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吸毒屡现，公众颇为震惊，要翻翻近代史，会发现这是演艺圈的“光荣传统”，伶人吸毒（抽鸦片）那是家常便饭，难怪有人说，“一部演员史就是半部鸦片史”。
　　晚清民国最亮瞎人眼的伶人非京剧伶人莫属。京剧原是地方戏曲，漂进京城，经一代代大师的努力，日趋成熟并繁荣兴盛，成为晚清民国非常时兴的文化形式和消遣方式，与同时代的其他艺术门类相比，处于绝对优势，出现了“四大须生”、“四大名旦”，“四小名旦”等名角。
　　与此一并时兴的另一件事是吸鸦片，上至仕宦文人，下至引车卖浆者，都有抽大烟的。京剧伶人抽大烟更是普遍，几乎都好这一口，已成梨园陋习。老一辈的如程长庚、徐小香、张二奎、余三胜、谭鑫培、汪笑侬等都是老烟枪，晚辈一点的如裘桂仙、谭小培、杨小楼、余叔岩、高庆奎等也是瘾君子，更晚的如张春彦、马连良、孙毓堃、谭富英、高盛麟、裘盛荣等，各自都有一部吸毒史。

那些抽鸦片的名伶

　　徐穆云先生在《梨园外纪》中说，梨园名伶中烟瘾最大者是汪笑侬，每天要抽烟膏二两，他每天起床前，形同死人，姨太太口含大烟，对着他的脸喷烟若干口，才能“活”过来，稍作蠕动，然后灌他喝些参汤，再把烧好的烟枪杵进其嘴里，汪闭着眼抽十数口后，才能慢慢睁眼讲话，穿衣下床。洗漱完之后，又躺下点烟，这叫正式开抽，抽上十来筒，才吃早点。这起床的工夫就得花一个多小时，各戏园都知道他这毛病，所以每逢演戏的时候，都要先给他的姨太太一些钱，唯恐其不愿尽心服侍或催促汪老板早点到后台来。
　　谭鑫培是个文武昆乱不挡，做念唱白俱佳的大师，抽大烟也堪称“大师”，不吃不喝都可以，不让抽鸦片不行。当时清廷雷厉风行地禁吸鸦片，王公贵族都不敢顶风而上，谭老板也不敢明着抽了，可是不抽之后，整个人就散了架似的没了精气神，哪里还唱得了戏。
　　偏偏慈禧太后是个戏迷，《清朝秘史》讲到，端阳佳节，太后高兴，赐宴颐和园，命人召谭鑫培等一班名角入宫唱戏，一时杨小楼等名角都到了，只有谭鑫培未到。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亲自前往谭府探究原因，谭鑫培道出苦衷：“现在明诏禁烟，王爷们都在戒烟，我是有瘾的人，不吸足乌烟，再不能够唱戏。”善耆回奏太后，太后笑道：“我当是什么？原来不过为了吸烟的事，那又碍什么，叫他尽管入宫抽吸就是了，只要他戏唱得好，我还派两个太监替他装烟呢！”善耆告知谭鑫培，谭老板大喜过望。从此后烟禁虽严，谭鑫培“奉旨吸烟”，再没有人敢来查禁了。为了自己一点偏好，将国法当儿戏，这禁烟注定是失败的。
　　跟谭鑫培学艺的余叔岩同时把抽大烟学会了，据张伯驹先生《红毹纪梦诗注》记录，梅兰芳曾出演于美、苏、日，得博士学位。程艳秋出演于法国。有人问叔岩何不也去外国出演？叔岩曰：“吾国乃中华大国，而出演皆系男扮女装，未免少失国体。美、法、日、苏吾不再去，唯印度可商量耳。”人问为何愿去印度，叔岩曰：“印度有大土，我可过瘾也。”原来人家不去西方是怕没有鸦片可抽，说得倒是直爽。
　　如果说谭鑫培“奉旨吸烟”是一件“显荣”的事，那么名伶马连良为了鸦片而“奉旨唱戏”则被时人视为耻辱。
　　章诒和先生在《伶人往事》里记载了此事。1942年，伪“满洲国”成立十周年，伪总理大臣特请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派遣演艺界前往祝贺。开出的条件，除了包银，还有烟土。当时北平的烟土不好买，马连良为此而动心，也为此而前往。抗战胜利后，1946年有人检举这事，遂以汉奸罪坐了班房。后经回教协会理事长白崇禧的斡旋，1947年才脱了干系。人出来了，家却负了债。
　　要说当时马连良并不缺钱，就在此前不久，他出手阔绰买下北京南宽街一座带花园的大状元府，轰动北平。但是，作为一个瘾君子，他还是被伪满洲国开出的烟土吸引了。后来，京剧界同仁为了安慰出狱的马连良，在长安大戏院唱了一场合作戏《龙凤呈祥》，这江湖规则和朋友义气，给了马连良以慰藉，但“汉奸罪”还是使他后半辈子背负了难以洗清的政治污点，也因之吃尽了苦头。

抽大烟是身价的象征

　　晚清民国伶人吸毒之事实是不胜枚举，跟现在明星吸毒提神解压，寻找灵感的借口一样，伶人吸毒据说也是为了提神解压。唱戏体力消耗极大，在台上一唱几个小时，又要保证质量维护品牌，求得更多掌声口碑和一生富贵，必须拼尽全身力气，丝毫不敢懈怠，而抽大烟确实有刺激提神的作用，只是药力一过，人就瘫软如泥了。
　　不过在我看来，伶人吸毒主要还是因为来钱快抽得起。清末民国人们爱听戏，市场火爆，伶人挣钱相当容易，名伶更是如现在之明星，挣钱速度让人望尘莫及。据近代著名报人汪康年记载，汪桂芬、谭鑫培这些名角，“声价绝高”。谭鑫培除了日常在戏班中演出外，常外出走穴给人家唱堂会，一出戏价钱约五十两银子，连唱两出就是一百两，而当时京官一品大员年俸不过一百八十两银子（不计养廉银），谭老板唱三四出戏就顶一品大员一年的“工资”，足以羡煞王公大臣。
　　到了民国仍然如此，据当时《京报》报道显示：戏班子收入相当高，别说名角儿，谭鑫培第五次去上海唱堂会，一个月包银就有一万块。就是二三流的角色，唱一出也有十块二十块，而当时北平政府的一个科员一个月也不过三十块上下，教授、部长月薪三五百元已经是非常之高了，跟名伶相比，乃小巫见大巫。对于日进斗金的大腕来说，即便鸦片再贵，别人抽不起，他们也抽得起。
　　而且，抽大烟还是一种身份、身价的象征，伶界有句话叫“不抽大烟，不过一千”，就是说一个名角儿要是不抽大烟，家里没有烟榻烟具，说明角儿还不够有名，生活品位还不够高，别人就不会开出超过一千块的价钱。抽大烟俨然成了名角的标配，即便自己不抽，也要摆个谱给外人看，标榜自己是名角，能挣钱，抽得起。
　　伶界新人在前辈烟枪的熏陶之下，有样学样。徐穆云先生说，当时师傅教徒弟，经常是在烟床上进行：“盖烟榻譬之课堂，烟盘犹如黑板，烟签权做教鞭，烟枪可当刀枪靶子或马鞭等实用，又口中念锣鼓时，烟签击于烟盘上，亦可代表鼓板。”那是派头十足，舒服至极的。譬如余叔岩拜谭鑫培为师，谭鑫培就是侧身依靠在烟榻之上，用一只大烟枪给余叔岩指点。如此耳濡目染，徒弟有钱了不仿效师傅抽大烟，难；有巨大社会示范作用的名伶吞云吐雾，视之为时髦，其他阶层不竞相效尤，亦难。
　　一些名伶毒瘾实在太深，1949年后也戒不掉，只好网开一面，特许他们吸食，伶人与毒品的关系就有这么“深厚”，对社会的影响也如此“深厚”，说伶人圈是个大毒圈，实非诽谤冤枉之词，要求他们以身作则，禁吸毒品，也是正当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