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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可比性》一文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与纠正，《可比性》一文仅从概念分析的角度阐释“可比性”，忽视了比较研究者的主观判断形成是受历史环境影响的事实，难以从“激进”与“保守”的历史惯性中寻求出解决“可比性”问题的理性方法。《可比性》一文片面地理解贝雷迪的比较研究思想，过度依赖“科学实证”而忽视“科学实证”与“历史人文”在方法论中的结合；《可比性》一文从“背景可比性”单一维度对“可比性”进行推演，夸大了“背景可比性”的制约作用；《可比性》一文漠视了“可比性”在体育比较研究中的“目的性”作用，一定程度上滑入了“保守”的理论倾向，并对部分体育比较研究的评价有失公允。认为考量“可比性”问题应回归科学实证主义与历史人文主义相结合的方法论范畴，辩证认识研究者的主观判断与背景制约间的共生关系，重视在方法论、基本策略与具体方法中对“可比性”问题理性认识的重要性。
关 键 词：比较体育；可比性；主观判断；背景制约；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8）03-0001-08
Abstract： The author probed into and corrected problems existing in Comparabil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Comparability interpreted “comparabi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cept analysis， and neglected the fact that comparative researchers’ subjective judgment formation is subjected to the influence of historical environments； in the “radical” and “conservative” historical inertia， it is difficult to seek for a rational method for solving the issue of “comparability”. The author of Comparability one-sidedly understood Bereday’s thoughts about comparative study， overly relied on “scientific empiricism”， thus neglected the combination of “scientific empiricism” and “historical humanism” in methodology， deduced “comparability” from such a single dimension as “background comparability”， exaggerated the restricting function of “background comparability”， ignored the “goal setting” function of “comparability” in “background comparability”， slipped into “conservative” theoretical tendency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somewhat lost fairness in evaluating some sports comparative study. This study believed that considering the issue of ‘comparability” should return to the scope of methodology that combines scientific empiricism and historical humanism， and 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dialectical cognition researchers’ subjective judgment and background restriction， and value the importance of methodology， basic strategies and specific methods to the rational cognition of the issue of “comparability”.
Key words： comparative sports；comparability；subjective judgment；background restriction；methodology
《體育比较研究中的可比性问题——基于“背景可比性”的拓展与认识》（以下简称《可比性》）一文，认为当前中国体育比较研究中存在着对“可比性”问题的普遍漠视，直接导致了一些体育比较研究的结论脱离了中国的具体国情与客观现实，造成实践上的“拿来主义”与“水土不服”。因此，应将对“可比性”的审慎作为开展体育比较研究的基础，并重视“可比性”的基础性作用[1]。
《可比性》一文从体育科学研究方法论的角度对一个长期存在于体育比较研究中，又经常被忽略甚至被忽视的重要理论问题的探讨，有助于纠正目前中国体育比较研究中“盲目借鉴”的错误。然而，在对“可比性”问题的分析与阐释上，《可比性》一文存在着不少值得商榷的学术观点。
1 《可比性》一文缺乏对中国体育比较研究历史环境的理解
19世纪中叶，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中国比较研究从此担负着“如何学习西方”的任务。至20世纪初，中国在半个世纪内从独立王朝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如此“千年未有之变局”交给了中国知识分子一项前所未有的研究任务，即如何学习域外经验以解决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准备不足。 在此历史背景下，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很难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地开展研究。战乱迭起、政局动荡使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经常受到时局的左右，造成近代中国的比较研究长期在“激进”与“保守”间不正常地摆动[2]，“激进”与“保守”两种极端“心态”交替袭扰着中国比较研究的发展。在“激进”取向上，有学者认为近代中国面临的未来即是西方已经历的过去[2]。近代中国只有通过不断学习西方建立起一套独立的现代化体系，才享有在未来与西方比较的可能。而在“保守”取向上，有学者提出中国的现实具有无法比较的特殊性，域外经验不可能被完整不变地借鉴。
中国的体育比较研究产生于“激进”与“保守”相互对峙的学术环境下，其自身也是“激进”与“保守”的产物。在“激进”方面，如早在1898年，张之洞派幕僚姚锡光到日本考察學制。姚锡光在日本对陆军省和文部省各种学校进行了全面考察，其中便有对军事教育的考察。张之洞随后根据姚锡光的报告建立了近代学制[3]，这为后来洋务派引入日本的“体操科”奠定了研究基础。而姚锡光的访日不仅拉开了近代体育比较研究的序幕，也使对日本体育教育的借鉴成为近代中国体育比较研究所遵循的基本取向，在“救亡图存”的迫切意愿下，对“可比性”问题则少有重视与思考。
这种忽视“可比性”问题的“激进”取向在体育比较研究中一直延续到新民主主义时期。如在1952年，毛主席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其中的“人民”概念则被人们激进地作为审视域外经验是否有“可比性”与“借鉴性”的向度。旧中国体育界学习与借鉴的欧美体育经验，由于“其实质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少数人的体育运动”[4]，因此要彻底被废除。即便当时的欧美经验对人民体育运动发展有些许积极意义，在“激进”取向下也难以被科学评价。在引进“苏联模式”时，由于1953年苏联体育学者凯里舍夫带来的苏联体育教育理论将体育教育作为“共产主义教育总体系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体现了体育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诉求，满足“增强人民体质”一语中“人民”所提供的“可比性”依据，所以“苏联模式”被中国体育界全盘借鉴[4]，即使苏联当时的国情与刚解放后中国国情存在着显著差异，但这种客观差异也难以被科学地认识。
至改革开放深化阶段，“保守”方面的影响泛起。如现代中国体育学的发展格外重视“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价值与国际化价值，一种坚守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自觉与文化独立，否定国际化进程能够完整保留民族传统体育本质的“保守”思想泛起。在方法论上表现为对“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一断言的机械解释，严格认为国外现代体育项目发展经验与中国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存在历史背景、文化背景与制度背景上的差异，认为国外经验基本没有借鉴意义与可比性，并提出了中国体育文化与西方体育文化是存在绝对差异的两种事实的观点[5-6]。
由此可见，“可比性”问题确是具有历史维度。但《可比性》一文对中国体育比较研究的历史环境，以及“激进”与“保守”造成的历史惯性缺少认识，它仅从“可比性”的概念分析入手来解释问题，难免会将对“可比性”的认识引入单纯的逻辑思辨，而忽视历史环境对“可比性”的影响。中国体育比较研究的发展史上曾出现过两次“土洋之争”，不论是发生于近代的“土洋之争”，还是20世纪80年代的“土洋之争”，均是当时历史环境的具体产物，历史背景深刻地影响着研究者的主观判断，产生了体育比较研究的历史惯性思维，“可比性”问题实际上是历史延续的结果。
由于缺少了对历史环境的必要理解，《可比性》一文犯了一个明显的错误，即以美国比较教育学者贝雷迪的“阶段论”为依据，脱离历史语境地认为“如 100 多年前，我国体育在‘中体西用’思潮下，从零星照搬，到全盘照抄，大量借鉴西方体育的内容、方式、方法，并以此奠定了我国近现代社会体育军事体育和学校体育的基础”与“美国建国后也曾大量借鉴德国、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的体育经验，形成了美国体育的基本框架”均是“借鉴-模仿阶段”的表现，将“可比性”问题错误地定性为一个比较研究的发展阶段问题。事实上，参照中国体育比较研究的历史进程，“借鉴-模仿阶段”与“分析-探索阶段”二者曾经融合、并存。例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体育界学习苏联模式、摒弃欧美模式，这本身就包含对“增强人民体质”这一“预设观念”的深刻分析与探索。中国对“苏联模式”的借鉴以及对欧美模式的摒弃基于对“人民”这个概念进行的“分析”与“探索”，并非是毫无分析的借鉴与模仿，又何谈完全从属于“借鉴-模仿阶段”？
2 《可比性》一文对贝雷迪“四阶段”论的削足适履
《可比性》一文的主要理论依据源自贝雷迪的 “四阶段”论，但《可比性》一文在运用该理论时，却存在削足适履的问题。
首先，《可比性》一文错误地将“四阶段”论阐释为“三阶段”论。贝雷迪的“四阶段”论认为比较教育的功能（或作用）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各异。第1阶段是19世纪的“借鉴-模仿阶段”，第2阶段是20世纪初至60年代的“因素-分析阶段”，第3阶段是60年代至80年代中期的“分析-探索阶段”，第4阶段是80年代中期至今的“理解-对话阶段”[7]。而《可比性》一文则根本没有提及第4阶段即“理解-对话阶段”。
其次，《可比性》一文自行缩小了“四阶段论”的范畴去满足研究的需要。“四阶段论”代表了贝雷迪早期的思想，在贝雷迪的后期有了很大的发展，与早期相比其“范畴”进一步扩大。如有学者指出：“贝雷迪积极探索比较教育新的研究范式，突破了科学发展困境，试图将科学量化引入到比较研究中。在当代比较教育研究中，虽然科学量化的理念渗入到比较教育研究中，但绝对科学量化的方法已遭到否定。”[8]虽然在比较教育研究中，早期的贝雷迪提出要遵循科学实证主义，并提出了“四阶段论”，但后期的贝雷迪则强调应重视多学科的运用，设置研究中的“文化区域”作为“四阶段论”的前提，旨在将历史人文主义与科学实证主义进行有机的结合。对此有学者指出：“在扬弃历史人文主义与追寻科学实证主义过程的最后，贝雷迪透露出这样一种认识：走向多样化的融合将会为比较教育研究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9] 然而，《可比性》一文仅依赖贝雷迪的科学实证思想，在提出“可比性”问题时忽略了历史环境与人文语境的影响，导致对研究者的“预设观念”的忽视，并客观上缩减了“四阶段论”的范畴。更耐人寻味的是《可比性》一文作者曾在《“预设观念”——体育比较研究中的一把双刃剑》中明确指出：“‘预设观念’是哲学领域中的一个概念，它是比较研究的重要思想基础和研究前提之一。”[10]但在《可比性》一文中则对“可比性”问题上“预设观念”的正面作用没有做出深入的分析，造成对“可比性”问题的阐释陷入较为机械的逻辑思辨中。
3 《可比性》一文对“背景可比性”的制约存在夸大
《可比性》一文提出“背景可比性”是开展体育比较研究必须满足的重要条件，认为研究者的主观能力发挥必须受制约于“背景可比性”，这个观点不仅机械，而且保守。
表现机械之处，在于两点。一是《可比性》一文对“背景可比性”的归纳没有科学依据，而是基于对理论的断章取义。比如《可比性》一文将“背景可比性”归纳为“地理环境背景可比性”“经济环境背景可比性”“人文环境背景可比性”与“制度环境背景可比性”4个方面，这种分类不合乎逻辑。在现代社会中，地理环境背景已经被更多地人文化与社会化，地理环境这个概念更多地表达着人与地理环境间的关系，而不简单是自然环境的客观事实。经济环境也并非单纯的市场环境，经济环境中夹杂着人文环境因素，比如节令习俗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事实上，在现代体育比较研究中，地理环境、经济环境、人文环境与制度环境之间的界限正不断模糊。因此，对“背景可比性”机械地分类就像进行“铅笔上能站几个天使”式的无效追问。现实中，“背景可比性”的制约应是一种整体的制约，单方面的“背景可比性”制约已难对体育比较研究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如有学者指出：“尽管部分体育项目受地理环境的直接制约，但似乎无碍于体育运动作为世界性的文化活动的整体空间布局。”[11]二是找到两个或多个具备完全相同“背景可比性”的比较对象难以在体育比较研究中实现，但《可比性》一文却下意识地要求去实现这种不能实现的目的。比较研究多是国与国之间的比较。若按照《可比性》一文在“地理背景可比性”上的见解，如果以自然环境作为标准，从地理背景上看，中国属于海陆兼备的国家，其地势分布和临海特征与德国较为相似，但德国人地矛盾不突出，人口空间密度较小，拥有大量的土地来修建足球场，以培养青少年足球训练后备力量，而中国并不具备这方面的相似性。若侧重人地矛盾方面的事实，印度与中国则具有相似性，但印度属于半岛型国家，地形与中国有很大差异。又若按照《可比性》一文在“经济背景可比性”上的见解，2013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5 414美元，与美国、法国、日本、德国等国完全处于不同水平，是否意味着中国只能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为5 000美元的国家比较？放眼世界，似乎难以找到在 “地理”“经济”“人文”与“制度”层面与中国都具有可比性的国家，那么中国的体育比较研究是否就应偃旗息鼓了？
说《可比性》一文保守，也在于两点。一是找到两个或多个完全具备“背景可比性”的对象不应是体育比较研究的全部价值所在。“现在比较教育研究的目标不是寻找教育的共同规律，也不是借鉴，而是通过比较发现不同国家教育的不同传统，进而认识和欣赏这些不同传统。如果从这样的目标出发，应该说也不存在所谓的可比性问题。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发现不同就是比较的目的”[12]。但《可比性》一文对“背景可比性”的论述，容易让人理解为将“背景可比性”作为借鉴域外经验的前提，这就窄化了体育比较研究的价值域，与“比较教育研究的侧重不在于‘借’，而在于‘鉴’”[13]的价值取向相违背。由此可见，体育比较研究的目的不简单局限于“借鉴”或“引入”，发现彼此的不同、促进彼此间的交流与对话才是进行体育比较研究的理性的价值取向。二是《可比性》一文固步自封于“背景可比性”，将压抑体育比较研究者的主观判断能力。现代比较研究将对比较对象的信息搜集与考据作为最重要的工作，提出研究者应明确区分规律和偶然性，并区分经过证实的事实与思辨性的预测。这种观点反映出对研究者的主观判断能力的认可。但《可比性》一文却格外强调研究者的主观判断以不能适应性地改造“客观制约”为前提。
在比较研究与跨文化研究的历史上，曾有过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通过对日本被拘禁人员的研究来预测二战后日本对美国的态度与立场的著名研究《菊与刀》。当时，由于美日两国处于激烈的交战状态，因此本尼迪克特无法前往日本做实地考察。她根据文化类型理论，模拟出日本与美国的比较单元，凭借间接资料进行“遥研”。本尼迪克特提出：“至少我可以利用文化人类学家最倚重的方法——与被研究的人民直接接触。”这一观点则充分说明在各种背景可比性制约下，研究者的主观认识发挥是比较研究取得结论的重要倚重；亦可见研究者的主观能力对于解决可比性问题有着积极的意义。
4 《可比性》一文中的“可比性”既发挥基础性作用，也发挥目的性作用
《可比性》一文认为“可比性”发挥基础性作用。按照《可比性》一文的逻辑，此处的“可比性”实际上是指“同质可比性”。《可比性》一文中明确提出诸多专家、学者都把对可比性的关注集中于“同质可比性”之上。因此，《可比性》一文在“对策”部分给出的建议，是在强调将“同质可比性”（而非“异质可比性”）作为体育比较研究的基础，并发挥基础性作用。
然而，由于《可比性》一文仅从“背景的可比性”一个维度推演出结论，这个结论不能反证在不同类型的体育比较研究中“同质可比性”均发挥着基础性作用。
目前，中国的体育比较研究可被划分为“交流-对话式”与“分析-借鉴式”两种主要类型。“交流-对话式”的目的在于发现比较对象的差异，并对异域的差异做出描述与解释，旨在搭建中国体育与世界体育相互理解与交流的学术平台。这类研究中，中国与其他国家间的“同质可比性”常不存在。例如，在对美國体育文学作品进行鉴赏时，“反种族隔离主题”则是中国体育文学作品中没有的内容[15]。诸如此种受异域文化特征所决定的差异，不宜被削足适履式地对待，而是应尽量还原其真实性。因此在“交流-对话式”的比较研究中，“可比性”问题对于研究目的的实现并不起到绝对的制约作用，更谈不上成为“基础”，它一定程度上可以被忽视。 在“分析-借鉴式”比较研究中，“同质可比性”不仅是体育比较研究的“基础”，也是体育比较研究的“目的”。实际上，为了找到“可比性”存在的依据与事实，进而开展比较，需要研究者去构建“概念的可比性”。比较研究中的“概念的可比性”与“背景的可比性”存在显著差异。“概念”不仅是对客观存在的认识反映，它本身也是能够自我发展的实体，所以“概念的可比性”是“异质可比性”与研究者的“预设观念”发生逻辑关系后的结果。黑格尔[16]曾指出：“概念是自由的原则，是独立存在着的实体性的力量。概念在它的自身同一里是自在自为地规定了的东西。”也就是说，概念不完全是现实的直接反映，还是人的目的的反映。
我们可以找到“同质可比性”发挥目的性作用的具体案例。例如，有国内学者提出通过构建“身体视角”，对中国武术与西方体育进行差异性比较[17]。显然，中国武术与西方体育中都存在“身体”，因为体育以身体活动为主要特征。但中国武术与西方体育中的“身体”仅具有“异质可比性”，因为二者对“身体”的理解、表达与呈现均是不同的。离开了研究者对“身体视角”这一概念的预设，则“身体”仅会停留在一种存在差异的现象层面，无法满足“同质可比性”在概念维度与标准维度的要求。研究者通过“身体视角”的构建，目的在于去还原事实背后的规律，找到“同质可比性”存在的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同质可比性”发挥着目的性作用。
5 《可比性》一文的理论倾向过于保守，部分评价有失公允
《可比性》一文的理论倾向过于保守，看不到体育比较研究的发展潮流。首先，在地理环境背景可比性方面，现代比较研究不仅重视国别间的整体、宏观研究，也更加重视区域与区域间的局部研究。贝雷迪提出要借以“文化区域”研究来弥合比较对象在横向与纵向上的可比性不足[8]。这一观点具体到体育比较研究中，即研究者可以通过“虚拟地理环境”技术的使用来降低现实地理环境研究中的负面代价。对于“虚拟地理环境”的概念，有学者指出：“网络世界的虚拟地理环境，也是一个客观实在，且正演化展现，它可定义为包括作为主体的化身人类社会以及围绕该主体存在的一切客观环境，包括计算机、网络、传感器等硬件环境，软件环境，数据环境，虚拟图形境象环境，虚拟经济环境，以及虚拟社会、政治和文化环境。”[18]虚拟地理环境通过地理位置层面、内表达数据层面、外表达镜像层面与单主体感知认知层面4个结构维度能够完整地模拟出一地区地理环境的自然环境状态与人文环境状态[18]。在重大体育比较研究中，虚拟地理环境理念与技术的运用对于决策能够提供辅助价值，可以降低如“20世纪末，不顾我国具体国情，大肆建造高尔夫球场”[1]式的决策代价，也可将其运用至高尔夫球运动的传播与发展中，促进其在人地矛盾剧烈地区的合理有效发展。更重要的是，虚拟地理环境能够一定程度解决开展体育比较研究常面临的财力、物力与研究周期时间不足问题，降低研究的时间成本与不必要的重复描述与调查，服务于“文化区域”研究的理念，使两个或多个比较对象之间形成“零距离”的对接。
其次，在经济环境背景可比性方面，现代比较研究提出不能以单纯的静态视角来认识某一比较对象的经济与社会环境。如《可比性》一文指出：“美国各州社区中，几乎都有较为发达的社区体育系统……日本学校体育要求各个学校必须建造标准化的游泳池……”[1]它忽略了在体育比较研究中，经济环境背景是一个动态性的因素。以中、美两国做比较，虽然2013年中国国民人均生产总值仅为5 414美元，但中国拥有着庞大的经济总量，这意味着集中某一部分經济总量来完成跨越式改革的可能。而虽然美国的人均生产总值远高于中国，但由于经济总量集中于不到10%的美国个人手中，城市的区域化隔离特征十分明显。城区与郊区社区体育生活方式的矛盾甚至冲突长期存在，部分社区的体育设施过剩而部分社区的体育设施贫瘠的不均衡现象突出。这些隐藏于国民人均生产总值背后的因素要求体育比较研究要以动态视角来调查与考量比较对象，而不能仅基于GDP等静态数据。
最后，在人文环境背景可比性与制度环境背景可比性方面，人文环境背景与制度环境背景是体育比较研究中极为复杂的两方面制约因素，因为这两方面的因素常涉及到研究者自身的文化价值取向，研究者根据自身的文化价值取向对比较对象进行信息上的筛选与处理，这几乎是比较研究中无法避免的现实。《可比性》一文指出：“我国目前仍处于法治不断完善、观念不断更新的过程中，人情社会的特征依然比较显著，关系凌驾于公理，人情冲撞着法律，情感超越道德等现实问题普遍存在。”这就使西方体育文明发展所依赖的“价值中立”与“生人社会”等社会理性要素在中国体育发展中处于“缺失”或“被抑制”状态，因此很多西方体育发展的积极经验难以在中国得到有效的践行。
然而，对于体育比较研究者而言，这两方面的问题只有依赖于体育比较研究方法论上的不断完善得以解决，即通过不断发展来解决问题，而不是如《可比性》一文所暗示的那样，要对21世纪以来的学校体育比较研究予以深刻的批判，否定发展的意义，并做出有失公允的评价。21世纪以来，由于国际化交流与深化改革两方面的要求，中国的学校体育比较研究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学科建设与理论实践任务。在国际化交流方面，中国学校体育面临着如何在国际舞台上与其他国家交流的任务。虽然中国的民族传统体育内容是中国学校体育在与世界学校体育比较时的一道亮丽风景线，但在国际学术会议的交流中，学科建设与科学范式上的弱势地位，常使中国学校体育学者只能带着“耳朵”和“照相机”去参加会议。中国学校体育研究长期缺乏科学的范式，部分内容已经严重落后于世界潮流，这就使学校体育学者要去发展符合科学标准与国际标准的学校体育标准。这是21世纪初又一直延续至今的体育基础教育改革提出如“体现以人为本”“体现尊重学生个体发展”等理念，要求“教师互评”“学生互评”和“家长评价”的一个重要原因。实际上，通过10余年的努力，中国学校体育在国际交流中的话语权日益加强，不仅吸引了一批海外知名学者来到中国任教并开展研究，更重要的是在国际交流中，中国学校体育与世界学校体育有了越来越多的共同话题。 在深化改革方面，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美国学校体育已经在研究不同体育情境下学生的有效学习与教师的有效教学等问题，这种探求基于美国丰富多样的体育课程基础之上。而当时中国尚且只有一套固定的体育课程模式，远谈不上“情境教学”的实现，中国学校体育改革面临着推进现代化的艰巨任务。以欧美国家的学校体育发展经验为鉴，中国学校体育课程改革做出了一些“破冰”之举，充填了部分由历史原因留下的深沟，通过引入先进的课程模式、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来为进一步的本土化建构做准备。当前，已有学者通过实证对美国著名的小学体育课程模式“SPARK”中自我管理课程的本土化建构做出大量本的研究，该研究不仅对“SPARK”自我管理课程中的部分美国文化要素进行了修正，以适应中国小学生群体的实际，而且对“SPARK”课程的本土化建构提供了科学、理性的实证基础[19]。试想，如果没有早期对“SPARK”课程的介绍与推荐，又何谈进一步本土化建构与反思本土化建构的可能？
然而，《可比性》一文则没有看到这些研究的时代进步意义，不理解“本土化建构”的前提必然是以一种边缘的姿态来对待域外学校体育的文化霸权。即便是当今学校体育强大的美国，于19世纪早期也曾以边缘的姿态面对过来自欧洲的体育教育经验，随后发展了美国本土的学校体育模式[20]。这其中不免隐藏着某种固守本土而抵制异域的“保守”情节，不仅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提出的“否定之否定”规律相违背，而且也与中国学校体育的现代化发展潮流所逆行。而这种“保守”心态又何尝不是另一种文化霸权情绪的萌芽？正如有学者指出：“外来的冲击，强化了一种本土自守的意识形态，这可能是近代中国本土的帝国宇宙观衰落之后，国家出于自我的防御机制而强制推行的本土主义的后果。”[21]因此，应理性地看待人文环境因素与制度环境因素对体育比较研究的制约作用，并结合正反两面的具体实际对体育比较研究者的工作做出评价，避免新的本土主义保守思维在学校体育改革中的沉渣泛起。此外，对于如何克服比较研究中的“人文环境背景可比性”与“制度环境背景可比性”制约，《可比性》一文并没有给予回答，而是仅根据目前体育比较研究中出现的忽视“可比性”问题现象，对以往的部分研究成果进行了一种“情绪化”的批判。
关于如何对待比较研究中的人文背景制约与制度背景制约，有学者认为应效仿中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和而不同”“执中两用”思想[13]。体育比较研究应积极学习该理念，寻求“和”的实现，即是去发挥研究者的主观意识，通过理论类型与预设概念的构建来实现“对话”“交流”“相互欣赏”的比较研究目的，而不是过于纠结于“借鉴”与“批判借鉴”；坚守“不同”，即是要求研究者注重对比较对象差异的描述与解释，致力于获得具有准确性与统一性的一手信息与资料。而“执中两用”是要求研究者以体育比较研究的学科发展规律为“中”，以国内实际与国外经验为“两用”，既不固守在国内实际的制约中，也不夸大国外经验，使国内实际与国外经验真正地服务于体育比较研究的学科发展。
6 对体育比较研究中“可比性”问题的后续探讨
6.1 “可比性”问题是体育比较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
体育比较研究中的“可比性”问题不仅是一个逻辑正确与否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方法论问题，它关系到体育比较研究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所采用的研究方式与方法，并与体育比较研究的历史嬗变、历史环境与历史惯性存在着密切关联。历史上，西方比较研究的方法论曾先后经历过历史人文主义、科学实证主义、科学实证主义与历史人文主义相结合的后实证主义3个历史阶段。不同阶段在对待“可比性”问题上持有不同立场。历史人文主义强调研究者的想象力与描述能力不应受到“可比性”的制约，科学实证主义则要求将“可比性”置于核心位置，并围绕它建立起一套科学的并可操作的科学范式，只有这样，比较研究才会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经过二者漫长的争论与对峙后，研究者们逐渐认识到比较研究的独特魅力在于研究者的主观认识与比较对象的客观存在间的互动，因此提出在不同范式的研究中以不同态度对待“可比性”问题，先后提出了比较研究的“论坛说”“领域说”与“学科领域双重说”以弥补“可比性”不足对比较研究发展的制约或者暂时绕过“可比性”问题来发现比较研究的新活力。
由于近代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的比较研究在准备上落后于西方。但至20世纪末，中国比较研究学者已基本能够将科学实证主义与历史人文主义的结合运用在“方法论”中。受此影响，中国体育比较研究获得了长足进步，但总体上尚滞后于比较教育学研究与跨文化研究的整体步伐。其表现在于：一是虽然出现了不同类型的研究，但并未发展出相应的方法论体系，经常会混淆“借鉴研究”“比较研究”与“交流-对话研究”，对不同类型体育比较研究的科学范式探求不足，因此才出现了认为“可比性”问题是明确体育比较研究的“前提”的偏颇见解。二是对如何结合体育比较研究与体育比较学科建设不甚明晰，缺乏对体育比较研究学科建设的深入思考，因此缺少了一个牢固的学科基础，就很难对“可比性”问题做出一个多方面的系统阐释。仅单一维度地认识到体育比较研究的“借鉴”意义，这窄化了体育比较研究的价值域，也夸大了“可比性”問题的重要性。因此，体育比较研究者们对“可比性”问题的不同见解恰恰反映了发展体育比较研究方法论的重大现实与理论意义。
6.2 体育比较研究有效解决“可比性”问题的基本策略
体育比较研究有效解决“可比性”问题的基本策略在于3点。首先，是对概念的界定要准确。如顾明远等[22]提出：“比较对象诸因素之间存在的共同东西，是进行比较的科学基础。”从逻辑上看，是在指“异质可比性”而非“同质可比性”。因为比较对象间存在不同，也就是“异质”，因此“异质”中存在着的“相似”应是“异质”间的“可比性”，即“异质可比性”。“同质可比性”这个概念本身即缺乏界定层面上的严谨。
其次，是要保证信息与资料的准确性与一致性。确保信息与资料的准确性与一致性不能受到“可比性”问题先入为主的干预，否则难免会对信息与资料进行主观筛选与增删。在信息与资料的准确性与统一性均得到保证的情况下，才能够有效甄别出“可比性”问题的存在。 再次，要区别对待国别研究、领域研究与区域研究。第一，国与国之间体育制度、体育文化的比较研究是体育比较研究的主要内容。但由于其宏观性与整体性，因此要通过实地调研、访谈来开展国与国之间的体育制度与体育文化研究，一般高校的科研团队难以承担大量的信息收集与处理工作，研究周期与研究经费也难以得到保障。以3人组的科研团队为例，一次为期10天的欧美体育发达国家的实地调研，经费支出约合人民币近10万元。而这样的研究通常也仅是对某一地区的初步调查研究，深入研究需要更加稳定的研究周期作为保障，否则将难以满足国与国之间比较研究的要求。更重要的是，由于调查对象信息的庞大，“可比性”问题在国别研究中将被放大，难以得到有效的控制。因此当前研究者们仍应重视人文学科研究最显著的方法，即主观陈述，着重于评价性的分析[4]，将对一手文献信息与资料的分析与阐释作为国与国之间体育比较研究的着重点，在研究策略上灵活运用访谈法，结合“请进来”与“走出去”两种方式，努力将“可比性”问题的解决控制在文献资料与信息的去伪存真工作中。第二，学习比较教育研究与跨文化研究的先进经验，将“可比性”问题设定在特定的领域内。目前，中国体育比较研究对“领域研究”的重视已逐渐显现。譬如，已有学者对“国际会议”与“国际学术论坛”进行研究，以分析当前某体育研究领域的前沿性问题，但尚未将“国际会议”与“国际学术论坛”作为体育比较研究的一个具体领域来对待，对“论坛说”的目的与价值缺乏深入的理解。体育比较研究中的“论坛研究”应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一是近年来在国内举办的国际体育学术论坛不断增多，这些论坛已经成为中国体育与世界体育对话与交流的重要平台，其社会价值与学术价值的不断提升意味着其研究意义的逐步彰显。二是对国际体育学术论坛开展“领域性”的比较研究，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由于其研究目的的实现主要体现在如何通过体育比较研究来实现中国与世界在国际体育学术论坛上的自由沟通与交流，在该研究目的的引领下，“可比性”问题的诸多制约均可得到一定程度的有效控制，譬如人文背景环境的制约与制度环境背景的制约可在“交流-对话”中，通过国际学术交流的平台得到解决。第三，应在“文化区域”间的体育比较研究中具体探讨解决“可比性”问题的各种途径。体育比较研究应结合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其中微观研究即是对“文化区域”进行比较。选择两个或多个“文化区域”作为比较研究的对象，对“文化区域”进行深入的实地调查，以文献资料与信息搜集为辅助，在“文化区域”内进行具体的描述、分析与阐释工作，这应是解决“可比性”问题的主要途径。目前，国内体育比较研究中的“文化区域”比较研究尤为不足，原因在于对“文化区域”的研究目的设定能力欠缺，缺乏从一手文献与信息资料中甄别出有研究价值的“区域”及其分布情况，也缺乏对各“文化区域”综合因素的整体认识，以及驾驭研究的科研训练。因此，将“可比性”问题多留存在研究者的脑海里，而不是研究的具体过程中。鉴于目前国内的实际，应积极培养青年体育比较研究学者的“文化区域”研究能力，特别是“预设概念”“甄别区域”“分析可比性问题”与“实证中解决可比性问题”这4个方面的能力。
6.3 体育比较研究有效解决“可比性”问题的主要方法
体育比较研究解决“可比性”问题的关键在于“预设概念”的合情合理以及研究资料的准确一致，并且要求在具体研究中实现这两方面的有机融合。围绕这个基本原则，提出体育比较研究解决可比性问题的主要方法。由于体育比较研究经常要在域外开展，解决可比性问题的主要研究方法可被归纳为“国内研究阶段的主要方法”与“域外研究阶段的主要方法”。
国内研究阶段的主要方法包括文献资料搜集与整理、历史分析、信息核对与理论构建4个具体环节，目的在于精确地设置比较研究的对象——“文化区域”。第一，文献资料的搜集应以“问题”出发，而不是以区域出發。以“问题意识”为主线，搜集代表性学者、代表性领域、代表性国家以及代表性区域的文献资料。第二，对文献资料进行历史分析，划分研究阶段并找出各研究阶段的特征，以学者与领域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为基础，对国家与区域的历史传统与现实情况进行理解与讨论。第三，在前两步完成的基础上，初步拟定研究区域，并对拟研究区域的信息进行多次核对，实现文献资料与现实情况间的一致性。第四，进行有效的理论构建，即确定出研究的“预设概念”，并将其视为研究的逻辑主线。
域外研究阶段的主要方法包括实地调查法、跟踪观察法与访谈法。第一，实地调查，即是要求体育比较研究按照比较研究的科学范式，对比较对象进行有周期的、连续的实地考察，其目的在于获得一手的信息资料，并对研究对象形成深刻的感性认识。第二，跟踪观察可分为记录式的观察与定量式的观察。记录式的观察偏重于对现实的分析与评价，要求研究者在每次观察后及时地完成记录报告。定量式的观察通常借助特定的量表来完成，侧重于对研究对象进行数据采集与整理。第三，访谈是实地调查过程中产生信息的重要来源，在体育比较研究中，应根据研究环境的具体变化来及时调整访谈的形式。结构性访谈由于对访谈对象事先设定出的“框架”，常因为语境的变化有所失效，不能满足实际研究中环境的快速与复杂变化。因此，要求研究者在访谈前准备好结构性访谈、半结构性访谈与无结构性访谈这3种访谈预案，以供实际研究中灵活运用。
总之，解决文献资料与信息的准确性、一致性与“预设概念”的合理，是解决“可比性”问题的主要方法依据，研究者应在具体研究中对研究方法做出及时的调整，以应对体育比较研究进行时的多种复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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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比较体育；可比性；主观判断；背景制约；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8）03-0001-08
Abstract： The author probed into and corrected problems existing in Comparabil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Comparability interpreted “comparabi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cept analysis， and neglected the fact that comparative researchers’ subjective judgment formation is subjected to the influence of historical environments； in the “radical” and “conservative” historical inertia， it is difficult to seek for a rational method for solving the issue of “comparability”. The author of Comparability one-sidedly understood Bereday’s thoughts about comparative study， overly relied on “scientific empiricism”， thus neglected the combination of “scientific empiricism” and “historical humanism” in methodology， deduced “comparability” from such a single dimension as “background comparability”， exaggerated the restricting function of “background comparability”， ignored the “goal setting” function of “comparability” in “background comparability”， slipped into “conservative” theoretical tendency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somewhat lost fairness in evaluating some sports comparative study. This study believed that considering the issue of ‘comparability” should return to the scope of methodology that combines scientific empiricism and historical humanism， and 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dialectical cognition researchers’ subjective judgment and background restriction， and value the importance of methodology， basic strategies and specific methods to the rational cognition of the issue of “comparability”.
Key words： comparative sports；comparability；subjective judgment；background restriction；methodology
《體育比较研究中的可比性问题——基于“背景可比性”的拓展与认识》（以下简称《可比性》）一文，认为当前中国体育比较研究中存在着对“可比性”问题的普遍漠视，直接导致了一些体育比较研究的结论脱离了中国的具体国情与客观现实，造成实践上的“拿来主义”与“水土不服”。因此，应将对“可比性”的审慎作为开展体育比较研究的基础，并重视“可比性”的基础性作用[1]。
《可比性》一文从体育科学研究方法论的角度对一个长期存在于体育比较研究中，又经常被忽略甚至被忽视的重要理论问题的探讨，有助于纠正目前中国体育比较研究中“盲目借鉴”的错误。然而，在对“可比性”问题的分析与阐释上，《可比性》一文存在着不少值得商榷的学术观点。
1 《可比性》一文缺乏对中国体育比较研究历史环境的理解
19世纪中叶，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中国比较研究从此担负着“如何学习西方”的任务。至20世纪初，中国在半个世纪内从独立王朝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如此“千年未有之变局”交给了中国知识分子一项前所未有的研究任务，即如何学习域外经验以解决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准备不足。 在此历史背景下，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很难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地开展研究。战乱迭起、政局动荡使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经常受到时局的左右，造成近代中国的比较研究长期在“激进”与“保守”间不正常地摆动[2]，“激进”与“保守”两种极端“心态”交替袭扰着中国比较研究的发展。在“激进”取向上，有学者认为近代中国面临的未来即是西方已经历的过去[2]。近代中国只有通过不断学习西方建立起一套独立的现代化体系，才享有在未来与西方比较的可能。而在“保守”取向上，有学者提出中国的现实具有无法比较的特殊性，域外经验不可能被完整不变地借鉴。
中国的体育比较研究产生于“激进”与“保守”相互对峙的学术环境下，其自身也是“激进”与“保守”的产物。在“激进”方面，如早在1898年，张之洞派幕僚姚锡光到日本考察學制。姚锡光在日本对陆军省和文部省各种学校进行了全面考察，其中便有对军事教育的考察。张之洞随后根据姚锡光的报告建立了近代学制[3]，这为后来洋务派引入日本的“体操科”奠定了研究基础。而姚锡光的访日不仅拉开了近代体育比较研究的序幕，也使对日本体育教育的借鉴成为近代中国体育比较研究所遵循的基本取向，在“救亡图存”的迫切意愿下，对“可比性”问题则少有重视与思考。
这种忽视“可比性”问题的“激进”取向在体育比较研究中一直延续到新民主主义时期。如在1952年，毛主席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其中的“人民”概念则被人们激进地作为审视域外经验是否有“可比性”与“借鉴性”的向度。旧中国体育界学习与借鉴的欧美体育经验，由于“其实质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少数人的体育运动”[4]，因此要彻底被废除。即便当时的欧美经验对人民体育运动发展有些许积极意义，在“激进”取向下也难以被科学评价。在引进“苏联模式”时，由于1953年苏联体育学者凯里舍夫带来的苏联体育教育理论将体育教育作为“共产主义教育总体系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体现了体育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诉求，满足“增强人民体质”一语中“人民”所提供的“可比性”依据，所以“苏联模式”被中国体育界全盘借鉴[4]，即使苏联当时的国情与刚解放后中国国情存在着显著差异，但这种客观差异也难以被科学地认识。
至改革开放深化阶段，“保守”方面的影响泛起。如现代中国体育学的发展格外重视“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价值与国际化价值，一种坚守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自觉与文化独立，否定国际化进程能够完整保留民族传统体育本质的“保守”思想泛起。在方法论上表现为对“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一断言的机械解释，严格认为国外现代体育项目发展经验与中国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存在历史背景、文化背景与制度背景上的差异，认为国外经验基本没有借鉴意义与可比性，并提出了中国体育文化与西方体育文化是存在绝对差异的两种事实的观点[5-6]。
由此可见，“可比性”问题确是具有历史维度。但《可比性》一文对中国体育比较研究的历史环境，以及“激进”与“保守”造成的历史惯性缺少认识，它仅从“可比性”的概念分析入手来解释问题，难免会将对“可比性”的认识引入单纯的逻辑思辨，而忽视历史环境对“可比性”的影响。中国体育比较研究的发展史上曾出现过两次“土洋之争”，不论是发生于近代的“土洋之争”，还是20世纪80年代的“土洋之争”，均是当时历史环境的具体产物，历史背景深刻地影响着研究者的主观判断，产生了体育比较研究的历史惯性思维，“可比性”问题实际上是历史延续的结果。
由于缺少了对历史环境的必要理解，《可比性》一文犯了一个明显的错误，即以美国比较教育学者贝雷迪的“阶段论”为依据，脱离历史语境地认为“如 100 多年前，我国体育在‘中体西用’思潮下，从零星照搬，到全盘照抄，大量借鉴西方体育的内容、方式、方法，并以此奠定了我国近现代社会体育军事体育和学校体育的基础”与“美国建国后也曾大量借鉴德国、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的体育经验，形成了美国体育的基本框架”均是“借鉴-模仿阶段”的表现，将“可比性”问题错误地定性为一个比较研究的发展阶段问题。事实上，参照中国体育比较研究的历史进程，“借鉴-模仿阶段”与“分析-探索阶段”二者曾经融合、并存。例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体育界学习苏联模式、摒弃欧美模式，这本身就包含对“增强人民体质”这一“预设观念”的深刻分析与探索。中国对“苏联模式”的借鉴以及对欧美模式的摒弃基于对“人民”这个概念进行的“分析”与“探索”，并非是毫无分析的借鉴与模仿，又何谈完全从属于“借鉴-模仿阶段”？
2 《可比性》一文对贝雷迪“四阶段”论的削足适履
《可比性》一文的主要理论依据源自贝雷迪的 “四阶段”论，但《可比性》一文在运用该理论时，却存在削足适履的问题。
首先，《可比性》一文错误地将“四阶段”论阐释为“三阶段”论。贝雷迪的“四阶段”论认为比较教育的功能（或作用）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各异。第1阶段是19世纪的“借鉴-模仿阶段”，第2阶段是20世纪初至60年代的“因素-分析阶段”，第3阶段是60年代至80年代中期的“分析-探索阶段”，第4阶段是80年代中期至今的“理解-对话阶段”[7]。而《可比性》一文则根本没有提及第4阶段即“理解-对话阶段”。
其次，《可比性》一文自行缩小了“四阶段论”的范畴去满足研究的需要。“四阶段论”代表了贝雷迪早期的思想，在贝雷迪的后期有了很大的发展，与早期相比其“范畴”进一步扩大。如有学者指出：“贝雷迪积极探索比较教育新的研究范式，突破了科学发展困境，试图将科学量化引入到比较研究中。在当代比较教育研究中，虽然科学量化的理念渗入到比较教育研究中，但绝对科学量化的方法已遭到否定。”[8]虽然在比较教育研究中，早期的贝雷迪提出要遵循科学实证主义，并提出了“四阶段论”，但后期的贝雷迪则强调应重视多学科的运用，设置研究中的“文化区域”作为“四阶段论”的前提，旨在将历史人文主义与科学实证主义进行有机的结合。对此有学者指出：“在扬弃历史人文主义与追寻科学实证主义过程的最后，贝雷迪透露出这样一种认识：走向多样化的融合将会为比较教育研究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9] 然而，《可比性》一文仅依赖贝雷迪的科学实证思想，在提出“可比性”问题时忽略了历史环境与人文语境的影响，导致对研究者的“预设观念”的忽视，并客观上缩减了“四阶段论”的范畴。更耐人寻味的是《可比性》一文作者曾在《“预设观念”——体育比较研究中的一把双刃剑》中明确指出：“‘预设观念’是哲学领域中的一个概念，它是比较研究的重要思想基础和研究前提之一。”[10]但在《可比性》一文中则对“可比性”问题上“预设观念”的正面作用没有做出深入的分析，造成对“可比性”问题的阐释陷入较为机械的逻辑思辨中。
3 《可比性》一文对“背景可比性”的制约存在夸大
《可比性》一文提出“背景可比性”是开展体育比较研究必须满足的重要条件，认为研究者的主观能力发挥必须受制约于“背景可比性”，这个观点不仅机械，而且保守。
表现机械之处，在于两点。一是《可比性》一文对“背景可比性”的归纳没有科学依据，而是基于对理论的断章取义。比如《可比性》一文将“背景可比性”归纳为“地理环境背景可比性”“经济环境背景可比性”“人文环境背景可比性”与“制度环境背景可比性”4个方面，这种分类不合乎逻辑。在现代社会中，地理环境背景已经被更多地人文化与社会化，地理环境这个概念更多地表达着人与地理环境间的关系，而不简单是自然环境的客观事实。经济环境也并非单纯的市场环境，经济环境中夹杂着人文环境因素，比如节令习俗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事实上，在现代体育比较研究中，地理环境、经济环境、人文环境与制度环境之间的界限正不断模糊。因此，对“背景可比性”机械地分类就像进行“铅笔上能站几个天使”式的无效追问。现实中，“背景可比性”的制约应是一种整体的制约，单方面的“背景可比性”制约已难对体育比较研究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如有学者指出：“尽管部分体育项目受地理环境的直接制约，但似乎无碍于体育运动作为世界性的文化活动的整体空间布局。”[11]二是找到两个或多个具备完全相同“背景可比性”的比较对象难以在体育比较研究中实现，但《可比性》一文却下意识地要求去实现这种不能实现的目的。比较研究多是国与国之间的比较。若按照《可比性》一文在“地理背景可比性”上的见解，如果以自然环境作为标准，从地理背景上看，中国属于海陆兼备的国家，其地势分布和临海特征与德国较为相似，但德国人地矛盾不突出，人口空间密度较小，拥有大量的土地来修建足球场，以培养青少年足球训练后备力量，而中国并不具备这方面的相似性。若侧重人地矛盾方面的事实，印度与中国则具有相似性，但印度属于半岛型国家，地形与中国有很大差异。又若按照《可比性》一文在“经济背景可比性”上的见解，2013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5 414美元，与美国、法国、日本、德国等国完全处于不同水平，是否意味着中国只能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为5 000美元的国家比较？放眼世界，似乎难以找到在 “地理”“经济”“人文”与“制度”层面与中国都具有可比性的国家，那么中国的体育比较研究是否就应偃旗息鼓了？
说《可比性》一文保守，也在于两点。一是找到两个或多个完全具备“背景可比性”的对象不应是体育比较研究的全部价值所在。“现在比较教育研究的目标不是寻找教育的共同规律，也不是借鉴，而是通过比较发现不同国家教育的不同传统，进而认识和欣赏这些不同传统。如果从这样的目标出发，应该说也不存在所谓的可比性问题。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发现不同就是比较的目的”[12]。但《可比性》一文对“背景可比性”的论述，容易让人理解为将“背景可比性”作为借鉴域外经验的前提，这就窄化了体育比较研究的价值域，与“比较教育研究的侧重不在于‘借’，而在于‘鉴’”[13]的价值取向相违背。由此可见，体育比较研究的目的不简单局限于“借鉴”或“引入”，发现彼此的不同、促进彼此间的交流与对话才是进行体育比较研究的理性的价值取向。二是《可比性》一文固步自封于“背景可比性”，将压抑体育比较研究者的主观判断能力。现代比较研究将对比较对象的信息搜集与考据作为最重要的工作，提出研究者应明确区分规律和偶然性，并区分经过证实的事实与思辨性的预测。这种观点反映出对研究者的主观判断能力的认可。但《可比性》一文却格外强调研究者的主观判断以不能适应性地改造“客观制约”为前提。
在比较研究与跨文化研究的历史上，曾有过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通过对日本被拘禁人员的研究来预测二战后日本对美国的态度与立场的著名研究《菊与刀》。当时，由于美日两国处于激烈的交战状态，因此本尼迪克特无法前往日本做实地考察。她根据文化类型理论，模拟出日本与美国的比较单元，凭借间接资料进行“遥研”。本尼迪克特提出：“至少我可以利用文化人类学家最倚重的方法——与被研究的人民直接接触。”这一观点则充分说明在各种背景可比性制约下，研究者的主观认识发挥是比较研究取得结论的重要倚重；亦可见研究者的主观能力对于解决可比性问题有着积极的意义。
4 《可比性》一文中的“可比性”既发挥基础性作用，也发挥目的性作用
《可比性》一文认为“可比性”发挥基础性作用。按照《可比性》一文的逻辑，此处的“可比性”实际上是指“同质可比性”。《可比性》一文中明确提出诸多专家、学者都把对可比性的关注集中于“同质可比性”之上。因此，《可比性》一文在“对策”部分给出的建议，是在强调将“同质可比性”（而非“异质可比性”）作为体育比较研究的基础，并发挥基础性作用。
然而，由于《可比性》一文仅从“背景的可比性”一个维度推演出结论，这个结论不能反证在不同类型的体育比较研究中“同质可比性”均发挥着基础性作用。
目前，中国的体育比较研究可被划分为“交流-对话式”与“分析-借鉴式”两种主要类型。“交流-对话式”的目的在于发现比较对象的差异，并对异域的差异做出描述与解释，旨在搭建中国体育与世界体育相互理解与交流的学术平台。这类研究中，中国与其他国家间的“同质可比性”常不存在。例如，在对美國体育文学作品进行鉴赏时，“反种族隔离主题”则是中国体育文学作品中没有的内容[15]。诸如此种受异域文化特征所决定的差异，不宜被削足适履式地对待，而是应尽量还原其真实性。因此在“交流-对话式”的比较研究中，“可比性”问题对于研究目的的实现并不起到绝对的制约作用，更谈不上成为“基础”，它一定程度上可以被忽视。 在“分析-借鉴式”比较研究中，“同质可比性”不仅是体育比较研究的“基础”，也是体育比较研究的“目的”。实际上，为了找到“可比性”存在的依据与事实，进而开展比较，需要研究者去构建“概念的可比性”。比较研究中的“概念的可比性”与“背景的可比性”存在显著差异。“概念”不仅是对客观存在的认识反映，它本身也是能够自我发展的实体，所以“概念的可比性”是“异质可比性”与研究者的“预设观念”发生逻辑关系后的结果。黑格尔[16]曾指出：“概念是自由的原则，是独立存在着的实体性的力量。概念在它的自身同一里是自在自为地规定了的东西。”也就是说，概念不完全是现实的直接反映，还是人的目的的反映。
我们可以找到“同质可比性”发挥目的性作用的具体案例。例如，有国内学者提出通过构建“身体视角”，对中国武术与西方体育进行差异性比较[17]。显然，中国武术与西方体育中都存在“身体”，因为体育以身体活动为主要特征。但中国武术与西方体育中的“身体”仅具有“异质可比性”，因为二者对“身体”的理解、表达与呈现均是不同的。离开了研究者对“身体视角”这一概念的预设，则“身体”仅会停留在一种存在差异的现象层面，无法满足“同质可比性”在概念维度与标准维度的要求。研究者通过“身体视角”的构建，目的在于去还原事实背后的规律，找到“同质可比性”存在的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同质可比性”发挥着目的性作用。
5 《可比性》一文的理论倾向过于保守，部分评价有失公允
《可比性》一文的理论倾向过于保守，看不到体育比较研究的发展潮流。首先，在地理环境背景可比性方面，现代比较研究不仅重视国别间的整体、宏观研究，也更加重视区域与区域间的局部研究。贝雷迪提出要借以“文化区域”研究来弥合比较对象在横向与纵向上的可比性不足[8]。这一观点具体到体育比较研究中，即研究者可以通过“虚拟地理环境”技术的使用来降低现实地理环境研究中的负面代价。对于“虚拟地理环境”的概念，有学者指出：“网络世界的虚拟地理环境，也是一个客观实在，且正演化展现，它可定义为包括作为主体的化身人类社会以及围绕该主体存在的一切客观环境，包括计算机、网络、传感器等硬件环境，软件环境，数据环境，虚拟图形境象环境，虚拟经济环境，以及虚拟社会、政治和文化环境。”[18]虚拟地理环境通过地理位置层面、内表达数据层面、外表达镜像层面与单主体感知认知层面4个结构维度能够完整地模拟出一地区地理环境的自然环境状态与人文环境状态[18]。在重大体育比较研究中，虚拟地理环境理念与技术的运用对于决策能够提供辅助价值，可以降低如“20世纪末，不顾我国具体国情，大肆建造高尔夫球场”[1]式的决策代价，也可将其运用至高尔夫球运动的传播与发展中，促进其在人地矛盾剧烈地区的合理有效发展。更重要的是，虚拟地理环境能够一定程度解决开展体育比较研究常面临的财力、物力与研究周期时间不足问题，降低研究的时间成本与不必要的重复描述与调查，服务于“文化区域”研究的理念，使两个或多个比较对象之间形成“零距离”的对接。
其次，在经济环境背景可比性方面，现代比较研究提出不能以单纯的静态视角来认识某一比较对象的经济与社会环境。如《可比性》一文指出：“美国各州社区中，几乎都有较为发达的社区体育系统……日本学校体育要求各个学校必须建造标准化的游泳池……”[1]它忽略了在体育比较研究中，经济环境背景是一个动态性的因素。以中、美两国做比较，虽然2013年中国国民人均生产总值仅为5 414美元，但中国拥有着庞大的经济总量，这意味着集中某一部分經济总量来完成跨越式改革的可能。而虽然美国的人均生产总值远高于中国，但由于经济总量集中于不到10%的美国个人手中，城市的区域化隔离特征十分明显。城区与郊区社区体育生活方式的矛盾甚至冲突长期存在，部分社区的体育设施过剩而部分社区的体育设施贫瘠的不均衡现象突出。这些隐藏于国民人均生产总值背后的因素要求体育比较研究要以动态视角来调查与考量比较对象，而不能仅基于GDP等静态数据。
最后，在人文环境背景可比性与制度环境背景可比性方面，人文环境背景与制度环境背景是体育比较研究中极为复杂的两方面制约因素，因为这两方面的因素常涉及到研究者自身的文化价值取向，研究者根据自身的文化价值取向对比较对象进行信息上的筛选与处理，这几乎是比较研究中无法避免的现实。《可比性》一文指出：“我国目前仍处于法治不断完善、观念不断更新的过程中，人情社会的特征依然比较显著，关系凌驾于公理，人情冲撞着法律，情感超越道德等现实问题普遍存在。”这就使西方体育文明发展所依赖的“价值中立”与“生人社会”等社会理性要素在中国体育发展中处于“缺失”或“被抑制”状态，因此很多西方体育发展的积极经验难以在中国得到有效的践行。
然而，对于体育比较研究者而言，这两方面的问题只有依赖于体育比较研究方法论上的不断完善得以解决，即通过不断发展来解决问题，而不是如《可比性》一文所暗示的那样，要对21世纪以来的学校体育比较研究予以深刻的批判，否定发展的意义，并做出有失公允的评价。21世纪以来，由于国际化交流与深化改革两方面的要求，中国的学校体育比较研究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学科建设与理论实践任务。在国际化交流方面，中国学校体育面临着如何在国际舞台上与其他国家交流的任务。虽然中国的民族传统体育内容是中国学校体育在与世界学校体育比较时的一道亮丽风景线，但在国际学术会议的交流中，学科建设与科学范式上的弱势地位，常使中国学校体育学者只能带着“耳朵”和“照相机”去参加会议。中国学校体育研究长期缺乏科学的范式，部分内容已经严重落后于世界潮流，这就使学校体育学者要去发展符合科学标准与国际标准的学校体育标准。这是21世纪初又一直延续至今的体育基础教育改革提出如“体现以人为本”“体现尊重学生个体发展”等理念，要求“教师互评”“学生互评”和“家长评价”的一个重要原因。实际上，通过10余年的努力，中国学校体育在国际交流中的话语权日益加强，不仅吸引了一批海外知名学者来到中国任教并开展研究，更重要的是在国际交流中，中国学校体育与世界学校体育有了越来越多的共同话题。 在深化改革方面，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美国学校体育已经在研究不同体育情境下学生的有效学习与教师的有效教学等问题，这种探求基于美国丰富多样的体育课程基础之上。而当时中国尚且只有一套固定的体育课程模式，远谈不上“情境教学”的实现，中国学校体育改革面临着推进现代化的艰巨任务。以欧美国家的学校体育发展经验为鉴，中国学校体育课程改革做出了一些“破冰”之举，充填了部分由历史原因留下的深沟，通过引入先进的课程模式、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来为进一步的本土化建构做准备。当前，已有学者通过实证对美国著名的小学体育课程模式“SPARK”中自我管理课程的本土化建构做出大量本的研究，该研究不仅对“SPARK”自我管理课程中的部分美国文化要素进行了修正，以适应中国小学生群体的实际，而且对“SPARK”课程的本土化建构提供了科学、理性的实证基础[19]。试想，如果没有早期对“SPARK”课程的介绍与推荐，又何谈进一步本土化建构与反思本土化建构的可能？
然而，《可比性》一文则没有看到这些研究的时代进步意义，不理解“本土化建构”的前提必然是以一种边缘的姿态来对待域外学校体育的文化霸权。即便是当今学校体育强大的美国，于19世纪早期也曾以边缘的姿态面对过来自欧洲的体育教育经验，随后发展了美国本土的学校体育模式[20]。这其中不免隐藏着某种固守本土而抵制异域的“保守”情节，不仅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提出的“否定之否定”规律相违背，而且也与中国学校体育的现代化发展潮流所逆行。而这种“保守”心态又何尝不是另一种文化霸权情绪的萌芽？正如有学者指出：“外来的冲击，强化了一种本土自守的意识形态，这可能是近代中国本土的帝国宇宙观衰落之后，国家出于自我的防御机制而强制推行的本土主义的后果。”[21]因此，应理性地看待人文环境因素与制度环境因素对体育比较研究的制约作用，并结合正反两面的具体实际对体育比较研究者的工作做出评价，避免新的本土主义保守思维在学校体育改革中的沉渣泛起。此外，对于如何克服比较研究中的“人文环境背景可比性”与“制度环境背景可比性”制约，《可比性》一文并没有给予回答，而是仅根据目前体育比较研究中出现的忽视“可比性”问题现象，对以往的部分研究成果进行了一种“情绪化”的批判。
关于如何对待比较研究中的人文背景制约与制度背景制约，有学者认为应效仿中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和而不同”“执中两用”思想[13]。体育比较研究应积极学习该理念，寻求“和”的实现，即是去发挥研究者的主观意识，通过理论类型与预设概念的构建来实现“对话”“交流”“相互欣赏”的比较研究目的，而不是过于纠结于“借鉴”与“批判借鉴”；坚守“不同”，即是要求研究者注重对比较对象差异的描述与解释，致力于获得具有准确性与统一性的一手信息与资料。而“执中两用”是要求研究者以体育比较研究的学科发展规律为“中”，以国内实际与国外经验为“两用”，既不固守在国内实际的制约中，也不夸大国外经验，使国内实际与国外经验真正地服务于体育比较研究的学科发展。
6 对体育比较研究中“可比性”问题的后续探讨
6.1 “可比性”问题是体育比较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
体育比较研究中的“可比性”问题不仅是一个逻辑正确与否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方法论问题，它关系到体育比较研究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所采用的研究方式与方法，并与体育比较研究的历史嬗变、历史环境与历史惯性存在着密切关联。历史上，西方比较研究的方法论曾先后经历过历史人文主义、科学实证主义、科学实证主义与历史人文主义相结合的后实证主义3个历史阶段。不同阶段在对待“可比性”问题上持有不同立场。历史人文主义强调研究者的想象力与描述能力不应受到“可比性”的制约，科学实证主义则要求将“可比性”置于核心位置，并围绕它建立起一套科学的并可操作的科学范式，只有这样，比较研究才会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经过二者漫长的争论与对峙后，研究者们逐渐认识到比较研究的独特魅力在于研究者的主观认识与比较对象的客观存在间的互动，因此提出在不同范式的研究中以不同态度对待“可比性”问题，先后提出了比较研究的“论坛说”“领域说”与“学科领域双重说”以弥补“可比性”不足对比较研究发展的制约或者暂时绕过“可比性”问题来发现比较研究的新活力。
由于近代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的比较研究在准备上落后于西方。但至20世纪末，中国比较研究学者已基本能够将科学实证主义与历史人文主义的结合运用在“方法论”中。受此影响，中国体育比较研究获得了长足进步，但总体上尚滞后于比较教育学研究与跨文化研究的整体步伐。其表现在于：一是虽然出现了不同类型的研究，但并未发展出相应的方法论体系，经常会混淆“借鉴研究”“比较研究”与“交流-对话研究”，对不同类型体育比较研究的科学范式探求不足，因此才出现了认为“可比性”问题是明确体育比较研究的“前提”的偏颇见解。二是对如何结合体育比较研究与体育比较学科建设不甚明晰，缺乏对体育比较研究学科建设的深入思考，因此缺少了一个牢固的学科基础，就很难对“可比性”问题做出一个多方面的系统阐释。仅单一维度地认识到体育比较研究的“借鉴”意义，这窄化了体育比较研究的价值域，也夸大了“可比性”問题的重要性。因此，体育比较研究者们对“可比性”问题的不同见解恰恰反映了发展体育比较研究方法论的重大现实与理论意义。
6.2 体育比较研究有效解决“可比性”问题的基本策略
体育比较研究有效解决“可比性”问题的基本策略在于3点。首先，是对概念的界定要准确。如顾明远等[22]提出：“比较对象诸因素之间存在的共同东西，是进行比较的科学基础。”从逻辑上看，是在指“异质可比性”而非“同质可比性”。因为比较对象间存在不同，也就是“异质”，因此“异质”中存在着的“相似”应是“异质”间的“可比性”，即“异质可比性”。“同质可比性”这个概念本身即缺乏界定层面上的严谨。
其次，是要保证信息与资料的准确性与一致性。确保信息与资料的准确性与一致性不能受到“可比性”问题先入为主的干预，否则难免会对信息与资料进行主观筛选与增删。在信息与资料的准确性与统一性均得到保证的情况下，才能够有效甄别出“可比性”问题的存在。 再次，要区别对待国别研究、领域研究与区域研究。第一，国与国之间体育制度、体育文化的比较研究是体育比较研究的主要内容。但由于其宏观性与整体性，因此要通过实地调研、访谈来开展国与国之间的体育制度与体育文化研究，一般高校的科研团队难以承担大量的信息收集与处理工作，研究周期与研究经费也难以得到保障。以3人组的科研团队为例，一次为期10天的欧美体育发达国家的实地调研，经费支出约合人民币近10万元。而这样的研究通常也仅是对某一地区的初步调查研究，深入研究需要更加稳定的研究周期作为保障，否则将难以满足国与国之间比较研究的要求。更重要的是，由于调查对象信息的庞大，“可比性”问题在国别研究中将被放大，难以得到有效的控制。因此当前研究者们仍应重视人文学科研究最显著的方法，即主观陈述，着重于评价性的分析[4]，将对一手文献信息与资料的分析与阐释作为国与国之间体育比较研究的着重点，在研究策略上灵活运用访谈法，结合“请进来”与“走出去”两种方式，努力将“可比性”问题的解决控制在文献资料与信息的去伪存真工作中。第二，学习比较教育研究与跨文化研究的先进经验，将“可比性”问题设定在特定的领域内。目前，中国体育比较研究对“领域研究”的重视已逐渐显现。譬如，已有学者对“国际会议”与“国际学术论坛”进行研究，以分析当前某体育研究领域的前沿性问题，但尚未将“国际会议”与“国际学术论坛”作为体育比较研究的一个具体领域来对待，对“论坛说”的目的与价值缺乏深入的理解。体育比较研究中的“论坛研究”应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一是近年来在国内举办的国际体育学术论坛不断增多，这些论坛已经成为中国体育与世界体育对话与交流的重要平台，其社会价值与学术价值的不断提升意味着其研究意义的逐步彰显。二是对国际体育学术论坛开展“领域性”的比较研究，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由于其研究目的的实现主要体现在如何通过体育比较研究来实现中国与世界在国际体育学术论坛上的自由沟通与交流，在该研究目的的引领下，“可比性”问题的诸多制约均可得到一定程度的有效控制，譬如人文背景环境的制约与制度环境背景的制约可在“交流-对话”中，通过国际学术交流的平台得到解决。第三，应在“文化区域”间的体育比较研究中具体探讨解决“可比性”问题的各种途径。体育比较研究应结合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其中微观研究即是对“文化区域”进行比较。选择两个或多个“文化区域”作为比较研究的对象，对“文化区域”进行深入的实地调查，以文献资料与信息搜集为辅助，在“文化区域”内进行具体的描述、分析与阐释工作，这应是解决“可比性”问题的主要途径。目前，国内体育比较研究中的“文化区域”比较研究尤为不足，原因在于对“文化区域”的研究目的设定能力欠缺，缺乏从一手文献与信息资料中甄别出有研究价值的“区域”及其分布情况，也缺乏对各“文化区域”综合因素的整体认识，以及驾驭研究的科研训练。因此，将“可比性”问题多留存在研究者的脑海里，而不是研究的具体过程中。鉴于目前国内的实际，应积极培养青年体育比较研究学者的“文化区域”研究能力，特别是“预设概念”“甄别区域”“分析可比性问题”与“实证中解决可比性问题”这4个方面的能力。
6.3 体育比较研究有效解决“可比性”问题的主要方法
体育比较研究解决“可比性”问题的关键在于“预设概念”的合情合理以及研究资料的准确一致，并且要求在具体研究中实现这两方面的有机融合。围绕这个基本原则，提出体育比较研究解决可比性问题的主要方法。由于体育比较研究经常要在域外开展，解决可比性问题的主要研究方法可被归纳为“国内研究阶段的主要方法”与“域外研究阶段的主要方法”。
国内研究阶段的主要方法包括文献资料搜集与整理、历史分析、信息核对与理论构建4个具体环节，目的在于精确地设置比较研究的对象——“文化区域”。第一，文献资料的搜集应以“问题”出发，而不是以区域出發。以“问题意识”为主线，搜集代表性学者、代表性领域、代表性国家以及代表性区域的文献资料。第二，对文献资料进行历史分析，划分研究阶段并找出各研究阶段的特征，以学者与领域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为基础，对国家与区域的历史传统与现实情况进行理解与讨论。第三，在前两步完成的基础上，初步拟定研究区域，并对拟研究区域的信息进行多次核对，实现文献资料与现实情况间的一致性。第四，进行有效的理论构建，即确定出研究的“预设概念”，并将其视为研究的逻辑主线。
域外研究阶段的主要方法包括实地调查法、跟踪观察法与访谈法。第一，实地调查，即是要求体育比较研究按照比较研究的科学范式，对比较对象进行有周期的、连续的实地考察，其目的在于获得一手的信息资料，并对研究对象形成深刻的感性认识。第二，跟踪观察可分为记录式的观察与定量式的观察。记录式的观察偏重于对现实的分析与评价，要求研究者在每次观察后及时地完成记录报告。定量式的观察通常借助特定的量表来完成，侧重于对研究对象进行数据采集与整理。第三，访谈是实地调查过程中产生信息的重要来源，在体育比较研究中，应根据研究环境的具体变化来及时调整访谈的形式。结构性访谈由于对访谈对象事先设定出的“框架”，常因为语境的变化有所失效，不能满足实际研究中环境的快速与复杂变化。因此，要求研究者在访谈前准备好结构性访谈、半结构性访谈与无结构性访谈这3种访谈预案，以供实际研究中灵活运用。
总之，解决文献资料与信息的准确性、一致性与“预设概念”的合理，是解决“可比性”问题的主要方法依据，研究者应在具体研究中对研究方法做出及时的调整，以应对体育比较研究进行时的多种复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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