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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许多“八零后”一样，刘燕萦是独生女，是父母的焦点，也是父母的希望。像许多“八零后”的父母一样，刘妈妈经历了计划生育、上山下乡、企业改制，已经内退。
退休后有时候一个人在家里，看到同龄的同事都抱上了孙辈，也不免感叹也许不该把女儿送到北京。
当妈妈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刘燕萦平均每周和远在东北的妈妈通两次话，话题主要围绕三件事展开：按时吃饭，注意营养；和男朋友的进展情况；都挺好不用担心。
刘燕萦坦言：自己也觉得是没话找话，可除了这些似乎没什么可说的。生活或工作上的烦恼只会让老人凭空担心。所以她一向是报喜不报忧。
燕萦从上学到工作在北京八年有余。“有时候烦了、累了好想回家，但回家呆不上半个月就开始心慌，想回来。”说起北京燕萦也是满腹牢骚，但毕竟她还是适应了在地铁上睡觉、周末去后海泡吧、在国贸或东方新天地了解时尚……
刘妈妈最近在北京呆了不到一个月，她坦言不太喜欢北京。她习惯了安逸散淡的生活，相比之下北京太躁——燥热、噪音、烦躁。刘妈妈喜欢逛街，自己家到大商场也不过十几分钟，而且总会花很少的钱找到购物的乐趣。可来到北京后，从女儿租的房子出来到最近的车站也要走二十分钟。
刘妈妈本来想来照顾一下工作比较忙的孩子，但她渐渐感觉到打破了孩子的生活习惯。她来后，孩子要比平时提早一个多小时起床吃妈妈做的早餐，有时候还要饿着肚子等着晚上回家陪妈妈吃饭，或者推掉同事的聚会陪妈妈逛街聊天。
每当想到孩子要花那么多钱租房子、经常加班吃不上饭，刘妈妈心里就不是滋味。“这要在家，吱一声就什么都有了，还不用花钱，根本不用这么费劲。”她说。
尽管她并不后悔把孩子“放出来”，但她还是认为自己尽快回老家生活比较“幸福”。一方面，在老家有朋友有同学，大家在一起打牌跳舞，有个事邻居都会帮忙。另一方面，她自己觉得在老家身体会更健康，自己健康才不会给孩子添乱。
户口的无奈
陈媛和老公把领到的结婚证随意地放在提包中走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的大门，脸上似乎缺少新人应有的兴奋喜悦。
24岁的陈媛是河北廊坊人，2003年毕业于一所普通的大学。陈媛的第一份工作是河北廊坊当地的一家国企单位，户口也就自然地落到了该单位的集体户中。两年后，她应聘到宝洁北京分公司做营销主管。由于陈媛的户口不在北京，所以按人事程序只能将户口保留在原籍、相关人事档案转到广州总部。
根据规定，结婚的男女双方只要持户口证明和身份证，共同到一方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结婚登记即可。填表、填志愿书、相关材料复印到结婚证盖钢印总共也不过一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但是陈媛最后拿到结婚证距离她第一次申请差不多已经过了两周。
4月初陈媛回廊坊拿回了户口页的复印件，准备10号和男朋友一起在北京石景山民政局登记结婚。但是申请当天民政局说户口页上没有发证机关的红章不符合程序，必须有户主证明，否则不能受理。千挑万选的日子只能作罢。
无奈，她只能再坐车回廊坊，找原单位管理集体户口的人盖章，然后再次走进婚姻登记处的大门，但心情已经和第一次大不一样。
来自西安的章帆在读博以前，曾构想过一个完美的生活图景：从北京某著名医学院博士毕业，分配在一家三甲医院，和军医男友择日完婚……现在章帆30岁了，终于熬到博士毕业，本该高兴的她却一筹莫展。能解决户口的工作还没有找到，恋爱了五年的男友面对婚姻再三退缩……
为什么一定要有北京户口呢?“工作需要啊，要当医生，我必须考医师执照，可是没有户口又不能在北京考……”章帆有些无奈地说。
章帆知道，住在北京而没有北京户口的烦恼远不至此。比如，没有户口，在北京不能办护照、办签证，必须回原籍去办。如果存折丢了，虽然可以挂失，却不可能将里面的钱取出，而必须由北京居民陪同并出示身份证才能取。在子女教育上，没有北京户口的就更麻烦了。
时间都花在路上了
王斯目前是一家财经杂志的编辑，和母亲两个人住在北京。她说，北京让人最头疼的事就是交通了，下班在路上耗尽了体力，回家就什么也不想干了。在非交通高峰时，她从家到单位乘坐公交车的时间是1个半小时，如果搭地铁需要换两次车，也得花上1个多小时，还不用说一路上所承受的拥挤。
有一次她乘地铁外出，要下车的时候怎么挤也挤不到门口。这时候车已经停了，门一开，一群人就哗地拥了上来，又把她挤回去了，她不得不在另外一站下车。
有车从某种程度是方便的，但是她不喜欢开车，怕自己成了“马路杀手”。而且，她也担心堵车，担心停车位太少。她提到有这样一个谜语：北京交通，打一电影名称。谜底是《赌(堵)城风云》。
在北京建国门附近一家广告公司上班的王静还记得几年前的那个暴雪之夜。那天她下午5点多刚跟大家告别，次日凌晨五点就又来公司了，她说我来赶早饭了。她住在望京，那天回家正好赶上下暴雪，车子挪动的速率比蜗牛还慢，索性下来以步代车，走到半夜实在走不下去了，就想干脆还是回来上班吧。
王静说她的一位朋友专门在车里准备了一个瓶子，是为三岁的儿子准备的。“因为成年人经历堵车，我们有内急可以忍耐，但是儿子不行，他要随时就地解决，所以每天我都会为孩子准备一个小瓶子以防万一。”
20Q5年的一份《中国女性生活质量报告》显示，北京职业女性每天花在上班路上的时间名列榜首——平均46分钟。许多外地人来北京的第一感受都是：北京太大了，时间都花在路上了。
大但不方便
在北京的各大医院附近，房屋的租售价格都很高，因为病人、家属和医贩子都在这里集散。北京当地媒体曾推出“医院设施哪儿最不方便”读者调查。有近5000名读者通过上网参与了调查，几百名读者发来信件。调查结果显示，排名前两位的“不方便之处”分别是：不注意病人身体隐私(比如在妇科、B超室、放射科检查时，总有人进出)挂号、划价、交费、取药，要分别排几次队……
在北京某三甲医院的门诊大厅里，划价窗口前每天都排着长龙。大致估算一下，最后一名排到头大约需要半小时。挂号、划价、收费到取药，都得排队。
于潭现在是某网站市场策划，成都人。在北京生活了两年，他最大的烦恼是“城市区域设置不合理，生活区与商圈、工业区联合得不紧密，显得生活并不方便”。
他说，即便他住得离公司很近，在北京他也不愿意走路上下班，除了马路上过量的尾气外，主要原因还是沿路的景观缺少变化，让人觉得枯燥——从头到尾除了高楼就是高楼，除了车子就是车子，除了过街天桥就是过街天桥。 “有的城市就不一样，许多高楼的底层都是服装店、便利店或者咖啡厅，走几步路累了，就有一个咖啡馆可以停下来休息，或者逛逛服装店，但在北京不行。”他说。
在他看来，北京尽管大，但很多设施比如2，4小时便利店、特色宵夜的地方等却太少，让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有一次我的一个同学从国外回来住我家，飞机晚上落地，由于他随行的行李简单，我家里又恰好没有多余的牙刷了，只好出门去买，结果半夜开车从西单到国贸都没有买到。”
“服务差南方好大一截呢”
来自山东的卢亦飞大学毕业后在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工作。一年以后，他辞职考研。结果因为漏做了一张卷子，仅以几分之差和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失之交臂。
他最近正在为了注册自己的公司焦头烂额。来北京四年了，终于要有完全属于自己的事业了，可是来回跑了一个半月，这个公司却依然停滞在注册阶段。
“烦恼?生活上的倒没有什么，但是对外地人来说，最大的烦恼还是社会关系少。像我这种事情，要是地方关系熟，根本不是问题。”卢亦飞说。
2006年夏天，工厂的设备和技术以及材料什么都准备好了，踌躇满志的卢准备大干一场。他开始上网找厂房。厂房不像民宅，很少有专门的中介，开发区的则太贵，他计划在郊区农村找。恰巧北京6月份出台了一个政策，禁止民宅注册公司，这给他注册带来了麻烦。
“工商局告诉我必须有区政府出具并盖有区政府公章的材料，以证明农村产权的厂房不是民宅。到了区政府，那边说从来没有盖过这样的章，工商局也没有和他们协调过，不给盖……回到工商局，又说北京要建设宜居城市，你这个属于生产性企业，我们严格要求也是符合政策的，还得回去区政府盖章……”
从浙江来北京在一家金融机构工作的莫沙其实最初对北京的印象挺好的。他说北京人真有人情味，上海人比不了。北京的出租车司机除了把你送到地方，他还会告诉你路过的什么写字楼以前是一个什么工厂，超级女声都是些小屁孩儿，以及夏天最方便快捷的芝麻酱凉面的做法……
假如你打车回家的时候说，“停在大门口吧，再往里出租车不好走了。”他会忽然激动起来，说，“怎么能让您走进去呢?不能够!”恨不得给你开到单元门口，甚至开上楼去。
在北京的公共汽车上，售票员的臃肿和吆喝的确让人受不了，但她也会毫不客气地勒令年轻人把座位让给老年人，尽管这样做并不会增加她的个人收入。
可是莫沙说，北京人虽充满了人情味，但是服务不太规范：出租车司机会因为和你侃大山而走错了路，如果你不婉转地暗示一下，他不会主动提议为走错的那段路少收点钱；即便出租车费已经提价到了每公里2元，但许多出租车车座上的污迹比起1.2元／公里的夏利没有什么改善。
“这种时候难免想念上海出租车的干净、职业化和高效率，戴着雪白手套的司机一句废话没有地把你送到目的地。”
“北京的服务差南方好大一截呢!”刚从广州来北京的广告公司职员梁芳回忆起她在北京吃的第一顿饭。
那天，朋友带她去一个馆子吃闷锅鱼，说这个馆子在北京有好多分店，许多人都慕名而去。她点了一道木耳，没想到吃出一嘴沙子。当时她说要找值班经理，服务生就说：“我去看看他在不在。”结果等了好久，直到旁桌的人吃完了叫埋单，才看到服务员走过来。
最后她们终于见到值班经理了。经理先道歉，然后问：“你们想要怎么样?”僵持了半天，经理才终于表示这道菜可以退掉。“我们都很堵得慌，我们去消费是为了吃东西为了开心的，但是我们在那里倒弄得一肚子不舒服，根本没有满足感。”梁芳说。
想有幸福感不容易
头发经常有些凌乱的言冰是某网站的编辑，23岁，湖南人。谈到为什么来北京，他说当然是为了寻找机遇和梦想。由于写过不少诗歌，文笔不错，他的一个老师就推荐他来人民日报下面的一个杂志社。但他很快失望地结束了第一份在北京的工作。
“我内心的北京是在北大一个院子里面有问房子读书，和心爱的人一起生活，可这都无法实现了……现实是什么?就是我对自己的理想暂时妥协了。我忍气吞声让人对我指手画脚，忍着不和他吵架。”他说。
来北京之前，他有一个女朋友，后来分手了。他想结婚，早结婚早完事。然而他接触的圈子里没有一个合适的。所以有一天，他发布了一个征婚启事。过了半月，终于有人来了。他们就用一天时间见面说话，然后就在一起相处了。
“其实我的追求就两个：自由和爱情。自由，现在似乎看不到，爱情成了征婚启事……”
32岁的合资公司技术经理叶霜从西宁来北京已经十年了。前段时间，叶霜有了跳槽的想法，但她权衡了半天，最后还是决定留了下来：年龄逼近35了，她最害怕的就是失业。
她现在月薪7000多，房贷差不多要还清了，年底还盘算着买辆车，但她依然为了养老发愁。“虽然上了养老保险，但我算了一下，等五十岁退休我只能拿一千多元，觉得一定不够花!”
叶霜周末的时候总想组织一些朋友聚会打球或者吃饭，但得到的答复总是不肯定，最后结果总是大家谁也来不了。“我总觉得朋友越来越少，当朋友越来越少的时候人就越来越沉默。”
叶霜觉得外地的朋友们都比自己容易感到更多的幸福。“在北京，要想有幸福感太不容易了，即便我有了房子，快要买车……”
退休后有时候一个人在家里，看到同龄的同事都抱上了孙辈，也不免感叹也许不该把女儿送到北京。
当妈妈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刘燕萦平均每周和远在东北的妈妈通两次话，话题主要围绕三件事展开：按时吃饭，注意营养；和男朋友的进展情况；都挺好不用担心。
刘燕萦坦言：自己也觉得是没话找话，可除了这些似乎没什么可说的。生活或工作上的烦恼只会让老人凭空担心。所以她一向是报喜不报忧。
燕萦从上学到工作在北京八年有余。“有时候烦了、累了好想回家，但回家呆不上半个月就开始心慌，想回来。”说起北京燕萦也是满腹牢骚，但毕竟她还是适应了在地铁上睡觉、周末去后海泡吧、在国贸或东方新天地了解时尚……
刘妈妈最近在北京呆了不到一个月，她坦言不太喜欢北京。她习惯了安逸散淡的生活，相比之下北京太躁——燥热、噪音、烦躁。刘妈妈喜欢逛街，自己家到大商场也不过十几分钟，而且总会花很少的钱找到购物的乐趣。可来到北京后，从女儿租的房子出来到最近的车站也要走二十分钟。
刘妈妈本来想来照顾一下工作比较忙的孩子，但她渐渐感觉到打破了孩子的生活习惯。她来后，孩子要比平时提早一个多小时起床吃妈妈做的早餐，有时候还要饿着肚子等着晚上回家陪妈妈吃饭，或者推掉同事的聚会陪妈妈逛街聊天。
每当想到孩子要花那么多钱租房子、经常加班吃不上饭，刘妈妈心里就不是滋味。“这要在家，吱一声就什么都有了，还不用花钱，根本不用这么费劲。”她说。
尽管她并不后悔把孩子“放出来”，但她还是认为自己尽快回老家生活比较“幸福”。一方面，在老家有朋友有同学，大家在一起打牌跳舞，有个事邻居都会帮忙。另一方面，她自己觉得在老家身体会更健康，自己健康才不会给孩子添乱。
户口的无奈
陈媛和老公把领到的结婚证随意地放在提包中走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的大门，脸上似乎缺少新人应有的兴奋喜悦。
24岁的陈媛是河北廊坊人，2003年毕业于一所普通的大学。陈媛的第一份工作是河北廊坊当地的一家国企单位，户口也就自然地落到了该单位的集体户中。两年后，她应聘到宝洁北京分公司做营销主管。由于陈媛的户口不在北京，所以按人事程序只能将户口保留在原籍、相关人事档案转到广州总部。
根据规定，结婚的男女双方只要持户口证明和身份证，共同到一方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结婚登记即可。填表、填志愿书、相关材料复印到结婚证盖钢印总共也不过一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但是陈媛最后拿到结婚证距离她第一次申请差不多已经过了两周。
4月初陈媛回廊坊拿回了户口页的复印件，准备10号和男朋友一起在北京石景山民政局登记结婚。但是申请当天民政局说户口页上没有发证机关的红章不符合程序，必须有户主证明，否则不能受理。千挑万选的日子只能作罢。
无奈，她只能再坐车回廊坊，找原单位管理集体户口的人盖章，然后再次走进婚姻登记处的大门，但心情已经和第一次大不一样。
来自西安的章帆在读博以前，曾构想过一个完美的生活图景：从北京某著名医学院博士毕业，分配在一家三甲医院，和军医男友择日完婚……现在章帆30岁了，终于熬到博士毕业，本该高兴的她却一筹莫展。能解决户口的工作还没有找到，恋爱了五年的男友面对婚姻再三退缩……
为什么一定要有北京户口呢?“工作需要啊，要当医生，我必须考医师执照，可是没有户口又不能在北京考……”章帆有些无奈地说。
章帆知道，住在北京而没有北京户口的烦恼远不至此。比如，没有户口，在北京不能办护照、办签证，必须回原籍去办。如果存折丢了，虽然可以挂失，却不可能将里面的钱取出，而必须由北京居民陪同并出示身份证才能取。在子女教育上，没有北京户口的就更麻烦了。
时间都花在路上了
王斯目前是一家财经杂志的编辑，和母亲两个人住在北京。她说，北京让人最头疼的事就是交通了，下班在路上耗尽了体力，回家就什么也不想干了。在非交通高峰时，她从家到单位乘坐公交车的时间是1个半小时，如果搭地铁需要换两次车，也得花上1个多小时，还不用说一路上所承受的拥挤。
有一次她乘地铁外出，要下车的时候怎么挤也挤不到门口。这时候车已经停了，门一开，一群人就哗地拥了上来，又把她挤回去了，她不得不在另外一站下车。
有车从某种程度是方便的，但是她不喜欢开车，怕自己成了“马路杀手”。而且，她也担心堵车，担心停车位太少。她提到有这样一个谜语：北京交通，打一电影名称。谜底是《赌(堵)城风云》。
在北京建国门附近一家广告公司上班的王静还记得几年前的那个暴雪之夜。那天她下午5点多刚跟大家告别，次日凌晨五点就又来公司了，她说我来赶早饭了。她住在望京，那天回家正好赶上下暴雪，车子挪动的速率比蜗牛还慢，索性下来以步代车，走到半夜实在走不下去了，就想干脆还是回来上班吧。
王静说她的一位朋友专门在车里准备了一个瓶子，是为三岁的儿子准备的。“因为成年人经历堵车，我们有内急可以忍耐，但是儿子不行，他要随时就地解决，所以每天我都会为孩子准备一个小瓶子以防万一。”
20Q5年的一份《中国女性生活质量报告》显示，北京职业女性每天花在上班路上的时间名列榜首——平均46分钟。许多外地人来北京的第一感受都是：北京太大了，时间都花在路上了。
大但不方便
在北京的各大医院附近，房屋的租售价格都很高，因为病人、家属和医贩子都在这里集散。北京当地媒体曾推出“医院设施哪儿最不方便”读者调查。有近5000名读者通过上网参与了调查，几百名读者发来信件。调查结果显示，排名前两位的“不方便之处”分别是：不注意病人身体隐私(比如在妇科、B超室、放射科检查时，总有人进出)挂号、划价、交费、取药，要分别排几次队……
在北京某三甲医院的门诊大厅里，划价窗口前每天都排着长龙。大致估算一下，最后一名排到头大约需要半小时。挂号、划价、收费到取药，都得排队。
于潭现在是某网站市场策划，成都人。在北京生活了两年，他最大的烦恼是“城市区域设置不合理，生活区与商圈、工业区联合得不紧密，显得生活并不方便”。
他说，即便他住得离公司很近，在北京他也不愿意走路上下班，除了马路上过量的尾气外，主要原因还是沿路的景观缺少变化，让人觉得枯燥——从头到尾除了高楼就是高楼，除了车子就是车子，除了过街天桥就是过街天桥。 “有的城市就不一样，许多高楼的底层都是服装店、便利店或者咖啡厅，走几步路累了，就有一个咖啡馆可以停下来休息，或者逛逛服装店，但在北京不行。”他说。
在他看来，北京尽管大，但很多设施比如2，4小时便利店、特色宵夜的地方等却太少，让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有一次我的一个同学从国外回来住我家，飞机晚上落地，由于他随行的行李简单，我家里又恰好没有多余的牙刷了，只好出门去买，结果半夜开车从西单到国贸都没有买到。”
“服务差南方好大一截呢”
来自山东的卢亦飞大学毕业后在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工作。一年以后，他辞职考研。结果因为漏做了一张卷子，仅以几分之差和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失之交臂。
他最近正在为了注册自己的公司焦头烂额。来北京四年了，终于要有完全属于自己的事业了，可是来回跑了一个半月，这个公司却依然停滞在注册阶段。
“烦恼?生活上的倒没有什么，但是对外地人来说，最大的烦恼还是社会关系少。像我这种事情，要是地方关系熟，根本不是问题。”卢亦飞说。
2006年夏天，工厂的设备和技术以及材料什么都准备好了，踌躇满志的卢准备大干一场。他开始上网找厂房。厂房不像民宅，很少有专门的中介，开发区的则太贵，他计划在郊区农村找。恰巧北京6月份出台了一个政策，禁止民宅注册公司，这给他注册带来了麻烦。
“工商局告诉我必须有区政府出具并盖有区政府公章的材料，以证明农村产权的厂房不是民宅。到了区政府，那边说从来没有盖过这样的章，工商局也没有和他们协调过，不给盖……回到工商局，又说北京要建设宜居城市，你这个属于生产性企业，我们严格要求也是符合政策的，还得回去区政府盖章……”
从浙江来北京在一家金融机构工作的莫沙其实最初对北京的印象挺好的。他说北京人真有人情味，上海人比不了。北京的出租车司机除了把你送到地方，他还会告诉你路过的什么写字楼以前是一个什么工厂，超级女声都是些小屁孩儿，以及夏天最方便快捷的芝麻酱凉面的做法……
假如你打车回家的时候说，“停在大门口吧，再往里出租车不好走了。”他会忽然激动起来，说，“怎么能让您走进去呢?不能够!”恨不得给你开到单元门口，甚至开上楼去。
在北京的公共汽车上，售票员的臃肿和吆喝的确让人受不了，但她也会毫不客气地勒令年轻人把座位让给老年人，尽管这样做并不会增加她的个人收入。
可是莫沙说，北京人虽充满了人情味，但是服务不太规范：出租车司机会因为和你侃大山而走错了路，如果你不婉转地暗示一下，他不会主动提议为走错的那段路少收点钱；即便出租车费已经提价到了每公里2元，但许多出租车车座上的污迹比起1.2元／公里的夏利没有什么改善。
“这种时候难免想念上海出租车的干净、职业化和高效率，戴着雪白手套的司机一句废话没有地把你送到目的地。”
“北京的服务差南方好大一截呢!”刚从广州来北京的广告公司职员梁芳回忆起她在北京吃的第一顿饭。
那天，朋友带她去一个馆子吃闷锅鱼，说这个馆子在北京有好多分店，许多人都慕名而去。她点了一道木耳，没想到吃出一嘴沙子。当时她说要找值班经理，服务生就说：“我去看看他在不在。”结果等了好久，直到旁桌的人吃完了叫埋单，才看到服务员走过来。
最后她们终于见到值班经理了。经理先道歉，然后问：“你们想要怎么样?”僵持了半天，经理才终于表示这道菜可以退掉。“我们都很堵得慌，我们去消费是为了吃东西为了开心的，但是我们在那里倒弄得一肚子不舒服，根本没有满足感。”梁芳说。
想有幸福感不容易
头发经常有些凌乱的言冰是某网站的编辑，23岁，湖南人。谈到为什么来北京，他说当然是为了寻找机遇和梦想。由于写过不少诗歌，文笔不错，他的一个老师就推荐他来人民日报下面的一个杂志社。但他很快失望地结束了第一份在北京的工作。
“我内心的北京是在北大一个院子里面有问房子读书，和心爱的人一起生活，可这都无法实现了……现实是什么?就是我对自己的理想暂时妥协了。我忍气吞声让人对我指手画脚，忍着不和他吵架。”他说。
来北京之前，他有一个女朋友，后来分手了。他想结婚，早结婚早完事。然而他接触的圈子里没有一个合适的。所以有一天，他发布了一个征婚启事。过了半月，终于有人来了。他们就用一天时间见面说话，然后就在一起相处了。
“其实我的追求就两个：自由和爱情。自由，现在似乎看不到，爱情成了征婚启事……”
32岁的合资公司技术经理叶霜从西宁来北京已经十年了。前段时间，叶霜有了跳槽的想法，但她权衡了半天，最后还是决定留了下来：年龄逼近35了，她最害怕的就是失业。
她现在月薪7000多，房贷差不多要还清了，年底还盘算着买辆车，但她依然为了养老发愁。“虽然上了养老保险，但我算了一下，等五十岁退休我只能拿一千多元，觉得一定不够花!”
叶霜周末的时候总想组织一些朋友聚会打球或者吃饭，但得到的答复总是不肯定，最后结果总是大家谁也来不了。“我总觉得朋友越来越少，当朋友越来越少的时候人就越来越沉默。”
叶霜觉得外地的朋友们都比自己容易感到更多的幸福。“在北京，要想有幸福感太不容易了，即便我有了房子，快要买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