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出身于旧时代的官宦之家，受儒家思想影响，也是遵循“厚葬祖先，光宗耀祖”这一道德规范办事的。但是，周恩来自从投身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成长为一位坚定的共产党人后，对旧家庭的这一传统观念逐渐有了自己的看法，特别是建国后，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已充分认识到我们国家人多地少，旧的葬俗早已成了国家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的一个不小的障碍。所以，早在1956年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周恩来等都在关于中央领导人死后火化的倡议书上签了名。不过周恩来在对这个问题上的认识要更深一层。
　　就在那次火化倡议书上签字后不久，周恩来又和邓颖超相约：我们俩死后不仅遗体要火化，而且骨灰要撒到祖国的江河大地上。周恩来当时对邓颖超说：“人生来是为人民服务的。生前的工作、劳动是为人民服务：死后把骨灰撒了，落在地上的可以做植物的肥料，落在水里的可以做鱼虾的饵料，还在为人民服务。这样，人类才真正是生生不灭的。”这是一位彻底唯物主义者发自内心的人生独白，也反映了周恩来那十分崇高的思想境界。
　　周恩来不仅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
　　对于周家祖辈留下的一点坟地，周恩来早就有了周详缜密的考虑。他曾说过，人死了，不做事了，还要占一块地盘，这是私有观念的表现。中国有六、七亿人口，只有16亿亩耕地，平均一人2亩3分地，将来人口越多，每人平均土地越少。所以，“坟地问题一定要解决”。
　　绍兴是周恩来的祖籍，那里安葬有周恩来曾祖樵水公以上多代祖辈的遗骸，留下多座神圣不可侵犯的祖茔。1939年春天，周恩来在抗日的连天烽火中曾往我国的东南抗战前哨绍兴，祭祀他的祖先，那也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祭祀祖先。其实，那时他就已成长为一位坚信唯物主义的共产党人。他的祭祀举动既是对自己祖先的敬重，也是为了反击国民党“共产党人六亲不认”“共产共妻”等反动宣传。
　　建国初，由于坟墓年久失修，绍兴方面的周家族人就写信告诉周恩来，“曾祖樵水公的坟，已经破烂不堪了，准备重修，家里族人不肯深埋”。“我告诉他们不准修坟，要平坟。起码不要修。如果修，我一定要付钱，二要平掉。对平坟的问题，也不能由我一个人决定，以后如有机会到绍兴，我要找本家开个会，把坟平了。”
　　建国后，周恩来没能再去过绍兴，也就未能由他具体处理绍兴的祖坟。但是。由于他已明确要求不准修。这样，经几十年风雨剥蚀，绍兴周家祖坟已经不复存在。2009年5月，笔者接绍兴多年在周恩来祖居和绍兴文化旅游部门工作的李建明同志电话：“今年清明时，周秉德等嫡亲兄弟姐妹6个来绍兴祭祖。是我陪他们去的。总理家的祖坟已不存在了，我们也只记得大概的位置了。”这个事实说明，早在周恩来时代，他老家绍兴的祖坟已经平成耕地了。
　　周恩来的岳母、邓颖超的妈妈杨振德为了支持女儿女婿闹革命，跟着他们吃辛受苦，直到国共第二次合作时，周恩来就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中将副部长时才与国民党有关方面交涉，从江西反省院将杨振德老妈妈解救到身边。由于老人一生颠沛流离。身心受到严重创伤，1940年就在重庆红岩村去世了，安葬于同情我党的饶国模(刘太太)捐赠给我党的重庆小龙坎墓地。而周恩来的父亲周劭纲先生是1942年在重庆红岩村去世的，也同当时在红岩因公、因病去世的人一起安眠于小龙坎墓地。建国以后，周恩来在考虑平坟还耕时，首先就考虑到重庆小龙坎的墓地。
　　1958年，周恩来在得悉重庆市委打算将小龙坎墓地整修为一处革命烈士纪念陵园时，率先派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的童小鹏赶赴重庆，说服重庆市委，将小龙坎墓地的14座坟挖开，把他们的骨骸和棺木一齐火化。分别装进14个陶罐，罐上留下他们姓名，然后集体放进一个用水泥砌建的大坑内，盖上土后进行平整，再放水淹没。于是原来在这里的14座坟包不见了，成了一片平坦的水田。只在地边田埂上竖了一块木牌。木牌上写有掩埋在这里的14个人的姓名和生卒年月。
　　周恩来逝世多年后，童小鹏同志在重庆参加当年南方局老同志的一次聚会，老同志们一致提议为当年安葬于小龙坎的人建一处公墓，以向后人传承“红岩精神”。此举经当时健在的邓颖超和重庆市委同意后，将原安眠于小龙坎的14个骨灰罐重新挖出，集体安葬到红岩村旧址西南边的一处荒山上，并将墓冢后边的山体打造成半圆形，在半圆的山壁上刻上当年在红岩村牺牲、去世的14位亡者的姓名、籍贯、职务及生卒年月等基本情况。墓地上留有一个由陆定一题写的“红岩公墓”4字的墓碑。
　　这是周恩来邓颖超妥善处理他们父母坟地的具体经过。
　　清代后期，周恩来的祖辈从绍兴迁居淮安，他们也同那个时代的人一样，每搬迁到一个新的居住地后，第一件大事就是要买下一块茔地，以便随时准备让老人百年之后入土为安。所以周家就在淮安府城东门(学名瞻岱门)外买了一处茔地。周家在淮安居住了100多年，东门外周家祖茔地上先后安葬有周恩来的祖父母、生母、嗣父母以及嫡亲的叔伯父母等等13位先人，共留有7座土坟包，当地有专人为周家护墓。
　　建国伊始，周恩来就主张不保留这块墓地。土改复查时，他就写信要求淮安县委：“我家的一点坟地，落在何方，我已记不得了。土改时如当地有人认出可分给地方群众耕种。”此后。他在多次会见淮安县委领导人和与他的亲属谈话中，一再表达了他要平掉淮安祖坟的愿望。当时因为他的嫡亲婶娘还健在，加之地方干群出于对周恩来敬爱有加的感情，所以他的这一牺牲自己、利国利民的举措一直未能如愿地实现。
　　1965年，周恩来认为时机已经成熟，这一破千年旧俗、开一代新风的事不宜再拖。但他考虑到一直居住于淮安老宅的嫡堂弟媳陶华尚健在，她可能会对平坟想不通，甚至有抵触。就思考着选一位周家亲属返回淮安，先做好陶华的思想工作，然后再说服县委和地方干群，将淮安东门外的祖坟全部平掉，棺木就地下沉，以不影响生产队的机械耕作。
　　当时他的胞弟周恩寿知道了这一消息。他是14岁离开淮安老家，一辈子吃辛受苦，退休后尤其思家心切。因为未能得到哥哥周恩来的同意，也一直未能回老家一趟。这次有了这么一个极好的机会，千万不能错过。他就利用一次去西花厅的机会径直向甩恩来提了出来：“哥，听说你要平掉淮安老家的祖坟，让我回去吧，十嫂(指周恩来嫡堂弟媳周恩硕夫人陶华。恩硕大排行十)的工作我保证能做好。”
　　“好呀。”周恩来一听很高兴。他正愁没有合适人回去做陶华的思想工作呢。可转念一想，他马上又改变了主意，转而斩钉截铁地说：“不行，你不能回去!”
　　“为什么?”回乡心切的周恩寿竟不顾一切地反问周恩来。
　　“因为你是周恩来的弟弟。你回去以后江苏省委、淮阴地委和淮安县委都会安排人去接待你，既浪费地方的钱物，也影响人家的正常工作。”
　　周恩来这么一说，周恩寿还有啥好说的呢。稍停， 周恩来经过深思熟虑后说：“还是等尔萃，要放寒假了。读书的尔萃回家是探亲，与家人团聚，不会惊动地方领导。”
　　周尔萃时在西安航空学校学习。他是周恩硕的次子。放寒假后，他从西安乘车顺道北京，看望伯伯伯母。
　　周尔萃到北京西花厅后，周恩来特地把他叫到跟前，把平掉淮安老家祖坟的事作为一项“特殊任务”交待给他。周恩来要尔萃回淮后，首先和哥哥尔辉、嫂嫂桂云3个人组成一个临时党小组，耐心做好妈妈陶华的思想工作。还要向县委传达平掉周家祖坟是他周恩来的意见，再说服县委和当地群众，把周家祖坟平掉，棺木就地下沉，坟地交当地生产队耕种。
　　周尔萃等回家做好妈妈的思想工作后，又向县委春节值班常委作了汇报。由于已临近春节，不好拖延，就在除夕那天，由县委值班常委、副县长郭山和与孙桂云、周尔萃等一起来到当时的淮安县城郊公社闸口大队第五生产队夏庄居民组。
　　经大队干部们动员，一共到场了30多名青壮年劳力。当人们一听说今天的“特殊任务”竟是让他们平掉周家祖坟时，现场就像炸开了锅：50岁出头的李正东老汉说：“棺(官)只能往上升，哪有朝下降的?”魏竞成老汉更是扯着嗓子喊：“你们整天喊增产、增产，增产的途径多着啦，哪在乎周总理家的这点坟地?”生产队会计王彦南则说：“你们把全国六、七亿人都找来，看能有哪一个人同意平总理家的祖坟。”这时，只好由地方群众认识的周尔辉妻子孙桂云出面向大家解释说，我们伯伯说了，周家祖茔地在你们这里100多年了，得到了你们很好的爱护和保护。他要我们周家亲属代表他感谢大家。现在，他从我们国家人多地少的实际情况出发，要破旧俗、立新风，带头平掉我们周家的祖茔地，把坟地交给你们生产队耕种。这是他老人家作为一项特殊任务交给我们叔叔周尔萃的。说到这里，孙桂云用手指着身旁穿着空军服饰的周尔萃。周尔萃也微笑着点头认许。孙桂云接着说，如果今天我们平不了周家祖坟，伯伯的这次指示就不能落实，他(指尔萃)到北京就没法向我们的伯伯“交差”。
　　在场的群众一听，感觉到这的确是“北京”来的意见。于是人们怀着崇敬的心情，走进周家祖茔地，先将坟地上的松树一一刨走，再小心翼翼地挖开7座土坟，将坟中的13口棺木一一就地下沉到离地面约两米以下。其中周恩来祖父云门公的棺木比较大，埋葬的也比较深。坟墓挖开后，棺木怎么也抬不出坑外。只好到淮安邮电局，借来一个“油葫芦”，再在坑室上架上三角支架，利用油葫芦的杠杆作用，才将周恩来祖父的棺木提吊上来，然后挖深底坑，再将棺木轻轻放下去，把地面平整。
　　腊月里的白天很短，那天一直忙到万家灯火，才将原来长有松树、留有7座土坟包的周家祖茔地平整为一块耕地。
　　大约两个多星期后，周恩来在北京听了侄儿周尔萃关于淮安老家平掉他家祖坟的情况汇报后，十分高兴，还表扬了尔萃他们对他的这一“特殊任务”完成的好。随后，他又交待自己身边工作人员从他自己的工资里给当地生产队汇出一笔钱作为赔偿。
　　笔者1982年在该生产队召开农民座谈会时，参加当时平周家祖坟的人多还健在。会计王彦南告诉我，从北京总理办公室汇给我们生产队的钱是70元人民币，在汇款单的“汇款人简短附言”栏里留有“此款系平坟工资和赔偿坟地青苗损失费”两行小字。
　　周恩来，为了我们祖国和人民，带头破了千年旧俗，开了一代新风，平掉了自家祖坟。40多年过去了，在他的老家、在周家祖茔地周围，人们一直传颂着周恩来这一无私的奉献精神，传颂着他的高瞻远瞩和高贵的品行。
　　程悦长，1911年12月18日出生于湖北黄安李太乡(今红安城关镇)上程家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他光辉而短暂的一生中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三次接见，1957年在北京治病期间。毛主席到医院去看他并深情地对他说：“程悦长同志，你很爱兵，你对部队很有感情。我们的军队能立于不败之地，靠的就是官兵一致，军民一致，亲密团结，共同对敌。你是新四旅的，新四旅跟我在延安好多年，后来王胡子(指王震同志)把你们带到新疆去了，见不到你们了。”说到这里，毛主席很激动。随后主席详细询问了他的病情并要求医院全力治疗。临别时，毛主席紧紧握住程悦长的手，再一次情深意重地说：“现在你身体有病，要好好治病，既来之、则安之。病治好了，才能工作，你在北京要养好病，回去以后，代我向同志们问好。”程悦长说：“我的革命工作还没有完成……”同时还立下遗嘱，逝世后把遗体献给国家，作为对党的最后一点贡献。
　　他是英年早逝的开国将星，解放后他先后两次回过故乡，作者将其回乡的情景整理成文，以示对将军的怀念。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进入黄安县境，中共黄安县委、政府于4月7日进驻县城。一封落款为第一野战军二兵团六军十七师师部的信从甘肃飞到了黄安……
　　少年的程悦长在两个哥哥程福长、程喜长的影响下倾向革命。大革命运动兴起后，他们兄弟3人全部参加了革命。福长、喜长参加了赤卫军。悦长则参加了少先队。程家的屋后有一个地窖，通常是保藏红苕，但它实际上是赤卫军的一个秘密联络点。悦长便经常为赤卫军站岗、放哨、送文件。1927年程家兄弟3人一同参加了黄麻起义，由于他们作战勇敢，不怕牺牲。福长和喜长被吸收为中共党员，而悦长则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大革命失败后，福长和喜长惨遭杀害，其父悲伤成疾，不久便离开了人世。1929年10月程悦长便瞒着母亲和结婚不到一年的妻子参加了红军游击队……
　　1932年元月，在第四次反“围剿”的一次激烈战斗中，排长牺牲了，他勇敢地顶替上去，带着战士们冲上敌人的阵地，消灭了敌人的一个连，受到团首长的奖励，当即被升为红四方面军少共国际团排长，不久任第三十一军九十三师连长。同年10月，随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向川陕边转移。1933年，在开创川陕革命根据地战斗中，他作战勇敢，多次负伤，被调到九十三师政治部，先后任宣传干事、组织科科长。1935年3月，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开始长征，他历任九十三师二七八团政委、师部医院政委、师供给部政委。1936年10月，胜利达到陕北。写有《记陕北三战三捷》和《难忘的教诲》等文章流传于世。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六旅七七二团卫生指导员，后随开赴晋东南建立太行山敌后根据地，任营教导员。进而挺进华北开辟冀南平原根据地，任新编第一团政委。1939年2月参加了有名的香城固战斗，此战先由兄弟部队将日寇引出笼后，新一团发起攻击，冲上去与敌人拼刺刀，歼敌200多人，烧毁8辆汽车，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香城固战斗是一次 出色的平原歼灭战，作为光辉战例载入了八路军史册，朱德总司令嘉奖新一团为“模范青年团”，程悦长被三八六旅选为出席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40年5月，程悦长抵达延安，先后进入军政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1944年2月，新编第四旅在延安成立，他升任该旅十六团团长，驻守在甘泉县傅村川开展大生产，保卫延安的南大门。他每天开荒一亩多，成为全团学习的榜样。1945年4月，他出席了党的“七大”会议。同年8月，国民党见日军如秋后蚂蚱，乘机再次掀起反共高潮，大举进犯我陕甘宁边区，夺取了边区南部爷台山及周围数十座村庄。党中央命令予以坚决反击，十六团主攻爷台山。8月8日晚，一枪未放占领敌人前沿阵地，次日天明，直攻主峰。进攻中他身先士卒，把帽子一甩，举起手枪冲出战壕，带着战士们冲向敌碉堡，全歼守敌一个营部和5个连。接着配合兄弟部队收复全部失地，保卫了边区，保卫了党中央。1946年6月，他任新四旅副旅长。此后又率部参加了保卫延安、收复延安的各个著名战役。
　　1947年10月，新四旅与教导队合编为西北野战军第六纵队，他任新四旅旅长。1948年4月，六纵队随西北野战军主力出师凤翔地区发动西府战役，不料，青海马匪抄后路将六纵队包围起来，情况十分危急。程悦长闻讯立即率部跑步30余里，赶到屯子镇解围。在严密的包围圈上，硬是砍开一个缺口接应出六纵队，但新四旅却陷入了重围。他亲自端着机关枪，带着突击队在前面开路，战至天黑，大部突围而出，但250多名伤病员身陷重围。程悦长集中部队所有的绑腿。结成300米长的绳索，深夜从悬崖上缒下，终于救出了全部伤病员，实现了突围的彻底胜利。纵队政委在总结西府战役时说：“没有新四旅的流血牺牲，就没有主力和总部的安全转移。新四旅领导同志的风格，值得全军学习。”
　　1949年1月，全军大整编，新四旅改编为第一野战军二兵团六军十七师，程悦长任师长。5月率部协力解放西安。7月参加扶眉战役，全歼敌胡宗南部4个整军。8月参加兰州战役，解放兰州后，勾起了他的思乡之情，便给故乡写了第一封家书……
　　程悦长投身革命后一直没有音讯，家人以为他早已不在人间。他大哥福长的儿子程方珍、程方玉还在福长和喜长的墓侧替他修了一座坟墓，以示对细父的怀念。程悦长的母亲得知黄安全境解放后，便天天叫方珍上县打听儿子的消息，可当方珍兄弟收到了悦长离家20多年后的来信。知道细父还活在世上并做了大官时。悦长的母亲却离开了她日夜思念的儿子……
　　
　　饮马凉水井，泪洒双亲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率部进人新疆。兼任迪化(现乌鲁木齐)城防司令和北疆地区防务，后又兼迪化地委书记，负责北疆12县的建党建政、清匪反霸和土地改革等工作。1952年2月任第六军军长，1954年10月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新疆军区副参谋长。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当年。程悦长的侄儿们收到了细父的家书后，高兴得跳了起来。并当即请先生写了回信，告知奶奶病逝的消息。等待将军的再次回音。回信发出一个多月后没见来信，方珍兄弟又急了，大约过了两个多月后，又一封书信从新疆飞来……
　　方珍、方玉侄：
　　见信如面。
　　　首封书信发出后，我便率部进入了新疆。由于剿匪在急，没即时回信，望谅解。见你们兄弟二人已长大成人，心中甚慰。自与你们的父亲和二叔参加革命至今，弹指之间已有20余年，20年来，我常悲痛于两位兄长惨死于国民党的屠刀之下，亦悲愤骨肉分离，相隔天涯……我已成家而又不能要家，参加红军后，就把生命置之度外，忆当年秘密从军时，你们母亲溘然而去，万般无奈靠我母亲带着你们乞讨为生，每想至此，叔父常于静夜心酸至极而无法入眠。泪如雨下……在炮火连天、枪林弹雨中，我九死一生，能幸存下来，与两位侄子谈心，又高兴得彻夜难眠，得知我的母亲，你们的祖母故去的噩耗，我一周茶饭不进……身边的工作人员不懂其故，我便把家信给他们看了。眼前蒋匪余党横行，安定新疆任务繁重，叔父不能脱身。等待时机，由组织批准后回乡来祭拜你们的祖母和看望你们，什么时候回来，我提前写信告知你们……
　　1950年农历9月初一，一行人马在深夜悄悄进入红安县境，他们是程悦长将军和夫人胡子曼(广州人)、儿子程延文、程七大(以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党的七大召开而取名)及女儿程小保、警卫员陈光明等6人。过了红安县城后，离将军的湾子不足10公里，但乡里已吃了中饭，将军归心似箭。不觉来到了“凉水井”。“凉水井”是一个顾名思义的小湾子，在将军的湾子上程家的前面，与“凉水井”隔冲相望。将军在“凉水井”停了下来，取下“脚鱼壶”到井里去灌水。警卫员急忙上前制止并对将军说：“这井水小孩用手就可以摸着，怕不能喝呀首长。”将军就地盘坐下来对警卫员解释说：“近水知鱼性，近山知鸟音。这口井里的水清凉可口，方圆数里闻名。我16岁参加了革命，当上了交通员，送信渴了的时候经常在这里喝水，这里的水真甜啦!长征路上，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几天几夜没吃没喝的，当时我总想起了这口水井。后来在抗日和解放战争中，无论斗争多么残酷和惨烈，想起了两个哥哥带着我啃了红苕，喝饱了凉水，冲向了战场，跟我同时参加革命的战友……我以为自己再也回不来……”警卫员劝将军说：“您这不已经安全地回来了咧。”
　　将军一行回到上程家湾时，天已黑静了。乡亲们知道他回来了，男女老少蜂拥而来，把二堂兄程华长的家里挤得水泄不通。堂屋里的梓油灯被娃娃们挤泼了。见此，华长吩咐内人把隔壁几家的油灯全部借来了。将军的夫人连忙给乡亲们递烟撒糖果。坐下来后。华长的内人去给将军一家弄吃的。慌乱之中灶头上的油灯又掉到了灰槽里……将军连忙起身对嫂嫂说：“今晚你就不要弄饭了，我们带有干粮，你多烧点开水，两家人都吃一顿干粮吧。”华长说：“也可以，免得屋内都是烟。我明早再把窗户上塞的几个稻草把子拿掉，悦长弟大难不死，做了大官，必有后福，再肯定不会象你从前在家里和我们现在蹲在两头穿的茅坑里用稻草擦屁股……”将军眼泪出来了，接着又笑着对乡亲们说：“如今我们能安定坐在一起就要感谢共产党、毛主席啊!家乡这个样子我又不是不晓得。还有些地方没有解放咧!刚刚建国，百废待兴，好日子在后头，不过，还需要我们几代人共同艰苦奋斗。你们看看，我象个做官的样子和料子吗?”乡亲们仔细看了看将军的衣着和打扮，穿的是一套学生蓝的制服，打了上lO个补钉。剃个平头，脸色苍白……
　　第二天，也是将军母亲的忌日，将军夫妇上山祭拜父母。三拜之后，将军泪流满面，悲痛欲绝，推弹上堂，仰天开枪……以示对父母的怀念。 ’将军回乡的消息迅速在十乡八里传开。人们都跑来看他。诸亲六眷每户带来了上10个鸡蛋，他每家给 了10块钱，亲戚对此有意见，认为将军把亲戚看外了。将军笑着解释说：“我回来的时候是想给你们带点什么，但路途遥远确有诸多不便，如果这点心意你们也不接受，那我也不好想啊!”
　　将军回乡后的第三天，堂兄华长对他说：“你的前妻杨氏尚在人间，是你走后的第七年才改嫁到离我湾3里多路的李德湾的。”将军低头不语，没有回答堂兄。次日吃了早饭后，将军对堂兄说：“我给20块钱，你代表我们夫妇去看看她，征求一下她的意见，看能不能到我家来作客。”杨氏也不回避，心想到，一日夫妻百日恩，况且将军是为了革命，又不是嫌弃她……当即就借了上10个鸡蛋和自拣的一小篮干红苕叶子随华长到来了上程家，午餐时，将军夫妇专吃红苕叶子和稀饭，杨氏也不肯吃鸡蛋，专门夹给将军夫妇的几个孩子，并不时地转过头去擦眼泪。见此，将军夫妇放下了碗筷……
　　首次探亲，将军一行在红安呆了10天左右。
　　
　　病危思故乡，高官献低薪
　　
　　将军长期驻守在新疆，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带领部队踏冰卧雪，追剿土匪，屯垦开荒，兴修水库，兴建农场，发展经济，安定市场，为建设新疆日夜操劳。他对自己要求极严，克勤克俭，终于积劳成疾，于1952年春住进了兰州陆军医院。4年后又住进了北京医院。程方珍兄弟得知后，由村里和乡亲们筹措路费200多元前去探望。并带去了乡亲们从牙缝里挤出的几斤花生油，将军次次拒收。他坐在病床前耐心地对侄儿们说“我就是再没油吃，国家每月要供应4两至半斤，而你们要是遇到了荒年连沾锅的油都没有啊!我又不是什么大病，估计一两年也走不了……等你们的日子过好了，我喜欢吃你们种的什么，再跟你们联系。你们没吃的，让给我吃，我实在是吞不进啊!”“那未必叫我们带转去不成?”见此，将军的夫人掏出了300块钱。将军吩咐说：“你们带回去交给队里处理。”上程家生产队纳入了分值计算，每个劳力分得了3元6角8分钱。
　　将军从兰州陆军医院出院不久。便和夫人第二次回到了故乡。他带病回来不为别的，是为了方便乡亲们的生活，把湾里的碾屋改造改造。原来碾屋没有后墙，房顶上百孔千疮，下雨时，外面大落，屋内小落，给乡亲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首次探亲问及原因时，村长告诉他：“后墙做了好几次，但做起来又倒了，阴阳先生说‘这个碾屋里有阴兵，活人白天做墙，死人晚上推倒，活人是斗不过死人的’所以就干脆不修了。”所谓阴兵是乡间的一种传说，也略带迷信色彩，即湾里死于非命人的灵魂。将军虽说是个无神论者，但也知道不是一两句话能对乡亲们解释清楚，只是笑着说：“是不是墙脚挖浅了?全部用石头行不行?不过也没钱啊!我下次回来再想想办法。”将军这次回来掏出了实行工薪制以来的1400元积蓄，安排碾屋和自家的老屋各用600元，另200元口叫侄儿送给了前妻杨氏。他亲自带头挖地基，夫人上前制止。其实，将军是患的“肝腹水”，需要休息。但将军还是笑着对夫人说：“如果现在我连一张反锄都拿不动，那不就已经完了吗?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嘛!”夫人拿他没办法。乡亲们按照将军的指点，挖了一米多深的墙脚，再把烂了的小行条全部换掉……改造后的碾屋使用了30多年……
　　第二次探亲将军在故乡呆了个把星期。后只身去了广州探望岳父岳母便迅速回到了新疆，夫人胡子曼在上程家大约住了半年。
　　度荒年月，三年困难时期，将军已经卧床不起。他知道自己的病情，想到再回故乡的机会没有了。便托夫人再次寄回300块钱用于改善社员的饮水条件。
　　1961年5月1日程悦长将军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竟不到50岁。5年后爆发了“文革”，将军的次子程七大大学毕业后就业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造反派提出了“打倒程悦长，活捉程七大”的口号。程七大只身跑到北京，通过父亲的战友将情况反映到了周总理那里，周总理对此非常重视，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程七大由新疆调到了湖南……
　　将军在战场上九死一生，建国以后把生命的全部交给了党和人民。1953年，他因多年的肝病发展为肝硬化(后确诊为肝癌)而再次病倒，组织上考虑到他的健康状况。曾要他去休养一段时间，但他谢绝了组织的关怀，抱病指挥部队剿匪。为安定边疆，巩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将军逝世后，中央军委组成治丧委员会，新疆自治区、新疆军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乌鲁木齐市各界军民在乌鲁木齐举行追悼会对他的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他的事迹王玉胡同志撰写的《艰苦朴素的程悦长师长》一文，刊登在《解放军报》、《新疆日报》等报刊上，还被编为解放初“三反”、“五反”运动的教材，号召全军、全国人民向他学习。
　　程悦长将军的英雄业绩，光照千秋!
　　宋庆龄作为国民党左派的领袖人物，一直高举孙中山的革命旗帜，反对蒋介石的反共内战政策，并与中共保持着密切联系。1949年新政协召开之际，中共自然不会忘记宋庆龄。为此，毛泽东、周恩来联名向宋庆龄发出了邀请电。然而，宋庆龄却认为“一动不如一静”，坚持留在上海。在北平的毛泽东却强调，新政协会议缺了孙夫人可不行!怎么办?毛泽东、周恩来决定派邓颖超作为专使前往上海进行“劝驾”。最终，宋庆龄被真情所感动，答应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毛泽东得知后，亲自赶赴火车站迎接。
　　1948年底至1949年初，整个国民党政权已是风雨飘摇、分崩离析。为了挽救其行将崩溃的反动统治，国民党特务到处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尤其是南京、上海更是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当时，中国共产党对身处险境的宋庆龄的安危十分挂念，希望其能够早日离开国民党控制下的上海，北上参加即将召开的新政协会议。为此，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联名向宋庆龄发出了邀请电：
　　“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末日，沪上环境如何，至所系念。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至于如何由沪北上，已告梦醒与汉年、仲华切商，总期以安全为第一。谨电致意，伫盼回音。”
　　考虑到安全问题。上述电报并未直接发给宋庆龄，而是转给了中共香港分局负责人方方、潘汉年和刘晓：“兹发去毛周致宋电，望由梦醒译成英文并附信，派孙夫人最信任而又最可靠的人如金仲华送去，并当面致意。万一金不能去，可否调现在上海与孙夫人联络的人来港面商。”“总之，第一，必须秘密而且不能冒失。第二，必须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强。如有危险，宁可不动。”
　　方方、潘汉年和刘晓接到电报后，立即进行了认真研究。为保证完成这项重大而艰巨的任务。他们决定派具有丰富地下工作经验的华克之携带信件秘密去上海，准备先把宋庆龄接到香港，然后同何香凝一起北上。据华克之回忆：“对于完成这一任务的细节与 可能遇到的问题，潘汉年都予以设计，详细介绍，反复交待，要求保证宋庆龄的绝对安全。”
　　华克之到达上海后，根据潘汉年介绍的地址，很快找到宋庆龄的秘书——柳亚子的女儿柳无垢，转交了毛泽东、周恩来的信件，并说明了自己的任务和行动计划，表示一切听候孙夫人的安排。几天后，华克之再次见到柳无垢。收到了宋庆龄用英文写的亲笔信：“接获大札，敬悉伟大的主席和全党同志对我的关注，至为感激。经长时间的考虑，确定一动不如一静。我将在上海迎接解放和诸公见面。根据我的预测，蒋介石是无可奈何我的，请勿念。”
　　随后，宋庆龄又于1949年2月20日复函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请接受我对你们极友善的来信之深厚的感谢。我非常抱歉，由于有炎症及血压高，正在诊治中，不克即时成行。”“但我的精神是永远跟随着你们的事业。我深信，在你们英勇、智慧的领导下，这一章历史——那是早已开始了，不幸于23年前被阻——将于最近将来光荣地完成。”
　　宋庆龄经过慎重考虑，婉拒了毛泽东、周恩来的首次邀请，决定留在上海迎接解放。当时，宋庆龄尽管身处险境，随时都有可能被国民党特务劫持去广州或台湾的可能，但其仍以坚定、沉着、无畏、冷静的态度，始终居住在林森中路1804号，没有搬迁或离开，并最终度过了黎明前的黑暗时光。
　　
　　邓颖超专程赴沪迎请宋庆龄
　　
　　1949年5月27日，上海宣告解放，宋庆龄北上的安全问题有了保障。此时，新政协筹备会召开在即，不仅中国共产党期待宋庆龄能够出席新政协会议，而且各民主党派领导人也纷纷出面邀请。
　　5月29日，李济深电邀宋庆龄出席新政协会议；6月2日，沈钧儒、章伯钧、黄炎培、张东荪、周新民等来电恳请宋庆龄与会。对此，宋庆龄表示：“上海解放，全国解放可期，自当竭尽驽钝，为国效力。只以病躯急需疗养。暂缓北上，尚冀谅察。”
　　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开幕，中共殷切期待宋庆龄能够出席新政协会议，但其却决定“暂缓北上”，这令毛泽东、周恩来十分着急，他们试图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宋庆龄的情况及其真实想法。其中，周恩来从时任中国民主同盟华东执行部主任的史良那里了解到。宋庆龄曾与她讨论过参加新政协会议的问题，并告诉史良香港方面曾送来毛泽东、周恩来的邀请电。史良力主宋庆龄应该参加新政协会议，即使因病体不支不能天天到会，也应到北平参加开幕式。宋庆龄听后“为之动容”，要史良从北平回上海后再与她商量决定。
　　在了解到这一重要情况后，毛泽东、周恩来经过审慎考虑，决定派时任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的邓颖超，代表中共中央专程前往上海邀请和迎接宋庆龄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共商建国大计。对此，史良根据自己对宋庆龄的了解，“估计邓亲往劝驾必成”。
　　为了确保邓颖超“劝驾”成功，临行前，毛泽东和周恩来分别于6月19日和21日各写了一封致宋庆龄的亲笔信，再次表达了中共的至诚邀请之意。
　　毛泽东在信中写道：“重庆违教，忽近4年。仰望之忱，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
　　周恩来在信中写道：“沪滨告别，瞬近3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借颖超专诚迎迓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
　　6月22日，邓颖超、廖梦醒携带毛泽东、周恩来的两封亲笔信从北平出发，乘火车于6月25日到达上海。当晚，邓颖超、廖梦醒就应宋庆龄之约。到其寓所进行了会面。宋庆龄见到邓颖超非常高兴。邓颖超在交谈中转交了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信，并表达了热切期盼她早日北上的真诚愿望。但宋庆龄表示：“因病体不克长途旅行，拟暂缓。”邓颖超认为：“据其病情，乘火车赴平确不无困难。”
　　两天后，即6月27日，廖梦醒受邓颖超委派，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再次登门拜访了宋庆龄。廖梦醒是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与何香凝之女，1931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廖梦醒曾长期在宋庆龄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和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并担任宋庆龄的秘书。正是因为这层特殊关系，廖梦醒才被选中陪同邓颖超前往上海“劝驾”宋庆龄。
　　宋庆龄当然明白廖梦醒的来意，于是非常伤感地对廖梦醒说：“北平是我的伤心之地，我怕到那里去。”的确，宋庆龄此前只到过北平两次，而两次又都与悲痛连在一起。第一次是1925年春天，孙中山病逝于北平，宋庆龄悲痛欲绝，甚至“连太阳光都不愿见了，在屋里也放下窗帘”。第二次是1929年春夏，南京中山陵落成，宋庆龄到北平参加孙中山的灵柩南迁仪式。从此以后，宋庆龄害怕提到北平，那是她与最敬重、最亲爱的人的诀别之地。
　　廖梦醒当然理解宋庆龄的心情，不断地进行劝慰，并说：“北平将成为新中国的首都，邓大姐代表恩来同志，特来接你。”由于“颇感盛情难却”，宋庆龄对北上之事“表示考虑”。邓颖超据此判断，促成宋庆龄北上，“或有可能”，但“依其性格，尚须下功夫，看发展”。
　　7月1日，中共中央致电上海市委并转邓颖超：“现孙对邓、廖既未回绝，且病体难支又系实情，故邓应向其直说请其参加新政协，至参加政府事可候孙到平后再说，并说明邓赴沪即专为请孙北来。长途旅行，可嘱上海铁路管理局备头等卧车直开南京，然后再换卧车，由浦口直开北平，并附餐车，大约3天可达(淮河铁桥已直通)。”由此可见，中共中央对邀请宋庆龄北上是有把握的，并为此提出了初步预案。
　　上海解放之初，由于入城部队不熟悉情况，曾因个别不当做法引起宋庆龄的误会。为此，中共中央要求邓颖超“在沪时，应多往孙夫人处谈话，为之讲解各种情况和我党政策。并对我军解放上海后，由于不熟悉情况，致对孙寓所及孙中山故屋发生几次误会，予以解释和道歉”。
　　一是入城部队曾提出征用宋庆龄的住宅，引起了宋庆龄的不满。上海解放后的一天，突然来了几个年轻的军人，说是来接管房子的。宋庆龄严肃地对他们说：“我是宋庆龄，请你们回去向你们的上级报告。”这件事可能引起了宋庆龄感情上的不快。中共中央和华东局对此事十分重视。不仅相关人员受到了严厉批评，而且陈毅、饶漱石、邓小平、吴克坚等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领导人在史良的陪同下，很快拜访了宋庆龄并致歉。
　　1949年6月1日，中共华东局向中央报告说：“孙夫人宋庆龄处。我们到后即决定首先拜访。因为她有点病，故迟了3天才见面。在此3天内，我们部队因找房子(因她现住宅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另拨的)曾进去麻烦了两次。引起她一些误会。昨日陈、饶、邓与吴克坚、史良同往拜访道歉，以检讨问题责任，我们已派卫兵 在其住宅警卫。”对此，邓颖超了解情况后，再次向宋庆龄作了解释和道歉。
　　二是因孙中山故居的一位老仆人被拘留而产生了误会。1949年7月1日。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上海市委并转邓颖超的电报中曾特别提到：“据史良说，孙中山故屋中一个老仆人曾被我拘留，如尚未释放，望市委速开释，并查明理由。如系错在我方，应正式向其认错道歉，并对该老仆人的损失予以赔偿。如系错在彼方，而错并不大，应亦予以释放，勿使孙夫人为此介怀。”后经邓颖超了解：“孙中山故居仆人曾于当日被拘，旋即释放，所发生误会已向宋庆龄解释。”
　　此外，周恩来还从史良那里得知：“孙曾托史告我们，宋子安为其幼弟，孙屡劝子安勿回国随蒋、宋、孔等做事，子安因此留美未归。现上海爱棠路190号为宋子安私产。已为人民政府接收，孙意对宋子安应与对蒋、宋(子文、子良、霭龄、美龄)、孔等加以区别，方使子安觉得听孙话果有出路。”为此，中共中央致电上海市委并转邓颖超：“请你们查明该号房产如属宋子安，可交与孙夫人代管，俟宋子安将来回国时再行解决。”邓颖超随即遵照指示向宋庆龄作了说明。
　　上述所采取的一系列补救措施，对于消除宋庆龄的误会，加深其对中共各项政策的理解，无疑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在此期间。宋庆龄尽管身体十分虚弱，但还是接受中共华东局、上海市委和邓颖超的热情邀请，坚持参加了一系列重大活动。
　　1949年6月30日，中共华东局、上海市委隆重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大会。这是上海解放后举行的第一次盛大集会。宋庆龄在邓颖超、廖梦醒等陪同下应邀出席了大会。陈毅市长在会场门口迎候宋庆龄。并引导入席。因为宋庆龄是抱病参加大会，所以由邓颖超代她宣读了题为《向中国共产党致敬》的祝词：
　　“欢迎我们的领导者——这诞生在上海、生长在江西的丛山里、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困苦中百炼成钢、在农村的泥土里成熟的领导者。向中国共产党致敬!”“是的，这是一个最伟大的时期——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里程碑。我们解脱了帝国主义和殖民统治的束缚。我们铲除了封建制度。人民正走向新的、更光辉的高峰。敬礼!中国人民革命斗争胜利万岁!”
　　当晚，全场为这诗一般的语言所倾倒，为这渗透了宋庆龄对中国共产党充满真切感情的祝词所感染，会场上掌声雷动。
　　经过邓颖超和廖梦醒几天内的数次登门拜访和倾心交谈，宋庆龄很快为中共方面的至诚邀请所打动，终于答应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
　　邓颖超得到这一好消息后，随即于1949年7月5日向中央报告：“一、宋庆龄已于6月30日同意赴北平，但只拟在北平住半月到一个月即返沪。二、宋庆龄行前准备工作及所带随员，正在与其具体商定。行期大约定在7月10日以后。三、宋庆龄在赴北平途中拟过济南时往国际和平医院参观，请通知该院作必要的准备。四、宋庆龄北上时所需专车及护送诸事，当与上海市委及铁路局商办。”
　　第二天。情况又有了新变化，据邓颖超报告：“宋庆龄此次赴北平不能久留，因她须在8月6日前赶回上海为其姨母祝寿。因新政治协商会议可能在8月中旬召开，如果7月去北平，8月6日前赶回上海，然后再赴北平参加新政协，往返匆促。经征求宋庆龄意见，同意将行期推至8月6日以后。”
　　邓颖超反映的新情况引起了周恩来的重视：“经与史良面商，她认为孙夫人参加新政协是可以做到的，而孙最怕热，如7月中旬北上正好避暑(北平甚凉爽)，即使8月初南返，8月中仍可由史良伴其北来(史须回沪一行。新政协须8月半后方能开)。”因此，周恩来建议邓颖超将此办法与宋庆龄明言，如其同意最好：否则，将行期推至8月6号以后。
　　邓颖超按照周恩来的要求，于7月11日拜访了宋庆龄，并征求其意见。宋庆龄表示：“在短期内往返北平、上海两次，病体很难支持。为了能出席新政治协商会议，赴北平行期以8月为宜。”当邓颖超告诉宋庆龄，自己将留在上海伴她北上时，宋庆龄非常高兴。
　　经过协商，宋庆龄北上的行期初步定在8月中旬以后。对此，周恩来表示：“孙夫人行期在8月半后甚好，新政协会期在9月上旬。”但当邓颖超函告宋庆龄新政协会期可能推迟时。宋庆龄却又表示：“8月底她又有事，必须赶回上海。”邓颖超推测：“我观其意，是她不愿在北平多留。她曾说过，在北平容易引起她的悲痛，因为孙中山先生死于北平。”
　　周恩来表示认可邓颖超的分析：“孙说8月底有事，恐系推辞，请与史良(已去沪)分别推动，仍以能到期参加新政协会议为好，但可说明为减少疲劳，可不必天天到会。”“新政协须9月上旬始能开会，孙夫人以迟至8月下旬或9月5日以前来平为好。”据此，经过邓颖超与宋庆龄的进一步沟通与协商，宋庆龄的北上日期最终确定在8月下旬。
　　得知宋庆龄同意北上的消息后，中共中央立即开始了各项准备工作。根据周恩来1949年7月7日的指示，由时任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秘书长曾宪植负责解决宋庆龄在北平的住处问题。他们很快选定了位于方巾巷的一栋二层楼房。8月3日，周恩来告诉邓颖超：“房子已准备好，我方去看过，较重庆、上海我常去的两个地方都大，楼房，有上下两层，在北平为稀有者。一切内部陈设责成阿曾、罗叔章负责指导。最好上海能带一可靠厨子来。”由此可见，周恩来对宋庆龄到北平后的生活安排是多么细心周到。
　　宋庆龄以何种身份出席新政协会议，这也是中共中央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当时，“宋庆龄对被选为新政治协商会议代表一事，最初有以下意见：一、仍以旁听身份列席。二、对与张治中、邵力子等列名，没有什么意见。三、对担任妇联代表颇为顾虑，如不会说话，不能反映团体的意见，不能经常参加团体的工作等。”经邓颖超多方解释说明，宋庆龄不再坚持己见，并说：“请你们替我考虑，你们觉得怎样好，就怎样办。”邓颖超将这一情况向中央报告后，中央认为：“孙夫人究以何种名义出任新政协代表，等孙来平后，与她当面商定较为合适。”后来，经过协商最终确定，宋庆龄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出席新政协会议。
　　在准备北上的过程中。宋庆龄还特地致函邓颖超，就她到北平后的活动提出三点要求：“一、不要举行欢迎会。二、愿访问张治中个人，向留北平的南京政府和谈代表致敬。三、事前不要通知任何人，也不要有人到车站迎接。”邓颖超遂将此要求电告周恩来，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我估计，第一、第二件事可尊重她的意见。第三件事。她的一些知己朋友如你和何香凝等，肯定要到车站迎接。”对此，周恩来很快复电邓颖超：“孙所提三事，照你来电办理，惟到车站接的人选望你来电告知，以便不太唐突。”尽管周恩来和邓颖超事先做了一些接站安排，但后来的接站人员和规格还是大大超出了宋庆龄的预料。
　　一切准备妥当后，宋庆龄终于在1949年8月下旬踏上了北上的旅程。动身前，细心的邓颖超委婉地问 宋庆龄：“北上途经南京，要不要停留一下去晋谒中山先生的陵墓?”宋庆龄想了一下说：“不必了，去了徒增伤感。中山先生在天之灵，知道今天中国革命的胜利，也会欣慰的。”
　　1949年8月26日，宋庆龄在邓颖超、廖梦醒、上海市军管会交际处处长管易文等人的陪同下。乘火车离开上海前往北平。在北去的列车上，宋庆龄和邓颖超这两位中国现代史上的杰出女性，相对而坐，围绕着一路上看到的人群景物，异常兴奋地交谈着。
　　宋庆龄在后来回到上海后所作的题为《华北之行的印象》的广播讲话中，专门谈到了她此行路上的感受：“路上的景色启动了我无穷的想像力。这也使我明白，中国人民如果要从天然资源中获得最高生产量，必须面对巨大的工作，但是我也看到，任何成就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人民的力量将是我们的推动力，而这种力量随处都看得到。不论在穷乡僻壤或城市的每个地段，人民在克服艰难和障碍。”宋庆龄与邓颖超一路上畅谈甚欢，“上海到北平的旅途好像一闪眼，火车就进站了”。
　　8月28日，是宋庆龄乘坐的专列到达北平的日子。毛泽东一早就向身边的工作人员打招呼，要到火车站去迎接宋庆龄。午后，毛泽东换上皮鞋，穿上有重大活动才穿的浅色礼服，催着工作人员提前出发直奔前门啊火车站。下午4时15分，当宋庆龄乘坐的专列进站时，毛泽东与朱德、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李济深、沈钧儒、何香凝、郭沫若、柳亚子、廖承志、蔡畅等59人，早已站在月台上迎候了。
　　列车刚刚停稳，毛泽东便走进车厢，握着宋庆龄的手热情地说：“欢迎你，欢迎你，一路上辛苦了!”宋庆龄高兴地说：“谢谢你们的邀请，我向你们祝贺，祝贺中国共产党在你的领导下取得伟大胜利。”随后，宋庆龄在毛泽东的陪同下走下列车。周恩来迎上前去握手问候，宋庆龄说：“感谢你派你的夫人来接我。”周恩来说：“欢迎你来和我们一起领导新中国的建设。”接着，宋庆龄微笑着与月台上的欢迎者一一握手，互致问候。
　　面对如此高规格的欢迎阵容。宋庆龄感到十分激动和意外。她环顾前来欢迎的各界知名人士，望着毛泽东连声说道：“谢谢主席!谢谢各位!”在众多的民主人士抵达北平时。只有宋庆龄和程潜二人享受到了毛泽东亲赴车站迎接的“待遇”，更是只有宋庆龄一人享受到了中共中央派出专使全程迎请的“待遇”。当晚，毛泽东亲自设宴招待宋庆龄，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都参加了宴会。宾主频频举杯，亲切交谈。
　　此刻，宋庆龄的心中感慨万千：“24年前，孙中山先生把他衷心的愿望遗下给我们。”“我们一定都记得，他曾怎样欢愉地迎接十月革命，热烈地主张和中国共产党合作。24年后的今天。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们现在可以展望未来，从事建设与复兴的工作，建立一个人民文化与社会进步的新世界。”“辛亥革命所追求的目标，终于在今天实现了。这一次不会再倒退了，因为今天的革命领袖忠实于现实。今天的革命领袖执行革命任务，获得了中国人民的完全信任和合作。”
　　此后，宋庆龄以饱满的精神状态，积极投入到了新政协的筹备和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之中，开始以一种全新的角色出现在新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并在各方面发挥着重要而又特殊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