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培养创新人才是当前中国教育广泛关注的瓶颈问题,是首都基础教育要破解的一个难题,也是我们35中在极力探索的一个主题。《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开展“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改革试点”,“支持有条件的高中与大学、科研院所合作开展创新人才培养研究与试验,建立创新人才培养基地”。我们深知,在中学阶段实行“科技创新人才早期培养”意义十分重大。因为中学阶段是人的一生当中最美妙、最关键的阶段;是最富想象力和创造力的阶段;是奠定人生基础的重要阶段。
　　35中的前身为李大钊等革命先驱创办的志成中学。建校之初,他们就明确提出学校的办学宗旨:改变民族落后,发展教育事业,培养栋梁之才,有志者事竟成。如今,“志成”二字已贯穿35中发展的始终,在“志成”精神激励下,学校走出了如宋平、王光英、李锡铭、王光美、邓稼先、汪德昭、贾福海、李季伦、王歧山、陶西平等为代表的众多杰出优秀人才。这里,以我校63届校友、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田维熙教授在我校6年(1957年至1963年)中学阶段的成长历程为例,与大家一起思考:志成的传统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需要我们传承和发展下去的精髓是什么?
　　田教授对自己在35中度过的中学时代记忆犹新,他说正是35中的学习奠定了他人生的基础:“从1957年到1963年,我在北京35中度过了我的整个中学学习阶段,最后以考上清华大学结束了我的中学生活。回想起来,我在小学时还是一个学习偏科、身体羸弱、不谙世事的小孩,是在35中的6年生活使我在德智体各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可以说奠定了我人生发展各方面的基础。”
　　田维熙教授详细地向我们叙述了自己中学时代的点点滴滴:“到35中的第一件事是参加了在中山公园的新生夏令营,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长,和同学们一起生活了3天。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集体和辅导员孙学策老师。入学后在班主任孙玉林老师和孙学策、胡长江辅导员的帮助和鼓励下,我增强了为集体服务的热情,还担任了中队学习委员,要知道,上小学时我可是连小队长都没当过的。初二开始学化学,由于我掌握得比较好,在老师的支持下,曾给全班同学介绍自己学化学的一些体会。后来在高中我担任班学习委员,也多次组织同学交流学习经验和体会。文革结束后,我所在单位给青年职工开办补习班,我负责讲化学课;研究生毕业后,我更是走上大学讲堂,这其中一些基本功还得归功于我在中学的‘小老师’经历。”
　　在谈到自己在专业上取得的学术成就时,田维熙教授再一次把成绩归功于在中学时代所接受的教育:“我的专业兴趣始于中学。可能我对化学知识有特殊的敏感性吧,一开始我就喜欢上了这门新课,以至于我买了烧杯、试管、酸碱盐,自己在家里鼓捣起了化学试验,还弄了几本高中化学书来看,其中老师们都给了我很大的指导与帮助。到高中时,凌先生、郑先生给我作特殊辅导,推荐我参加了北京市少年科技馆的化工组,做了不少大学水平的实验,最后我考上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文革后读研我转到生物化学专业,考研时这门课就是靠自学,想想这自学能力最早还是中学时培养的。当时上物理课学了透镜成像原理,在陈建中老师的启发下,我用硬纸、铁皮、凸透镜、毛玻璃自制了一个照相机。这件事使我体验了理论联系实际的乐趣,后来在大学和工作初期我又自制过放大机、万用表和收音机,对我提高动手能力起了很大作用。”
　　35中历来注重的是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访谈中田维熙教授就谈到,自己在35中收获的不仅仅是成绩,而是十分全面的成长。
　　“我在中学学习的另一大收获是极大地提高了数学能力。35中的数学教学是极有成效的,路科名、李官娟等老师的课至今令我记忆犹新。60年代在北京的高中里,35中的数学教学水平是第一流的。虽然后来我没有学数学专业,但35中的数学学习让受益匪浅。通过数学学习,可以说,培养了我严密的逻辑思维、在复杂问题中准确抓住关键点的能力,这些在我以后的事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另外,数学学习还使我拥有了一种对数据严格细致的感觉,能够经常地发现计算和数据中的问题和错误,在此后的科研和指导研究生工作中,则使我少犯错误、少走弯路、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文科本是我的弱项,但35中的教学使我的文科成绩有了大幅度提高,特别是在高考的时候。我们那时高考是三门理科三门文科,我的文科平均分81(满分100)。其中钱家珏、魏宗煦、赵木凡、刘克勤、安先生等老师的优秀教学功不可没。这些文科基本功在我数十年工作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现在我的学生还称我为文章写手,几乎年年都要写项目申报书、课题总结、工作总结、宣传介绍材料等。课题组每年数篇投送发表的中英文学术论文都是我修改定稿,特别是摘要、前言和讨论部分很多都是我重新写过,这些部分尤其体现文笔、逻辑性以及知识的广度与深度。
　　儿时我生过两次大病,小学时我的身体很弱。记得体育课跳高考试我是全班倒数第一,在全班的加油中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最后一个跳过及格线。初中,从体育课上“劳卫制”达标的跑步开始,体育锻炼逐步开展,我的身体素质开始一步步增强。我学会了游泳、滑冰、篮球、体操,并入选了乒乓球班队。任佩璋、苏毅、刘英鹤等老师培养了我锻炼身体的习惯,激发了对体育活动的兴趣。这些在重视体育的清华大学得到了加强,其后就再没有中断体育锻炼。大学毕业后我曾在西宁市少年宫担任过5年业余乒乓球教练,读研时我还是乒乓球校队队长。后来在中科院研究生院任教,我多次参加全校职工乒乓球和越野跑比赛,均获得前几名的成绩,还参加中国科学院游泳比赛获得老年组自由泳的银牌。体育锻炼使我受益一生。良好的身体状况不仅使我精神良好,而且还使我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工作效率。文革耽误了我们这一代10年的好时光,我的科研、教学事业在50岁之后才进入高峰。此时,我主持了数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际合作项目,主讲了多门研究生课程,担任了校教学委员会委员和教学督察,系常务副主任和学术小组组长,先后指导了20名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发表了60余篇学术论文,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和政府特殊津贴。按中国科学院政策我的退休年龄也延至65岁。而使我仍然能胜任工作的基础正是好的身体。体育不仅可以强健体魄,而且能够锻炼意志,调节心理,还可以拉近人们之间的距离。上个世纪80年代,我在美国留学时,体育就是我和各国同事、同学沟通与交流的重要途径。现在我和学生们也会聊奥运会、世界杯、四大满贯和NBA,还会一起去游泳、打球,这成为我和学生们更好地建立和谐师生关系的润滑剂。”
　　不慕虚华、注重细节、贴近生活、贴近学生、注重学生全面成长的理念,使35中的教育真正为每个学生奠定了坚实的人生基础。正因为这些,田维熙教授高兴地回忆道,“以我当时的中考成绩,是可以考取更有名气的学校,但我选择了直升本校,就是因为我对35中的那一份感情和信心。结果证明我的选择没有错。”
　　田维熙教授在35中的成长实例告诉我们,35中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和人文精神,积淀了蕴藏丰富知识的土壤。“励精图治,自强不息,艰苦奋斗,有志者事竟成”,这种校园文化精神强调自信,注重人格,崇尚理性,我们把这种精神作为学校最大、最独特的资源和优势,作为育人目标和育人内容的最佳选择,作为学校办学、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最大动力。随着时代的发展,我校又进一步明确了“办一所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名校”这一发展目标,提出了传统特色与现代教育相结合的办学理念,构建起了“德育为首,教学为中心,课内外相结合,家庭社会为依托”的实施素质教育的整体框架,既保持了“志成”办学精神的精髓,同时又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在“传承”的基础上“创新”,我们应该利用好这肥沃的育人土壤,在国家倡导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教育政策指导下,以“培养科技创新型人才”为目标,在“五有人才——具有中华民族文化底蕴与中国情怀、具有国际视野、具有正义感与责任心、具有适应社会的能力、具有科学精神与研究意识的高素质创新型人才”和“五字学德——勤、孝、礼、善、诚”以及“四证建设——毕业证书、诚信证书、志愿者经历证书、才艺证书”为教育特色的教育理念指引下,做好与创新型科技人才班的对接工作。
　　同时,面对新的挑战、新的任务,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对学生进行重点教育,即国家与民族意识;校园文化精神的传承;国际视野;合作意识与团队精神;服务于社会的意识与能力;兴趣广泛、学有特长;强健体魄。我们努力将理论落实到实际,并不断巩固学校一贯的教育主旨:以做人、做学问为本的基础上,融入新的教育特色和理念,力求创新;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培养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新型人才。
　　我们深知,科技创新型人才的早期培养是一次探索、创新和深化教育改革的实践过程,任重而道远。尽管探索的路上充满艰辛,但是,以人为本、解放学生、发展个性、鼓励创新仍是我们教育工作者不懈的教育追求。我始终坚信这样一句富于哲理的话:“人在最痛苦的时候,往往在走上坡路”。我想,眼下35中就是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在温家宝总理来我校调研讲话的精神的指引下,在朱建民校长的带领下,我们不断开拓进取,大胆创新,力争在科技创新人才早期培养方面探索出一套合乎国情的培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