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对于严重侵犯公民精神性人身权利的非法拘禁、强制侮辱等犯罪行为,能否依据《刑法》第20条第3款实施特殊防卫?刑法教义学持否定回答。但学术界和实务界却都有分歧,既然教义学已有明确的答案,那么,产生分歧的原因就不在第3款之内,而是因为刑法整体上把侵犯精神性人身权利的诸罪都定为轻罪。这凸显了刑法在立法价值上,不自觉地受到了近代西方重财产轻人格之价值观的影响,不重视对名誉、自由等精神性人身权利的保护。我国刑法在立法价值上需要积极响应社会价值的变迁,强化对精神性人身权利的保护,实现立法价值与社会价值的良性互动。
【机 构】
:
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北京100048
【基金项目】
: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多重身份背景下义务的冲突及其解决”(16YJC820032)的阶段性成果。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对于严重侵犯公民精神性人身权利的非法拘禁、强制侮辱等犯罪行为,能否依据《刑法》第20条第3款实施特殊防卫?刑法教义学持否定回答。但学术界和实务界却都有分歧,既然教义学已有明确的答案,那么,产生分歧的原因就不在第3款之内,而是因为刑法整体上把侵犯精神性人身权利的诸罪都定为轻罪。这凸显了刑法在立法价值上,不自觉地受到了近代西方重财产轻人格之价值观的影响,不重视对名誉、自由等精神性人身权利的保护。我国刑法在立法价值上需要积极响应社会价值的变迁,强化对精神性人身权利的保护,实现立法价值与社会价值的良性互动。
其他文献
刘放桐认为,在语言转向被当作西方哲学现当代转向主导形态的背景下,美国实用主义的实践转向具有特殊地位。杜威去除了经验概念的旧形而上学意蕴,而将它与实践概念融合起来,杜威的哲学改造与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革存在某些相通之处。童世骏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来看杜威的教育观,探讨了"不对称主体之间的平等交往何以可能"的问题,认为通过在不对称的两个主体之间再设置一个第三者的方法,可以克服主体间关系的不对称性。安乐哲认为,儒学和杜威的实用主义这两种传统对当代哲学话语的贡献在于,它们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取代个人主义的
2019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评选活动,由《学术月刊》杂志社、光明日报理论部与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联合主办。经过学界推荐、文献调研、学者研讨、专家评议、投票确定等程序,评选出"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等十大学术热点,现予公布。
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meras)在其两大卷《交往行动理论》中一次也没有提到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名字,但根据他对杜威的哲学尤其是他的政治哲学的很高评价①,可以判断哈贝马斯对杜威在《经验与自然》中的“交往是万物中最奇妙之事”②的说法,是会产生共鸣的。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强调,理想的交往情境的特征之一是交往主体之间的对称性,而杜威的教育哲学把教育的最高目标看作是学生(以及所有受教育者、所有学习者)从较不成熟到比较成熟的成长过程。我们如果把这两种观点结合起来,或许可以对哈贝马斯
一、实用主义特质:分析哲学的还是现象学的关于实用主义的归属,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实用主义隶属英美分析哲学传统,是实证主义的同道。这种看法占据了主流,有着种种理由作支撑。詹姆斯自己曾经对实证主义者马赫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好感,在给马赫的一封信中表达了他与马赫的趣味相投:“正如我十分喜欢您的思想的整个格调和气质……我相信,从整体来说,这种真正哲学的思考方式,正是我的方式。”①而作为马赫后裔的逻辑实证主义奠基人石里克也明确宣称,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哲学,“整个说来,完全是沿着由恩斯特
把尼采虚无主义的隐微论含义解释为"万事皆空,一切皆无",有三种可能性。这三种可能性都是不能成立的。第一种可能是:能站在整个宇宙的角度和高度看待人间之事的万能之神,会把人之追求视为无意义之事,永恒轮回意味着一切皆无的彻底虚无。第二种可能是:一个理论上可以设想的沿着创造性之路穷尽无限可能的超人面对自己所经历的一切发出"万事皆空,一切相同,一切俱往"之论。第三种可能是:把超人理解为不惜最卑劣地把他人当做实现自我目的的纯粹手段,甚至不惜杀戮的恶魔之人,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未醒悟前的拉斯柯尔尼科夫。
面对数字信息经济发展带来的变化和提出的挑战,需要重新审视和评述新制度经济学,揭示其所具有的交易范式和所有权中心论的性质和特征。在此基础上,转换理论视域和分析角度,提出和发展一种使用权中心的制度经济学。使用权制度经济学的框架结构包括使用权的产权理论、使用权的企业理论和使用权的组织理论,是一种共生、共和、共享的制度经济学。
从阶层构造论出发,可以将立法视为实施宪法的活动,它既是对宪法规范的适用,又是对一般法律规范的创设。原则权衡理论则将这种适用和创设活动看作是立法机关对宪法原则(尤其是基本权利,也包括其他宪法原则)的权衡。在规范理论的视野中,立法呈现自身的特性:首先,立法相对于其他层级的法律适用和创设活动拥有更大的政治形成空间,但这只是程度上的;其次,作为宪法原则之权衡活动的立法与实质民主观,尤其是取向于实现公民最根本利益(正确性诉求)的审议式民主相关,因而不违背民主正当性原则;最后,作为宪法原则之权衡活动的立法同时包括积极
知识精英以多种不同形式参与国家与社会治理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官僚知识体系的固化、基层运作机制的碎片化与行动者(居民)参与的乏力的相互叠加与彼此强化,共同造成了当代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困境。专家学者通过深度介入的方式,帮助基层党委和政府在基层治理中"找回居民",推动以居民参与和社区协商的方式回应居民需求,进而实现城市基层运作机制和治理体系的创新,是城市基层治理模式创新的一大新动向。专家学者以居民需求与基层治理为导向,基于专业知识和社会声望,有效地实现了社区行动者参与、基层运作机制和基层官僚知识体系的
"鲁迅影像"作品中的绍兴空间,是"鲁迅影像"中最稳定、最成熟和最明确的空间意象。这一空间在电影文献纪录片、电视传记片和演剧传记片三种类型的作品中有不同的侧重和表达,体现了"鲁迅影像史"上不同的绍兴风貌。绍兴空间由风景、风物和风情三种不同符码组成,它们的编码规则代表着鲁迅形象的认知模式,并随着"鲁迅影像"定位和媒介影响而改变。绍兴空间也形成特定的程式:在画面和声音关系、绍兴空间的视线设置、处理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像内容的排序和比重都表现出一定规律性,也内涵着空间的权力秩序。绍兴空间意象内外
鲁迅对文艺复兴以来拉丁语系的意大利和法兰西文明的认识,其系统性和深度明显超过他对东北欧诸弱小民族(主要是斯拉夫语系文学)的译介。鲁迅关注法兰西文明,重点在文艺,也兼顾科学技术、政治历史和思想学术。他关心法国现代科技背后的人文思想,反思"法兰西革命"之后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关心当代法国政治(包括法国在北非殖民地的政策),留意法国文化人的政治立场,从中获得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有益的启迪。鲁迅并非法国文学专家,也不通法语,但他毕生关心法国文学,零星的译介积少成多。他对卢梭、雨果、波德莱尔、罗曼·罗兰、法朗士、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