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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数党的十九大取得的一系列成果，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是其中亮眼的一笔。党章就是共产党人的“道”，紧紧抓住这个“道”，才能抓住党发展壮大的根本，抓住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关键。回顾过去，在中国共产党发展过程中的关键阶段，都有卓越思想者的理论成果列入党章，成为指引全党前行的明灯。
马列主义：“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
一本23页的小册子，初印仅几百册，却在此后100多年间传遍全世界，发行量堪比《圣经》。这本小册子，就是《共产党宣言》。它的出版，恰逢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的爆发，油墨未干即被分发到各处，成为工人们的思想武器。它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早在1845年，马克思因参与编写尖锐批评普鲁士政府的《前进周刊》，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开始流亡。流亡之路的第一站是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在那里的3年，成了马克思思想最活跃、理论成果集中爆发的时期。他关注着社会的每一点变化与发展，在小屋里伏案奋笔疾书，记录下自己的观察与思考，而孩子们常在他身边嬉闹，有时还会在他身后摆上一排凳子，然后把绳子套在他的脖子上，把他当作一匹拉车的老马。
这一阶段的学术成果，有《共产党宣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的文字发出“锋利而沉重的武器的铿锵声”，给全世界无产阶级送去了“批判的武器”。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會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当无产阶级拿起“批判的武器”——马克思主义，去推翻旧社会，就成了“武器的批判”。
列宁曾说：“沿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沿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作为俄国共产主义政党和苏联的主要缔造者、十月革命的主要领导人，列宁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并与俄国革命相结合形成了列宁主义，被认为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导师和精神领袖”。
有意思的是，“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这两个名词，最初都是由反对者提出的。
19世纪60年代，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从贬低和批判的目的出发，将马克思的学说称为“马克思主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马克思本人都反对使用这个概念。而且，对于社会上一些人歪曲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或以“马克思主义”进行自我标榜的行为，马克思以讽刺的口吻说：“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直到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一些国家的社会主义者才以褒义使用“马克思主义”，表达对马克思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感谢。从1886年开始，马克思的挚友恩格斯也开始采用这一概念，随后“马克思主义”一词逐渐被各国广泛使用。
同样，“列宁主义”起初也是作为贬义词，由反对列宁的马尔托夫首先使用。在以马尔托夫为首的孟什维克（意为少数派）看来，“列宁主义”是冒险主义，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直到1924年列宁病重，布尔什维克（意为多数派）的领导人才开始以褒义使用“列宁主义”，指出“列宁主义这个概念同现代共产主义是同义语”，肯定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在列宁逝世后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被合称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中文译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简称马列主义）。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近代以来学习西方却“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的中国人，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一大到六大，中共的党纲、党章中都未注明指导思想或行动指南，也就没有明确写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或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共没有指导思想。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已经把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1925年，根据共产国际五大的精神，中共在四大《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中开始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词。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第一次正式写进党章。
毛泽东思想：“我是马克思列宁的学生，怎么可以跟他们并列”
1945年，党的七大正式开幕，此时距离六大过去了17年。内外战争环境、未能统一的党内思想，使七大一再推迟，但也因此等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斗争中不断探索中国革命规律，首次完成了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早在1927年1月，34岁的毛泽东就深入湖南农村，实地考察农民运动。这次历时32天、行程700公里、足迹遍及5个县的考察，让他大开眼界：“农会势盛地方，牌赌禁绝，盗匪潜踪。有些地方真个道不拾遗，夜不闭户”“好得很”。归来后，他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瞿秋白读完报告后感慨道：“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毛泽东对中国国情与革命开始了独创性的思考。
第一次国内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先后在南昌、广州等城市发动武装起义，但这些起义如烟花般引爆然后迅速熄灭。就在这时，同样起义受挫的毛泽东开始探索另外一种革命道路。1927年9月底，毛泽东带着队伍来到三湾村。秋雨连绵、道路泥泞加上多日行军，让队伍急需休整。相比身体的疲惫，精神的紧张和思想的混乱更让士兵们觉得前路迷茫。到达后，毛泽东迅速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决定对部队进行整顿和改编，“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官兵平等”等崭新的治军方式被传达、贯彻。三湾改编后，毛泽东带领部队上井冈山，建立了首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在实践中开辟了一条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的中国革命新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此后，毛泽东写下《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反对本本主义》等著作，从理论上初步阐述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1935年10月，毛泽东随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在颠沛数年后，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活和工作环境，能够集中精力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随着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对新局势、新变化的科学判断，对正确理论指导的需求，都变得更加迫切。毛泽东阅读了大量国内外资料和战争理论著作，废寝忘食进行理论研究，写下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著作，深刻揭示了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基本规律和战略。到20世纪40年代初，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已形成较完备的理论形态。 在人们熟悉的“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前，先出现的是“毛泽东主义”。1941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叶青首提“毛泽东主义”，认为这是“中国农民主义”和“太平天国洪秀全的再版”。中共党内理论工作者、首提“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张如心撰文回击，指出“毛泽东主义”是“20世纪中国无产阶级的理论和策略，是中国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科学武器”。这一论战增加了“毛泽东主义”的影响力，但毛泽东并不支持这个提法。
1943年，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为撰写《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征求毛泽东意见。毛泽东严肃地说：“不能提‘毛泽东主义’。我是马克思列宁的学生，怎么可以跟他们并列？马克思有马克思主义，列宁有列宁主义，我不能提‘毛泽东主义’。我没有‘主义’。我的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你们一定要提，还是你提的‘毛泽东思想’好。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嘛，不能随便地提‘主义’。不过，我仍然以为，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我还没有成熟。”后来王稼祥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思想体系进行了表述，成为中共党内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第一人。
从党的一大到六大，无一例外地都受共产国际的指导，深深印刻着其烙印，而七大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完全独立自主修改了党章。在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党章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标志着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第一次大的历史性飞跃。
邓小平理论：北方谈话和南方谈话
在距南昌市中心半小时车程的地方，有一条绵延1.5公里的红土小道，延伸于杂草之间。这条小道有一个闻名全国的名字“小平小道”。1969年10月到1973年初，邓小平被下放到这里，在这条连接着住房与工厂的小道上思考着中国的现实和未来。在“文革”期间短暂复出时，他把这些思考转化为具体的措施，进行全面整顿，这实际上成为日后改革开放的实验和预演。
1992年，邓小平又走过一条路：武昌—深圳—珠海—上海。他在这条路上进行的若干谈话，就是载入中国改革史的南方谈话。实际上，早在1978年秋季，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他还有一个“到处点火”的北方谈话。
1978年，邓小平结束了对朝鲜的访问。他没有立即回京，而是前往东北三省和天津等地视察，分别听取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并在沿途发表了一系列讲话。在鞍钢，邓小平用数字说话，指出同为年产600多万吨的企业，日本企业行政人员只有600人，鞍钢却有23000人，必须提高技术，改进管理。在大庆，他详细询问油田干部群众的蔬菜、肉食供应情况，得知工人的平均工资为44.6元后，连连摇头说道：“太低了！贡献大，薪金就应该高。按劳分配原则具体怎么落实，需要研究。但是，不能搞平均主义，平均主义害处太大。”除了关注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生活条件，北方谈话最重要的贡献，是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听取辽宁省委工作汇报时，邓小平严肃指出：“不恢复毛主席给我们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由于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还在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北方谈话未能得到公开宣传，但理论界、学术界认为其理论意义和历史地位可与南方谈话相媲美：北方谈话奏响了改革开放的序曲，是邓小平理论的开篇之作；南方谈话则坚持改革开放并打开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门，是邓小平理论的集大成之作。这两次谈话成为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关键点。
1997年2月19日，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关键时刻，邓小平逝世。中国未来的前途如何？发展的路向在哪里？会不会把邓小平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下去？在世界的关注与议论中，党的十五大在当年9月召开。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郑重宣布：“我们这次大会的灵魂，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十五大无疑将以这一点为标志载入史册。”这是在党的文献中第一次提出了“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概念。随后十五大修改党章，明确规定把邓小平理论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新时代呼唤新实践，新实践需要新思想。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的新实践，在十九大正式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为中国共产党人找到通往新胜利之“道”。
習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马列主义：“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
一本23页的小册子，初印仅几百册，却在此后100多年间传遍全世界，发行量堪比《圣经》。这本小册子，就是《共产党宣言》。它的出版，恰逢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的爆发，油墨未干即被分发到各处，成为工人们的思想武器。它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早在1845年，马克思因参与编写尖锐批评普鲁士政府的《前进周刊》，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开始流亡。流亡之路的第一站是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在那里的3年，成了马克思思想最活跃、理论成果集中爆发的时期。他关注着社会的每一点变化与发展，在小屋里伏案奋笔疾书，记录下自己的观察与思考，而孩子们常在他身边嬉闹，有时还会在他身后摆上一排凳子，然后把绳子套在他的脖子上，把他当作一匹拉车的老马。
这一阶段的学术成果，有《共产党宣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的文字发出“锋利而沉重的武器的铿锵声”，给全世界无产阶级送去了“批判的武器”。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會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当无产阶级拿起“批判的武器”——马克思主义，去推翻旧社会，就成了“武器的批判”。
列宁曾说：“沿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沿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作为俄国共产主义政党和苏联的主要缔造者、十月革命的主要领导人，列宁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并与俄国革命相结合形成了列宁主义，被认为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导师和精神领袖”。
有意思的是，“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这两个名词，最初都是由反对者提出的。
19世纪60年代，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从贬低和批判的目的出发，将马克思的学说称为“马克思主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马克思本人都反对使用这个概念。而且，对于社会上一些人歪曲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或以“马克思主义”进行自我标榜的行为，马克思以讽刺的口吻说：“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直到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一些国家的社会主义者才以褒义使用“马克思主义”，表达对马克思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感谢。从1886年开始，马克思的挚友恩格斯也开始采用这一概念，随后“马克思主义”一词逐渐被各国广泛使用。
同样，“列宁主义”起初也是作为贬义词，由反对列宁的马尔托夫首先使用。在以马尔托夫为首的孟什维克（意为少数派）看来，“列宁主义”是冒险主义，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直到1924年列宁病重，布尔什维克（意为多数派）的领导人才开始以褒义使用“列宁主义”，指出“列宁主义这个概念同现代共产主义是同义语”，肯定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在列宁逝世后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被合称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中文译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简称马列主义）。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近代以来学习西方却“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的中国人，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一大到六大，中共的党纲、党章中都未注明指导思想或行动指南，也就没有明确写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或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共没有指导思想。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已经把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1925年，根据共产国际五大的精神，中共在四大《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中开始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词。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第一次正式写进党章。
毛泽东思想：“我是马克思列宁的学生，怎么可以跟他们并列”
1945年，党的七大正式开幕，此时距离六大过去了17年。内外战争环境、未能统一的党内思想，使七大一再推迟，但也因此等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斗争中不断探索中国革命规律，首次完成了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早在1927年1月，34岁的毛泽东就深入湖南农村，实地考察农民运动。这次历时32天、行程700公里、足迹遍及5个县的考察，让他大开眼界：“农会势盛地方，牌赌禁绝，盗匪潜踪。有些地方真个道不拾遗，夜不闭户”“好得很”。归来后，他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瞿秋白读完报告后感慨道：“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毛泽东对中国国情与革命开始了独创性的思考。
第一次国内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先后在南昌、广州等城市发动武装起义，但这些起义如烟花般引爆然后迅速熄灭。就在这时，同样起义受挫的毛泽东开始探索另外一种革命道路。1927年9月底，毛泽东带着队伍来到三湾村。秋雨连绵、道路泥泞加上多日行军，让队伍急需休整。相比身体的疲惫，精神的紧张和思想的混乱更让士兵们觉得前路迷茫。到达后，毛泽东迅速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决定对部队进行整顿和改编，“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官兵平等”等崭新的治军方式被传达、贯彻。三湾改编后，毛泽东带领部队上井冈山，建立了首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在实践中开辟了一条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的中国革命新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此后，毛泽东写下《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反对本本主义》等著作，从理论上初步阐述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1935年10月，毛泽东随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在颠沛数年后，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活和工作环境，能够集中精力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随着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对新局势、新变化的科学判断，对正确理论指导的需求，都变得更加迫切。毛泽东阅读了大量国内外资料和战争理论著作，废寝忘食进行理论研究，写下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著作，深刻揭示了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基本规律和战略。到20世纪40年代初，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已形成较完备的理论形态。 在人们熟悉的“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前，先出现的是“毛泽东主义”。1941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叶青首提“毛泽东主义”，认为这是“中国农民主义”和“太平天国洪秀全的再版”。中共党内理论工作者、首提“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张如心撰文回击，指出“毛泽东主义”是“20世纪中国无产阶级的理论和策略，是中国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科学武器”。这一论战增加了“毛泽东主义”的影响力，但毛泽东并不支持这个提法。
1943年，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为撰写《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征求毛泽东意见。毛泽东严肃地说：“不能提‘毛泽东主义’。我是马克思列宁的学生，怎么可以跟他们并列？马克思有马克思主义，列宁有列宁主义，我不能提‘毛泽东主义’。我没有‘主义’。我的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你们一定要提，还是你提的‘毛泽东思想’好。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嘛，不能随便地提‘主义’。不过，我仍然以为，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我还没有成熟。”后来王稼祥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思想体系进行了表述，成为中共党内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第一人。
从党的一大到六大，无一例外地都受共产国际的指导，深深印刻着其烙印，而七大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完全独立自主修改了党章。在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党章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标志着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第一次大的历史性飞跃。
邓小平理论：北方谈话和南方谈话
在距南昌市中心半小时车程的地方，有一条绵延1.5公里的红土小道，延伸于杂草之间。这条小道有一个闻名全国的名字“小平小道”。1969年10月到1973年初，邓小平被下放到这里，在这条连接着住房与工厂的小道上思考着中国的现实和未来。在“文革”期间短暂复出时，他把这些思考转化为具体的措施，进行全面整顿，这实际上成为日后改革开放的实验和预演。
1992年，邓小平又走过一条路：武昌—深圳—珠海—上海。他在这条路上进行的若干谈话，就是载入中国改革史的南方谈话。实际上，早在1978年秋季，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他还有一个“到处点火”的北方谈话。
1978年，邓小平结束了对朝鲜的访问。他没有立即回京，而是前往东北三省和天津等地视察，分别听取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并在沿途发表了一系列讲话。在鞍钢，邓小平用数字说话，指出同为年产600多万吨的企业，日本企业行政人员只有600人，鞍钢却有23000人，必须提高技术，改进管理。在大庆，他详细询问油田干部群众的蔬菜、肉食供应情况，得知工人的平均工资为44.6元后，连连摇头说道：“太低了！贡献大，薪金就应该高。按劳分配原则具体怎么落实，需要研究。但是，不能搞平均主义，平均主义害处太大。”除了关注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生活条件，北方谈话最重要的贡献，是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听取辽宁省委工作汇报时，邓小平严肃指出：“不恢复毛主席给我们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由于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还在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北方谈话未能得到公开宣传，但理论界、学术界认为其理论意义和历史地位可与南方谈话相媲美：北方谈话奏响了改革开放的序曲，是邓小平理论的开篇之作；南方谈话则坚持改革开放并打开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门，是邓小平理论的集大成之作。这两次谈话成为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关键点。
1997年2月19日，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关键时刻，邓小平逝世。中国未来的前途如何？发展的路向在哪里？会不会把邓小平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下去？在世界的关注与议论中，党的十五大在当年9月召开。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郑重宣布：“我们这次大会的灵魂，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十五大无疑将以这一点为标志载入史册。”这是在党的文献中第一次提出了“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概念。随后十五大修改党章，明确规定把邓小平理论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新时代呼唤新实践，新实践需要新思想。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的新实践，在十九大正式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为中国共产党人找到通往新胜利之“道”。
習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