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7日至9日，中国与美国在北京举行经贸问题副部长级磋商。这是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以来，两国政府间经贸团队首次面对面的高级别会谈。由于比此前预期的两天会谈时间延长了一天，外界有了些许乐观的预期。但两国会谈后发表的简短声明，以及双方都对具体进展和谈判细节讳莫如深，又让乐观中不得不带着谨慎。
　　回顾2018年中美谈判与摩擦的演变情况可以发现，这次北京会谈是两国在经贸问题上的一次“再出发”。中美双方，尤其是美方，开始更加严肃地对待贸易谈判。

看 点

　　北京时间1月10日上午8时，中国商务部网站发布了关于中美贸易磋商的声明。这份声明很简短，全文100来字，没有谈判细节方面的内容。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几乎同一时间发布的声明，也很简短（全文不到200个单词）。
　　这两份简短的声明，在信息量的披露上有所差异（美方略微详细），但都提到了这样一点：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这里面传递的信息是，在这次磋商以及后续谈判上，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发挥的是掌控大局、定调的作用。
　　2018年底，习近平与特朗普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会晤，为中美贸易摩擦升级按下暂停键，并一致同意以谈判解决双边贸易问题。这就是在“定调”。更具体地说，无论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团队成员在对华贸易谈判上有何分歧，如何因谈判主导权而“宫廷内斗”，总体上都不能偏离这个“基调”。
　　与2018年中美贸易谈判后对华强硬派与温和派“差异性表态”甚至激烈争吵不同，这次北京会谈后，美国媒体基本没有“不同声音”的报道。这是特朗普政府开始严肃对待谈判的迹象。
　　据美国媒体报道，在2018年中美元首会晤上，特朗普向中方告知，将任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为中美贸易谈判的美方代表。这次北京谈判的美方牵头人，是莱特希泽的副手、美国副贸易代表杰弗里·格里什。从技术层面说，这样的安排有利于稳定谈判预期。
　　在此前的中美贸易谈判中，政策偏好不同的商务部长罗斯、财政部长姆努钦以及莱特希泽，甚至顾问级别的纳瓦罗、库德洛等，都曾现身并强势发声。这事实上造成了美方“没有代表”的局面，导致立场摇摆不定。
　　这次北京会谈属于副部长级别，美方团队还有来自农业部、能源部、商务部、财政部等部门的副部长，以及这些部门的高级官员。美方的这个团队构成表明，他们来北京是谈具体问题的。这样层级的官员不做决策，但对部门业务更熟悉。
　　美方愿意从具体问题入手，而不是越过这个阶段一味地施压中方让步，企图一举达成“大交易”。这也是特朗普政府开始严肃谈判的表现，因为这才符合国际谈判的基本逻辑。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1月4日，中国商务部记者会上，“明确”这次中美北京会谈的会期是“1月7日至8日”。但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网站1月4日的新闻稿中，只提及会谈将从1月7日开始。美方不提会谈结束日期，不可能是无心之举，更大的可能性是：美方是带着“谈出成果”的目的来北京的。
　　会谈后，两国都没有过多透露谈判细节，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视为双方的“默契”，避免节外生枝。因此这次北京会谈，主要目的是为后续更高级别的谈判铺路。
　　中方声明表示“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但没有透露下一次会谈的时间。美方声明的表述更为谨慎，称“代表团将回国报告情况，接受下一步的指示”。可能的情况是，中美确实没有就下次会谈时间达成共识。这很符合特朗普“压力下谈判”的作风，为中美贸易谈判设定了90天期限的他，不会放弃把会谈节奏作为施压筹码。

北京会谈莱特希泽虽未现身，但却如影随形。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他在影响中美贸易谈判的方向。

　　但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中美贸易谈判中方代表、副总理刘鹤，很可能在1月底或2月初赴美。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刘鹤美国之行确定无疑，不确定的只是具体日期。

难 点

　　这次北京会谈，给中美贸易摩擦降温带来了希望，但同时也可能意味着，后续的谈判在朝更艰难的趋势转向。
　　美方在声明里，提到了中方將从美方购买更多的农产品、能源以及其他商品和服务，这无疑有助于改善中美贸易不平衡。但更值得关注的是，美方声明中所谓的“结构性问题”，即“强迫性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贸易壁垒”等。这些问题在此前的中美谈判中不是没有提，关键之处在于，从北京会谈来看，美方很可能把这些作为后续谈判的“主题”。
　　这种可能性，要从特朗普任命莱特希泽为美方贸易谈判代表说起。在这项任命之前，过去任何一轮中美贸易谈判中，特朗普都没有明确任命具体某个人为谈判代表。对莱特希泽的任命，意味着他在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上，获得了相对于姆努钦、罗斯等其他高官明显的权力优势。这预示着他在未来的中美贸易谈判中，有了更大的空间打上自己的个人烙印。
　　这位公认的贸易鹰派人物，最擅长的就是动用“301条款”，通过升级贸易摩擦来逼对手让步。有人做过统计，自1974年美国国会通过“301条款”以来，美国总共动用过125次该条款，其中49次发生在里根政府时期。那时的莱特希泽，是美国贸易副代表，主导与欧洲、日本的贸易谈判。
　　“301条款”针对的，是美国所认为的贸易伙伴在立法、行政上有损美国利益的行为（比如市场准入限制、非关税贸易壁垒等）。而其中的“特别301条款”聚焦于知识产权问题。2017年8月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起“301调查”，主导者正是莱特希泽。也几乎从那时起，中美贸易谈判议题开始向“301条款”所涉及的领域倾斜。
　　美方在北京会谈后的简短声明中，强调知识产权、非关税壁垒等问题，正是“莱特希泽因素”使然。这次会谈的美方代表杰弗里·格里什，是莱特希泽的工作同行和多年故交，甚至多次担任莱特希泽的私人代表。正是基于这层关系，莱特希泽引荐他为美国贸易副代表。在2017年参议院提名听证会上，格里什称莱特希泽为其“可信赖的导师”。北京会谈莱特希泽虽未现身，但却如影随形。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他在影响中美贸易谈判的方向。 　　之所以说美方的这种转向可能是个不好的征兆，主要是因为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相对来说较好解决，但美方所称的“结构性问题”则棘手得多。中美对“结构性问题”的差异化认知暂且不说，这些问题很多涉及国家内部的政策和法律的制定、修改、执行，实际中见到效果也需要时间。
　　近年来，中国在相关领域的改革已经提速，美方的某些关切事实上也是中国自身改革的需要。但美方声明中提到“验证”的问题，这里面的解释空间就很大了。如果中美不妥善处理，难保不给未来的贸易摩擦留下火种。
　　美国内部的政治混乱，是中美贸易谈判的又一不确定性因素。据美国媒体报道，此前特朗普计划在出席1月21日达沃斯论坛期间，可能与中方领导会面。如果能实现，这本来可以成为给中美贸易谈判增添动能的机会。但特朗普1月10日宣布，如果政府关门问题没有解决，他可能不出席达沃斯论坛了。美国国内政治的“不可预测”，也在为中美贸易谈判添堵。

走 势

　　虽然中美下一轮谈判的会期没有确定，但可以确定的是，两国将很快举行后续的谈判。
　　中国经济下行，与美国的贸易摩擦是一个重要因素，中方有谈判的紧迫感。中美贸易摩擦伤及中国经济，美国经济也未独善其身。這倒不是说贸易摩擦下美国经济比中国经济更脆弱，而是因为相比于美国经济来说，特朗普在政治上的韧性要小得多。
　　中美北京会谈结束后，特朗普表示谈判取得了“巨大成功”。特朗普开始严肃对待谈判，因为他需要通过谈判来制造稳定预期，给国内动荡的股市减震。
　　莱特希泽在对华贸易政策上影响力的上升，无疑会增加未来中美谈判的难度。但对于“莱特希泽因素”会否成为影响3月1日前中美达成协议的决定性因素，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

在即将到来的连任竞选中，特朗普是拿出中国增加了多少从美国的进口、带动了多少就业的数据更有说服力，还是告诉美国选民中国进行了多少“结构性改革”更能提升自己的支持率？

　　关键的原因在于，他的政策偏好与特朗普的政治需要，在时间点上并非完全一致。莱特希泽想解决的中美贸易关系“结构性问题”，“见效”的时间更长，而且衡量起来更加“不可见”。而姆努钦、罗斯更倾向的减少中美贸易逆差，相对来说可短期见效，并且能有“可见”的数据做支撑。
　　莱特希泽多次坦承，中美贸易摩擦不可避免地会对美国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但他也警告美国企业家不要太贪婪，言外之意是让美国企业做好承受代价的准备。不过，美国企业担心利润下滑的紧迫感，与特朗普谋求连任的紧迫感，在逻辑上有相似性。莱特希泽不可能把这种警告用在特朗普身上。
　　在即将到来的连任竞选中，特朗普是拿出中国增加了多少从美国的进口、带动了多少就业的数据更有说服力，还是告诉美国选民中国进行了多少“结构性改革”更能提升自己的支持率？
　　目前莱特希泽的政策偏好，涉及更宏观的国家战略竞争。这与总统特朗普应该是一致的，但与寻求连任的政治人特朗普，在紧迫性上则不一定完全一致。特朗普需要的是在中美贸易较量中的“赢”，即成功地达成一份协议。至于如何实现或者如何定义“赢”，可能不会是他最重要的考虑。
　　对于特朗普任命莱特希泽为谈判代表，白宫新闻发言人刻意淡化他的个人角色，称中美贸易谈判将是基于“团队努力”。这可能意味着，未来的谈判方向和节奏，美方还存在微调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