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月初，我是中山大学二年级的青涩学生，偶尔听说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理论物理学家在广州从化开学术会议，其中还有扬名天下的李政道、杨振宁二位先生。我们系学生会的小伙伴们非常兴奋，于是就商量着如何把这二位科学大师邀请到学校来作报告。想来想去也只有一招：写一份邀请信，尽量征集同学们的签名。大家一呼百应，我们很快就征集到了数百同学的签名，然后委托参加会议的中山大学理论物理学家李华中教授把信交给了李、杨二位。他们居然当即就答应了。
　　由于年代久远，很多细节记不住了，但有两件事记忆犹新。第一件事发生在小礼堂，李政道先生来的那天，我被领导安排坐在钱三强先生旁边，“小粉丝”迅速掏出笔记本请钱先生签字，温和的钱先生欣然应允。此时，远处一位老师的目光冷冷地射向我，显然洞察了我接下来索求李先生签字的企图，这寒光吓得我一哆嗦，没敢再造次。
　　伴随嘉宾们进入大礼堂后，我也在前排就座。来自四面八方的灯光把讲台照得格外明亮，显然是为了方便记者们摄影照相特别安装的大灯。钱先生先上台做介绍，接着就是李先生的报告。李先生刚说了几句话，就突然提高了声调严厉地说：“灯光太刺目了，都关了！我不是来表演的，是来给学生讲学的！”现场突然鸦雀无声，我只听见心脏扑通扑通的跳动声。领导随即悄悄地安排各路记者关了他们的照明大灯。那个年代的中国，安排电视台和报刊记者集中采访是一种高级别礼遇，记者在我们学生看来也是至高无上、难以高攀的。况且，对于领导的安排，人们应该不假思索地顺从和接受，不是吗？
　　当命运敲门的时候，人未必能听见，但其雷霆万钧将波及你终生。李先生当时的举动给我等台下学生带来的震撼至今难以忘怀。我后来查资料才知道，1980年1月对于我和很多中国学子是一个命运转折点。此时，李政道先生在广州从化的温泉宾馆给方毅副总理写了一封信，他基于1979年所招收的两批中国留美学生的成功经验，建议把“中美联合招收物理类研究生项目”（CUSPEA）正规化，扩大到中国和美国的几十所高校。1981年，李政道先生又协助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吴瑞教授，组织了“中美联合招收生物类研究生项目”（CUSBEA）。此后，丁肇中、陈省身都发起了类似项目。这些项目选拔的学生在北美各大学的口碑很好，对推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留学大潮起到了打开闸门的作用。
　　1981年9月，我作为大四学生参加了CUSPEA考试并有幸被录取，于1982年去美国匹兹堡市的卡耐基梅隆大学（Carnegie-Mellon University）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我这位生长在湘西的孩子，有了机会探究人类知识宝库最隐秘的殿堂，全靠李先生及很多人用他们纯粹的心在引导。李先生说，在CUSPEA项目执行的十年间，他每年为此要花1/3的时间。据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CUSPEA同学说，李先生家附近的邮筒经常信满为患，于是李先生和夫人秦惠？女士不得不提着大包小包去更远的邮筒投递信件。
　　赴美后的几十年，我聆听过几次李先生的报告，每次报告之后都会看见很多听众蜂拥讲台，或与李先生交谈，或索要签名和拍照，而我一直远远地站着。另外，中山大学老师当年那一道寒冷目光也似乎一直在看着我，阻止我的“粉丝冲动症”发作。
　　2016年11月，CUSPEA学者们一起祝贺李政道先生90华诞，我组织大家做了祝寿小册子和视频，老人家看了很喜欢，就送给我一个新年贺卡。命运绕了一个大圈，我最终还是得到了李政道先生的签名。率真耿直的李先生其实也是一位温情暖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