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高宗武 著 夏侯叙五 整理 注释
我记得我第一次所办的对日具体交涉，比较重要的是对满洲伪国通邮交涉。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政府封锁对“满洲国”的通信事务，塘沽协定后，中日双方谅解在停战相当期间内，中日两国应开始商谈关于对“满洲国”的交通通信事件。当时黄郛任华北五省政务委员会委员长，这个委员会的成立，可以说是完全对付日本人的。日本在那时候虽然刚拿到东北四省，但第二步就要圈定他在华北的势力范围，所以中国政府在华北设立一个大规模的地方机关应付它。那时华北地方事件的外交本来大部分由华北当局就地办理，当然以黄郛为中心，无奈黄氏所经办的通车事件，被国民攻击得体无完肤，因为中国人民十分反对政府当时的抚慰政策，黄郛个人因此也很受攻击。所以这第二件即与“满洲国”通邮事，黄郛不肯再经手办理，请中央派员主持。中央以为过去的关内外通车事件办得不甚圆满，政府为此受到舆论攻击，所以这一次也有意由中央派人负责办理比较妥当一点，这是他们几位要人在庐山会议时决定的。
有一天下午大约四点钟的样子，我有一位朋友郭心崧君〔1〕来看我，他说：“他们在庐山会议决定，通邮的问题是不能再拖下去了，大家的意思，要请你去主持。这本来是吃力不讨好的事，但国家的事总要有人去干的，大家以为你最相适应，所以今天特来征求你的同意，切莫推辞。”我当时对日本的事情虽然相当注意，但对于实际上的与日本交涉，可谓是一年级的学生，一点经验也没有，关于邮政的事务，更是一点也不懂，同时这吃力不讨好的事我若去干，或者因此送命，也未可知，所以十分犹豫，请他另请高明。郭说：“这是他们在庐山会议秘密决定的，你若不愿意的话，你最好向他们去说。至于邮政事务不懂，并不成问题，邮政局的事务人员你尽可调用好了。实际上我们并不是要你去办技术事务的。”我答应考虑几天再回答他。后来我和许多朋友及前辈商量，大家都主张我去干，他们说吃力的事也必须去尝试一下。我接受了朋友们的意见。
因为当时有一部分舆论的反对，所以这次交涉不能不在秘密中进行。我记得我于1934年9月24日由南京秘密赴北平，当时我和邮局内一位邮务长余君〔2〕以及几位随员同去的。政府给我的训令最重要的一点，是要避免有承认满洲伪国的嫌疑，换言之，在不承认“满洲国”的原则之下，与“满洲国”进行通邮交涉。说起来，这是有点滑稽，一方面说我不承认你，一方面又派人来和你商量通信，只从这两点上看，这篇文章就不是好作的。在法律上不承认他，在实际上又派人和他商量通信的办法，这总是有点不好办。我在接受命令的时候，倒没有什么，以为总可相机应付，后来一路在火车上静思默考，总觉得有点想不通，难以自处，因为这个问题在理论上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然而命令已经领受了，事体非办不可，政府有政府的方针，当局有他的苦心，我呢，也有我的牺牲精神。所以火车一到北平，我就不管理论通不通，只求在事实上做得通和事体的整个解决。
到了北平之后，首先去看望华北五省政委会黄委员长。他本来是和我相熟的，我很直率的告诉他，我此来人地生疏，同时于对日交涉毫无经验，和日本谈判，即使是有经验的人也要上当，请多加帮助和指导。他答道：只要是办得到的事，一定帮助。对我表示十分的好感和殷勤。
这通邮问题本来可以说是很小的一件事，因为邮政上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重大问题，但是从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环境来看，又可以说是很要紧的一件事，因为一旦处置不当，小则事体本身不得解决，大则可影响到整个政府，因为当时社会上有一部分人对政府的抚慰政策不谅解，非常反对。我临行时，当时的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氏再三再四地吩咐我，有事要直接向他请示，关于邮政技术问题，可向交通部和邮政总局商量。日本方面呢？真正负责的是日本驻北平的特务机关长仪我（GiGa）大佐，驻北平副武官柴山中佐，另外是“满洲国”的邮政司长日本人藤原三人。“满洲国”本来是中国之一部，因为日本军事上的占领，成立了一个傀儡国——“满洲国”，“满洲国”人就是中国人，这通邮实际上是中国人和中国人内部的事，但为要避免承认“满洲国”起见，中国人自己避不见面，而偏要和日本人谈判，用法律和事实一比较，又想不通，然而世界上想不通的事太多，我想不通也没办法。
记得第一次和日方代表见面，是在殷同〔3〕家中。殷同是北宁路局局长，黄郛身边最重要最红的红人。当时中国方面我是主任代表，余翔麟为副代表，殷同、李择一〔4〕为参与人。日本方面藤原为首席代表，仪我、柴山为参与人（但实权在仪我和柴山手中）。由殷同介绍我和日方代表相见后，日方就拿出他们预备好的许多“通航方案”和“通电方案”、“通邮方案”，一起当面交给我。我拿来一看，都是写着“满洲帝国”和中华民国什么什么方案，与殷同事前告诉我的大不相符，于是我就开始说：“本人此次是为办通邮而来的，所以除了本题之外，关于通航问题、通电问题，并非本人职权之内，本人无权讨论，所以关于通邮以外的方案，请带回去。关于通邮问题，我们在讨论之前，要决定两种原则：一、在不承认满洲国的原则之下，商讨邮政上之技术问题，不作任何有关政治之商讨；二、双方倘意见一致，最后结论不签字，不调印，以备忘录方式彼此备案。”这两项原则，是完全为执行避免承认满洲伪国的政府训令而设的，当然是安全之策。但日本方面十分反对，他们说，我们此来并没有要求你们承认“满洲国”的意见，但你们一定要写明白在不承认“满洲国”的原则之下等字样，倒不好办，这是日本所不能忍耐的，日本不愿在这种原则之下和中国办通邮。关于双方不签字，则将来如何对证，彼此也不会有约束力。若是中国坚持非此不可，这通邮问题倒是不必谈判好，因为是无法谈下去的。日本所谓通信是指邮电合并而言，日本的电报局和邮政局是不分的，这是你们知道的，通邮而不通电报，在日本方面是解释不通的，所以电报的问题务必一起讨论。至于通航问题，若贵代表不在职权之内，可以另作计议。
第一天的商讨可以说不但毫无结果，而且马上发生僵局。但是双方的态度尚温和。后来继续商讨了几天，因为双方意见不一致，亦毫无结论。而黄郛先生已十分焦急起来，请我回南京去请示，同时要日方代表也返回关东军所在地请示比较缓和的方案；我则要求日方代表务必先答应我所提的先决条件，我方可回去请示，不然即是回到南京也无用处。后来经过了几次折冲，日方代表竟答应了。
我回到南京向汪行政院长和朱〔5〕交通部长报告，他们均十分满意。这时他们给我的训令是：勿怕决裂。我在南京住了一星期，政府的训令使我态度更加坚定。
回到北平后，始知日方代表早已由奉天到北平。会议重开，不料双方代表均声称：此番回去请训的结果和没有请示以前并无任何不同，不过当时基本原则已经决定，所剩下来的是技术问题，所以比较的尚算好对付一点。
关于技术的急点，最难解决的在邮票本身。中国方面以中国厌恶满洲伪国，不愿意看见邮票上有“满洲国”等字样，要求“满洲国”制造一种特殊邮票，作为与关内通信之用，这一点可谓是当时双方争论的焦点。日方认为不能让步，中国方面认为非争不可。此外，中方主张在山海关设立邮电转递局，以商用性质来代替中国邮局直接与“满洲国”邮局来往。但日方坚持直接通邮。双方争论达两个月之久，而仍无结论。
这一次交涉，大概是日本人认为最头痛的交涉。中途，黄郛、殷同二人希望我多让一点步，以期早日结束。当时我不肯让步，我并不是说黄郛不爱国，他是非常爱国的，不过只是我的看法和他有点不同，所以彼此之间时有冲突。代表北平舆论的各大报记者都和我很好，我什么事都告诉他们，他们一点也没有把我的消息透露出去，而且大家都无条件的作我的顾问。当时华北当局对日不敢说“NO”字，我这样的坚决，他们非常痛快。
日本人每次与中国交涉，他们的交涉配角，一定是一个人凶一点，一个人缓和一点，这次也是这样，柴山做好人，仪我做凶人，后来弄得装好人的柴山也变凶了，他们总是变法地向我威胁，说这通邮交涉若不及时解决，关东军将认为由中央派来的代表毫无诚意。事态不论如何演变，日本军人一副可憎面目，天天在我眼中。我则坚持日本若要用兵，那就根本不必与我谈，既与我谈，则不能引谈判以外的话来吓我。
在决裂了的第三天，我准备回南京去，日方派人来说，大家可以再试谈一、二次，以期尽我们做代表的能事。这是他们的要求，我当然接受，因为我并非高调者。后来他们终于让步，黄郛说是他与殷同从中周旋的，所以日方才肯如此迁就。
未料第四天晚上，我们在北京饭店开会，日方代表完全变更其前缓和的口调，作出一副可怕的样子，对我说：我们谈判至今已两个月，所以今天的会议只有Yes或No，用不着再讨论，再讨论一百年也无用。说毕请我答复。我用很温和的口调解释我方的立场后，答说“No”字，彼此遂起立握手而别，表示谈判完全决裂。
我们出来之后，黄郛派人来要我马上到他那儿去，说交涉决裂了，万一中日关系变坏了，谁负责任？！他责备我少年气盛。我告诉他，你不必担心，他们会设法挽回的，而且这个问题马上解决了，中日问题也不会马上就好；这个问题弄坏了，也不会坏到什么地方。
当时黄郛先生急得没有办法，适逢蒋委员长来北平协和医院检查身体。一天早上，他由医院打电话找我去。我赶到医院将交涉经过向他报告了一番，他并没有其他的表示。事后有人告诉我，蒋委员长找你去，是黄郛先生的请求，黄先生的意思，大概是以为我不听他的话，所以请委员长来教训我。后来我在蒋委员长出了医院之后又去见他一次，委员长也并没有什么吩咐〔6〕，所以当时有人说黄氏的内交失败了。
有一天，仪我大佐打电话到我所住的北京饭店来，他说有重要的话要和我单独谈。我当然不能拒绝他来见，所以就说请他马上来。在我挂了电话不到一刻钟他就来了。他说这次不是办外交来的，是他个人作私人拜访来的。他说他十分愿意和我作长久的朋友，倘是我愿意的话。他说我对日本办外交态度很强，十分爱国，这是日本军人最佩服的地方。我表面上也当然说，我愿意和他作长期的朋友，但心中明白他此来必另有用意，因为日本人一举一动皆不落空的。他接着说，我们现在既然是好朋友，所以一切事不能不关心，不然他就不说了。他说关东军对我的坚持不让的态度，一方面固表示敬意，但是另一方面却十分不满；表示敬意是日本军人的精神，表示不满是日本的政策，因此我今后的处境不但很困难，而且很危险。他说关东军的计划，就是他也不能完全知道，例如关东军从前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的计划，他虽身任张作霖的顾问，而且当天也是和张作霖同车回奉天的，也完全不知道，幸而他坐的位置和张氏相隔颇远，所以得免于死，否则今天不能和我见面了。所以通邮决裂后关东军的计划，他虽完全不知道，同时也无法知道，但是关东军不会没有第二步计划的，请我特别留心。明天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Yolhijirs umetvn）中将由天津来北平，明天晚上在日本大使馆请我吃饭，也有重要的话和我谈，请我务必出席，态度非常诚恳。说完话他马上就走了。第二天，梅津果然来北平，我应他之请而赴宴。梅津饭后告诉我说，关于通邮的问题，希望大家早点互相让步，不然把才好转过来的中日空气又变坏了，岂不可惜！他再三地说，他一定会帮我的忙，请我不必过分操心，在他任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期内，保险华北没有问题。他的态度十分亲切而客气。我知道他们前后的找我，是要我让步，他们大概也研究过我的性格，知道我什么都不怕，也什么都不要，所以用这一次最有力的最后一次友谊的劝诱，以期达成他们的目的。因为在那里，日本不愿意再用兵，同时也不肯让步，他们拿梅津司令来和我说好话，以为我总可以就范的。但结果还是按照我们的几条备忘录式的双方不签字的谅解事项，遂于12月初在北京饭店成立，记得那天我们一直弄到天亮才回来。
第二天上午十时，我们去看黄郛氏，他带着极不愉快的调子说，这些日本人的变化没法办，我们昨天通邮问题刚解决，今天早晨七时仪我、柴山两人又来说，现在通邮问题已解决，非常之好，剩下来的通电通航问题，请从速开始谈判，务期于今年年内解决，以解除世人之怀疑。他们这样的一刻都不放松，如何得了。我告诉他我们在天亮才回来，那是冬天，最少也当在早晨六时半，大概仪我、柴山两人和我们握别之后就没回家，便直接到黄郛那边去提第二次的要求，这是日本军人一贯的作风，他不怕麻烦，也不怕难为情，更不顾人家的私生活如何，他只求达到他的目的，手段是他们所不择的。
这是我第一次和日本军人交涉所得的深刻印象。柴山是日本军人中算是最温和和最进步的人，柴山如此，其他的人更可想而知了。
注释：
〔1〕郭心崧，字仲岳，浙江温州人，为高宗武同乡好友。曾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教育部司长、交通部参事等职。时任交通部邮政总局局长。
〔2〕余君，即余翔麟，为此次谈判中方副代表。
〔3〕殷同，字桐生。北平沦陷后从逆，任伪华北临时政务委员兼建设总署督办。
〔4〕李择一，名宣韩，早年留学日本。时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参议。沪宁沦陷后投敌，参与组织南京伪维新政府的活动。
〔5〕朱交通部长，即朱家骅。
〔6〕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高宗武给同乡挚友郭俊禾一信，透露蒋与高谈话一节，高信中说：“当时交涉方针，皆由汪直接授弟，黄因弟不肯受他指挥，屡表不满，竟背后向日方表示，由他接受日方条件如何，日方代表则谓渠非此案代表，无权接受日方条件。时适蒋到协和医院治牙疾，黄即说动蒋找弟去，由蒋吩咐弟受黄指挥。当时弟深感黄之压力不在日人之下，乃告蒋云，黄即如此勇于负责，当初何以要求中央派人来主办此事，他自己办了算了。今日之事我只能将尊意电汪，汪若同意，我方能办，因我受汪之命而来也。蒋认为十分合理。第二天汪复电坚持原案，不容变更，并云蒋处由他负责去电说明，请勿为念。弟以汪电示蒋，蒋亦不再作主张。……此皆五十二年前之事也。”显然，高宗武在其手稿中“为尊者讳”，而隐去了此段情节。
我记得我第一次所办的对日具体交涉，比较重要的是对满洲伪国通邮交涉。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政府封锁对“满洲国”的通信事务，塘沽协定后，中日双方谅解在停战相当期间内，中日两国应开始商谈关于对“满洲国”的交通通信事件。当时黄郛任华北五省政务委员会委员长，这个委员会的成立，可以说是完全对付日本人的。日本在那时候虽然刚拿到东北四省，但第二步就要圈定他在华北的势力范围，所以中国政府在华北设立一个大规模的地方机关应付它。那时华北地方事件的外交本来大部分由华北当局就地办理，当然以黄郛为中心，无奈黄氏所经办的通车事件，被国民攻击得体无完肤，因为中国人民十分反对政府当时的抚慰政策，黄郛个人因此也很受攻击。所以这第二件即与“满洲国”通邮事，黄郛不肯再经手办理，请中央派员主持。中央以为过去的关内外通车事件办得不甚圆满，政府为此受到舆论攻击，所以这一次也有意由中央派人负责办理比较妥当一点，这是他们几位要人在庐山会议时决定的。
有一天下午大约四点钟的样子，我有一位朋友郭心崧君〔1〕来看我，他说：“他们在庐山会议决定，通邮的问题是不能再拖下去了，大家的意思，要请你去主持。这本来是吃力不讨好的事，但国家的事总要有人去干的，大家以为你最相适应，所以今天特来征求你的同意，切莫推辞。”我当时对日本的事情虽然相当注意，但对于实际上的与日本交涉，可谓是一年级的学生，一点经验也没有，关于邮政的事务，更是一点也不懂，同时这吃力不讨好的事我若去干，或者因此送命，也未可知，所以十分犹豫，请他另请高明。郭说：“这是他们在庐山会议秘密决定的，你若不愿意的话，你最好向他们去说。至于邮政事务不懂，并不成问题，邮政局的事务人员你尽可调用好了。实际上我们并不是要你去办技术事务的。”我答应考虑几天再回答他。后来我和许多朋友及前辈商量，大家都主张我去干，他们说吃力的事也必须去尝试一下。我接受了朋友们的意见。
因为当时有一部分舆论的反对，所以这次交涉不能不在秘密中进行。我记得我于1934年9月24日由南京秘密赴北平，当时我和邮局内一位邮务长余君〔2〕以及几位随员同去的。政府给我的训令最重要的一点，是要避免有承认满洲伪国的嫌疑，换言之，在不承认“满洲国”的原则之下，与“满洲国”进行通邮交涉。说起来，这是有点滑稽，一方面说我不承认你，一方面又派人来和你商量通信，只从这两点上看，这篇文章就不是好作的。在法律上不承认他，在实际上又派人和他商量通信的办法，这总是有点不好办。我在接受命令的时候，倒没有什么，以为总可相机应付，后来一路在火车上静思默考，总觉得有点想不通，难以自处，因为这个问题在理论上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然而命令已经领受了，事体非办不可，政府有政府的方针，当局有他的苦心，我呢，也有我的牺牲精神。所以火车一到北平，我就不管理论通不通，只求在事实上做得通和事体的整个解决。
到了北平之后，首先去看望华北五省政委会黄委员长。他本来是和我相熟的，我很直率的告诉他，我此来人地生疏，同时于对日交涉毫无经验，和日本谈判，即使是有经验的人也要上当，请多加帮助和指导。他答道：只要是办得到的事，一定帮助。对我表示十分的好感和殷勤。
这通邮问题本来可以说是很小的一件事，因为邮政上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重大问题，但是从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环境来看，又可以说是很要紧的一件事，因为一旦处置不当，小则事体本身不得解决，大则可影响到整个政府，因为当时社会上有一部分人对政府的抚慰政策不谅解，非常反对。我临行时，当时的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氏再三再四地吩咐我，有事要直接向他请示，关于邮政技术问题，可向交通部和邮政总局商量。日本方面呢？真正负责的是日本驻北平的特务机关长仪我（GiGa）大佐，驻北平副武官柴山中佐，另外是“满洲国”的邮政司长日本人藤原三人。“满洲国”本来是中国之一部，因为日本军事上的占领，成立了一个傀儡国——“满洲国”，“满洲国”人就是中国人，这通邮实际上是中国人和中国人内部的事，但为要避免承认“满洲国”起见，中国人自己避不见面，而偏要和日本人谈判，用法律和事实一比较，又想不通，然而世界上想不通的事太多，我想不通也没办法。
记得第一次和日方代表见面，是在殷同〔3〕家中。殷同是北宁路局局长，黄郛身边最重要最红的红人。当时中国方面我是主任代表，余翔麟为副代表，殷同、李择一〔4〕为参与人。日本方面藤原为首席代表，仪我、柴山为参与人（但实权在仪我和柴山手中）。由殷同介绍我和日方代表相见后，日方就拿出他们预备好的许多“通航方案”和“通电方案”、“通邮方案”，一起当面交给我。我拿来一看，都是写着“满洲帝国”和中华民国什么什么方案，与殷同事前告诉我的大不相符，于是我就开始说：“本人此次是为办通邮而来的，所以除了本题之外，关于通航问题、通电问题，并非本人职权之内，本人无权讨论，所以关于通邮以外的方案，请带回去。关于通邮问题，我们在讨论之前，要决定两种原则：一、在不承认满洲国的原则之下，商讨邮政上之技术问题，不作任何有关政治之商讨；二、双方倘意见一致，最后结论不签字，不调印，以备忘录方式彼此备案。”这两项原则，是完全为执行避免承认满洲伪国的政府训令而设的，当然是安全之策。但日本方面十分反对，他们说，我们此来并没有要求你们承认“满洲国”的意见，但你们一定要写明白在不承认“满洲国”的原则之下等字样，倒不好办，这是日本所不能忍耐的，日本不愿在这种原则之下和中国办通邮。关于双方不签字，则将来如何对证，彼此也不会有约束力。若是中国坚持非此不可，这通邮问题倒是不必谈判好，因为是无法谈下去的。日本所谓通信是指邮电合并而言，日本的电报局和邮政局是不分的，这是你们知道的，通邮而不通电报，在日本方面是解释不通的，所以电报的问题务必一起讨论。至于通航问题，若贵代表不在职权之内，可以另作计议。
第一天的商讨可以说不但毫无结果，而且马上发生僵局。但是双方的态度尚温和。后来继续商讨了几天，因为双方意见不一致，亦毫无结论。而黄郛先生已十分焦急起来，请我回南京去请示，同时要日方代表也返回关东军所在地请示比较缓和的方案；我则要求日方代表务必先答应我所提的先决条件，我方可回去请示，不然即是回到南京也无用处。后来经过了几次折冲，日方代表竟答应了。
我回到南京向汪行政院长和朱〔5〕交通部长报告，他们均十分满意。这时他们给我的训令是：勿怕决裂。我在南京住了一星期，政府的训令使我态度更加坚定。
回到北平后，始知日方代表早已由奉天到北平。会议重开，不料双方代表均声称：此番回去请训的结果和没有请示以前并无任何不同，不过当时基本原则已经决定，所剩下来的是技术问题，所以比较的尚算好对付一点。
关于技术的急点，最难解决的在邮票本身。中国方面以中国厌恶满洲伪国，不愿意看见邮票上有“满洲国”等字样，要求“满洲国”制造一种特殊邮票，作为与关内通信之用，这一点可谓是当时双方争论的焦点。日方认为不能让步，中国方面认为非争不可。此外，中方主张在山海关设立邮电转递局，以商用性质来代替中国邮局直接与“满洲国”邮局来往。但日方坚持直接通邮。双方争论达两个月之久，而仍无结论。
这一次交涉，大概是日本人认为最头痛的交涉。中途，黄郛、殷同二人希望我多让一点步，以期早日结束。当时我不肯让步，我并不是说黄郛不爱国，他是非常爱国的，不过只是我的看法和他有点不同，所以彼此之间时有冲突。代表北平舆论的各大报记者都和我很好，我什么事都告诉他们，他们一点也没有把我的消息透露出去，而且大家都无条件的作我的顾问。当时华北当局对日不敢说“NO”字，我这样的坚决，他们非常痛快。
日本人每次与中国交涉，他们的交涉配角，一定是一个人凶一点，一个人缓和一点，这次也是这样，柴山做好人，仪我做凶人，后来弄得装好人的柴山也变凶了，他们总是变法地向我威胁，说这通邮交涉若不及时解决，关东军将认为由中央派来的代表毫无诚意。事态不论如何演变，日本军人一副可憎面目，天天在我眼中。我则坚持日本若要用兵，那就根本不必与我谈，既与我谈，则不能引谈判以外的话来吓我。
在决裂了的第三天，我准备回南京去，日方派人来说，大家可以再试谈一、二次，以期尽我们做代表的能事。这是他们的要求，我当然接受，因为我并非高调者。后来他们终于让步，黄郛说是他与殷同从中周旋的，所以日方才肯如此迁就。
未料第四天晚上，我们在北京饭店开会，日方代表完全变更其前缓和的口调，作出一副可怕的样子，对我说：我们谈判至今已两个月，所以今天的会议只有Yes或No，用不着再讨论，再讨论一百年也无用。说毕请我答复。我用很温和的口调解释我方的立场后，答说“No”字，彼此遂起立握手而别，表示谈判完全决裂。
我们出来之后，黄郛派人来要我马上到他那儿去，说交涉决裂了，万一中日关系变坏了，谁负责任？！他责备我少年气盛。我告诉他，你不必担心，他们会设法挽回的，而且这个问题马上解决了，中日问题也不会马上就好；这个问题弄坏了，也不会坏到什么地方。
当时黄郛先生急得没有办法，适逢蒋委员长来北平协和医院检查身体。一天早上，他由医院打电话找我去。我赶到医院将交涉经过向他报告了一番，他并没有其他的表示。事后有人告诉我，蒋委员长找你去，是黄郛先生的请求，黄先生的意思，大概是以为我不听他的话，所以请委员长来教训我。后来我在蒋委员长出了医院之后又去见他一次，委员长也并没有什么吩咐〔6〕，所以当时有人说黄氏的内交失败了。
有一天，仪我大佐打电话到我所住的北京饭店来，他说有重要的话要和我单独谈。我当然不能拒绝他来见，所以就说请他马上来。在我挂了电话不到一刻钟他就来了。他说这次不是办外交来的，是他个人作私人拜访来的。他说他十分愿意和我作长久的朋友，倘是我愿意的话。他说我对日本办外交态度很强，十分爱国，这是日本军人最佩服的地方。我表面上也当然说，我愿意和他作长期的朋友，但心中明白他此来必另有用意，因为日本人一举一动皆不落空的。他接着说，我们现在既然是好朋友，所以一切事不能不关心，不然他就不说了。他说关东军对我的坚持不让的态度，一方面固表示敬意，但是另一方面却十分不满；表示敬意是日本军人的精神，表示不满是日本的政策，因此我今后的处境不但很困难，而且很危险。他说关东军的计划，就是他也不能完全知道，例如关东军从前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的计划，他虽身任张作霖的顾问，而且当天也是和张作霖同车回奉天的，也完全不知道，幸而他坐的位置和张氏相隔颇远，所以得免于死，否则今天不能和我见面了。所以通邮决裂后关东军的计划，他虽完全不知道，同时也无法知道，但是关东军不会没有第二步计划的，请我特别留心。明天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Yolhijirs umetvn）中将由天津来北平，明天晚上在日本大使馆请我吃饭，也有重要的话和我谈，请我务必出席，态度非常诚恳。说完话他马上就走了。第二天，梅津果然来北平，我应他之请而赴宴。梅津饭后告诉我说，关于通邮的问题，希望大家早点互相让步，不然把才好转过来的中日空气又变坏了，岂不可惜！他再三地说，他一定会帮我的忙，请我不必过分操心，在他任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期内，保险华北没有问题。他的态度十分亲切而客气。我知道他们前后的找我，是要我让步，他们大概也研究过我的性格，知道我什么都不怕，也什么都不要，所以用这一次最有力的最后一次友谊的劝诱，以期达成他们的目的。因为在那里，日本不愿意再用兵，同时也不肯让步，他们拿梅津司令来和我说好话，以为我总可以就范的。但结果还是按照我们的几条备忘录式的双方不签字的谅解事项，遂于12月初在北京饭店成立，记得那天我们一直弄到天亮才回来。
第二天上午十时，我们去看黄郛氏，他带着极不愉快的调子说，这些日本人的变化没法办，我们昨天通邮问题刚解决，今天早晨七时仪我、柴山两人又来说，现在通邮问题已解决，非常之好，剩下来的通电通航问题，请从速开始谈判，务期于今年年内解决，以解除世人之怀疑。他们这样的一刻都不放松，如何得了。我告诉他我们在天亮才回来，那是冬天，最少也当在早晨六时半，大概仪我、柴山两人和我们握别之后就没回家，便直接到黄郛那边去提第二次的要求，这是日本军人一贯的作风，他不怕麻烦，也不怕难为情，更不顾人家的私生活如何，他只求达到他的目的，手段是他们所不择的。
这是我第一次和日本军人交涉所得的深刻印象。柴山是日本军人中算是最温和和最进步的人，柴山如此，其他的人更可想而知了。
注释：
〔1〕郭心崧，字仲岳，浙江温州人，为高宗武同乡好友。曾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教育部司长、交通部参事等职。时任交通部邮政总局局长。
〔2〕余君，即余翔麟，为此次谈判中方副代表。
〔3〕殷同，字桐生。北平沦陷后从逆，任伪华北临时政务委员兼建设总署督办。
〔4〕李择一，名宣韩，早年留学日本。时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参议。沪宁沦陷后投敌，参与组织南京伪维新政府的活动。
〔5〕朱交通部长，即朱家骅。
〔6〕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高宗武给同乡挚友郭俊禾一信，透露蒋与高谈话一节，高信中说：“当时交涉方针，皆由汪直接授弟，黄因弟不肯受他指挥，屡表不满，竟背后向日方表示，由他接受日方条件如何，日方代表则谓渠非此案代表，无权接受日方条件。时适蒋到协和医院治牙疾，黄即说动蒋找弟去，由蒋吩咐弟受黄指挥。当时弟深感黄之压力不在日人之下，乃告蒋云，黄即如此勇于负责，当初何以要求中央派人来主办此事，他自己办了算了。今日之事我只能将尊意电汪，汪若同意，我方能办，因我受汪之命而来也。蒋认为十分合理。第二天汪复电坚持原案，不容变更，并云蒋处由他负责去电说明，请勿为念。弟以汪电示蒋，蒋亦不再作主张。……此皆五十二年前之事也。”显然，高宗武在其手稿中“为尊者讳”，而隐去了此段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