举行开业典礼时，邓小平还亲自前往剪彩，这也是他老人家唯一的为中外合资饭店开业剪彩。
虽然建合资饭店得到了党中央的大力支持，但庄炎林仍然面临着重重阻碍。1983年，正在主持中外合资丽都假日饭店建设工作的庄炎林，被一纸匿名信推到被审查的位置上。信中说庄炎林主持的丽都饭店的合资过程中，外方未出一块钱，中方损失了几千万美元。
匿名信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一支检查队伍很快进驻“丽都”。经过1年多的调查，终于弄清了事实真相：新加坡籍华人企业家罗新权为完成父母遗愿，想在北京投巨资建造一座亚洲规模最大，集旅馆、公寓、办公楼、超级市场、体育俱乐部、幼儿园和外国人子弟学校等设施为一体的综合性大饭店，条件为土地、市政配套由中方解决，其余全部由外方投资，建成后的营业利润按中方20%、外方80%分配，外方负责还本付息，合营15年后饭店归中方所有。这个条件贯彻执行了互惠互利的原则，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对中方都非常有利。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第二封告状信很快又冒了出来，这次是告庄炎林“编造假账，欺骗中央”。
为彻底搞清“丽都”的问题，中央又派出了一支高规格的检查组。看到这个架势，许多人害怕了，施工单位不敢继续施工，合作单位要求散伙，外方投资人认为中国政策不稳定，情愿把已投入的1000万美元送给国家，打道回府。最终，庄炎林用自己的坦荡襟怀和忍辱负重的精神感动了外方，在庄炎林的说服下，经有关方面支持，工程最终得以继续施工。经过长时间的调查，调查组最后宣布：对庄炎林的告状纯属子虚乌有。值得一提的是，自1978年〜1988年，庄炎林兼任了10年丽都饭店董事长，从未拿过一元工资或补贴。
1989年，庄炎林当选第四届全国侨联主席，其间，他促成侨联作为政协组成单位，可以搞经济工作，并广泛联系海外侨胞和社团，大量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开创了侨联工作的新局面。
老骥为兴华 昂首行万里
深受父辈的影响，庄炎林对于华侨有着深厚感情，海内外很多侨胞都是他们父子的至交。后来，庄炎林长期在福建侨乡、中国旅游总局、国务院侨办和全国侨联工作，与国内外侨胞接触甚广，为广大侨胞投身祖国的建设起到了重要的纽带和促进作用，深受海内外侨胞的尊重。他说，凡是有海水的地方都有华侨，而远离家乡的海外赤子最深的感受是：只有祖国富强，他们的腰杆才能硬。我们加强同海外华侨华人的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可以在经济建设、和平统一以及对外友好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现在，耄耆之年的庄炎林依然活跃在广大侨胞中间，继续为振兴中华作贡献，并担任以他父亲名字命名的“庄希泉基金会”主席。正如他所作的一首《九秩抒怀》所述：“年方九十身不惫，再献绵薄尚能为。兴国富民当尽力，往事俱已来可追。”
（编辑 王文娜）
wangwenna@yeah.net
因为年轻时养成的酷爱运动的习惯，今年90岁的庄炎林老先生身体健康、耳聪目明、思维敏捷。建党90周年之际，也是庄炎林入党71周年。回顾自己一生的足迹，16岁时在上海参加童子军抗日战时服务团，17岁在广西参加抗日学生军，19岁入党，先后在广西、广东和上海于白色恐怖时期秘密从事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在福建侨乡工作多年，53岁任中国驻坦桑尼亚经济代表，负责几十个经援项目，包括修建坦赞铁路，57岁主管旅游事业，引进外资建设我国第一批合资饭店，60岁负责侨务工作，现以90岁高龄活跃在海内外侨界……一生为新中国的创建和成长鞠躬尽瘁，庄炎林对祖国有着难以言说的深切感情。而其父庄希泉和母亲余佩皋，更是以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抒写了一代侨领的爱国情怀。
祖国危难之时挺身而出
为革命倾家荡产历艰险
庄希泉出生于福建厦门虎头山下一户家境殷实的经商人家。19岁时被父亲送到自家在上海开设的“庄春成”商号学习经商。在那里，他结识了一群追随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革命人士，并深受革命思潮的影响。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上海成立军政府。“财用急如星火，筹款难于登天”，资金成为军政府面临的最头疼的问题。在当时财政总长沈缦云的大力推荐下，年仅23岁、被沈缦云评价为“精明稳重、有经商头脑，又极富革命热情”的庄希泉肩负重任，只身带领六名工作人员下南洋筹款。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庄希泉凭借过人的胆识和优秀的口才，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筹款几百万大洋，不但提前超额完成任务，也由此结识了很多爱国华侨。一路上，身边的六名工作人员或投亲靠友在外谋生，或沉溺于国外的纸醉金迷趁势开溜，最后，只有庄希泉一人回国复命，将为革命所筹巨款如数交给军政府。
1912年4月，辛亥革命果实为袁世凯窃取，孙中山被迫辞去大总统职务，并着手开始实业救国的工作，在上海创办中华实业银行。庄希泉再次临危受命，二下南洋负责发行中华实业银行的股票。不到三个月，成功超额募股600万元。
孙中山讨袁失败后，被迫再度流亡日本。之后，沈缦云被袁世凯的特务投毒暗杀，庄希泉被迫前往新加坡。在那里，他的经商天赋得到发挥，很快发展成为当地颇有名望的实业家。有了经济实力后，庄希泉萌生了教育救国的想法，打算在新加坡创办一所华侨学校。他联系了当地几位华侨，并聘请了出身苏州书香门第、一直致力于女子教育的余佩皋担任校长，于1917年创办了“新加坡南洋女子学校”（后改名南洋女子中学，至今还在，为新加坡名校）。在共同奋斗中，两人感情日渐深厚，结为伉俪。
1917年，因为对抗英殖民政府对于华侨办学校的教育苛例，庄希泉被捕入狱。但他不畏强权，一纸诉状将新马总督政府告上了英国枢密院。虽然官司打赢获释，但不久，英殖民当局又以莫须有的罪名再次抓捕庄希泉入狱，并宣判“永远驱逐出境”。
庄希泉、余佩皋夫妇辗转回到国内后，在厦门创办了“厦南女子师范学校”（后改名“厦南女子中学”），同时继续积极投身革命，夫妇两人双双加入了孙中山倡导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并均任福建省临时省党部执行委员。厦南女中和他们的家也成为活动的重要据点。1921年，他们的儿子庄炎林出生了。
1934年，余佩皋因为常年为兴办教育和革命事业奔波积劳成疾，患上升性脊髓炎不幸去世，年仅46岁。这时候，他们唯一的儿子庄炎林只有13岁。
1937年，庄炎林加入了上海童子军抗日战时服务团，1938年，加入广西抗日学生军，1939年，开赴桂南前线，1940年在桂林入党。
1942年，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中共广西地下党遭到破坏，经济上陷入极度困难状态。时任广西大学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省委交通联络员的庄炎林为了帮助地下党渡过难关，在和父亲商量后，决定冒险回到被日寇占领的香港，变卖多年积攒下来寄存在朋友家的20箱家产。经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批准后，庄希泉、庄炎林父子和柳州地区党委负责人梁林等7人，一路艰辛徒步跋山涉水辗转经广州湾到澳门。由于庄希泉目标太大，由庄炎林和张应麟等3人潜入香港，在朋友的帮助下，将20个箱子突破重重封锁线运出，变卖后帮助地下组织渡过了难关。
新中国成立之前，庄希泉受周恩来之托，作为中共中央特使前往新加坡动员邀请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回国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共同建设新中国。陈嘉庚欣然接受了庄希泉的建议，应邀于1949年5月回国，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庄希泉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庄希泉在南洋华侨中有着崇高的威望，不仅因为他为人正直守信，性格刚毅，更因为其尽一生之力报效祖国，不畏艰难险阻，无半点私心杂念，令人钦佩。
继承父母之志求真理
兴建合资饭店忍辱负重
庄炎林从小耳濡目染，受父母爱国思想影响，小小年纪便有了革命救国追求真理的抱负。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庄炎林在上海白色恐怖的艰险环境里担任地下党《上海人民报》总编辑和上海各界人民团体联合会秘书处负责人。上海解放后，他负责招收上海知识青年随军南下服务团南下福建，在福建省负责过青年工作、体育工作和地方党政工作。1974年调外经部后被派往非洲担任中国驻坦桑尼亚的经济代表，负责几十个经援项目，包括最大的坦赞铁路项目。
1978年，庄炎林出任新成立的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总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当时，尘封多年的国门打开，隔绝已久的侨胞和港、澳、台同胞回乡探亲人潮汹涌，外国旅游者也纷至沓来，当年全国旅游入境人数达180多万人，是以往20年的总和。但北京当时仅有七家涉外饭店，床位5200张，而实际用于旅游接待够标准的仅1000张左右，游客住宿成了令人头疼的问题。有时不得不把游客送到天津甚至南京去住。1979年，美国提出17万人来华旅游，因为无法解决住宿问题，有关部门答应只能来两万人。酒店发展的滞后，成了整个旅游业的瓶颈。庄炎林意识到，建设高档旅游饭店已势在必行，可是对于刚从十年浩劫中走出来的中国来说，这件事无异于天方夜谭。
庄炎林提出，海内外的侨胞手中有大量游资，很多人也有意投资，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但缺乏政策的支持。
1978年，国务院副总理谷牧、陈慕华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牵头成立了一个特殊的领导小组——“利用侨资、外资建设旅游饭店领导小组”。领导小组设办公室，由中国旅游总局局长卢绪章兼主任，副局长庄炎林兼常务副主任。
第一批作为引进外资的大、中、小三个试点项目被批下来了：长城饭店（8000万美元）、建国饭店（2000万美元）、中国航空食品公司（100万美元）。其中长城和建国两个饭店项目就是由庄炎林负责主持论证、谈判直至签约、建设的。这中间，庄炎林顶着巨大的压力。庄老回忆说，当时人们所争论的不只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甚至上升到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问题。有人说，让外国的资本家到北京的土地上来建设饭店、管理饭店是丢中国人的脸。
在国务院专门召开的常务会议上，反对者认为贷款建设建国饭店22年都还不清本息，还要欠债两万美元。而庄炎林拿出经专家研究论证的依据：快则六七年，慢则八九年，不仅能还清本息还能赚一个建国饭店。
没有先例，没有“合资法”，无任何条文可遵循，双方争执不下，最后报到党中央、国务院最高领导层，经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和国务院正副总理共16人圈阅审批，终于一锤定音：“建，作为试点，成功了推广，不成功就这一个！”
建国饭店于1980年6月破土动工，1982年4月落成，仅用了22个月。1年后，建国饭店盈利150多万元。之后又是一路凯歌，第二年盈利400万，第三年盈利800万，第四年盈利1500多万，不到五年还清本息，十年所得利税相当于7.8个建国饭店的投资。建国饭店成为吸引外商来中国投资的样板。
兆龙饭店的建设也颇费周折，当时世界船王包玉刚表示愿意无偿捐资1000万美元为祖国建设一个饭店。他的要求只有一个，希望饭店命名为“兆龙饭店”，为了纪念他的老父亲包兆龙。庄炎林认为可以同意，他说：“福建、广东的华侨捐赠学校、医院，用自己的名字或亲属的名字很多，这对我们国家有利、人民有利。为什么不可以？”但是这件事又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被称为“替资本家树碑立传”。庄炎林给邓小平打了报告，邓小平回复同意命名“兆龙饭店”，并亲自题写了饭店名。兆龙饭店举行开业典礼时，邓小平还亲自前往剪彩，这也是他老人家唯一的为中外合资饭店开业剪彩。
虽然建合资饭店得到了党中央的大力支持，但庄炎林仍然面临着重重阻碍。1983年，正在主持中外合资丽都假日饭店建设工作的庄炎林，被一纸匿名信推到被审查的位置上。信中说庄炎林主持的丽都饭店的合资过程中，外方未出一块钱，中方损失了几千万美元。
匿名信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一支检查队伍很快进驻“丽都”。经过1年多的调查，终于弄清了事实真相：新加坡籍华人企业家罗新权为完成父母遗愿，想在北京投巨资建造一座亚洲规模最大，集旅馆、公寓、办公楼、超级市场、体育俱乐部、幼儿园和外国人子弟学校等设施为一体的综合性大饭店，条件为土地、市政配套由中方解决，其余全部由外方投资，建成后的营业利润按中方20%、外方80%分配，外方负责还本付息，合营15年后饭店归中方所有。这个条件贯彻执行了互惠互利的原则，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对中方都非常有利。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第二封告状信很快又冒了出来，这次是告庄炎林“编造假账，欺骗中央”。
为彻底搞清“丽都”的问题，中央又派出了一支高规格的检查组。看到这个架势，许多人害怕了，施工单位不敢继续施工，合作单位要求散伙，外方投资人认为中国政策不稳定，情愿把已投入的1000万美元送给国家，打道回府。最终，庄炎林用自己的坦荡襟怀和忍辱负重的精神感动了外方，在庄炎林的说服下，经有关方面支持，工程最终得以继续施工。经过长时间的调查，调查组最后宣布：对庄炎林的告状纯属子虚乌有。值得一提的是，自1978年〜1988年，庄炎林兼任了10年丽都饭店董事长，从未拿过一元工资或补贴。
1989年，庄炎林当选第四届全国侨联主席，其间，他促成侨联作为政协组成单位，可以搞经济工作，并广泛联系海外侨胞和社团，大量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开创了侨联工作的新局面。
老骥为兴华 昂首行万里
深受父辈的影响，庄炎林对于华侨有着深厚感情，海内外很多侨胞都是他们父子的至交。后来，庄炎林长期在福建侨乡、中国旅游总局、国务院侨办和全国侨联工作，与国内外侨胞接触甚广，为广大侨胞投身祖国的建设起到了重要的纽带和促进作用，深受海内外侨胞的尊重。他说，凡是有海水的地方都有华侨，而远离家乡的海外赤子最深的感受是：只有祖国富强，他们的腰杆才能硬。我们加强同海外华侨华人的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可以在经济建设、和平统一以及对外友好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现在，耄耆之年的庄炎林依然活跃在广大侨胞中间，继续为振兴中华作贡献，并担任以他父亲名字命名的“庄希泉基金会”主席。正如他所作的一首《九秩抒怀》所述：“年方九十身不惫，再献绵薄尚能为。兴国富民当尽力，往事俱已来可追。”
（编辑 王文娜）
wangwenna@yeah.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