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陵兰的新开始”——《全明星》朱莉合唱组和《格陵兰自治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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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全明星》选秀节目朱莉合唱组这一个案告诉我们,流行文化带有政治性,看似一个日常生活中的浅显问题,背后却蕴涵着深刻的文化意蕴。朱莉合唱组是当代流行乐坛一个炙手可热的名字,不仅在格陵兰而且在丹麦亦是如此。《全明星》节目极为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脱离了殖民语境,朱莉合唱组的成功表明流行文化也是人们可以接受的具有政治意义的文化产品,年轻的格陵兰人将他们的文化传统因素融入诸如《全明星》这类节目中,从而得到更多受众的认可;他们不再逃避当今的全球化,相反,借助传统,创新改革,从而让格陵兰文化为人们所接受。
其他文献
根据吐鲁番台藏塔新出《永淳三年历日》和其他文献材料,唐代早期历日应定名为“历日”,而非“具注历日”。“历日”作为历书的自题名一直使用到唐武宗时期,自唐僖宗时期以后则使用“具注历日”。唐前期官颁历日历注中已有吉凶宜忌的内容,全国范围内的历书形制基本统一,这种形制一直延续到敦煌吐蕃和归义军时期。
如何在论著数量剧增的同时,提高研究的水平,已成为近年来研究者共同关心的问题。本刊特延请邓小南、柳立言、包伟民、刘浦江、何俊等五位学者,就“宋辽金史研究:新视野、新论题、新方法”这一议题,各抒己见,以飨读者。所谓“新视野、新论题、新方法”,其要义无非在于推动学术的创新。各位学者或就宋辽金史研究在整体上如何调整视角,摆脱困厄,拓展新议题,抒发己见;或就某一具体领域的研究现状献疑直言,以求推陈出新。
扶乩为一种传统占卜方式,明清以来被不少宗教团体采用。1922年成立的道院即以扶乩为主要宗教活动,其早期势力的发展便得益于此,但同时扶乩手也常借扶乩干涉道院的组织运作,为自身牟取利益,从而引发信众流失、派系斗争及政治势力打击等危机。在不取消扶乩的情况下,如何规避其消极影响成为道院发展中的一个难题。道院管理层试图通过构建一套关于扶乩手的培训、认证及监督的制度解决此难题。针对扶乩手的严格监管制度和合理的收入保障,是扶乩制度化得以取得一定成效的关键。
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和宗教改革领袖路德之间的私人关系一直没有被清晰地描绘。以伊拉斯谟在弗莱堡的晚年生活经历为例,还原这位著名人文主义者的真实面目,进而评价他对宗教改革、天主教会等重要问题的理解,将有助于揭开他与路德之间在宗教改革和人文主义上的分歧。宗教改革与人文主义之间存在的根本问题也有助于得到清理。
作为自费生,学费问题如久吹不散的乌云始终笼罩着丁文江异域求学之途,甚至迫使他不得不中途放弃在名校剑桥大学的学业。丁文江本人及其亲友的回忆录、胡适的《丁文江的传记》,以及最近出版的宋广波《丁文江年谱》,对学费问题均有述及,但或语焉不详或不免误谬。本文拟厘清这一问题。
期刊
后现代城市地理学及其对古代历史分析的实用性需要批判地考察。后现代主义范围广阔,包括许多不同的研究方法,并且改变了城市地理学的研究方式。任何试图将后现代主义归纳为一种统一理论的努力都难免会失败,但是这类解释通常强调个人对城市的解读和“体验”。这些方法让历史学家将注意力集中于城市的碎化和多样化的体验,然而占支配地位的观念是将城市看作一个“系统”。个体化方法的辩护者强调在权力关系、交互作用和体验中的诸种变化,所有这一切组成了集体的城市感受。它们向我们提出挑战,要我们注意由个体构成的城市经验以及该经验的碎化和多样
古代希腊罗马世界的经济发展模式是现代资本主义的、还是自然经济的、抑或是“嵌入型”的模式,一直存在争议。这显示了古典时期经济发展的复杂性。但这些模式存在明显的纰漏:只整合了城市男性精英群体的价值观并得到了我们一直使用的文献资料的强化。一个修正和平衡的模式无疑是广大下层民众的经济活动及其价值观的揭示。古代希腊罗马妓女的世界恰好是这一修正模式的最好载体。
此次美债危机是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延续,根源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具体讲,是根源于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步入低潮、美国实施一系列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所导致的收入差距重新扩大。应对美债危机,必须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看清"普世价值论"和"补课论"的真面目,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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