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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水扁本人已经渐渐从一个复杂的政治符号,褪色为一个单纯的清廉反例
《财经》实习研究员 张钧凯 记者 欧阳斌
7月13日,台湾台北地方法院(下称北院)合议庭再次裁定延押陈水扁两个月,这是陈水扁弊案的一个节点。
裁决书洋洋洒洒16页,称陈水扁虽仍矢口否认自己的罪行,但罪嫌最大,有逃亡之虞,并干扰法院诉讼,因此必须继续延押。
这几乎就是前两次延押裁决的复述,审判机构对陈水扁的不信任、戒备和怀疑了然于目。
自2008年底“扁案”部分案情侦结起诉以来,在大半年的法庭攻防中,陈水扁本人已渐渐从一个复杂的政治符号,褪色为一个单纯的清廉反例。
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麟徵对《财经》记者说,社会对“扁案”的心证已定。
台湾政治评论员、台北市“议员”林奕华则对《财经》记者表示,陈水扁刻意要将本案导演为“政治案件”,但其运作空间已越来越小。
身为台湾大学法律系高材生、知名律师的陈水扁,利用自己对诉讼程序的熟稔,狡黠地、甚至有些无赖地运用辩才试图挽救自己。
在今年2月首次出庭应讯时,他试图以雄辩压倒对手。当时他称自己身体不舒服,但仍滔滔不绝地讲了三个多小时。
6月,再度开庭,陈水扁变换诉讼策略,宣布“四不一没有”立场——“不认罪、不答辩、不传证、不诘问、没有犯罪”,并拒绝与“公设辩护人”合作。
对此改变,台湾法律界人士解释称,其目的就是放弃一审,希望速审速结,争取获释或交保的机会,到二审时再寻求翻案。
这一策略一直延续到7月“扁案”“大审周”的前半段。
7月6日,北院一连五天开庭审理“扁案”,由于今年1月其子陈致中已当庭认罪,提出“认罪协商”,其证词对陈水扁不利,所以,7月8日的陈水扁、陈致中父子首次对质,被看成是整个“扁案”的关键,但当天陈水扁仍坚守“四不一没有”策略,全程保持沉默。
在7月10日的延押庭上,面对自己很可能再次被延押,陈水扁打破沉默,左批特侦组“说话不算话”;右批承审法官,三度要求其“拿出良心”,并称自己听说只要案件落到法官蔡守训手中,大多是“有押无放”,自己已不抱任何希望,要合议庭不必浪费时间。其庭审诉讼策略之多变,令人叹为观止。
“扁案”对台湾司法机关而言,无疑是极其棘手的挑战。其案情本身藤蔓缠绕,涉案之人非富即贵,且动辄牵涉民情舆论、政治角力甚至“蓝绿”攻防,背后的政治和社会压力都已远远超过复杂的案件本身。面对如此重负,台湾司法机构不得不谨小慎微并坚守方寸。
过去大半年来,至关重要的主审法官人选一度引发政治攻防。
“扁案”原主审法官周占春因两度不接受特侦组声押要求,被“蓝营”质疑是陈水扁的“暗桩”,而“绿营”则认为周占春维护了陈水扁的“司法人权”。
在“扁案”首波侦结起诉后,北院为有效分配审案人力,经两次庭长会议,决定将扁家四大弊案合并,交由法官蔡守训审理。
此举引发陈水扁反弹,他向台湾“司法院大法官会议”提出“违宪审查”,若大法官将“扁案”主审法官“换将”解释为“违宪”,则进行一年多的“扁案”审理将重新来过。
检调方面的特侦组也遭受挑战。
2008年11月18日,一位名叫张玮津的女子,公开了一张陈水扁与原特侦组检察官朱朝亮、吴文忠的合照,暗示这两名检察官与陈水扁关系很密切。这张照片引得全岛舆论 哗然,给人政治“无间道”的观感。
特侦组另一名检察官沈明伦,则被扁暗指“炒作股票”并有不当收入。
最后,这三名特侦组骨干均未能续任。特侦组主任检察官陈云南,也数度向检察总长报称“倦勤”,并请辞主任之职。
虽遭重创,但今年3月改组后,特侦组并未退缩。
5月,特侦组针对“扁案”的第二波案情侦结完毕,陈水扁夫妇均被“追加起诉”。
6月,特侦组将陈水扁女儿陈幸妤、女婿赵建铭、儿子陈致中等人,以“伪证罪”移送偵办,陈幸妤改列被告,并限制出境。至此,扁家所有成年成员都已遭到起诉。
曾有人称,台湾民主制度“有自由,无法治”。但“扁案”进入司法程序,虽仍不能单纯“就法论法”,但也未尝不是对台湾司法乃至民主体制的一次淬炼。
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麟徵对《财经》记者说,“扁案”明明是司法案件,却被硬拗成政治案件,因此,法院更不能草草了结。如果司法体系能严肃处理,好好判决,将有助于台湾司法体制与民主发展的完善。■
《财经》实习研究员 张钧凯 记者 欧阳斌
7月13日,台湾台北地方法院(下称北院)合议庭再次裁定延押陈水扁两个月,这是陈水扁弊案的一个节点。
裁决书洋洋洒洒16页,称陈水扁虽仍矢口否认自己的罪行,但罪嫌最大,有逃亡之虞,并干扰法院诉讼,因此必须继续延押。
这几乎就是前两次延押裁决的复述,审判机构对陈水扁的不信任、戒备和怀疑了然于目。
自2008年底“扁案”部分案情侦结起诉以来,在大半年的法庭攻防中,陈水扁本人已渐渐从一个复杂的政治符号,褪色为一个单纯的清廉反例。
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麟徵对《财经》记者说,社会对“扁案”的心证已定。
台湾政治评论员、台北市“议员”林奕华则对《财经》记者表示,陈水扁刻意要将本案导演为“政治案件”,但其运作空间已越来越小。
身为台湾大学法律系高材生、知名律师的陈水扁,利用自己对诉讼程序的熟稔,狡黠地、甚至有些无赖地运用辩才试图挽救自己。
在今年2月首次出庭应讯时,他试图以雄辩压倒对手。当时他称自己身体不舒服,但仍滔滔不绝地讲了三个多小时。
6月,再度开庭,陈水扁变换诉讼策略,宣布“四不一没有”立场——“不认罪、不答辩、不传证、不诘问、没有犯罪”,并拒绝与“公设辩护人”合作。
对此改变,台湾法律界人士解释称,其目的就是放弃一审,希望速审速结,争取获释或交保的机会,到二审时再寻求翻案。
这一策略一直延续到7月“扁案”“大审周”的前半段。
7月6日,北院一连五天开庭审理“扁案”,由于今年1月其子陈致中已当庭认罪,提出“认罪协商”,其证词对陈水扁不利,所以,7月8日的陈水扁、陈致中父子首次对质,被看成是整个“扁案”的关键,但当天陈水扁仍坚守“四不一没有”策略,全程保持沉默。
在7月10日的延押庭上,面对自己很可能再次被延押,陈水扁打破沉默,左批特侦组“说话不算话”;右批承审法官,三度要求其“拿出良心”,并称自己听说只要案件落到法官蔡守训手中,大多是“有押无放”,自己已不抱任何希望,要合议庭不必浪费时间。其庭审诉讼策略之多变,令人叹为观止。
“扁案”对台湾司法机关而言,无疑是极其棘手的挑战。其案情本身藤蔓缠绕,涉案之人非富即贵,且动辄牵涉民情舆论、政治角力甚至“蓝绿”攻防,背后的政治和社会压力都已远远超过复杂的案件本身。面对如此重负,台湾司法机构不得不谨小慎微并坚守方寸。
过去大半年来,至关重要的主审法官人选一度引发政治攻防。
“扁案”原主审法官周占春因两度不接受特侦组声押要求,被“蓝营”质疑是陈水扁的“暗桩”,而“绿营”则认为周占春维护了陈水扁的“司法人权”。
在“扁案”首波侦结起诉后,北院为有效分配审案人力,经两次庭长会议,决定将扁家四大弊案合并,交由法官蔡守训审理。
此举引发陈水扁反弹,他向台湾“司法院大法官会议”提出“违宪审查”,若大法官将“扁案”主审法官“换将”解释为“违宪”,则进行一年多的“扁案”审理将重新来过。
检调方面的特侦组也遭受挑战。
2008年11月18日,一位名叫张玮津的女子,公开了一张陈水扁与原特侦组检察官朱朝亮、吴文忠的合照,暗示这两名检察官与陈水扁关系很密切。这张照片引得全岛舆论 哗然,给人政治“无间道”的观感。
特侦组另一名检察官沈明伦,则被扁暗指“炒作股票”并有不当收入。
最后,这三名特侦组骨干均未能续任。特侦组主任检察官陈云南,也数度向检察总长报称“倦勤”,并请辞主任之职。
虽遭重创,但今年3月改组后,特侦组并未退缩。
5月,特侦组针对“扁案”的第二波案情侦结完毕,陈水扁夫妇均被“追加起诉”。
6月,特侦组将陈水扁女儿陈幸妤、女婿赵建铭、儿子陈致中等人,以“伪证罪”移送偵办,陈幸妤改列被告,并限制出境。至此,扁家所有成年成员都已遭到起诉。
曾有人称,台湾民主制度“有自由,无法治”。但“扁案”进入司法程序,虽仍不能单纯“就法论法”,但也未尝不是对台湾司法乃至民主体制的一次淬炼。
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麟徵对《财经》记者说,“扁案”明明是司法案件,却被硬拗成政治案件,因此,法院更不能草草了结。如果司法体系能严肃处理,好好判决,将有助于台湾司法体制与民主发展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