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吴方和这本书
吴方生于1948年，44岁时出版《青山遮不住——中国文化的历史走向》，三年后因癌症去世。大学的同班同学传说：吴方写此书极苦，揣着馒头，成年累月泡在图书馆里。他原本是一个认真的人，这本纵览数千年的大作，简直就是用生命换来的。
展读此书，我的感觉正如他引用的王献之那段话：“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所谓山，即历史上的各种文化现象。所谓川，即吴方给予的各种解说。这些解说往往出人意料，让我感到茅塞顿开，熟悉的文化现象随之呈现出新的面貌。山川自相映发，我的念头也此起彼伏，随手记下的就有六十余条。这是一段愉悦而坚实的阅读经历。
顺着山川景色的比喻说开去，我近十年来埋头研究地质板块，关注暴力和财产之类的硬力量，只问利害关系，不睬风花雪月。看吴方的文化研究，除了山脉河流之外，还有花草树木，鸟兽虫鱼，秋月春风，比我关注的领域开阔多了，丰富多了，也复杂多了。不过，说到山川走向之类的基本架构，我还可以从地质学的角度多几句嘴，算作阅读吴方的心得，或许还能充当这本书的导读。至于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吴方的原意，在多大程度上属于借题发挥，读者浏览之后自能判断。
中国文化的姓名
读吴方的文化史，我体会到他写作中的一个困难：核心概念选择的困难。
谈起中国的传统文化，数十年来，人们习惯性地称之为“封建文化”。这个命名源自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体现出新中国建国以来的主流历史观。但吴方使用这个概念时很谨慎，我甚至觉得他在回避这个概念。
任何文化体系，必定有一个支配者。如果说西周文化的主导力量是封建贵族，西周文化在各方面表现出封建贵族的口味，吴方显然是赞成的。他在书中也使用了“周代封建文化”这个说法。可是，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汉朝又承袭秦制，秦汉文化还能叫封建文化吗？吴方说：“旧的封建贵族势力已在秦汉之际瓦解”，“皇族子弟虽分封王侯，却并无实际责任与势力。”封建势力如此之弱，自然不能成为文化的主宰。可是，不用封建文化这个概念，又该如何称呼秦汉以来的传统文化呢？
吴方煞费苦心。书中出现了“强制性文化”、“专制秩序”、“文化专制主义”、“以权力为中心的文化秩序”、“古代的‘军国主义’”等等说法。吴方说汉朝“主要的文化创造活动围绕着帝国体制而进行”，明朝文化是“国家导向”的，“清代社会的主导文化行为，建设和破除、提倡和禁止，都是在以皇权为核心的大一统模式内塑造的。”
这么多说法，到底有没有一个统称呢？吴方没有给出来。
假如吴方活到今天，修订再版这本书，我会建议他考虑我找到的概念：“官家主义”。我认为，秦汉以来，在中国“主义”的，说了算的，起主导或支配作用的，正是官家集团。中国是官家主义社会，中国文化的主流是官家文化。
官家，《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1、旧时指官府。2、古代对皇帝的称呼。《汉语大词典》的释义还包括：3、旧时对官吏、尊贵者及有权势者的尊称。
在这个概念里，我们既可以看到皇权，即所谓王法，也可以看到各衙门的部门利益，即所谓土政策或部门立法，还可以发现官吏们的个人私利，即大大小小的潜规则。这三者之间既合作又争夺，形成各自的地盘，为中国社会和文化秩序立法定规。官家概念的多义性，使我们既能确认整体特征，又能拆解内部结构。
官家集团是由暴力集团发展而来的。几乎每个朝代的创建者都是某种暴力集团的首领，他们率部打天下，然后称帝封侯坐江山。皇家贵族再雇佣代理人即各级官吏替他们治理天下。官家集团掌握的核心资源就是暴力。“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条在中国历史上通行的元规则，决定规则的规则，保证了官家在社会文化秩序方面的主导权，至少确保了否决权。
主导者如何发挥作用
官家集团如何主宰文化的发展？吴方有精确详细的描述。
商鞅三见秦孝公，第一次讲“帝道”，说得孝公直打瞌睡。第二次讲“王道”，即德政那一套，孝公仍不感兴趣，以为不切实用。第三次讲“霸道”，秦孝公“语数日不厌”。吴方用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官家集团的首领，如何在比较中选择了法家文化。反过来，如果谁抗拒改造，官家可以使用暴力，焚书坑儒，直截了当地剪除异己。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体现了官家的选择。皇帝认为儒家最有助于长治久安。可见儒、道、法，连同外来的佛教文化，都在官家文化的统摄之下，其兴衰演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官家选择的结果。
科举制度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化人的行为。这是官家选拔代理人的制度，考试内容则体现了官家的意识形态主张。在科举制度的引导下，对功名利禄的追求弥漫于官场内外，成为全社会的主流价值。尊奉这种价值的，可能名利双收；背离这种价值的，很难逃脱贫贱的命运。
在比较软性的艺术领域，官家的支配作用依然强大。
吴方说，汉朝艺术以讲究富丽矜夸的宫廷尊贵需要为主导，如绘画和大赋。元朝的艺术风格，由清雅转向粗犷的华丽装饰，体现了游牧民族统治集团的口味。
官家搞文化的优势在于组织的力量。这种力量擅长搞工程，例如紫禁城、颐和园、御用瓷器、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等等。如此耗费巨大的文化工程也只有官家才搞得起。由此也可以解释，官家的文化工程，为何具有壮丽、雄伟、宏大而精致的特色。
清代考据和文字学的高度发达，一方面起源于对明朝空疏之学的不满，另一方面来自官家文字狱的挤压。两股力量会合，形成了清朝在规范和约束之下发展的精神世界，狭窄而深入，繁缛，堆饰，拘谨，精细，虽不能开辟文化新天地，却把前人开创的事业做得细致完美。
在官家集团内部，士大夫的文化创造结出了累累硕果。他们用诗词散文等形式，表达了对社会的深刻认识和精微的人生体验。即使晚唐的诗风，悲凉颓唐的意境，唯美与享受的风气，在吴方看来，也是被迫内向开掘的产物，折射出政治进路的挫折和无奈。
士大夫充满矛盾的人生体验还培育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和宗教。
吴方说，中国士大夫的人生哲学分为两部分而互补，进取和退隐，入世与出世，杀身成仁与保全天年，好像天平的两端时时摇摆，禅宗正为后者提供了理论支持。老庄关于出世的思想，也成为士大夫人生进退、心理平衡的重要环节，形成儒道互补的基本模式。
士大夫在精神领域的创造，既有时代性和阶级特色，又包含了人类共通的深刻经验。
官家之外的创新
吴方这本书，我读到元朝，经过多次重复，才意识到内在的路数。在他的笔下，每个朝代都面临一个问题：谁在选择文化？谁需要？谁供应？谁主宰？
譬如元朝，贵族统治集团自然是文化的主宰者。但在他们之外，市民也需要娱乐，都市平民对戏曲和说书有浓厚的兴趣，而读书人的传统仕进之路几乎断绝，于是，大量的文人进入戏曲创作领域。有需求又有高水平的供应者加入，元曲便雅化、深化，形成一座文化高峰。在仕进之路断绝的背景下，元朝的文人画自写胸中丘壑，求神似不顾形似，也达到了隐逸之气的高峰。
明朝的市民和市井，产生了成就甚高的戏曲和小说，这些都是新东西。尽管新得有限。毕竟中国的市民尚未长大，新的文化也长不大。清朝的开创性文化成就，或是前朝遗民创造的，或是西方激发的。八大山人和扬州八怪，《聊斋志异》和《红楼梦》，都是官场之外的富于叛逆性的产物。
从源头说起，《诗经》中最精彩的篇章就是民间的歌谣。春秋战国王纲解纽，统治集团的控制能力下降，中国便进入了最具文化创造力的时期，百家争鸣，孔夫子就是第一位一鸣惊人的民间教育家。秦汉大一统，文化成就乏善可陈，民间的汉乐府和无名氏的古诗十九首代表了那时的文化精粹。魏晋南北朝又是官家控制能力薄弱的时代，也是中国哲学和文学发展的一座高峰。
除了各种民间力量，非官方的力量还包括外来文明的影响。佛教文化自不必说，西部和北部各民族的音乐、歌舞、饮食、服装、建筑等等也全面融入了我们的文化传统。晚清以来，西方文化对我们的影响更是全方位的，科学、民主、大工业、现代化，都是中国文化之外的新东西。中国文化史在外来文明的刺激下揭开了新的一章。
王朝循环问题
这本文化史追溯的主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还有在此基础上孕育的心理体系，包括风俗、道德、法律、信仰、知识、艺术等等。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例如生产工具，农耕技术，在千年的时段内大体是稳定的。这部分内容，吴方主要放在先秦部分讨论。秦汉之后重点就转向了人与人的关系，即社会生活秩序。这种秩序两百年左右重组一次，形成醒目的王朝兴衰和治乱循环，吴方称其为中国历史的“定势”。
为什么会有这种循环？官家主义的说法可以解释一半。
如果把汉朝比喻为一家股份公司，皇帝就是最大的股东，就是董事长。追随他打天下的贵族就是小股东。皇家贵族雇佣官吏作为自己的代理人，即大大小小的经理。官家集团的内部矛盾在于：条条块块和各级代理人，都倾向于扩张自身权力。在与皇帝的博弈中，衙门和官僚个人掌握着实际操作者的信息优势，皇帝难以约束他们无孔不入的私利扩张。于是，谁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闹独立，闹分裂。只要有军队，就可以明目张胆地闹。没有军队，也可以阳奉阴违地闹，把中央集权闹得四分五裂，名存实亡。
东汉和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士族，就是官僚代理人闹成了贵族股东。他们借九品中正制操纵用人权，进而把持政权，成为占田受赐的世袭性股东，豪门士族也成为政治和文化的主导者。科举制推行之后，门阀士族的用人权削弱了，门阀制度在中国渐渐衰落，中国社会便有了更重的平民色彩。
唐朝的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可以看作官家主义中衙门即“条条块块”闹出的成就。各地军政大员大权独揽，军队对他个人效忠，权力世袭，条条块块发展成一个个独立王国，经理们成了一个个小老板，进而觊觎大老板的位置。清帝退位和民初军阀混战的直接原因也在这里。
无论官家集团的哪一部分闹，最终目的还是瓜分地盘，占有民间创造的财富。儒家本来已经划分好民众与官家集团的利益边界，但在部门利益和潜规则的逐步侵蚀下，甚至在皇帝本人的侵犯下，边界的实际位置越来越偏离均衡点，生产集团最终承受不了官家集团的重压，流离失所，揭竿造反，社会秩序于是崩溃。
总之，“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官家主义的内部矛盾和潜规则的存在，可以精确地解释“合久必分”：官家集团内部的均衡逐步遭到破坏，官家集团和生产集团的均衡逐步遭到破坏，皇帝和民众都无力抵抗权力实际使用者弥漫不断的蚕食，社会秩序必然走向崩溃。这种规律甚至可以借助博弈论用数字计算出来，我在《潜规则》和《血酬定律》中做过尝试。
可是，为什么会有“分久必合”？在乱世之中各个暴力集团彼此竞争，某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最终吞并群雄，一统天下，似乎有很大的偶然性。长久分裂下去，甚至像欧洲那样以分裂为常态，应该很有可能。那么，中国为什么统一过那么多回？这里是否需要引入语言文字和宗教信仰方面的因素？儒家之道是否发挥了重大作用？地理因素又起了多大作用？吴方没有讨论这个问题，我也没有想透。这意味着中国的文化史还将写下去，我们对自身的认识还将继续深化。
（《青山遮不住——中国文化的历史走向》，吴方著，东方出版社2007年4月版，48.00元。此书原名《中国文化史图鉴》，山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
吴方生于1948年，44岁时出版《青山遮不住——中国文化的历史走向》，三年后因癌症去世。大学的同班同学传说：吴方写此书极苦，揣着馒头，成年累月泡在图书馆里。他原本是一个认真的人，这本纵览数千年的大作，简直就是用生命换来的。
展读此书，我的感觉正如他引用的王献之那段话：“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所谓山，即历史上的各种文化现象。所谓川，即吴方给予的各种解说。这些解说往往出人意料，让我感到茅塞顿开，熟悉的文化现象随之呈现出新的面貌。山川自相映发，我的念头也此起彼伏，随手记下的就有六十余条。这是一段愉悦而坚实的阅读经历。
顺着山川景色的比喻说开去，我近十年来埋头研究地质板块，关注暴力和财产之类的硬力量，只问利害关系，不睬风花雪月。看吴方的文化研究，除了山脉河流之外，还有花草树木，鸟兽虫鱼，秋月春风，比我关注的领域开阔多了，丰富多了，也复杂多了。不过，说到山川走向之类的基本架构，我还可以从地质学的角度多几句嘴，算作阅读吴方的心得，或许还能充当这本书的导读。至于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吴方的原意，在多大程度上属于借题发挥，读者浏览之后自能判断。
中国文化的姓名
读吴方的文化史，我体会到他写作中的一个困难：核心概念选择的困难。
谈起中国的传统文化，数十年来，人们习惯性地称之为“封建文化”。这个命名源自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体现出新中国建国以来的主流历史观。但吴方使用这个概念时很谨慎，我甚至觉得他在回避这个概念。
任何文化体系，必定有一个支配者。如果说西周文化的主导力量是封建贵族，西周文化在各方面表现出封建贵族的口味，吴方显然是赞成的。他在书中也使用了“周代封建文化”这个说法。可是，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汉朝又承袭秦制，秦汉文化还能叫封建文化吗？吴方说：“旧的封建贵族势力已在秦汉之际瓦解”，“皇族子弟虽分封王侯，却并无实际责任与势力。”封建势力如此之弱，自然不能成为文化的主宰。可是，不用封建文化这个概念，又该如何称呼秦汉以来的传统文化呢？
吴方煞费苦心。书中出现了“强制性文化”、“专制秩序”、“文化专制主义”、“以权力为中心的文化秩序”、“古代的‘军国主义’”等等说法。吴方说汉朝“主要的文化创造活动围绕着帝国体制而进行”，明朝文化是“国家导向”的，“清代社会的主导文化行为，建设和破除、提倡和禁止，都是在以皇权为核心的大一统模式内塑造的。”
这么多说法，到底有没有一个统称呢？吴方没有给出来。
假如吴方活到今天，修订再版这本书，我会建议他考虑我找到的概念：“官家主义”。我认为，秦汉以来，在中国“主义”的，说了算的，起主导或支配作用的，正是官家集团。中国是官家主义社会，中国文化的主流是官家文化。
官家，《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1、旧时指官府。2、古代对皇帝的称呼。《汉语大词典》的释义还包括：3、旧时对官吏、尊贵者及有权势者的尊称。
在这个概念里，我们既可以看到皇权，即所谓王法，也可以看到各衙门的部门利益，即所谓土政策或部门立法，还可以发现官吏们的个人私利，即大大小小的潜规则。这三者之间既合作又争夺，形成各自的地盘，为中国社会和文化秩序立法定规。官家概念的多义性，使我们既能确认整体特征，又能拆解内部结构。
官家集团是由暴力集团发展而来的。几乎每个朝代的创建者都是某种暴力集团的首领，他们率部打天下，然后称帝封侯坐江山。皇家贵族再雇佣代理人即各级官吏替他们治理天下。官家集团掌握的核心资源就是暴力。“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条在中国历史上通行的元规则，决定规则的规则，保证了官家在社会文化秩序方面的主导权，至少确保了否决权。
主导者如何发挥作用
官家集团如何主宰文化的发展？吴方有精确详细的描述。
商鞅三见秦孝公，第一次讲“帝道”，说得孝公直打瞌睡。第二次讲“王道”，即德政那一套，孝公仍不感兴趣，以为不切实用。第三次讲“霸道”，秦孝公“语数日不厌”。吴方用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官家集团的首领，如何在比较中选择了法家文化。反过来，如果谁抗拒改造，官家可以使用暴力，焚书坑儒，直截了当地剪除异己。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体现了官家的选择。皇帝认为儒家最有助于长治久安。可见儒、道、法，连同外来的佛教文化，都在官家文化的统摄之下，其兴衰演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官家选择的结果。
科举制度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化人的行为。这是官家选拔代理人的制度，考试内容则体现了官家的意识形态主张。在科举制度的引导下，对功名利禄的追求弥漫于官场内外，成为全社会的主流价值。尊奉这种价值的，可能名利双收；背离这种价值的，很难逃脱贫贱的命运。
在比较软性的艺术领域，官家的支配作用依然强大。
吴方说，汉朝艺术以讲究富丽矜夸的宫廷尊贵需要为主导，如绘画和大赋。元朝的艺术风格，由清雅转向粗犷的华丽装饰，体现了游牧民族统治集团的口味。
官家搞文化的优势在于组织的力量。这种力量擅长搞工程，例如紫禁城、颐和园、御用瓷器、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等等。如此耗费巨大的文化工程也只有官家才搞得起。由此也可以解释，官家的文化工程，为何具有壮丽、雄伟、宏大而精致的特色。
清代考据和文字学的高度发达，一方面起源于对明朝空疏之学的不满，另一方面来自官家文字狱的挤压。两股力量会合，形成了清朝在规范和约束之下发展的精神世界，狭窄而深入，繁缛，堆饰，拘谨，精细，虽不能开辟文化新天地，却把前人开创的事业做得细致完美。
在官家集团内部，士大夫的文化创造结出了累累硕果。他们用诗词散文等形式，表达了对社会的深刻认识和精微的人生体验。即使晚唐的诗风，悲凉颓唐的意境，唯美与享受的风气，在吴方看来，也是被迫内向开掘的产物，折射出政治进路的挫折和无奈。
士大夫充满矛盾的人生体验还培育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和宗教。
吴方说，中国士大夫的人生哲学分为两部分而互补，进取和退隐，入世与出世，杀身成仁与保全天年，好像天平的两端时时摇摆，禅宗正为后者提供了理论支持。老庄关于出世的思想，也成为士大夫人生进退、心理平衡的重要环节，形成儒道互补的基本模式。
士大夫在精神领域的创造，既有时代性和阶级特色，又包含了人类共通的深刻经验。
官家之外的创新
吴方这本书，我读到元朝，经过多次重复，才意识到内在的路数。在他的笔下，每个朝代都面临一个问题：谁在选择文化？谁需要？谁供应？谁主宰？
譬如元朝，贵族统治集团自然是文化的主宰者。但在他们之外，市民也需要娱乐，都市平民对戏曲和说书有浓厚的兴趣，而读书人的传统仕进之路几乎断绝，于是，大量的文人进入戏曲创作领域。有需求又有高水平的供应者加入，元曲便雅化、深化，形成一座文化高峰。在仕进之路断绝的背景下，元朝的文人画自写胸中丘壑，求神似不顾形似，也达到了隐逸之气的高峰。
明朝的市民和市井，产生了成就甚高的戏曲和小说，这些都是新东西。尽管新得有限。毕竟中国的市民尚未长大，新的文化也长不大。清朝的开创性文化成就，或是前朝遗民创造的，或是西方激发的。八大山人和扬州八怪，《聊斋志异》和《红楼梦》，都是官场之外的富于叛逆性的产物。
从源头说起，《诗经》中最精彩的篇章就是民间的歌谣。春秋战国王纲解纽，统治集团的控制能力下降，中国便进入了最具文化创造力的时期，百家争鸣，孔夫子就是第一位一鸣惊人的民间教育家。秦汉大一统，文化成就乏善可陈，民间的汉乐府和无名氏的古诗十九首代表了那时的文化精粹。魏晋南北朝又是官家控制能力薄弱的时代，也是中国哲学和文学发展的一座高峰。
除了各种民间力量，非官方的力量还包括外来文明的影响。佛教文化自不必说，西部和北部各民族的音乐、歌舞、饮食、服装、建筑等等也全面融入了我们的文化传统。晚清以来，西方文化对我们的影响更是全方位的，科学、民主、大工业、现代化，都是中国文化之外的新东西。中国文化史在外来文明的刺激下揭开了新的一章。
王朝循环问题
这本文化史追溯的主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还有在此基础上孕育的心理体系，包括风俗、道德、法律、信仰、知识、艺术等等。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例如生产工具，农耕技术，在千年的时段内大体是稳定的。这部分内容，吴方主要放在先秦部分讨论。秦汉之后重点就转向了人与人的关系，即社会生活秩序。这种秩序两百年左右重组一次，形成醒目的王朝兴衰和治乱循环，吴方称其为中国历史的“定势”。
为什么会有这种循环？官家主义的说法可以解释一半。
如果把汉朝比喻为一家股份公司，皇帝就是最大的股东，就是董事长。追随他打天下的贵族就是小股东。皇家贵族雇佣官吏作为自己的代理人，即大大小小的经理。官家集团的内部矛盾在于：条条块块和各级代理人，都倾向于扩张自身权力。在与皇帝的博弈中，衙门和官僚个人掌握着实际操作者的信息优势，皇帝难以约束他们无孔不入的私利扩张。于是，谁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闹独立，闹分裂。只要有军队，就可以明目张胆地闹。没有军队，也可以阳奉阴违地闹，把中央集权闹得四分五裂，名存实亡。
东汉和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士族，就是官僚代理人闹成了贵族股东。他们借九品中正制操纵用人权，进而把持政权，成为占田受赐的世袭性股东，豪门士族也成为政治和文化的主导者。科举制推行之后，门阀士族的用人权削弱了，门阀制度在中国渐渐衰落，中国社会便有了更重的平民色彩。
唐朝的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可以看作官家主义中衙门即“条条块块”闹出的成就。各地军政大员大权独揽，军队对他个人效忠，权力世袭，条条块块发展成一个个独立王国，经理们成了一个个小老板，进而觊觎大老板的位置。清帝退位和民初军阀混战的直接原因也在这里。
无论官家集团的哪一部分闹，最终目的还是瓜分地盘，占有民间创造的财富。儒家本来已经划分好民众与官家集团的利益边界，但在部门利益和潜规则的逐步侵蚀下，甚至在皇帝本人的侵犯下，边界的实际位置越来越偏离均衡点，生产集团最终承受不了官家集团的重压，流离失所，揭竿造反，社会秩序于是崩溃。
总之，“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官家主义的内部矛盾和潜规则的存在，可以精确地解释“合久必分”：官家集团内部的均衡逐步遭到破坏，官家集团和生产集团的均衡逐步遭到破坏，皇帝和民众都无力抵抗权力实际使用者弥漫不断的蚕食，社会秩序必然走向崩溃。这种规律甚至可以借助博弈论用数字计算出来，我在《潜规则》和《血酬定律》中做过尝试。
可是，为什么会有“分久必合”？在乱世之中各个暴力集团彼此竞争，某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最终吞并群雄，一统天下，似乎有很大的偶然性。长久分裂下去，甚至像欧洲那样以分裂为常态，应该很有可能。那么，中国为什么统一过那么多回？这里是否需要引入语言文字和宗教信仰方面的因素？儒家之道是否发挥了重大作用？地理因素又起了多大作用？吴方没有讨论这个问题，我也没有想透。这意味着中国的文化史还将写下去，我们对自身的认识还将继续深化。
（《青山遮不住——中国文化的历史走向》，吴方著，东方出版社2007年4月版，48.00元。此书原名《中国文化史图鉴》，山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