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读《论毛泽东哲学思想》
读完这部由十一篇论文合集的《论毛泽东哲学思想》，不禁油然想起两位哲学家的话：一位是黑格尔，他断言：“谁道出了他那个时代的意志，把它告诉他那个时代并使之实现，他就是那个时代的伟大人物”；另一位就是我们的导师马克思，正是他指出了哲学的实质：哲学是“人民的产物”，“时代精神的升华”。可以说，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对于我们来说，正是一个具有时代水准的尖端课题。
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体系和方法
尽管国外有哲学家声称：“思想体系的时代”已经过去，“分析的时代”已经到来(M.怀特语)，但是人们仍然力图从整体上去把握一个哲学家的全部思想，因为哲学本应是一种系统的理论化的世界观。但是历史与逻辑一致的分析还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把握一种思想的系统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困难之一是“体系”这一概念存在着歧义性。究竟是哲学家本人的著述体系，还是后人为某一特殊需要而编织的体系(如教科书的体系)，抑或是该哲学思想的内在逻辑？我们认为，三种意义上的“体系”都值得研究，但重点应放在最后一种，因为，不一定存在哲学家本人安排的著述体系，也不一定需要编织某一哲学思想的教科书体系，但却一定存在哲学思想的内在逻辑，只要它确实称得起“哲学思想”，而不仅仅是简单的“哲学转述”或零星的“哲学观点”。这种内在逻辑的外在表现就是要有一套概念和理论的系统。但这还不是充分条件，还存在着困难之二，即：如何判定一种哲学具有系统性？显然，不能按照其表述形式，孔子“述而不作”，他的体系却影响深远，柏拉图拉家常式的“谈话”，其哲学体系也严整得很。当然，也不能仅仅根据哲学家本人的声明，黑格尔固然有志于构造体系，恩格斯却再三声明无意于建立体系，但谁也不会否认他们的哲学思想都有着严谨的内在逻辑的系统，更何况还有“有意栽花花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情况呢。马克思在他的学生时代苦心孤诣去构筑哲学体系，却并未成功；在日后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规律中，他却给人们留下了“大写的逻辑”——《资本论》。可见，只有生动地展现客观事物的内在逻辑(尽管有自觉与不自觉之别)，亦即只有当客观性和逻辑性统一的情况下，一种哲学才具有系统性。本书《论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一文，正是把“概念和理论的系统”作为理解“体系”概念和判别理论的系统性的前提，同时，作者又提出了一些很好的观点，如：“体系是一个由各种概念、范畴、原理所组成的，有着内在逻辑联系的系统，是事物的内在联系在人们的逻辑思维中的反映”，这就指出了体系的逻辑性和客观性。又如文中认为：“任何体系都是随着人们对事物的内在联系的认识不断深入而发展的，没有什么自称结束了真理的，最终的，一成不变的体系”。这又表明了体系的相对性和开放性。但是，具体地做起来，还存在第三个困难：怎样说明一种哲学思想的系统性？就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体系的研究而言，作者为我们提供了具体贯彻体系的上述几种属性的途径：指出现代中国是一个由各种内在的社会矛盾所推动的合乎逻辑(即合乎客观规律)的发展过程，以论证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是这一客观规律的理论再现；通过对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的分别和联系的考查，得出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是一个以实事求是、实践观点、矛盾观点和群众观点的有机统一所构成的逻辑系统。当然，这仍然只能算是目前国内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体系”问题论争中的一家之言，但以笔者所见，这不失为一条可望通向更全面地从整体上把握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的途径。不过，以目前这一篇文章去详论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毕竟还有语焉不详之憾，特别是作者在文章开头提出的体系的层次性，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此外，是否可以把“实事求是”从唯物论的意义上再提高一个层次使之统摄全部理论呢？是否应该把方法论方面的问题论述得更详尽而透彻些呢？
令人满意的是，这本论文集的不少文章都体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方法论内容和意义。诚然，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方法论上的突出意义，主要是由于他的哲学是直接与革命斗争实践相联系的，确确实实是一种抛弃了任何“经院式”和“学究气”的“实践的唯物主义”，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党性和实践性的双重意义上的继承，也恰恰是一种最可宝贵的发展。纵观人类认识史，方法论的发展是特别引人注目的。这一发展就意义上来说，可以概括为人们常说的两句话：知识是方法的结果，方法是凝固的知识。这一发展就特点上来说，只消举出国际知名的科学哲学家波普对培根一段名言的著名反驳就可以了，培根曾经以蜜蜂和蜘蛛来比喻人们探求知识的两种不同态度，他称道蜜蜂勤采百花，然后酿制甘蜜的精神，厌恶蜘蛛式的凌空结网的态度。波普恰恰相反，他的名言是：“理论是网，只有张开，才能捕获。”由此看来，二十世纪的哲学家们纷纷按各自的世界观建立起具有方法论特色的哲学体系，无疑是表现了哲学所特有的睿智、机敏和深邃。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离开过世界文明的大道，相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使命更促成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辩证统一。马克思对自己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意义的强调，恩格斯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建立的方法的评价，列宁促成的二十年代中期苏联哲学(方法论)讲习班的诞生，都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而现在，本书作者们又一次雄辩地证明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方法论意义。然而，问题并没有被研究穷尽：毛泽东哲学方法论与马恩列斯的方法论理论、与中国传统的哲学方法论、与现代自然科学方法论有一些什么样的关系呢？把第一个关系看成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把第二个关系看成批判继承的关系，看来较少异议，但也需要论证。第三个关系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呢？时代把所有的人都推向了一个认识的制高点，杰出的人物总会站在各自的领域中，从时代、历史、阶级、民族的统一上，对最新的哲学问题作出各自的回答，尽管贡献有大小，表述有不同，这正如马克思和达尔文、摩尔根，甚至可以加上狄慈根。因此，分析一下毛泽东哲学方法论和现代科学方法论在哲学意义上的异和同，将是饶有兴味而又有价值的工作。
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体系和方法，我们还想尝试着作如下的建议。本书中邵华泽同志的文章根据《决议》精神指出：“毛泽东同志把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工作作风科学化、理论化，把哲学理论渗透进去，成为一种系统的，有条理的东西，自觉的东西，而不是自发的零碎的东西了。”既然毛泽东的哲学方法论具有如此明显的重要性和系统性，当我们考虑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的时候，能否把毛泽东的哲学方法论作为主线呢？当代一位哲学史家曾说过：要“抓住本世纪一个最强有力的趋向来标志这个世纪，而不是去捕捉这一世纪的本质。”后一句话是错误的，而前一句话却颇有见地。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昨天和今天
恩格斯说过：“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道理很明白：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文明史的逻辑结果；第二，它又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主要成果，并用以指导无产阶级的历史性实践的罗盘；第三，它还是辩证地永恒发展的学说，这种发展，毫无例外地包括了她本身。应该说，论集中的不少文章，较好地体现了这种历史感。
当着我们笑谈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的时候，这种胜利的回顾是与沉痛的回忆交织在一起的。马克思当年形容的如同“木乃伊”一般的封建中国与外界新鲜空气的接触，无疑是巨大的历史进步，大量新思潮的涌入，冲刷了沾满封建主义千年尘垢的祖国的肌体，促进了民族的觉醒，成为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但与此同时，也伴随着帝国主义列强以鸦片枪炮进行的文化倾销。历史的进步和民族的苦难成了近代中国的一对孪生子。纵观近代史上那些立志改革的仁人志士，尽管他们舍身求法，慷慨高歌，却无法摆脱悲剧的结局，不能真正激荡起具有扭转乾坤力量的革命浪潮。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以先进世界观为指导的、扎根于民族土壤之中的科学理论。只有当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之后，中国革命的面貌才出现了根本性的改观。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把这曲汇集了时代的音符，历史的节律，人民的心声的革命和胜利之歌，命名为“毛泽东思想”，决不是偶然的。本书从不同侧面阐述了毛泽东同志创造性的理论和实践活动。其中，给人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一条主线和一段历史。
论文集中不少文章都论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并把它作为一条主线，认为“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成为关系到中国革命成败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这样说是并不过分的。知和行的关系问题是中国二千多年哲学史的主要问题之一。所以，孙中山自信他的“知易行难说”是“始于传说对武丁之言，由是数千年来，深中于中国之人心，已成牢不可破矣”，而且，历来对知行关系的探讨，都较少流于思辨式的玄想或书生气的清谈，无怪王国维会认为中国哲学具有“实际倾向”和哲学家“兼为政治家”的特点。到了近代，知行关系问题又被赋予了更为直接的和现实的意义。所以，看重理论或注重实践，或者说重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并不是毛泽东的首创，毛泽东的贡献在于他选择、建立和发展了最科学、最合于国情的理论，在于他给了实践以崭新的马克思主义的说明，而且使理论与实践结合得恰到好处。在这方面，本书中《论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全面理解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认识论思想》、《充分发扬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能动性》、《学习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坚持人和武器的辩证统一》等文，提出了一些颇有见地的论证，如：提出哲学基本问题，在中国的条件下，“不是直接表现为物质和意识何者为第一性的争论上，而是集中表现在同这个问题紧密相连的理论和实际的关系问题上”(着重号原文所有)；阐述了实践观点在毛泽东认识论中的关键性作用，因为，主体和客体、精神和物质的“交错点＝人和人类历史的实践”(列宁语)；强调了毛泽东对人的问题的哲学思考的特色，即：从人所固有的抽象方面看，人是物质客体和精神主体的统一的现实的人，人有自觉能动性的特性，而这一能动性包括思想和行动两个方面，而从人的现实性角度看，人的社会性才是其本质特征，社会性的含义也是多重的，有群体性、阶级性、人民性等等。
通过上述论证，人们将会感到作为知行关系大总结的《实践论》的诞生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
关于《实践论》写作、发表、传播和国际争论的一段历史，也是令人喜读的，这不仅是由于《<实践论>三题》一文披露了关于该著的一些少为人知的史料，更重要的倒是在于这篇文章从揭示《实践论》这一名著的时代背景和理论背景入手，直接介入了一场重要的论战，这是一场兼有政治性和学术性的论战。我们可以断言，这一关于《实践论》写作时间的争论的发生，本身就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与现实意义的肯定。因为它至少说明，毛泽东哲学思想不仅在国内是二十世纪中国“人民的产物”，而且在国际范围也是一种“时代精神的精华”。众所周知，自从欧洲产业革命以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几乎成了愚昧和落后的代名词，以至于文学家雨果叹息中国是保存胎儿的“酒精瓶”，哲学家黑格尔轻蔑地称中国为“空间大国”。当然，“中国学”也在慢慢地发展起来，但作为外国人研究对象的中国往往是与作为外国人掠夺对象的中国并存的，即便是不乏严肃态度的学者，也常常以古董鉴赏家的面貌出现，中国至多是一个“考古的对象”。然而，新中国建立以来，情形大变了，“中国学”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热门课题，而且，研究近代、当代中国的势头方兴未艾，被公认为近三十多年“中国学”的一大特征。被人冷眼藐视的中国，如今被刮目相看了，这何尝不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胜利，何尝不是《实践论》的胜利1正视这一转变的人都会对指引了这一转变的理论——毛泽东思想发生浓厚的兴趣。因此，今天，如果把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作为外国“中国学”中的一股热潮，是没有疑问的。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如：英国设立了现代中国研究所，出版了以研究当代中国问题为主的很有影响的杂志《中国季刊》，《<实践论>三题》一文提到的关于《实践论》写作日期的论战，就发表在该刊上。而这场论战最终，则是以日本京都大学的竹内实教授公布他所搜集到的一九四六年版的《辩证唯物论》而宣告结束的。人们的研究，联系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昨天和今天，直至明天。国外有的“中国学”专家已经指出：“由于毛以后的时代在发展着，我们可以预期，毛主义的意识形态遗产将从各个角度引起越来越多的注意。”
中国人应该成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权威的研究者和发言人，因为，我们有直接的经验，有民族文化的传统，有第一手的材料，更重要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和中华民族的表达形式的结合，我们的体会和理解要深刻得多。因此，我们有必要介入国际性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有责任批驳种种无知的妄说和冥顽的偏见，也有必要注视和借鉴国际学术界严肃的研究动向和成果。
历史从昨天走来，给我们带来了丰富的财产，营养着今天；历史又走向明天，带我们趋赴灿烂的前程，延伸了今天。这大概是“五四”时候的先驱们如李大钊等特别强调“今”的原因吧。当我们面对着学习、宣传、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一时代的课题，回顾着这一课题的昨天与今天，论证着我们的理解和认识，也应该取立足于“今”的态度，因为，“历史同认识一样”(黑格尔语)，它也在教诲、召唤和指导我们今天的战斗。
(《论毛泽东哲学思想》，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一九八三年七月第一版，0.65元)
读完这部由十一篇论文合集的《论毛泽东哲学思想》，不禁油然想起两位哲学家的话：一位是黑格尔，他断言：“谁道出了他那个时代的意志，把它告诉他那个时代并使之实现，他就是那个时代的伟大人物”；另一位就是我们的导师马克思，正是他指出了哲学的实质：哲学是“人民的产物”，“时代精神的升华”。可以说，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对于我们来说，正是一个具有时代水准的尖端课题。
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体系和方法
尽管国外有哲学家声称：“思想体系的时代”已经过去，“分析的时代”已经到来(M.怀特语)，但是人们仍然力图从整体上去把握一个哲学家的全部思想，因为哲学本应是一种系统的理论化的世界观。但是历史与逻辑一致的分析还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把握一种思想的系统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困难之一是“体系”这一概念存在着歧义性。究竟是哲学家本人的著述体系，还是后人为某一特殊需要而编织的体系(如教科书的体系)，抑或是该哲学思想的内在逻辑？我们认为，三种意义上的“体系”都值得研究，但重点应放在最后一种，因为，不一定存在哲学家本人安排的著述体系，也不一定需要编织某一哲学思想的教科书体系，但却一定存在哲学思想的内在逻辑，只要它确实称得起“哲学思想”，而不仅仅是简单的“哲学转述”或零星的“哲学观点”。这种内在逻辑的外在表现就是要有一套概念和理论的系统。但这还不是充分条件，还存在着困难之二，即：如何判定一种哲学具有系统性？显然，不能按照其表述形式，孔子“述而不作”，他的体系却影响深远，柏拉图拉家常式的“谈话”，其哲学体系也严整得很。当然，也不能仅仅根据哲学家本人的声明，黑格尔固然有志于构造体系，恩格斯却再三声明无意于建立体系，但谁也不会否认他们的哲学思想都有着严谨的内在逻辑的系统，更何况还有“有意栽花花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情况呢。马克思在他的学生时代苦心孤诣去构筑哲学体系，却并未成功；在日后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规律中，他却给人们留下了“大写的逻辑”——《资本论》。可见，只有生动地展现客观事物的内在逻辑(尽管有自觉与不自觉之别)，亦即只有当客观性和逻辑性统一的情况下，一种哲学才具有系统性。本书《论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一文，正是把“概念和理论的系统”作为理解“体系”概念和判别理论的系统性的前提，同时，作者又提出了一些很好的观点，如：“体系是一个由各种概念、范畴、原理所组成的，有着内在逻辑联系的系统，是事物的内在联系在人们的逻辑思维中的反映”，这就指出了体系的逻辑性和客观性。又如文中认为：“任何体系都是随着人们对事物的内在联系的认识不断深入而发展的，没有什么自称结束了真理的，最终的，一成不变的体系”。这又表明了体系的相对性和开放性。但是，具体地做起来，还存在第三个困难：怎样说明一种哲学思想的系统性？就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体系的研究而言，作者为我们提供了具体贯彻体系的上述几种属性的途径：指出现代中国是一个由各种内在的社会矛盾所推动的合乎逻辑(即合乎客观规律)的发展过程，以论证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是这一客观规律的理论再现；通过对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的分别和联系的考查，得出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是一个以实事求是、实践观点、矛盾观点和群众观点的有机统一所构成的逻辑系统。当然，这仍然只能算是目前国内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体系”问题论争中的一家之言，但以笔者所见，这不失为一条可望通向更全面地从整体上把握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的途径。不过，以目前这一篇文章去详论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毕竟还有语焉不详之憾，特别是作者在文章开头提出的体系的层次性，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此外，是否可以把“实事求是”从唯物论的意义上再提高一个层次使之统摄全部理论呢？是否应该把方法论方面的问题论述得更详尽而透彻些呢？
令人满意的是，这本论文集的不少文章都体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方法论内容和意义。诚然，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方法论上的突出意义，主要是由于他的哲学是直接与革命斗争实践相联系的，确确实实是一种抛弃了任何“经院式”和“学究气”的“实践的唯物主义”，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党性和实践性的双重意义上的继承，也恰恰是一种最可宝贵的发展。纵观人类认识史，方法论的发展是特别引人注目的。这一发展就意义上来说，可以概括为人们常说的两句话：知识是方法的结果，方法是凝固的知识。这一发展就特点上来说，只消举出国际知名的科学哲学家波普对培根一段名言的著名反驳就可以了，培根曾经以蜜蜂和蜘蛛来比喻人们探求知识的两种不同态度，他称道蜜蜂勤采百花，然后酿制甘蜜的精神，厌恶蜘蛛式的凌空结网的态度。波普恰恰相反，他的名言是：“理论是网，只有张开，才能捕获。”由此看来，二十世纪的哲学家们纷纷按各自的世界观建立起具有方法论特色的哲学体系，无疑是表现了哲学所特有的睿智、机敏和深邃。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离开过世界文明的大道，相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使命更促成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辩证统一。马克思对自己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意义的强调，恩格斯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建立的方法的评价，列宁促成的二十年代中期苏联哲学(方法论)讲习班的诞生，都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而现在，本书作者们又一次雄辩地证明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方法论意义。然而，问题并没有被研究穷尽：毛泽东哲学方法论与马恩列斯的方法论理论、与中国传统的哲学方法论、与现代自然科学方法论有一些什么样的关系呢？把第一个关系看成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把第二个关系看成批判继承的关系，看来较少异议，但也需要论证。第三个关系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呢？时代把所有的人都推向了一个认识的制高点，杰出的人物总会站在各自的领域中，从时代、历史、阶级、民族的统一上，对最新的哲学问题作出各自的回答，尽管贡献有大小，表述有不同，这正如马克思和达尔文、摩尔根，甚至可以加上狄慈根。因此，分析一下毛泽东哲学方法论和现代科学方法论在哲学意义上的异和同，将是饶有兴味而又有价值的工作。
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体系和方法，我们还想尝试着作如下的建议。本书中邵华泽同志的文章根据《决议》精神指出：“毛泽东同志把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工作作风科学化、理论化，把哲学理论渗透进去，成为一种系统的，有条理的东西，自觉的东西，而不是自发的零碎的东西了。”既然毛泽东的哲学方法论具有如此明显的重要性和系统性，当我们考虑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的时候，能否把毛泽东的哲学方法论作为主线呢？当代一位哲学史家曾说过：要“抓住本世纪一个最强有力的趋向来标志这个世纪，而不是去捕捉这一世纪的本质。”后一句话是错误的，而前一句话却颇有见地。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昨天和今天
恩格斯说过：“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道理很明白：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文明史的逻辑结果；第二，它又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主要成果，并用以指导无产阶级的历史性实践的罗盘；第三，它还是辩证地永恒发展的学说，这种发展，毫无例外地包括了她本身。应该说，论集中的不少文章，较好地体现了这种历史感。
当着我们笑谈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的时候，这种胜利的回顾是与沉痛的回忆交织在一起的。马克思当年形容的如同“木乃伊”一般的封建中国与外界新鲜空气的接触，无疑是巨大的历史进步，大量新思潮的涌入，冲刷了沾满封建主义千年尘垢的祖国的肌体，促进了民族的觉醒，成为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但与此同时，也伴随着帝国主义列强以鸦片枪炮进行的文化倾销。历史的进步和民族的苦难成了近代中国的一对孪生子。纵观近代史上那些立志改革的仁人志士，尽管他们舍身求法，慷慨高歌，却无法摆脱悲剧的结局，不能真正激荡起具有扭转乾坤力量的革命浪潮。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以先进世界观为指导的、扎根于民族土壤之中的科学理论。只有当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之后，中国革命的面貌才出现了根本性的改观。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把这曲汇集了时代的音符，历史的节律，人民的心声的革命和胜利之歌，命名为“毛泽东思想”，决不是偶然的。本书从不同侧面阐述了毛泽东同志创造性的理论和实践活动。其中，给人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一条主线和一段历史。
论文集中不少文章都论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并把它作为一条主线，认为“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成为关系到中国革命成败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这样说是并不过分的。知和行的关系问题是中国二千多年哲学史的主要问题之一。所以，孙中山自信他的“知易行难说”是“始于传说对武丁之言，由是数千年来，深中于中国之人心，已成牢不可破矣”，而且，历来对知行关系的探讨，都较少流于思辨式的玄想或书生气的清谈，无怪王国维会认为中国哲学具有“实际倾向”和哲学家“兼为政治家”的特点。到了近代，知行关系问题又被赋予了更为直接的和现实的意义。所以，看重理论或注重实践，或者说重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并不是毛泽东的首创，毛泽东的贡献在于他选择、建立和发展了最科学、最合于国情的理论，在于他给了实践以崭新的马克思主义的说明，而且使理论与实践结合得恰到好处。在这方面，本书中《论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全面理解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认识论思想》、《充分发扬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能动性》、《学习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坚持人和武器的辩证统一》等文，提出了一些颇有见地的论证，如：提出哲学基本问题，在中国的条件下，“不是直接表现为物质和意识何者为第一性的争论上，而是集中表现在同这个问题紧密相连的理论和实际的关系问题上”(着重号原文所有)；阐述了实践观点在毛泽东认识论中的关键性作用，因为，主体和客体、精神和物质的“交错点＝人和人类历史的实践”(列宁语)；强调了毛泽东对人的问题的哲学思考的特色，即：从人所固有的抽象方面看，人是物质客体和精神主体的统一的现实的人，人有自觉能动性的特性，而这一能动性包括思想和行动两个方面，而从人的现实性角度看，人的社会性才是其本质特征，社会性的含义也是多重的，有群体性、阶级性、人民性等等。
通过上述论证，人们将会感到作为知行关系大总结的《实践论》的诞生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
关于《实践论》写作、发表、传播和国际争论的一段历史，也是令人喜读的，这不仅是由于《<实践论>三题》一文披露了关于该著的一些少为人知的史料，更重要的倒是在于这篇文章从揭示《实践论》这一名著的时代背景和理论背景入手，直接介入了一场重要的论战，这是一场兼有政治性和学术性的论战。我们可以断言，这一关于《实践论》写作时间的争论的发生，本身就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与现实意义的肯定。因为它至少说明，毛泽东哲学思想不仅在国内是二十世纪中国“人民的产物”，而且在国际范围也是一种“时代精神的精华”。众所周知，自从欧洲产业革命以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几乎成了愚昧和落后的代名词，以至于文学家雨果叹息中国是保存胎儿的“酒精瓶”，哲学家黑格尔轻蔑地称中国为“空间大国”。当然，“中国学”也在慢慢地发展起来，但作为外国人研究对象的中国往往是与作为外国人掠夺对象的中国并存的，即便是不乏严肃态度的学者，也常常以古董鉴赏家的面貌出现，中国至多是一个“考古的对象”。然而，新中国建立以来，情形大变了，“中国学”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热门课题，而且，研究近代、当代中国的势头方兴未艾，被公认为近三十多年“中国学”的一大特征。被人冷眼藐视的中国，如今被刮目相看了，这何尝不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胜利，何尝不是《实践论》的胜利1正视这一转变的人都会对指引了这一转变的理论——毛泽东思想发生浓厚的兴趣。因此，今天，如果把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作为外国“中国学”中的一股热潮，是没有疑问的。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如：英国设立了现代中国研究所，出版了以研究当代中国问题为主的很有影响的杂志《中国季刊》，《<实践论>三题》一文提到的关于《实践论》写作日期的论战，就发表在该刊上。而这场论战最终，则是以日本京都大学的竹内实教授公布他所搜集到的一九四六年版的《辩证唯物论》而宣告结束的。人们的研究，联系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昨天和今天，直至明天。国外有的“中国学”专家已经指出：“由于毛以后的时代在发展着，我们可以预期，毛主义的意识形态遗产将从各个角度引起越来越多的注意。”
中国人应该成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权威的研究者和发言人，因为，我们有直接的经验，有民族文化的传统，有第一手的材料，更重要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和中华民族的表达形式的结合，我们的体会和理解要深刻得多。因此，我们有必要介入国际性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有责任批驳种种无知的妄说和冥顽的偏见，也有必要注视和借鉴国际学术界严肃的研究动向和成果。
历史从昨天走来，给我们带来了丰富的财产，营养着今天；历史又走向明天，带我们趋赴灿烂的前程，延伸了今天。这大概是“五四”时候的先驱们如李大钊等特别强调“今”的原因吧。当我们面对着学习、宣传、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一时代的课题，回顾着这一课题的昨天与今天，论证着我们的理解和认识，也应该取立足于“今”的态度，因为，“历史同认识一样”(黑格尔语)，它也在教诲、召唤和指导我们今天的战斗。
(《论毛泽东哲学思想》，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一九八三年七月第一版，0.6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