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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编辑《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珍品大系·手稿卷》,又翻出了《东方》、《地球的红飘带》、《火凤凰》等小说的手稿。它们都是魏巍老人亲手交给我,由我接收进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如今它们安然无恙,魏巍老人却再也无处寻觅了。睹物思人,不禁思潮翻滚,浮想联翩,许多往事一齐涌上心头,历历犹新,切切如昨。
2008年8月30日,是送别魏巍老人的日子。天还没亮,雨就来了,开始淅淅沥沥,后来刷刷啦啦。到9点钟,突然就瓢泼似的一阵,同时还远远地滚过几声闷雷。站在自家阳台上,看着雨水在窗玻璃上哗哗流淌,我想天也有情,天也在哭。
家人从殡仪馆现场发来报告,说八宝山的兰厅外,“人特别多而且越来越多”,穿军装的是有组织而来,但更多的是自行赶来的老百姓,是魏老的普通读者。每一把小小的雨伞下,都站着两个、三个或者更多的人——相识的和不相识的,在这一刻都成了朋友,大家聚拢来,一起为魏老送行。9点整,人群变成了秩序井然的两队,向着告别厅缓缓行进。一幅黑布挽幛高高挂起,“最可爱的人永垂不朽”几个大字,倔强地挣扎在烟雨空朦中。
我知道,我该去送老人的,但我竟没有去,不是因为下雨,也不是因为从顺义到石景山之间横亘着的那几十公里路程,实在是不愿也不敢再去亲证老人一去不返的现实,不愿也不敢去听那令人心碎的哀乐。就在老人鹤归的次日上午,单位里派人吊唁,本没有安排我去,但我执意跟着去了。走进西山八大处那所绿树掩映的院落,只见满眼旧物依然,惟独不见了那位可亲可敬的老人。一帧遗像披了黑纱挂在客厅北墙上,触景生情,心里不觉訇然一颤:老人走了,再也不回头了!人民军队痛失了一名伟大的战士!中国文坛痛失了一位伟大的诗人!
永远记得第一次见到魏老的情景。那是1995年的8月,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的日子,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纪念大会,当年那些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以笔为枪拼着身家性命奔走呼号的老作家们能去的都去了,整个会场一片华发。刚成为姚雪垠工作助手的我借光姚老,有幸目睹了那一片璀璨无比的文曲星云。散会之后,魏巍老人用自己的“坐骑”把姚雪垠送回了寓所。汽車停在复外大街22号大院门口,两位老人都下了车,握手告别,互道珍重。那时的魏老,神采奕奕,满面红光,雪白的衬衣下摆装进笔挺的绿色军裤里,干净,利索,英武之气逼人。看着他刚毅的神情和矫健而快捷的步履,可以想见当年他在遍地血与火中纵横驰骋的勃勃英姿,想见他在蘸着心灵潮水抒写《谁是最可爱的人》时的一腔激情。
后来,我便有了多次拜望魏老的机会。带一篮鲜花,捧一份祝福,满怀敬意叩开那扇常年虚掩的大门,走进那间见识过热闹也见识过冷清的客厅。客厅里永远是那样简朴那样纯净:一盆盛开的鲜花,一碟时兴的水果,两小一大三只用印花布遮掩起残破处的老式沙发。沙发正对着鲁迅先生的雕像,迎门墙上是魏老手书的毛主席诗词《沁园春·长沙》……老作家把他的志趣、他的信仰、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事业,全都光明磊落地摆放在这里了。置身其间,不由人不想到那篇代表着一代人对于崇高道德的理解与追求的千古雄文,不由人不追怀那些高扬着理想主义旗帜的“激情燃烧的岁月”。一间小客厅,一座大课堂,只要走进去,就会感到天高地阔感到胸怀宽广,感到思想被澄滤心胸被荡涤,感到热血在沸腾情感在升华。
每次每次,魏老总是那么真诚,那么亲切。他会拉你坐到他身边,把糖果塞到你手里;他会指着助听器告诉你他的耳朵不好,提醒你说话大点儿声;他会用那双充满了慈爱的目光一直看着你,神情专注地听着你说话。他会像嘱咐小学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一样嘱咐你要爱祖国爱人民,嘱咐你要学习马列要追求真理要牢记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知道我供职的中国现代文学馆成了“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基地”时他非常高兴,竟一改平日里只听不说或是多听少说的习惯,滔滔不绝地谈起了教育的责任,谈起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他说“‘三好’德为先”,要教育孩子们明是非知荣辱懂廉耻讲诚信,他说青年是未来是希望“青年智则国智青年强则国强”……我听着,情不自禁地为老人之忘我情怀而感动。都这把年纪了,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却仍然是国家前途,是民族命运,是子孙万代的福祉。什么叫坚守信仰绝不动摇,什么叫勇于牺牲义无反顾,从魏老的身体力行中,我找到了滚滚红尘难掩其光辉的答案。
就在魏老仙逝的那年春天,我曾受邀到河北大学去,与文学院的莘莘学子做了一次坦诚地交流,让我有幸把魏老们的这一份“答案”亮在了课堂上。其间我提到了丁玲、刘白羽、周而复等等一大批老作家,我说我敬仰他们,因为他们共有一个特性,那就是对国家、对民族的无比热爱、无比忠诚。出于文人的良知,写作对于他们首先是一种责任——传承我中华文化、弘扬我中华美德、卫我中华、强我中华的责任。这种良知来自屈原,来自杜甫,来自 “亘古男儿”陆放翁……接受这良知的驱使,他们慷慨激昂指点江山,他们把“文以载道”当作了毕生的追求。这一切,是左是右是福是祸对于他们来说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他们遵循了良心的导引认为自己应该去做的,因而至真至诚至情至义,因而心怀坦荡正大光明。他们为自己的追求奋斗了一生,最后又不约而同把自己身后的所有都捐给国家,留给了后人……或许是因为我讲的这些七七八八难登正规课堂的缘故,学子们因为初次听得,因而都非常认真。从他们明亮的目光中,我读出了疑惑,也读出了理解;读出了思考,更读出了感动。很想把这一切都告诉魏老,却苦于杂务缠身,没有及时去看他。总以为来日方长,谁知老人说去竟就去了。
难忘最后一次拜见魏老,那是带着几个年轻人去接收他的捐赠。一只行军壶,一顶旧军帽,都是他从朝鲜战场带回祖国的。老人一一指点着,亲口向我们解说着它们的来历。问他赴朝慰问时穿的军大衣还在不在,他想了想,说早就送给人穿去了,再问那人是谁,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告别时,他像往常一样,慢慢走出客厅,从走廊墙壁的挂钩上慢慢取下帽子戴好,慢慢地提起手杖,一步一步走下台阶,一步一步走到大门口,这才停住脚步,握手送别……然后,慢慢举起右手挥动着,目送汽车远去。汽车就要转弯时,我回过头去,见老人仍然在大门口伫立着,像一尊雕塑般岿然不动。那一幅影像,深深镌进了我的记忆中。
如今,魏老的所有捐赠都已记入国家的文物账目,《东方》、《地球的红飘带》、《火凤凰》三部长篇的手稿,就珍藏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手稿库中。那是魏老挥洒毕生的才情与汗水,用华夏文字为中国革命建造的丰碑。丰碑不倒,“魏巍”长存,万代流芳,永垂不朽。
2008年8月30日,是送别魏巍老人的日子。天还没亮,雨就来了,开始淅淅沥沥,后来刷刷啦啦。到9点钟,突然就瓢泼似的一阵,同时还远远地滚过几声闷雷。站在自家阳台上,看着雨水在窗玻璃上哗哗流淌,我想天也有情,天也在哭。
家人从殡仪馆现场发来报告,说八宝山的兰厅外,“人特别多而且越来越多”,穿军装的是有组织而来,但更多的是自行赶来的老百姓,是魏老的普通读者。每一把小小的雨伞下,都站着两个、三个或者更多的人——相识的和不相识的,在这一刻都成了朋友,大家聚拢来,一起为魏老送行。9点整,人群变成了秩序井然的两队,向着告别厅缓缓行进。一幅黑布挽幛高高挂起,“最可爱的人永垂不朽”几个大字,倔强地挣扎在烟雨空朦中。
我知道,我该去送老人的,但我竟没有去,不是因为下雨,也不是因为从顺义到石景山之间横亘着的那几十公里路程,实在是不愿也不敢再去亲证老人一去不返的现实,不愿也不敢去听那令人心碎的哀乐。就在老人鹤归的次日上午,单位里派人吊唁,本没有安排我去,但我执意跟着去了。走进西山八大处那所绿树掩映的院落,只见满眼旧物依然,惟独不见了那位可亲可敬的老人。一帧遗像披了黑纱挂在客厅北墙上,触景生情,心里不觉訇然一颤:老人走了,再也不回头了!人民军队痛失了一名伟大的战士!中国文坛痛失了一位伟大的诗人!
永远记得第一次见到魏老的情景。那是1995年的8月,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的日子,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纪念大会,当年那些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以笔为枪拼着身家性命奔走呼号的老作家们能去的都去了,整个会场一片华发。刚成为姚雪垠工作助手的我借光姚老,有幸目睹了那一片璀璨无比的文曲星云。散会之后,魏巍老人用自己的“坐骑”把姚雪垠送回了寓所。汽車停在复外大街22号大院门口,两位老人都下了车,握手告别,互道珍重。那时的魏老,神采奕奕,满面红光,雪白的衬衣下摆装进笔挺的绿色军裤里,干净,利索,英武之气逼人。看着他刚毅的神情和矫健而快捷的步履,可以想见当年他在遍地血与火中纵横驰骋的勃勃英姿,想见他在蘸着心灵潮水抒写《谁是最可爱的人》时的一腔激情。
后来,我便有了多次拜望魏老的机会。带一篮鲜花,捧一份祝福,满怀敬意叩开那扇常年虚掩的大门,走进那间见识过热闹也见识过冷清的客厅。客厅里永远是那样简朴那样纯净:一盆盛开的鲜花,一碟时兴的水果,两小一大三只用印花布遮掩起残破处的老式沙发。沙发正对着鲁迅先生的雕像,迎门墙上是魏老手书的毛主席诗词《沁园春·长沙》……老作家把他的志趣、他的信仰、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事业,全都光明磊落地摆放在这里了。置身其间,不由人不想到那篇代表着一代人对于崇高道德的理解与追求的千古雄文,不由人不追怀那些高扬着理想主义旗帜的“激情燃烧的岁月”。一间小客厅,一座大课堂,只要走进去,就会感到天高地阔感到胸怀宽广,感到思想被澄滤心胸被荡涤,感到热血在沸腾情感在升华。
每次每次,魏老总是那么真诚,那么亲切。他会拉你坐到他身边,把糖果塞到你手里;他会指着助听器告诉你他的耳朵不好,提醒你说话大点儿声;他会用那双充满了慈爱的目光一直看着你,神情专注地听着你说话。他会像嘱咐小学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一样嘱咐你要爱祖国爱人民,嘱咐你要学习马列要追求真理要牢记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知道我供职的中国现代文学馆成了“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基地”时他非常高兴,竟一改平日里只听不说或是多听少说的习惯,滔滔不绝地谈起了教育的责任,谈起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他说“‘三好’德为先”,要教育孩子们明是非知荣辱懂廉耻讲诚信,他说青年是未来是希望“青年智则国智青年强则国强”……我听着,情不自禁地为老人之忘我情怀而感动。都这把年纪了,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却仍然是国家前途,是民族命运,是子孙万代的福祉。什么叫坚守信仰绝不动摇,什么叫勇于牺牲义无反顾,从魏老的身体力行中,我找到了滚滚红尘难掩其光辉的答案。
就在魏老仙逝的那年春天,我曾受邀到河北大学去,与文学院的莘莘学子做了一次坦诚地交流,让我有幸把魏老们的这一份“答案”亮在了课堂上。其间我提到了丁玲、刘白羽、周而复等等一大批老作家,我说我敬仰他们,因为他们共有一个特性,那就是对国家、对民族的无比热爱、无比忠诚。出于文人的良知,写作对于他们首先是一种责任——传承我中华文化、弘扬我中华美德、卫我中华、强我中华的责任。这种良知来自屈原,来自杜甫,来自 “亘古男儿”陆放翁……接受这良知的驱使,他们慷慨激昂指点江山,他们把“文以载道”当作了毕生的追求。这一切,是左是右是福是祸对于他们来说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他们遵循了良心的导引认为自己应该去做的,因而至真至诚至情至义,因而心怀坦荡正大光明。他们为自己的追求奋斗了一生,最后又不约而同把自己身后的所有都捐给国家,留给了后人……或许是因为我讲的这些七七八八难登正规课堂的缘故,学子们因为初次听得,因而都非常认真。从他们明亮的目光中,我读出了疑惑,也读出了理解;读出了思考,更读出了感动。很想把这一切都告诉魏老,却苦于杂务缠身,没有及时去看他。总以为来日方长,谁知老人说去竟就去了。
难忘最后一次拜见魏老,那是带着几个年轻人去接收他的捐赠。一只行军壶,一顶旧军帽,都是他从朝鲜战场带回祖国的。老人一一指点着,亲口向我们解说着它们的来历。问他赴朝慰问时穿的军大衣还在不在,他想了想,说早就送给人穿去了,再问那人是谁,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告别时,他像往常一样,慢慢走出客厅,从走廊墙壁的挂钩上慢慢取下帽子戴好,慢慢地提起手杖,一步一步走下台阶,一步一步走到大门口,这才停住脚步,握手送别……然后,慢慢举起右手挥动着,目送汽车远去。汽车就要转弯时,我回过头去,见老人仍然在大门口伫立着,像一尊雕塑般岿然不动。那一幅影像,深深镌进了我的记忆中。
如今,魏老的所有捐赠都已记入国家的文物账目,《东方》、《地球的红飘带》、《火凤凰》三部长篇的手稿,就珍藏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手稿库中。那是魏老挥洒毕生的才情与汗水,用华夏文字为中国革命建造的丰碑。丰碑不倒,“魏巍”长存,万代流芳,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