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民主革命先驱，他缔造共和、建立民国的旷世伟业家喻户晓。他在革命救国前，从事救死扶伤、悬壶济世的医护工作，十四岁就远赴檀香山求学，先后就读于广州博济医学院和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在澳门、广州一带行医，他兼采中、西医之长，提倡中西医药结合，实为我国中西医结合的先驱。行医过程中，孙中山有机会广泛接触清朝政府各级官吏，进一步了解到清朝政府的腐败黑暗，认识到“医术救人所济有限”，医术再高，只能医治有限病人，而不能挽救万千受苦人，更难以拯救衰败沉沦的祖国。悟此道理，孙中山便由治病医人转为革命医国。
当他“决计抛弃其医人生涯，而从事于医国事业”后，致力于革命的孙中山始终不忘医术救人初心，仍然关注并推动改进中国医学医疗及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尤其是他翻译的《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为中国红十字会运动发挥先驱性作用和做出贡献。
1895年，孙中山策划的广州起义失败后，他被清廷悬赏通缉而流亡海外。1896年秋，孙中山在英国伦敦被清廷特务缉捕入中国使馆，轰动一时，史称“伦敦蒙难记”。在英国友人积极营救和公众舆论的压力下，孙九死一生终获解救。伦敦媒体连日报道，使名不见经传的东方革命家一举成名。此后八个多月，孙客居伦敦，常前往大英博物馆博览群书，寻求救国救民之方，在此阅读所得，后来凝结为“三民主义”，鲜为人知的是《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亦是在此期间知识探索的成果，这要从他结识伦敦红十字会柯士宾医生说起。
柯士宾长孙中山十八岁，成长于伦敦一个医生世家，曾在托马斯医学院习医，先后获得药剂师协会许可证、皇家外科医师协会会员及研究员，他曾常年服务于圣约翰急救队和救护会，积累了丰富的战地救护、战地医疗经验。
孙中山与柯士宾一起游学论道，游览英国王宫。柯士宾被这位革命家的人格魅力和广博学识所折服，尤其看重孙中山的医学专业素养，告诉孙他有英文著作Ambulance lecture：First aid to the injured，此书“为用甚宏，人多欲知其理，故各国好善之士亟为推广”，已翻译成法、德、意、日四国文字，希望英文流利、又精通医术的孙中山“代译是书为华文”。
孙中山将这本急救著作与红十字会文化联系起来，当他行医、革命之时正值欧洲红十字会风起云涌之际。国际红十字会运动始于欧洲主权国家发生战争时的急救活动，其提倡的人道、博爱精神超越国界、宗教、民族，被文明国家广泛认可。
孙中山与红十字会亦有渊源，恩师康德黎是红十字会英国伦敦支队创始人，他编辑的英国急救手册，实为急救理论之滥觞;他创议的救护车和急救法等理念与实践，早欧洲各国三十年。他在香港参与创办义勇队和市民救护队及其教育活动，孙中山在港求学时曾追随恩师参加急救活动。
红十字会精神与孙中山毕生追求的革命理想相契合，尤其当他经历伦敦蒙难的生死之劫，对生命之可贵有了更深的体验和理解。况且此时的中国社会还处在半封闭状态，国人对红十字会及救护法等知之甚少，推广红十字会文化责任重大，孙中山欣然接受柯士宾请求，在华人世界积极普及急救方法。
接受委托后，孙中山全身心投入翻译工作中去，他把书名定为《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选定译词依据、准确用中文表达西医名词的意义，成为翻译的核心。
清末以后，大量欧美概念经日本翻译后流入中国。孙中山自幼成长于英语环境，尚未在日本长期生活，未曾考虑过参照日译本。在他生活的十九世纪末，中国流行的医学著作主要出自欧美医生之手。
早在明末清初就有耶稣会士翻译医学书籍，但清雍正时期一度禁教，教士的翻译工作没有延续下来，其影响极其有限。传教医生在早期医学名词统一和标准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一些词典工具书相继问世。最早进行有益尝试的，当推美国浸礼会医师德万。他最早注意到中文医学解剖名词和疾病名称的问题，编写《中国语启蒙》在香港出版。这是一本中、英文对照手册，包括解剖、生理及药物等名称术语，使对医学有兴趣的中国人对西医学名词有了初步的认识。这在当时无疑是一创举。真正标志着“西方医学理论正式输入中国之始”的是合信的翻译。合信是英国伦敦会在广州行医传教第一人，也是最早在中国翻译西医西药书籍的传教士。合信在华期间，先后在广州和上海译述了《全体新论》《博物新编》《西医略论》《内科新说》《妇婴新说》。这是近代以来最早一批介绍西洋医学的译著。医书五种包括解剖学、内外科理论及妇婴卫生等多种内容。更为可贵的是，合信把译书时使用的医学术语汇成《医学英华字释》，并将译述名词和术语进行了分类编排，这是最早的英汉医学术语词典。此外，影响深远的英汉词典还有德国传教士罗存德所编《英华字典》，词典收录五万三千词条，每个主词条包括词目、英文释文、汉语对应词条等，被誉为代表十九世纪西人汉外词典编纂的最高成就。
西医译著在华传播推广，在中国知识界引起广泛冲击。孙中山深受西医西学影响，主要参考《医学英华字释》和《英华字典》等经典词典，此外广州博济医院的恩师嘉约翰所著《汉语医书》也对翻译救伤法有所帮助。
孙中山交替使用这类工具书辅助他的翻译，在精准把握全书内容的基础上，悉心推敲译文的遣词造句。他利用国人既熟悉又易接受的中国传统文化和语言习俗，又释之以西医专业知识。医学术语的表述基本引自《医学英华字释》，一般词句的表述则近于《英华字典》。
1897年春夏间大功告成，中文版《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由伦敦红十字会出版，在海外发行。这是孙中山近六十年传奇人生中翻译的第一部著作，也是国人首次将红十字会之名用于中文书名的译著，译作无论对他个人还是国家、民族都意义非凡。
《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讲述初级救护的基本技能方法，传授日常生活中遭遇紧急情况时救助伤者所需知识，培养在专业医生抵达现场前能发挥衔接作用，提高救助效果的人才。
医学出身的革命家孫中山热衷于宣传红十字会博爱精神，推广红十字会的“济世之金针，救人之要术”。他在《译序》中坦白：“恻隐之心人人有之，而济人之术则非人人知之。不知其术而切于救人，则误者恐变恻隐而为残忍矣，而疏者恐因救人而反害人矣。夫人当患难生死俄顷之际，施救之方，损益否当，间不容发，则其理不可不审求也。此泰西各国通都大邑，所以有赤（红）十字会之设，延聘名师，专为讲授一切救伤拯危之法，使人人通晓，遇事知所措施;救济之功，成效殊溥。近年以来，推广益盛。” 救人要得法，若在急救现场方法不当，结果只会适得其反，救人不成“反害人矣”。只有“恻隐之心”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济人之术”“施救之方”，一旦遇到意外，可立即设法施救，为挽救伤者生命争取宝贵的时间，“保性命于危急之顷，并解痛楚于医者未至之时”，如此方能将红十字的人道、博爱精神落到实处。
全书近四万字，共分形体功用、论血脉、受伤上下编、移病各法、妇人侍病法六大章。孙中山本着忠实于原著的基本原则，结构、形式和内容基本沿袭原著。
第一章“形体功用”，阐述人体基本知识。全面了解人体结构，救护才能有的放矢，这也是救护员必备的基础知识。支撑人体的骨骼，附于骨骼的肌肉，以及骨、肌之内生命之所系的五脏六腑，都有各自的独特功能而“分工明确”、相依相附，形成一个生命有机体，一旦发生改变，立即感到不适，甚至危及生命。
第二章“论血脉”，专论流血及止血的方法，是“为用最大而最紧要之学也，因为伤者流血不止，顷刻可以致命，如何止血至关重要。著者首先概述血的种类、血质、血管、血液循环等基本知识，而后“详论治各种流血之症”及其救护方法，有指压之法、用器之法等，举例说明，易于记忆。
《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重点在“救伤”，篇幅较大，分为上、下两编，“受伤上编”，介绍伤的种类及救伤方法。伤的种类分为割伤、刺伤、破伤、撞伤和毒伤。伤情不同，救治之法各异，不外止血、清理伤口、伤口贴合，但需要注意的事项也有很多。“受伤下编”，专门讲授“为所遇意外重伤，震动脑部而致”的“失元”现象。所谓“失元”，是指失去知觉、不省人事的昏迷状态。
第五章“移病各法”，即通常所说的“搬运”，将伤者运送至医院救治。移伤之法，根据救护员的多少以及伤情各有不同，通常有一人独运，二人、三人合运，方法得当，可减轻伤者痛苦。如路程较远，则宜用“抬床”及担架，在没有担架的情况下，可以用门板或短梯铺上被褥或草作为应急之用。毡或被子也可作为抬床。抬伤病员行走时，要求步调一致，“须要端正缓步前进”。逾越障碍如篱笆、水沟，则须格外小心。至于借助交通工具，如火车、货车等，上车、下车，都有讲究方法。
第六章“妇人侍病法”。“妇人侍病法”就是护理方面的技能。护理“为最难能烦苦之事，非生而具救人之慈心不能为也。纵有此心，亦要心力血气俱壮，方足任此重要之事”。护理涉及方方面面，这里主要阐述手术患者的护理要诀，诸如病床高低，被褥的整理，体温计的使用，为患者更衣、洗浴，病人的服药、饮食等都有严格要求，其中的注意事项，书中都有具体介绍。
上述六章构成《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一书的主体。此外，该书的另一特征还有卷首的三角巾用法和书末的例题集。每章十五个问题，共七十五个问题，涵盖各章知识点，通过问答题复习，巩固所学内容。书中还附图四十一幅，图文并茂，通俗易懂，言简意赅，剖析精当。
十九世纪末，急救在世界尚属新名词，《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最早用中文介绍国际医学前沿概念和技术，把红十字会文化和急救知识引入东方大国，推动中国的红十字会运动，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对此，民国学者陆丹林论道：孙中山先生在伦敦被难的第二年，曾译英医柯士宾所著《赤十字救伤第一法》一书，这是救护队的救伤法，使人人通晓，遇事知所措施，在新医常识贫乏的我国，当年实在是应时的良好读物，这真是博爱的实行者，可以见到先生的深心宏愿、济世爱物的美意了。
孙中山对其译作颇有信心，将签名书赠予日本生物学家南方熊楠，确信该书定对中国未来有所帮助，而事实也确如他所料。
在“西学东渐”、思潮涌动的年代，译作很快传入中国并产生一定反响，创设红十字会的舆论再次高涨。著名报纸《申报》发表社论指出：成立红十字会后，应在医校进行教育，而其教本，除江南机器制造局翻译《临阵伤科捷要》外，如孙中山所译《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亦颇有用，正不必以人废言也。
孫中山在当时尚是清廷通缉犯，而《申报》已将他视为红十字会启蒙先驱。在孙中山等仁人志士的宣传启蒙下，1904年3月10日，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支会在上海成立，是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开端。
一年后，孙中山在日本建立全国性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积极策动反清起义。在同盟会的影响下，全国各地武装起义此起彼伏开展起来，其中江西萍乡和湖南浏阳、醴陵地区的会党与煤矿工人发动反清武装起义，这是同盟会成立后组织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
孙中山忧国忧民，筹划革命的同时，也把红十字会之名深深铭刻在心。考虑到对清作战中救治伤员和普及救护知识的必要性，孙中山拟将《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再版发行，为武装起义的救护工作做知识上的准备。
他为此面晤《民报》主笔章太炎，提出再版建议：“兵者所以威不若，固非得已。攘胡之师，为民请命，庶几前歌后舞，而强寇桀逆，未遽倒戈，伤痍者犹不得免。义师之中，庶事草创，固不暇编卫生队，良医又不可得，一受创伤，则能全活者寡矣。其以简易之术，有济。是书文略易明，以之讲解，不过数日而能通知其意，其为我宜行之。”在军中普及救护知识，将士掌握济人之术的要领，不失为明智的革命策略。章太炎表示赞赏，并热情地为该书重印本作序。这对时常意见相左的革命领袖，在这件事上达成鲜有的一致。
1906年冬，孙中山在日本对译著作了文字上的修饰，改变若干名词的译法，由邓慕韩、廖仲恺帮助校勘，出于“入乡随俗”之故，把初版“红十字会”全部改为“赤十字会”。
初版问世十年后，1907年2月东京民报社再版。《民报》临时增刊《天讨》刊载广告宣传译作：“是书分六章，首论形体功用，次论救伤之法，次论移伤侍病之法。疮痍生死之际，临变救急所当第一着手者，简明切当为赤十字之要书，法、德、意、日均有译本。孙中山先生湛于医学，西历一千八百九十七年以汉文译述，流传甚广，迩来再版，章太炎序而行之，他日国民军起，大有裨于实用，且行者居者苟明此法，可以济不虞之变，其有造于个人抑非鲜也。”
诚如广告所言，再版《赤十字会救伤第一法》意义深远，不仅作为当下武装起义的救护工具书;在日后的北伐战争中，该书也成为训练卫生员的教材而推广应用。
中国红十字会自诞生后对国民革命发挥重要作用，救死扶伤、扶危济困的功绩受到社会各界的赞誉，特别在辛亥革命中，中国红十字会因救伤瘗亡功勋卓著而声震遐迩，举世瞩目。在辛亥首义地武汉，红十字会派出多支医疗队进行战地救护，持续月余。南京开战后，中国红十字会与美国红十字会江安分会、旱西门金陵医院、螺丝湾贵格医院、鼓楼基督医院联手，救治伤兵病民;商请沪宁铁路医长齐福果医士、总办朴爱德，“特备红十字医车数辆，由宁镇一带往来驶救，一遇伤兵，即行抢救至伤车内，随到随医”。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诞生，中国红十字会面临新的抉择。为争取新政府“立案”，维持中国红十字会的合法存在，红会董事部长沈敦和代表中国红十字会向副总统黎元洪提出立案请求。21日，黎元洪致电孙中山转达红十字会立案请求。孙中山立即表示支持，特电黎元洪准予立案，高度赞扬红十字会救伤葬亡功德及其在辛亥革命中的功绩：“查民国军兴以来，各战地将士赴义捐躯，伤亡不鲜，均赖红十字会救护、掩埋，善功所及，非特鄂省一役而已，文实德之。兹接电示，以该会前在武汉设立临时病院，救伤掩亡，厥功尤伟。复经日本有贺氏修改会章，已得万国红十字会公认，嘱予立案等因。该会热心毅力，诚不可无表彰之处，应即令由内务部准予立案，以昭奖劝。”
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根据副总统黎元洪的建议，乃命令内务部准予中国红十字会立案，2月29日，《临时政府公报》发布了《大总统令内务部准予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立案文》，这是中国红十字会首次获得政府正式立案，从此成为正式合法的社团，并加入国际红十字联合会。
同年9月，红十字会召开首届会员大会，报告会务、账目、拟定会章并正式选举常议员和正副会长及理事长。会员大会盛极一时，但尚未解决各地红会的统一问题。次月召开了统一大会，通过红会历史上第一个正式会章——《中国红十字会章程》，并根据《章程》制定各地分会章程，对总会与分会关系、宗旨、义务做出明确具体的规定，管理更趋科学规范。
中国红十字运动在孙中山的关怀下，平稳过渡，步上健康发展的轨道，从此，红十字会以全新的姿态和面貌，开始了新的救援活动。
当他“决计抛弃其医人生涯，而从事于医国事业”后，致力于革命的孙中山始终不忘医术救人初心，仍然关注并推动改进中国医学医疗及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尤其是他翻译的《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为中国红十字会运动发挥先驱性作用和做出贡献。
1895年，孙中山策划的广州起义失败后，他被清廷悬赏通缉而流亡海外。1896年秋，孙中山在英国伦敦被清廷特务缉捕入中国使馆，轰动一时，史称“伦敦蒙难记”。在英国友人积极营救和公众舆论的压力下，孙九死一生终获解救。伦敦媒体连日报道，使名不见经传的东方革命家一举成名。此后八个多月，孙客居伦敦，常前往大英博物馆博览群书，寻求救国救民之方，在此阅读所得，后来凝结为“三民主义”，鲜为人知的是《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亦是在此期间知识探索的成果，这要从他结识伦敦红十字会柯士宾医生说起。
柯士宾长孙中山十八岁，成长于伦敦一个医生世家，曾在托马斯医学院习医，先后获得药剂师协会许可证、皇家外科医师协会会员及研究员，他曾常年服务于圣约翰急救队和救护会，积累了丰富的战地救护、战地医疗经验。
孙中山与柯士宾一起游学论道，游览英国王宫。柯士宾被这位革命家的人格魅力和广博学识所折服，尤其看重孙中山的医学专业素养，告诉孙他有英文著作Ambulance lecture：First aid to the injured，此书“为用甚宏，人多欲知其理，故各国好善之士亟为推广”，已翻译成法、德、意、日四国文字，希望英文流利、又精通医术的孙中山“代译是书为华文”。
孙中山将这本急救著作与红十字会文化联系起来，当他行医、革命之时正值欧洲红十字会风起云涌之际。国际红十字会运动始于欧洲主权国家发生战争时的急救活动，其提倡的人道、博爱精神超越国界、宗教、民族，被文明国家广泛认可。
孙中山与红十字会亦有渊源，恩师康德黎是红十字会英国伦敦支队创始人，他编辑的英国急救手册，实为急救理论之滥觞;他创议的救护车和急救法等理念与实践，早欧洲各国三十年。他在香港参与创办义勇队和市民救护队及其教育活动，孙中山在港求学时曾追随恩师参加急救活动。
红十字会精神与孙中山毕生追求的革命理想相契合，尤其当他经历伦敦蒙难的生死之劫，对生命之可贵有了更深的体验和理解。况且此时的中国社会还处在半封闭状态，国人对红十字会及救护法等知之甚少，推广红十字会文化责任重大，孙中山欣然接受柯士宾请求，在华人世界积极普及急救方法。
接受委托后，孙中山全身心投入翻译工作中去，他把书名定为《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选定译词依据、准确用中文表达西医名词的意义，成为翻译的核心。
清末以后，大量欧美概念经日本翻译后流入中国。孙中山自幼成长于英语环境，尚未在日本长期生活，未曾考虑过参照日译本。在他生活的十九世纪末，中国流行的医学著作主要出自欧美医生之手。
早在明末清初就有耶稣会士翻译医学书籍，但清雍正时期一度禁教，教士的翻译工作没有延续下来，其影响极其有限。传教医生在早期医学名词统一和标准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一些词典工具书相继问世。最早进行有益尝试的，当推美国浸礼会医师德万。他最早注意到中文医学解剖名词和疾病名称的问题，编写《中国语启蒙》在香港出版。这是一本中、英文对照手册，包括解剖、生理及药物等名称术语，使对医学有兴趣的中国人对西医学名词有了初步的认识。这在当时无疑是一创举。真正标志着“西方医学理论正式输入中国之始”的是合信的翻译。合信是英国伦敦会在广州行医传教第一人，也是最早在中国翻译西医西药书籍的传教士。合信在华期间，先后在广州和上海译述了《全体新论》《博物新编》《西医略论》《内科新说》《妇婴新说》。这是近代以来最早一批介绍西洋医学的译著。医书五种包括解剖学、内外科理论及妇婴卫生等多种内容。更为可贵的是，合信把译书时使用的医学术语汇成《医学英华字释》，并将译述名词和术语进行了分类编排，这是最早的英汉医学术语词典。此外，影响深远的英汉词典还有德国传教士罗存德所编《英华字典》，词典收录五万三千词条，每个主词条包括词目、英文释文、汉语对应词条等，被誉为代表十九世纪西人汉外词典编纂的最高成就。
西医译著在华传播推广，在中国知识界引起广泛冲击。孙中山深受西医西学影响，主要参考《医学英华字释》和《英华字典》等经典词典，此外广州博济医院的恩师嘉约翰所著《汉语医书》也对翻译救伤法有所帮助。
孙中山交替使用这类工具书辅助他的翻译，在精准把握全书内容的基础上，悉心推敲译文的遣词造句。他利用国人既熟悉又易接受的中国传统文化和语言习俗，又释之以西医专业知识。医学术语的表述基本引自《医学英华字释》，一般词句的表述则近于《英华字典》。
1897年春夏间大功告成，中文版《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由伦敦红十字会出版，在海外发行。这是孙中山近六十年传奇人生中翻译的第一部著作，也是国人首次将红十字会之名用于中文书名的译著，译作无论对他个人还是国家、民族都意义非凡。
《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讲述初级救护的基本技能方法，传授日常生活中遭遇紧急情况时救助伤者所需知识，培养在专业医生抵达现场前能发挥衔接作用，提高救助效果的人才。
医学出身的革命家孫中山热衷于宣传红十字会博爱精神，推广红十字会的“济世之金针，救人之要术”。他在《译序》中坦白：“恻隐之心人人有之，而济人之术则非人人知之。不知其术而切于救人，则误者恐变恻隐而为残忍矣，而疏者恐因救人而反害人矣。夫人当患难生死俄顷之际，施救之方，损益否当，间不容发，则其理不可不审求也。此泰西各国通都大邑，所以有赤（红）十字会之设，延聘名师，专为讲授一切救伤拯危之法，使人人通晓，遇事知所措施;救济之功，成效殊溥。近年以来，推广益盛。” 救人要得法，若在急救现场方法不当，结果只会适得其反，救人不成“反害人矣”。只有“恻隐之心”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济人之术”“施救之方”，一旦遇到意外，可立即设法施救，为挽救伤者生命争取宝贵的时间，“保性命于危急之顷，并解痛楚于医者未至之时”，如此方能将红十字的人道、博爱精神落到实处。
全书近四万字，共分形体功用、论血脉、受伤上下编、移病各法、妇人侍病法六大章。孙中山本着忠实于原著的基本原则，结构、形式和内容基本沿袭原著。
第一章“形体功用”，阐述人体基本知识。全面了解人体结构，救护才能有的放矢，这也是救护员必备的基础知识。支撑人体的骨骼，附于骨骼的肌肉，以及骨、肌之内生命之所系的五脏六腑，都有各自的独特功能而“分工明确”、相依相附，形成一个生命有机体，一旦发生改变，立即感到不适，甚至危及生命。
第二章“论血脉”，专论流血及止血的方法，是“为用最大而最紧要之学也，因为伤者流血不止，顷刻可以致命，如何止血至关重要。著者首先概述血的种类、血质、血管、血液循环等基本知识，而后“详论治各种流血之症”及其救护方法，有指压之法、用器之法等，举例说明，易于记忆。
《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重点在“救伤”，篇幅较大，分为上、下两编，“受伤上编”，介绍伤的种类及救伤方法。伤的种类分为割伤、刺伤、破伤、撞伤和毒伤。伤情不同，救治之法各异，不外止血、清理伤口、伤口贴合，但需要注意的事项也有很多。“受伤下编”，专门讲授“为所遇意外重伤，震动脑部而致”的“失元”现象。所谓“失元”，是指失去知觉、不省人事的昏迷状态。
第五章“移病各法”，即通常所说的“搬运”，将伤者运送至医院救治。移伤之法，根据救护员的多少以及伤情各有不同，通常有一人独运，二人、三人合运，方法得当，可减轻伤者痛苦。如路程较远，则宜用“抬床”及担架，在没有担架的情况下，可以用门板或短梯铺上被褥或草作为应急之用。毡或被子也可作为抬床。抬伤病员行走时，要求步调一致，“须要端正缓步前进”。逾越障碍如篱笆、水沟，则须格外小心。至于借助交通工具，如火车、货车等，上车、下车，都有讲究方法。
第六章“妇人侍病法”。“妇人侍病法”就是护理方面的技能。护理“为最难能烦苦之事，非生而具救人之慈心不能为也。纵有此心，亦要心力血气俱壮，方足任此重要之事”。护理涉及方方面面，这里主要阐述手术患者的护理要诀，诸如病床高低，被褥的整理，体温计的使用，为患者更衣、洗浴，病人的服药、饮食等都有严格要求，其中的注意事项，书中都有具体介绍。
上述六章构成《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一书的主体。此外，该书的另一特征还有卷首的三角巾用法和书末的例题集。每章十五个问题，共七十五个问题，涵盖各章知识点，通过问答题复习，巩固所学内容。书中还附图四十一幅，图文并茂，通俗易懂，言简意赅，剖析精当。
十九世纪末，急救在世界尚属新名词，《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最早用中文介绍国际医学前沿概念和技术，把红十字会文化和急救知识引入东方大国，推动中国的红十字会运动，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对此，民国学者陆丹林论道：孙中山先生在伦敦被难的第二年，曾译英医柯士宾所著《赤十字救伤第一法》一书，这是救护队的救伤法，使人人通晓，遇事知所措施，在新医常识贫乏的我国，当年实在是应时的良好读物，这真是博爱的实行者，可以见到先生的深心宏愿、济世爱物的美意了。
孙中山对其译作颇有信心，将签名书赠予日本生物学家南方熊楠，确信该书定对中国未来有所帮助，而事实也确如他所料。
在“西学东渐”、思潮涌动的年代，译作很快传入中国并产生一定反响，创设红十字会的舆论再次高涨。著名报纸《申报》发表社论指出：成立红十字会后，应在医校进行教育，而其教本，除江南机器制造局翻译《临阵伤科捷要》外，如孙中山所译《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亦颇有用，正不必以人废言也。
孫中山在当时尚是清廷通缉犯，而《申报》已将他视为红十字会启蒙先驱。在孙中山等仁人志士的宣传启蒙下，1904年3月10日，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支会在上海成立，是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开端。
一年后，孙中山在日本建立全国性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积极策动反清起义。在同盟会的影响下，全国各地武装起义此起彼伏开展起来，其中江西萍乡和湖南浏阳、醴陵地区的会党与煤矿工人发动反清武装起义，这是同盟会成立后组织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
孙中山忧国忧民，筹划革命的同时，也把红十字会之名深深铭刻在心。考虑到对清作战中救治伤员和普及救护知识的必要性，孙中山拟将《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再版发行，为武装起义的救护工作做知识上的准备。
他为此面晤《民报》主笔章太炎，提出再版建议：“兵者所以威不若，固非得已。攘胡之师，为民请命，庶几前歌后舞，而强寇桀逆，未遽倒戈，伤痍者犹不得免。义师之中，庶事草创，固不暇编卫生队，良医又不可得，一受创伤，则能全活者寡矣。其以简易之术，有济。是书文略易明，以之讲解，不过数日而能通知其意，其为我宜行之。”在军中普及救护知识，将士掌握济人之术的要领，不失为明智的革命策略。章太炎表示赞赏，并热情地为该书重印本作序。这对时常意见相左的革命领袖，在这件事上达成鲜有的一致。
1906年冬，孙中山在日本对译著作了文字上的修饰，改变若干名词的译法，由邓慕韩、廖仲恺帮助校勘，出于“入乡随俗”之故，把初版“红十字会”全部改为“赤十字会”。
初版问世十年后，1907年2月东京民报社再版。《民报》临时增刊《天讨》刊载广告宣传译作：“是书分六章，首论形体功用，次论救伤之法，次论移伤侍病之法。疮痍生死之际，临变救急所当第一着手者，简明切当为赤十字之要书，法、德、意、日均有译本。孙中山先生湛于医学，西历一千八百九十七年以汉文译述，流传甚广，迩来再版，章太炎序而行之，他日国民军起，大有裨于实用，且行者居者苟明此法，可以济不虞之变，其有造于个人抑非鲜也。”
诚如广告所言，再版《赤十字会救伤第一法》意义深远，不仅作为当下武装起义的救护工具书;在日后的北伐战争中，该书也成为训练卫生员的教材而推广应用。
中国红十字会自诞生后对国民革命发挥重要作用，救死扶伤、扶危济困的功绩受到社会各界的赞誉，特别在辛亥革命中，中国红十字会因救伤瘗亡功勋卓著而声震遐迩，举世瞩目。在辛亥首义地武汉，红十字会派出多支医疗队进行战地救护，持续月余。南京开战后，中国红十字会与美国红十字会江安分会、旱西门金陵医院、螺丝湾贵格医院、鼓楼基督医院联手，救治伤兵病民;商请沪宁铁路医长齐福果医士、总办朴爱德，“特备红十字医车数辆，由宁镇一带往来驶救，一遇伤兵，即行抢救至伤车内，随到随医”。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诞生，中国红十字会面临新的抉择。为争取新政府“立案”，维持中国红十字会的合法存在，红会董事部长沈敦和代表中国红十字会向副总统黎元洪提出立案请求。21日，黎元洪致电孙中山转达红十字会立案请求。孙中山立即表示支持，特电黎元洪准予立案，高度赞扬红十字会救伤葬亡功德及其在辛亥革命中的功绩：“查民国军兴以来，各战地将士赴义捐躯，伤亡不鲜，均赖红十字会救护、掩埋，善功所及，非特鄂省一役而已，文实德之。兹接电示，以该会前在武汉设立临时病院，救伤掩亡，厥功尤伟。复经日本有贺氏修改会章，已得万国红十字会公认，嘱予立案等因。该会热心毅力，诚不可无表彰之处，应即令由内务部准予立案，以昭奖劝。”
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根据副总统黎元洪的建议，乃命令内务部准予中国红十字会立案，2月29日，《临时政府公报》发布了《大总统令内务部准予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立案文》，这是中国红十字会首次获得政府正式立案，从此成为正式合法的社团，并加入国际红十字联合会。
同年9月，红十字会召开首届会员大会，报告会务、账目、拟定会章并正式选举常议员和正副会长及理事长。会员大会盛极一时，但尚未解决各地红会的统一问题。次月召开了统一大会，通过红会历史上第一个正式会章——《中国红十字会章程》，并根据《章程》制定各地分会章程，对总会与分会关系、宗旨、义务做出明确具体的规定，管理更趋科学规范。
中国红十字运动在孙中山的关怀下，平稳过渡，步上健康发展的轨道，从此，红十字会以全新的姿态和面貌，开始了新的救援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