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玲 司丽静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1.1
　　98.00元
　　张玲
　　川北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一项，主持完成教育部、四川省及所在学校课题十余项。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医疗社会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等方面的研究。
　　司丽静
　　西华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川北医学院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医学史、高等医学教育等方面的研究。已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承担科研课题六项，参研科研课题四项，主编教材一部，参编教材两部。
　　本书围绕国家卫生体制的演进、疫灾防控与社会发展、西医传入与中外文化交流、中西医关系与社会变迁、医护群体的生存样态、医学教育发展与社会进步、抗日战争与中国医学发展、近代中国医患关系、公共卫生与中国城市近代化等九大主题展开，既能丰富读者对近代医学发展之社会背景的认识，了解国史、国情，还能提升人文素养，开阔知识视野。

西学东渐与西医东渐

　　所谓“西学东渐”，是指从明代晚期以来，西方学术不断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进程。在17世纪前后，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汤若望、罗雅各、南怀仁等人相继来华，当时这些传教士为了方便在中国传教，积极践行“自我儒化”的路线，同时为了迎合中国士大夫的兴趣，他们将很多天文、历法、地理及数学之类的西方知识带到了中国，如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前六卷及其与李之藻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汤若望的《历法西传》等。这些知识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但彼时西方尚未开始科技革命，同时传教士本身所掌握的科学知识也相当有限，再加之清乾隆时期开始实施的闭关禁教政策，这一时期西学传播的成果相当有限。

　　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西学东渐的风潮再次兴起，而不同于其早期的传播，这次西学传播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而来的，其传播的深度与广度皆远胜以往。在西方列强一次次的军事侵略中，他们的实力展露无遗，西学传播也不断地深化，中国人对于西学的认识从最初的“奇技淫巧”到“中体西用”再到几近于全面的学習与认可。西学的形象也从最初的“夷学”渐次转变为“新学”，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和知识体系则成为“旧学”，被戴上了愚昧、落后、迷信的帽子。近代西方数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医学、农学、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等众多学科体系开始在中国立足并不断发展。[姚彬彬：《现代佛学思潮与中国文化转型》，宗教文化出版社2015年版，第20页。]面对着数千年未有的历史变局，近代早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开眼看世界，开启了向西方学习的历史进程。一大批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译作也不断问世，目录学家姚明达在《中国目录学史》中说：“自曾国藩创办制造局，以译西书为第一义。数年之间，成者百种。而京师同文馆及西士设教于中国者，先后译录，迄光绪二十二年，可读之书，约三百种。”[姚明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71页。]西学所带来的冲击对近代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东西方文化在这一时期的碰撞、交融，使整个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