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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纲】一.简介盛唐时中阿贸易概况。二.分析盛唐中阿贸易之历史背景。三.唐代时期中阿贸易间的商道及贸易方式。四.唐代中阿贸易影响。
【关键词】唐代；中阿贸易
南海商船来大食，西京祆祠建波斯。
远人尽有如归感，知是汉家全胜时。
唐代诗人王国维的这首诗咏吟了汉唐与外部世界的交往。诗中我们体会到了唐朝时期中阿交流的繁荣景象，而两国的经济贸易往来在这一时期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开启了一个新纪元。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简析这一时期的中阿贸易交流。
一、历史背景
1.坚实的物质基础。唐代统治者积极开疆拓土，建立了东临日本，西至中
亚的大帝国，帝国的封建经济繁荣，物质财富远胜前代，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积极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且唐朝时期的造船工艺和航海技术相当发达，大船长达20丈，可载六七百人，完全具备了远洋航行的条件。同时，这一时期的阿拉伯帝国把中、西亚，北非和西班牙连成整体，形成统一经济区，帝国的农工商业也相当兴旺，水陆交通发达。唐朝与阿拉伯国家繁荣的经济为中阿的贸易交流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2.开明的外交政策。唐代实行了多样化的怀柔政策，对外来事物有开明的胸怀，使各少数民族倾心归附。太宗李世民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灵活实用的对外政策，使唐帝国与许多亚洲国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为中外经济交流打下基础。同时阿拉伯统治者也实行开明的对外政策，与唐王朝建立了密切经济关系。
3.中阿间频繁使节往来。651年8月大食使者初次来到长安，自后使者频频到达，自651年初次通好到798年最后一次使者来到，期间，进入长安的大食使节共有41次，加之647年的一次，共有42次。中阿频繁的使节往来为中阿贸易交流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中阿贸易交流所历商道及贸易方式
1.维系中阿贸易关系往来途径—陆路和水路
8世纪以来，中阿的贸易关系主要依靠陆路和水路，即西北陆道和交广水道。
（1）西北陆道即丝绸之路，唐朝时期，陆上队商不绝于道，往返于丝绸之路。来华的阿拉伯人，相当一部分是波斯人。自唐开元十年至天宝六载（722-747）年间，波斯使者共有10次之多。这些使者多半是奔波于丝路的波斯“商胡”。他们随身携带价值奇昂的珠宝和香药，成群结队到甘陕一带，甚至深入四川，东下长江。
（2）海道；阿拉伯和波斯的海外贸易商也通过海道，越来越多的从波斯湾取道马六甲海峡北上交州、广州。这些来华的波斯船大都从阿曼的苏哈尔或波斯湾北岸的西拉夫起航，沿着印度西海岸，绕过马来半岛，来到中国东南沿海。中国对这些进入沿海各港的外国商船，成为互市船或互市舶，有南海舶、波斯舶、昆仑舶等，代表阿拉伯商船出入交、广极多。通过海道，外国商船运往中国的有香药、犀牙、玳瑁、珍珠、珊瑚、琥珀、棉布以及各种玻璃制品。而运出的货物以丝绸、陶瓷、铜、铁、麝香等为主，甚至还有纸张、葛布和琉璃珠。
2.中阿贸易交流的主要方式——贡赐与自由贸易
唐王朝开明的对外政策，招来大量阿拉伯商人。唐代中阿贸易有两种形式：一为进贡与回赐，即阿拉伯商人以贡使名义进贡物品，唐朝皇帝回赐等值获价值更高的物品，并授官宴请。这种贡赐贸易形式同时有加强政治友好关系的意义。另一种形式是阿拉伯商人和中国商人在对外境内自由出售商品。
三、唐代中阿贸易的影响
1.蕃坊的形成。中阿商人频繁的贸易往来，使一部分阿拉伯商人因商务的需要而留居下来，被称为“蕃客”。进而形成了“蕃坊”。这里的“蕃”指外国人，“坊”则是唐代对街道的通称。“蕃坊”即城市中外国人居住的社区。。而在蕃坊中侨居的阿拉伯人，最著名的当推波斯侨民李询弟妹三人。还有中国进士登科的，长期侨居广州完全华化的阿拉伯人李彦昇。
唐朝时期大量来华居住的阿拉伯人，为元朝时期我国回回民族的形成也提供了重要的人口来源。
2.伊斯兰教传入中国。7世纪初，穆罕默德在阿拉伯半岛通过“宗教革命”创立了伊斯兰教。穆罕默德有一条圣训：“?????? ????? ? ?? ?? ?????”（求知哪怕远在中国），说明了当时阿拉伯人对中国已有了相当的了解。
而最早将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是唐代的穆斯林商人。中国有句民谚说：“基督教是洋人的枪子儿打进来的，佛典是印度大白象驮进来的。”唐代阿拉伯人、波斯穆斯林来华的目的在通使、经商，并非传教。但他们是伊斯兰文化的载体，他们不但带來了中亚、西亚的珠宝、香料和药材，也带来了伊斯兰精神文化的信息。唐代人采取宽容接纳的态度来对待伊斯兰文化，并不视其为异端。可见，伊斯兰教早期向中国传布的一个特点，是以经商为主要方式的和平传教。在唐代典籍中，有些著作已开始叙述穆罕默德的传教活动，伊斯兰教早期发展和穆斯林宗教习俗，如杜佑《通典》，慧超的《往五天竺国传》和贾耽的《四夷述》等。
3.广州、扬州成为国际港口。唐代时，到中国经商的波斯、阿拉伯商人都在交州或广州登岸，或北上扬州。扬州是南北、东西水运枢纽，外国商人溯江而上，可以深入四川。唐朝波斯和大食商人侨居中国最多的是广州和扬州， “南海市舶利不赀”已是8、9世纪以来广州对外贸易蒸蒸日上的真实写照。
4.推动中阿双方经济发展。中阿贸易交流推动了唐朝和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发展，仅从关税一项，我们就可以看到贸易交流对双方经济贡献。唐玄宗时，于广州始置市舶使，市舶使负责对进口货物的保管、征购和抽税。外船抵境后，货物都交予中国官吏保管，约经六月，待季风期船只入境完毕后，由政府抽取30%关税，再将货物交还原主发售 。由于南海市舶收入不少，有助国用，因此继广州之后，泉州、明州、扬州也设市舶使。
而前往阿拉伯国家经商的中国帆船由于运量巨大，所纳的过境税也十分可观。苏莱曼曾打过一个比喻，在南印的故临，一艘中国船要纳1000个迪尔汗，其他船只只需交纳1至10个第纳尔。中国帆船所纳过境税高于其他各国船只的4.6倍到46倍。中国帆船所纳关税对阿拉伯国家经济收入之作用于此可见。
参考文献：
[1] 《中西文化交流史》；作者：沈福伟；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6年7月第一版。
[2] 《中外文化交流史》；作者：王介南；书海出版社出版；2004年3月第一版。
[3] 《东方简明伊斯兰史》；作者：马明良；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2001年10月第一版。
[4] 《中国阿拉伯关系史》；郭应德著，张甲民译；阿拉伯信息中心-穆斯塔法﹒萨法日尼博士出版。
[5] 《阿拉伯语言文化基础教程》；喇敏学主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2004年10月第1版。
【关键词】唐代；中阿贸易
南海商船来大食，西京祆祠建波斯。
远人尽有如归感，知是汉家全胜时。
唐代诗人王国维的这首诗咏吟了汉唐与外部世界的交往。诗中我们体会到了唐朝时期中阿交流的繁荣景象，而两国的经济贸易往来在这一时期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开启了一个新纪元。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简析这一时期的中阿贸易交流。
一、历史背景
1.坚实的物质基础。唐代统治者积极开疆拓土，建立了东临日本，西至中
亚的大帝国，帝国的封建经济繁荣，物质财富远胜前代，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积极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且唐朝时期的造船工艺和航海技术相当发达，大船长达20丈，可载六七百人，完全具备了远洋航行的条件。同时，这一时期的阿拉伯帝国把中、西亚，北非和西班牙连成整体，形成统一经济区，帝国的农工商业也相当兴旺，水陆交通发达。唐朝与阿拉伯国家繁荣的经济为中阿的贸易交流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2.开明的外交政策。唐代实行了多样化的怀柔政策，对外来事物有开明的胸怀，使各少数民族倾心归附。太宗李世民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灵活实用的对外政策，使唐帝国与许多亚洲国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为中外经济交流打下基础。同时阿拉伯统治者也实行开明的对外政策，与唐王朝建立了密切经济关系。
3.中阿间频繁使节往来。651年8月大食使者初次来到长安，自后使者频频到达，自651年初次通好到798年最后一次使者来到，期间，进入长安的大食使节共有41次，加之647年的一次，共有42次。中阿频繁的使节往来为中阿贸易交流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中阿贸易交流所历商道及贸易方式
1.维系中阿贸易关系往来途径—陆路和水路
8世纪以来，中阿的贸易关系主要依靠陆路和水路，即西北陆道和交广水道。
（1）西北陆道即丝绸之路，唐朝时期，陆上队商不绝于道，往返于丝绸之路。来华的阿拉伯人，相当一部分是波斯人。自唐开元十年至天宝六载（722-747）年间，波斯使者共有10次之多。这些使者多半是奔波于丝路的波斯“商胡”。他们随身携带价值奇昂的珠宝和香药，成群结队到甘陕一带，甚至深入四川，东下长江。
（2）海道；阿拉伯和波斯的海外贸易商也通过海道，越来越多的从波斯湾取道马六甲海峡北上交州、广州。这些来华的波斯船大都从阿曼的苏哈尔或波斯湾北岸的西拉夫起航，沿着印度西海岸，绕过马来半岛，来到中国东南沿海。中国对这些进入沿海各港的外国商船，成为互市船或互市舶，有南海舶、波斯舶、昆仑舶等，代表阿拉伯商船出入交、广极多。通过海道，外国商船运往中国的有香药、犀牙、玳瑁、珍珠、珊瑚、琥珀、棉布以及各种玻璃制品。而运出的货物以丝绸、陶瓷、铜、铁、麝香等为主，甚至还有纸张、葛布和琉璃珠。
2.中阿贸易交流的主要方式——贡赐与自由贸易
唐王朝开明的对外政策，招来大量阿拉伯商人。唐代中阿贸易有两种形式：一为进贡与回赐，即阿拉伯商人以贡使名义进贡物品，唐朝皇帝回赐等值获价值更高的物品，并授官宴请。这种贡赐贸易形式同时有加强政治友好关系的意义。另一种形式是阿拉伯商人和中国商人在对外境内自由出售商品。
三、唐代中阿贸易的影响
1.蕃坊的形成。中阿商人频繁的贸易往来，使一部分阿拉伯商人因商务的需要而留居下来，被称为“蕃客”。进而形成了“蕃坊”。这里的“蕃”指外国人，“坊”则是唐代对街道的通称。“蕃坊”即城市中外国人居住的社区。。而在蕃坊中侨居的阿拉伯人，最著名的当推波斯侨民李询弟妹三人。还有中国进士登科的，长期侨居广州完全华化的阿拉伯人李彦昇。
唐朝时期大量来华居住的阿拉伯人，为元朝时期我国回回民族的形成也提供了重要的人口来源。
2.伊斯兰教传入中国。7世纪初，穆罕默德在阿拉伯半岛通过“宗教革命”创立了伊斯兰教。穆罕默德有一条圣训：“?????? ????? ? ?? ?? ?????”（求知哪怕远在中国），说明了当时阿拉伯人对中国已有了相当的了解。
而最早将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是唐代的穆斯林商人。中国有句民谚说：“基督教是洋人的枪子儿打进来的，佛典是印度大白象驮进来的。”唐代阿拉伯人、波斯穆斯林来华的目的在通使、经商，并非传教。但他们是伊斯兰文化的载体，他们不但带來了中亚、西亚的珠宝、香料和药材，也带来了伊斯兰精神文化的信息。唐代人采取宽容接纳的态度来对待伊斯兰文化，并不视其为异端。可见，伊斯兰教早期向中国传布的一个特点，是以经商为主要方式的和平传教。在唐代典籍中，有些著作已开始叙述穆罕默德的传教活动，伊斯兰教早期发展和穆斯林宗教习俗，如杜佑《通典》，慧超的《往五天竺国传》和贾耽的《四夷述》等。
3.广州、扬州成为国际港口。唐代时，到中国经商的波斯、阿拉伯商人都在交州或广州登岸，或北上扬州。扬州是南北、东西水运枢纽，外国商人溯江而上，可以深入四川。唐朝波斯和大食商人侨居中国最多的是广州和扬州， “南海市舶利不赀”已是8、9世纪以来广州对外贸易蒸蒸日上的真实写照。
4.推动中阿双方经济发展。中阿贸易交流推动了唐朝和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发展，仅从关税一项，我们就可以看到贸易交流对双方经济贡献。唐玄宗时，于广州始置市舶使，市舶使负责对进口货物的保管、征购和抽税。外船抵境后，货物都交予中国官吏保管，约经六月，待季风期船只入境完毕后，由政府抽取30%关税，再将货物交还原主发售 。由于南海市舶收入不少，有助国用，因此继广州之后，泉州、明州、扬州也设市舶使。
而前往阿拉伯国家经商的中国帆船由于运量巨大，所纳的过境税也十分可观。苏莱曼曾打过一个比喻，在南印的故临，一艘中国船要纳1000个迪尔汗，其他船只只需交纳1至10个第纳尔。中国帆船所纳过境税高于其他各国船只的4.6倍到46倍。中国帆船所纳关税对阿拉伯国家经济收入之作用于此可见。
参考文献：
[1] 《中西文化交流史》；作者：沈福伟；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6年7月第一版。
[2] 《中外文化交流史》；作者：王介南；书海出版社出版；2004年3月第一版。
[3] 《东方简明伊斯兰史》；作者：马明良；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2001年10月第一版。
[4] 《中国阿拉伯关系史》；郭应德著，张甲民译；阿拉伯信息中心-穆斯塔法﹒萨法日尼博士出版。
[5] 《阿拉伯语言文化基础教程》；喇敏学主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2004年10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