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延绵不绝的重要缘由，是因为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汉字，并继之而生发出生生不息的中华文化。
　　汉字因书法而熠熠生辉。只要将黑黑的墨汁与白白的宣纸一结合发生化学反应，汉文化的天空便瞬间生动而神圣起来。故而，那些看似废纸一样的写上字的纸，便有了一个最好的归宿——字库——专门为字修造的灵塔——神一样的供奉着。那些字在焚化之后，烟雾一样的仙化，又回归给孔夫子。
　　这个美好的过程，赋予了汉字无限的神秘感和神圣感。我们可以看到和感受到的是，字库之塔自古随处可见，就是今天，我们依稀还会从古镇、古寺、文庙等文化重地，看到那些叫做字库的精致的矮塔。
　　对字如此，可以想见，那些水平较高的书法作品，所享受的地位就更加显赫。那是要经过繁琐的装裱程序之后，供奉在一个家庭的堂屋，一处庙宇的大殿，一幢恢弘的建筑最显眼的地方。这是中国文明形成的文化习俗。
　　中国书法经过千年的演变，因之有了篆、隶、楷、行、草五体，各种书法功能各异，千变万化，丰富多彩。自殷商甲骨文呈现出书法的萌芽状态开始，到汉隶，到钟王时书法的第一个高峰期，到章草，到魏晋南北朝后的颠张狂素，若干门阀世族，书法世家比比皆是，星汉灿烂般填满了中华汉字文明的天空——钟繇、卫瑾、陆机、索靖；以王羲之、王献之为代表的王氏家族；以庾亮为代表的庾氏家族；还有以谢安为代表的谢世家族，都是以前人们仰望的对象。
　　继之而来的唐代四家（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褚遂良），宋代四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中国书法达到又一个顶峰期。后来又有“晚明四家”（邢侗、张瑞图、米万钟、董其昌），“吴中四才子”（文徵明、沈周、唐寅、仇英），“清四大家”（笪重光、姜宸英、汪士铉、何焯），扬州八怪（汪士慎、李鱓、金农、黄慎、郑燮、李方膺、罗聘、高翔）等，真可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颜真卿其人其字
　　在中国，文化传承的家族血脉，是源远流长的。从一个书法家的命运、家族的命运来作为历史切片，解剖中国人文现象，生于唐代的颜真卿都应该是不二人选。
　　颜真卿是中国书法史上继二王之后书法创新的一座丰碑，其作品数量之巨、艺术造诣之高，可谓历代书家之冠。笔者学书十余年，遍临颜体各贴，感触颇深。毫不夸张地说，楷书至颜，真正反映出了大唐王朝的盛世风貌。
　　颜真卿的书法成就与其秉性、家族渊源莫不相关。颜真卿25岁登进士第。安史之乱爆发，46岁的颜真卿发表了讨伐安禄山的檄文，带着20万大军攻打叛军。平叛中颜家忠烈满门，被杀了30多人。公元784年，平卢、淄青节度使李希烈起兵反唐，74岁的颜真卿义无反顾地奉命前往劝降，被李希烈扣留并缢杀。半年后，李希烈叛乱平定，颜真卿的灵柩才得以护送回京。德宗皇帝为他废朝五日，追赠司徒，并谥号“文忠”。
　　就是这样一个看似忠烈且行伍出身的履历，其背后却是一个书法家的涵养所支撑着。我们不妨再看看颜真卿不凡的书法履历——
　　43岁书《多宝塔感应碑》，45岁书《东方朔画赞》，49岁书《蔡侄文稿》，53岁书《郭家庙碑》《争座位帖》。62岁书《麻姑仙坛记》，书摩崖书《大唐中兴颂》，63岁书《八关斋记》，68岁书《李元靖碑》，70岁书《颜勤礼碑》，71岁书《颜氏家庙碑》，74岁书《自书告身帖》《告伯父稿》《蔡明远帖》等数十种，作书论《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
　　对书法不熟悉的朋友不禁会问，颜真卿书写的那些帖那些碑，在历史上有什么重要意义？且以他49岁书《蔡侄文稿》为例。这是颜真卿祭其侄季明（颜杲卿之子）极度悲愤中写下的一篇文稿，是一篇忠义愤发、顿挫屈郁的盖世杰作。此帖原不是作为书法作品来写的，但正因为无意作书，所以写得神采飞动、笔势雄奇、姿态横生。以篆法入行，如熔金出冶，随地流走，一泻千里，时出遒劲，杂以流丽。我们可以从中看出“郁怒”，又可看出“沉痛切骨”。
　　由于颜真卿深厚的书法功底，方可随心所欲地驾驭他笔下的每一个字，继而使《蔡侄文稿》被后人尊为颜书第一，“天下第二行书”，恰如苏东坡所说“书法无意乃佳”。
　　颜体的精神内核
　　纵观中国古代书法之发展过程，宛如按脉，可感到其脉动。
　　能够集众家之长，开一代书风者，又常常是开明年代。比如唐宋时期，涌现出很多优秀的书法家。而明清两代，却逐渐衰落，甚至馆阁体盛行，媚俗之风严重影响和禁锢了书法家的生长……以至其后随着科举考试对考卷的严苛，比如要求卷面字迹务必达到“乌（乌黑）、光（光亮）、正（齐正）”规格，此规定大大约束了书者的创造性，个性淹没，导致“馆阁体”盛行。
　　实际上“馆阁体”自宋末就已显现，因为宫廷用以书写各种官方文件和对科举应试字体有所要求，遂逐渐形成了一种官样字体，宋时称“院体”，明时称“台阁体”，到了清代，直接冠名为“馆阁体”。
　　只因这种字体端整平正，千人一面，与富有个人风格和独创性的书法艺术本身相去甚远，以致逐渐僵化。整个清朝，越往后，书法主流就越进入狭谷深渊。
　　书品即人品。古代的仁人志士是很看重人品的。宋代大文豪苏轼对此有极为精道的总结，他说：“观其书，有以得其为人；则君子小人必见于书，是殆不然。”无论是家族，还是宗族，往往视品德为生命，历史上也有书法本身了得但人品及口碑不好者，也只是昙花一现。
　　就是在清朝馆阁体盛行之时，民间仍有不少叛逆者，比如扬州八怪，比如“颜派三杰”。康、乾、嘉三代清帝中，相继推崇并喜爱董其昌、赵孟頫、欧阳询的书法。唐楷，特别是颜楷虽不为时尚所庞，但作为万世楷模却一直存在着，因为颜体的生命力远在其他三位之上。清时最为知名的“颜派三杰”是何绍基、翁同龢、钱澧。
　　何绍基虽以学颜为宗，却杂取百家；翁同龢取道于钱澧，极得颜之神髓；而钱澧更是独领风骚，在书坛出董入赵之书风笼罩之时，钱则独学颜体。只缘为人刚正敢谏，后因和珅报复，积劳而终。清杨守敬《学书迩言》：“自来学前贤书，未有不变其貌而能成家者，独有南园（即钱澧）学颜真卿，形神皆至，此由于人品气节，不让古人，非袭取也。”学书学人，这三位学颜的典型人物，有着与颜真卿同样的秉性。
　　就书品而言，颜真卿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改变了汉字的外表形象；就人品而言，颜真卿更是为悠久的中华文明树立了一个铮铮铁骨的士大夫典范。
　　字既可以“外师造化”，又能“中得我心”，也就有了早在两千年前西汉文学家扬雄的一句名言：“书，心画也。”以至楷书演进到颜真卿这里，他得以超乎寻常的智慧和胆略，冲破种种传统的束缚和困扰，对楷书的结体、用笔进行了彻底的改造和有意识的组合。
　　书法是人的心理描绘，是以线条来表达和抒发作者情感心绪变化的。“字如其人”意谓人与字，字与人，二而一，一而二，如鱼水相融，见人如见字，见字如见人。
　　从这一点上讲，颜真卿无疑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一座书法史上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