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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代以来，中国是一个大变局。晚清政局不稳，频繁发生变动；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自然经济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冲击下也开始慢慢解体；与此同时，传统的旧式教育也开始向近代新式教育演变。自明清之始，旧式教育便不断受到各种势力的批评和挑战。教会、列强、清政府、绅商、太平天国运动、知识分子等等都是促成新式教育演变的催化力量，他们分别在不同时期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将从晚清新式教育演变的催化力量入手，从不同时期来分析晚清新式教育从萌芽到形成的过程。
【关键词】：旧式教育；新式教育；近代思潮；清政府；教育制度
晚清新式教育的产生期主要是从明末清初之际直到戊戌变法的失败而告终。这段时期，明末清初的经世派以及早期的耶稣会传教士和鸦片战争后较先觉醒的一批文人志士在西学东渐中的反应，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旧式教育的体系逐渐被冲破，并开始了对新式教育的种种尝试。其间基督新教传教士对新式教育的发展起到一定推动作用。产生期便是旧式教育逐渐走向终结，新的教育体系尚未明确建立，但已做了对新式教育的种种尝试的过渡期。
1、经世派对旧式教育的批判和教育思想的创新
明末清初以黄宗羲、王夫之、颜元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对中国传统的旧式教育提出严厉的批评，并提出了诸多富有建设性的主张，对中国近代新式教育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黄宗羲培育了清代浙东学派，而且长期坚持讲学，著书立说，终在其著作里形成了一套具有近代色彩的民主教育思想。他认为教育不仅应具有培养人才、改进社会风俗的职能，而且还应该议论国家政事。他反对封建教育，提倡启发民智。在取士制度问题上，他深刻揭露了科举制度的危害，提出了选拔人才的八种方法。在教学思想上，他提出教师应该引导学生勤奋刻苦求学，认为求学贵在实用，强调只有实用的知识才是真正的学问。
王夫之把學术研究与教授讲学紧密结合在一起，从而在教育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弥足珍贵的思想。他认为教育对治国至关重要。关于教学问题，他指出教学应是教师和学生共同活动的过程，教师占主导地位，学生占主体地位。教学要学生自觉学习、循序渐进，教师要因材施教。
颜元把教育作为改善现实生活，实现王道政治的工具。学以致用的精神贯穿于他的整个教育思想中。他批判传统教育有两大严重弊病，一是脱离实际；二是在伦理道德方面把义和利、理和欲对立起来，揭露了八股取士制度的危害，揭示了学校、人才、治国三者之间的关系，突出了学校教育的重要地位。[2]
2、耶稣会传教士的推动作用
利玛窦、南怀仁、汤若望为代表的第一批传教士在天文、历算、科学技术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成就。关于耶稣传教士的作用不为学术界所完全认可，他们所起的推动作用也不完全被承认，甚至持否定态度，但不可否认他们对近代新式教育的催化作用。
兴办学校是传教士传播西学、藉以传教的重要手段。传教士在东部沿海建立许多教会学校，这些教会学校虽是殖民教育的重要工具，但在传播西学上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大大开阔了中国士人的眼界，也促使了早期知识分子的觉醒。在传播西学过程中，早期传教士所出西书中，有34中属于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知识性读物。关于世界地理的书有：麦都思编的《地理便童略传》、米怜编的《全地万国纪略》、马礼逊编的《西游地球闻见略传》。关于世界历史的书有：麦都思编的《东西史记和合》、郭实腊编的《古今万国纲鉴》、马治平编的《大英国人事略说》、郭实腊编的《大英国统治》、神志文编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关于政治、经济方面的书有：郭实腊编的《制国之用大略》、《贸易通志》、米怜编的《生意公平聚效益》等。[3]
3、开明封建知识分子的思想启蒙
鸦片战争前后，清朝国势江河日下，地主阶级内部开始发生分化，出现了以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为代表的开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所取得的教育思想成果的基础上主张改革社会，抵御外侮，对清朝腐朽的封建教育进行了批评，提倡学习“西学”，改革旧的传统教育，出现了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要求改革旧的传统教育。二是主张经世致用。三是提倡学习“西学”。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是摸索救国救民真理的早期代表人物，首开中国人民向西方学习的先河，对晚清新式教育的萌芽起到关键作用。
4、早期改良派的呼声
早期的改良派如王韬、冯桂芬、郑观应等对教育改革、教育近代化起到一定催化作用，后来洋务派中体西用指导思想便源自冯桂芬。
他们在教育上的主张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改革科举制度。揭露科举制度弊端，要求在科举制度考试中废除八股文，注重经术、史事、经济、舆地、算学等实学科目，停止虚浮矫作的武举考试，增加算学科或西学课。二是提倡学习西学。他们认为要培养新人才，赶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必须学习西学。包括西方的自然科学、工艺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诸多学科，甚至涉及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学说。三是改革书院，设立学校。他们认为旧式书院是为科举考试做准备的，学习内容陈旧，方法落后，所以在这两方面进行了改革，增加西学的内容，仿照西方的学制，设立分高、中、初三等包括普通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军事教育等在内的完整的学校系统，采取班级授课的形式，有些人还建议将书院改为学堂。[6]
5、新教传教士的继续推动
19世纪70年代，以林乐知为代表的西教士提出：一、增设“西学科”，与原有的儒学“正科”并行；二、在各省设立“储才馆”，中西学教育同时进行。西教士以响应、支持、鼓吹洋务大员李鸿章的建议起步，揭开了他们同中国开明士大夫关于中国科举制度改革互动的序幕。这既是为洋务教育思想张目，更为他们提出进一步的科举改革方案作了铺垫。19世纪80年代之后，更多的西教士提出科举制度的改革建议，这些建议集中到一点，就是力主把西学拿到科举考试中，在考试内容上，从提出中西学并考开始，发展到有人提出改考西学。1881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在《万国公报》发表《振兴学校论》的系列文章中，历数中国科举制度的弊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弊端是在考试内容上完全局限在儒家经书上。[7] 除了政策的呼吁外，传教士也热衷于建教会学校，教会学校创建之初因为谣言甚多，生源困难，阻力重重，但这些学校一旦渡过难关，创办成功，其影响也就非同一般。教会在新式教育的酝酿时期也起到一定催化作用，对中国教育制度与中国社会影响深远的。
6、洋务运动之于近代新式教育
洋务运动由地主阶级洋务派领导的，以学习西方器物技术，发展近代工厂，加强军事工业力量，维护清朝统治为主要目的。在教育方面，洋务运动实现了教育理论向实践的一次飞跃。洋务教育最重要的尝试是建立新式近代学堂，派学员和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新式学堂有两类：一类是学习西方方言的方言学堂，二类是学习军备的水陆学堂。方言学堂，如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及湖北自强学堂皆是。军备学堂又分为两种：一是为训练海军人才的水师学堂，如福建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等；二是训练陆军人才的，如天津武备学堂、山西武备学堂、湖北武备学堂等。此外广东还有此类的学堂一所，是兼水路两种并设的，名广东水陆师学堂。[8] 一大批近代化的军事学堂得以建立。
虽然创立了几所新式学堂，采用了几许新的教材，究竟是零星的创造，枝节的模仿，没有系统的制度，没有完备的等级，只可说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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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不相统属的专门学校，其目的旨在造就特殊人才及干部人才，于国民教育毫无关系。这样的教育虽然在当时极为受用，但属一种半新半旧式教育，正符合当时洋务派领袖之一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指出“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并明确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论断。[9]虽如此，洋务运动对教育改革也有了新的尝试，中体西用毕竟使中国人看到了另一个陌生的世界，看到那个世界的部分，并移花接木的把这一部分引进中国来，成为中西文化交流融化后两者可能结合的一种特定形式。
7、从甲午战争失败到维新思潮
甲午战争失败对中国影响可谓是火山爆发式的，“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我皇上赫然发愤，排群议，冒疑难，以实行变法自强之策，实自失胶州、旅顺、大连湾、威海卫以后始也。”这是梁启超记戊戌政变时开头劈首的两句警语。[10]受外力压迫，新教育蓬勃兴盛起来。洋务运动失败让国人顿悟，器物技术的学习在政府腐败和制度落后的清朝行不通。故变法自强成为当下一致呼声，变法与兴学是并举的。维新派应运而生，代表人物有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他们的教育观体现在“便科举兴学校”，他们的教育活动主要表现在建学会，如1895年在北京、不久在上海所设立的强学会和1898年在北京设立的保国会，由谭嗣同等在湖南所组织的南学会和湘学会等。办学校最著名的是康有为，他在1891-1898年在长沙主办的时务学堂。设报馆方面，康有为为了宣传维新思想，于1898年7月自己出资创办《中外纪闻报》，这是维新运动最早的报纸。1896年7月由王康年、梁启超等人发起创办的《时务报》是维新派影响最大的报纸。[11]在百日维新中新教育改革措施正式颁布，这是近代新式教育酝酿期第一次正式的教育变革。
从6月11日至9月21日，光绪帝颁布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法令措施，其中涉及教育方面的法令，主要有以下内容：一是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制度。二是设立各级各类学校，在北京设立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将原设的官书局和译书局并入京师大学堂。各地旧有的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学堂：省会的书院改为高等學堂，府城的书院改为中等学堂，州县的书院改为小学学堂，民间祠庙不在祠典者也改为学堂。三是改《时务报》为官办，鼓励自由创立报馆、学会。四是派人出国游学。上述教育改革法令的内容与维新派的教育改革主张基本一致，实质上体现了资产阶级维新派在文教方面的愿望，带有明显的资产阶级教育色彩，是对传统的封建旧教育的重大冲击。但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顽固派势力的阻扰和破坏，仅仅103天的变法维新就以慈禧太后发动的戊戌政变而宣告失败，史称“百日维新”。因此，绝大部分改革措施没有付诸实施，而且政变后仅一两个月，封建顽固派就陆续恢复旧制，废除了除设立京师大学堂以外的所有变法法令和措施。
参考文献：
[1]何光沪.大学精神档案·近代卷·下[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26.
[2]朱从兵.教育史话[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39.
[3]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84.
[5]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M].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00.
[6]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第2册[M].中华书局.1991：1306.
[7][11]苏云峰.中国新教育的萌芽与成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3.
[8]陈青之.中国教育史（下）[M].湖南：岳麓书社，2010：523.
[9]曲铁华.新编中国教育史[M].吉林：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293.
[10]冯桂芬.校邠庐抗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45.
【关键词】：旧式教育；新式教育；近代思潮；清政府；教育制度
晚清新式教育的产生期主要是从明末清初之际直到戊戌变法的失败而告终。这段时期，明末清初的经世派以及早期的耶稣会传教士和鸦片战争后较先觉醒的一批文人志士在西学东渐中的反应，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旧式教育的体系逐渐被冲破，并开始了对新式教育的种种尝试。其间基督新教传教士对新式教育的发展起到一定推动作用。产生期便是旧式教育逐渐走向终结，新的教育体系尚未明确建立，但已做了对新式教育的种种尝试的过渡期。
1、经世派对旧式教育的批判和教育思想的创新
明末清初以黄宗羲、王夫之、颜元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对中国传统的旧式教育提出严厉的批评，并提出了诸多富有建设性的主张，对中国近代新式教育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黄宗羲培育了清代浙东学派，而且长期坚持讲学，著书立说，终在其著作里形成了一套具有近代色彩的民主教育思想。他认为教育不仅应具有培养人才、改进社会风俗的职能，而且还应该议论国家政事。他反对封建教育，提倡启发民智。在取士制度问题上，他深刻揭露了科举制度的危害，提出了选拔人才的八种方法。在教学思想上，他提出教师应该引导学生勤奋刻苦求学，认为求学贵在实用，强调只有实用的知识才是真正的学问。
王夫之把學术研究与教授讲学紧密结合在一起，从而在教育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弥足珍贵的思想。他认为教育对治国至关重要。关于教学问题，他指出教学应是教师和学生共同活动的过程，教师占主导地位，学生占主体地位。教学要学生自觉学习、循序渐进，教师要因材施教。
颜元把教育作为改善现实生活，实现王道政治的工具。学以致用的精神贯穿于他的整个教育思想中。他批判传统教育有两大严重弊病，一是脱离实际；二是在伦理道德方面把义和利、理和欲对立起来，揭露了八股取士制度的危害，揭示了学校、人才、治国三者之间的关系，突出了学校教育的重要地位。[2]
2、耶稣会传教士的推动作用
利玛窦、南怀仁、汤若望为代表的第一批传教士在天文、历算、科学技术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成就。关于耶稣传教士的作用不为学术界所完全认可，他们所起的推动作用也不完全被承认，甚至持否定态度，但不可否认他们对近代新式教育的催化作用。
兴办学校是传教士传播西学、藉以传教的重要手段。传教士在东部沿海建立许多教会学校，这些教会学校虽是殖民教育的重要工具，但在传播西学上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大大开阔了中国士人的眼界，也促使了早期知识分子的觉醒。在传播西学过程中，早期传教士所出西书中，有34中属于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知识性读物。关于世界地理的书有：麦都思编的《地理便童略传》、米怜编的《全地万国纪略》、马礼逊编的《西游地球闻见略传》。关于世界历史的书有：麦都思编的《东西史记和合》、郭实腊编的《古今万国纲鉴》、马治平编的《大英国人事略说》、郭实腊编的《大英国统治》、神志文编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关于政治、经济方面的书有：郭实腊编的《制国之用大略》、《贸易通志》、米怜编的《生意公平聚效益》等。[3]
3、开明封建知识分子的思想启蒙
鸦片战争前后，清朝国势江河日下，地主阶级内部开始发生分化，出现了以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为代表的开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所取得的教育思想成果的基础上主张改革社会，抵御外侮，对清朝腐朽的封建教育进行了批评，提倡学习“西学”，改革旧的传统教育，出现了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要求改革旧的传统教育。二是主张经世致用。三是提倡学习“西学”。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是摸索救国救民真理的早期代表人物，首开中国人民向西方学习的先河，对晚清新式教育的萌芽起到关键作用。
4、早期改良派的呼声
早期的改良派如王韬、冯桂芬、郑观应等对教育改革、教育近代化起到一定催化作用，后来洋务派中体西用指导思想便源自冯桂芬。
他们在教育上的主张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改革科举制度。揭露科举制度弊端，要求在科举制度考试中废除八股文，注重经术、史事、经济、舆地、算学等实学科目，停止虚浮矫作的武举考试，增加算学科或西学课。二是提倡学习西学。他们认为要培养新人才，赶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必须学习西学。包括西方的自然科学、工艺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诸多学科，甚至涉及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学说。三是改革书院，设立学校。他们认为旧式书院是为科举考试做准备的，学习内容陈旧，方法落后，所以在这两方面进行了改革，增加西学的内容，仿照西方的学制，设立分高、中、初三等包括普通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军事教育等在内的完整的学校系统，采取班级授课的形式，有些人还建议将书院改为学堂。[6]
5、新教传教士的继续推动
19世纪70年代，以林乐知为代表的西教士提出：一、增设“西学科”，与原有的儒学“正科”并行；二、在各省设立“储才馆”，中西学教育同时进行。西教士以响应、支持、鼓吹洋务大员李鸿章的建议起步，揭开了他们同中国开明士大夫关于中国科举制度改革互动的序幕。这既是为洋务教育思想张目，更为他们提出进一步的科举改革方案作了铺垫。19世纪80年代之后，更多的西教士提出科举制度的改革建议，这些建议集中到一点，就是力主把西学拿到科举考试中，在考试内容上，从提出中西学并考开始，发展到有人提出改考西学。1881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在《万国公报》发表《振兴学校论》的系列文章中，历数中国科举制度的弊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弊端是在考试内容上完全局限在儒家经书上。[7] 除了政策的呼吁外，传教士也热衷于建教会学校，教会学校创建之初因为谣言甚多，生源困难，阻力重重，但这些学校一旦渡过难关，创办成功，其影响也就非同一般。教会在新式教育的酝酿时期也起到一定催化作用，对中国教育制度与中国社会影响深远的。
6、洋务运动之于近代新式教育
洋务运动由地主阶级洋务派领导的，以学习西方器物技术，发展近代工厂，加强军事工业力量，维护清朝统治为主要目的。在教育方面，洋务运动实现了教育理论向实践的一次飞跃。洋务教育最重要的尝试是建立新式近代学堂，派学员和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新式学堂有两类：一类是学习西方方言的方言学堂，二类是学习军备的水陆学堂。方言学堂，如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及湖北自强学堂皆是。军备学堂又分为两种：一是为训练海军人才的水师学堂，如福建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等；二是训练陆军人才的，如天津武备学堂、山西武备学堂、湖北武备学堂等。此外广东还有此类的学堂一所，是兼水路两种并设的，名广东水陆师学堂。[8] 一大批近代化的军事学堂得以建立。
虽然创立了几所新式学堂，采用了几许新的教材，究竟是零星的创造，枝节的模仿，没有系统的制度，没有完备的等级，只可说是一
（下转第页）
（上接第页）
类不相统属的专门学校，其目的旨在造就特殊人才及干部人才，于国民教育毫无关系。这样的教育虽然在当时极为受用，但属一种半新半旧式教育，正符合当时洋务派领袖之一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指出“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并明确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论断。[9]虽如此，洋务运动对教育改革也有了新的尝试，中体西用毕竟使中国人看到了另一个陌生的世界，看到那个世界的部分，并移花接木的把这一部分引进中国来，成为中西文化交流融化后两者可能结合的一种特定形式。
7、从甲午战争失败到维新思潮
甲午战争失败对中国影响可谓是火山爆发式的，“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我皇上赫然发愤，排群议，冒疑难，以实行变法自强之策，实自失胶州、旅顺、大连湾、威海卫以后始也。”这是梁启超记戊戌政变时开头劈首的两句警语。[10]受外力压迫，新教育蓬勃兴盛起来。洋务运动失败让国人顿悟，器物技术的学习在政府腐败和制度落后的清朝行不通。故变法自强成为当下一致呼声，变法与兴学是并举的。维新派应运而生，代表人物有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他们的教育观体现在“便科举兴学校”，他们的教育活动主要表现在建学会，如1895年在北京、不久在上海所设立的强学会和1898年在北京设立的保国会，由谭嗣同等在湖南所组织的南学会和湘学会等。办学校最著名的是康有为，他在1891-1898年在长沙主办的时务学堂。设报馆方面，康有为为了宣传维新思想，于1898年7月自己出资创办《中外纪闻报》，这是维新运动最早的报纸。1896年7月由王康年、梁启超等人发起创办的《时务报》是维新派影响最大的报纸。[11]在百日维新中新教育改革措施正式颁布，这是近代新式教育酝酿期第一次正式的教育变革。
从6月11日至9月21日，光绪帝颁布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法令措施，其中涉及教育方面的法令，主要有以下内容：一是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制度。二是设立各级各类学校，在北京设立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将原设的官书局和译书局并入京师大学堂。各地旧有的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学堂：省会的书院改为高等學堂，府城的书院改为中等学堂，州县的书院改为小学学堂，民间祠庙不在祠典者也改为学堂。三是改《时务报》为官办，鼓励自由创立报馆、学会。四是派人出国游学。上述教育改革法令的内容与维新派的教育改革主张基本一致，实质上体现了资产阶级维新派在文教方面的愿望，带有明显的资产阶级教育色彩，是对传统的封建旧教育的重大冲击。但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顽固派势力的阻扰和破坏，仅仅103天的变法维新就以慈禧太后发动的戊戌政变而宣告失败，史称“百日维新”。因此，绝大部分改革措施没有付诸实施，而且政变后仅一两个月，封建顽固派就陆续恢复旧制，废除了除设立京师大学堂以外的所有变法法令和措施。
参考文献：
[1]何光沪.大学精神档案·近代卷·下[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26.
[2]朱从兵.教育史话[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39.
[3]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84.
[5]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M].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00.
[6]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第2册[M].中华书局.1991：1306.
[7][11]苏云峰.中国新教育的萌芽与成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3.
[8]陈青之.中国教育史（下）[M].湖南：岳麓书社，2010：523.
[9]曲铁华.新编中国教育史[M].吉林：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293.
[10]冯桂芬.校邠庐抗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