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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文网页搜索,发现国人喜欢评价外国政党或者领导人执政的效果,不仅是记者,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也是如此。但是仔细看看这些报道或文章,其评价的时间周期、形式、体例和内容却是五花八门。笔者认为,无论是从学术研究还是从政策研究的角度,都应该构建相对统一的标准,虽然这个标准不太好制定,但是我们还是应该积极探索。
首先是评价周期的问题。现在有评价某政党或领导人执政一周年的、两周年、三周年、四周年、五周年,甚至更长时间段的。比如,关于奥巴马、特朗普、安倍、内塔尼亚胡等人执政一周年的评价文章就不少。也有人评价埃及塞西执政两周年、评价他信在泰国执政四周年的。对普京执政进行评价的时间周期就更宽泛了,有四年的、前四年后四年的、六年的、十年、甚至15年的。对英国首相布莱尔执政十周年的评价文章也不少。而对政党或某个特定集团执政进行评价的时间周期则普遍长于领导人,比如有评价缅甸军人执政十周年、20周年的,还有评价英国保守党连续执政17年、墨西哥制度革命党执政70周年的文章。虽然也有评价德国红绿联盟执政一周年的文章,但很少。不过对于政治转型比较顺利的国家缅甸的执政集团民盟,其执政一周年、两周年都有文章评价。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于领导人,执政一周年、两周年都合适进行评价,随后再根据其任期进行评价;但对于执政党或执政集团,进行一个任期以及更长时段的评价则比较合理。
其次是评价主体的问题。评价主体不同,评价结论也会有很大的差别。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的政治势力对执政党的评价会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反对党一般不会赞许执政党,甚至会鸡蛋里挑骨头。比如缅甸民盟执政两年来,巩发党、军方、少数民族政党、民地武、官员、僧侣、裙带商人和一般老百姓对民盟的评价就差异很大。此外,国际社会通常对某个国家领导人或执政党的评价也会差异很大。比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曾对民盟在缅甸执政寄托了很大的希望,但是罗兴亚人问题在2017年8月尖锐化之后,西方国家纷纷谴责民盟,杜昂山素季从以往西方媒体中的民主代言人变成了违反人权的恶人。当然,更深层的原因是西方对民盟和杜昂山素季理性处理与军方的关系以及发展与中国的合作不满。与此同时,中国、印度、东盟对民盟的执政总体上是认可的,日本对民盟执政的评价与美国、欧盟也有很大的差别。
三是评价方法的问题。对任何一个政党或领导人的执政进行评价,必须置于宏观历史背景之下,才能得出比较客观的结论。比如,对缅甸民盟政府和巩发党政府单独进行评价,可能亮点不多,但把埃及、突尼斯、叙利亚等2010年后政局发生变化的国家作为参照物,缅甸的局势无疑又是比较好的。但如果把缅甸2011年以后的发展与印尼、泰国等东南亚邻国政治转型后的发展相比,则速度仍是相对较慢的。把民盟执政的前两年与巩发党执政的前两年相比,两者所取得的成绩差别不大。不过笔者在进行文献检索时发现,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亚非拉国家领导人或执政党的执政评价往往比较简单,以定性为主;而对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评价则比较科学,定性与定量评价相结合,比较多地运用了经济社会发展数据以及民众满意度的测评。比如美国问题专家刁大明在评价特朗普执政一周年时,从执政活跃度、政府完整度、政策完成度以及民意满意度等四个维度进行分析,同时数据比较充分。从这个角度看,对周边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研究在方法上需要更新和优化。在评价的视角方面,学者们要尽量避免带有个人利益或特定群体利益的主观性,力求客观和准确。
四是评价内容的问题。现有研究成果一般都是对领导人或执政党的政策本身及其效果进行评价,重点是政治、经济和对外关系的发展。此外,也有学者从执政党或领导人的主要政策、重点作为、亮点、不足之处、今后面临的挑战以及发展趋势等角度进行评价。还有,多数学者能够针对每个国家的不同情况,关注新政府或领导人在解决该国政治、经济、社会等重大问题上的进展。一般而言,一个任期内的中短期评价主要应该根据该国领导人或政党在竞选过程中的承诺或执政之初提出的重点目标进行分析,不应自设评价体系;而更長时段的执政效果评价,既可以进行总体研究,也可分别对政治、经济、社会、对外关系等领域的发展进行分析。
首先是评价周期的问题。现在有评价某政党或领导人执政一周年的、两周年、三周年、四周年、五周年,甚至更长时间段的。比如,关于奥巴马、特朗普、安倍、内塔尼亚胡等人执政一周年的评价文章就不少。也有人评价埃及塞西执政两周年、评价他信在泰国执政四周年的。对普京执政进行评价的时间周期就更宽泛了,有四年的、前四年后四年的、六年的、十年、甚至15年的。对英国首相布莱尔执政十周年的评价文章也不少。而对政党或某个特定集团执政进行评价的时间周期则普遍长于领导人,比如有评价缅甸军人执政十周年、20周年的,还有评价英国保守党连续执政17年、墨西哥制度革命党执政70周年的文章。虽然也有评价德国红绿联盟执政一周年的文章,但很少。不过对于政治转型比较顺利的国家缅甸的执政集团民盟,其执政一周年、两周年都有文章评价。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于领导人,执政一周年、两周年都合适进行评价,随后再根据其任期进行评价;但对于执政党或执政集团,进行一个任期以及更长时段的评价则比较合理。
其次是评价主体的问题。评价主体不同,评价结论也会有很大的差别。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的政治势力对执政党的评价会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反对党一般不会赞许执政党,甚至会鸡蛋里挑骨头。比如缅甸民盟执政两年来,巩发党、军方、少数民族政党、民地武、官员、僧侣、裙带商人和一般老百姓对民盟的评价就差异很大。此外,国际社会通常对某个国家领导人或执政党的评价也会差异很大。比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曾对民盟在缅甸执政寄托了很大的希望,但是罗兴亚人问题在2017年8月尖锐化之后,西方国家纷纷谴责民盟,杜昂山素季从以往西方媒体中的民主代言人变成了违反人权的恶人。当然,更深层的原因是西方对民盟和杜昂山素季理性处理与军方的关系以及发展与中国的合作不满。与此同时,中国、印度、东盟对民盟的执政总体上是认可的,日本对民盟执政的评价与美国、欧盟也有很大的差别。
三是评价方法的问题。对任何一个政党或领导人的执政进行评价,必须置于宏观历史背景之下,才能得出比较客观的结论。比如,对缅甸民盟政府和巩发党政府单独进行评价,可能亮点不多,但把埃及、突尼斯、叙利亚等2010年后政局发生变化的国家作为参照物,缅甸的局势无疑又是比较好的。但如果把缅甸2011年以后的发展与印尼、泰国等东南亚邻国政治转型后的发展相比,则速度仍是相对较慢的。把民盟执政的前两年与巩发党执政的前两年相比,两者所取得的成绩差别不大。不过笔者在进行文献检索时发现,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亚非拉国家领导人或执政党的执政评价往往比较简单,以定性为主;而对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评价则比较科学,定性与定量评价相结合,比较多地运用了经济社会发展数据以及民众满意度的测评。比如美国问题专家刁大明在评价特朗普执政一周年时,从执政活跃度、政府完整度、政策完成度以及民意满意度等四个维度进行分析,同时数据比较充分。从这个角度看,对周边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研究在方法上需要更新和优化。在评价的视角方面,学者们要尽量避免带有个人利益或特定群体利益的主观性,力求客观和准确。
四是评价内容的问题。现有研究成果一般都是对领导人或执政党的政策本身及其效果进行评价,重点是政治、经济和对外关系的发展。此外,也有学者从执政党或领导人的主要政策、重点作为、亮点、不足之处、今后面临的挑战以及发展趋势等角度进行评价。还有,多数学者能够针对每个国家的不同情况,关注新政府或领导人在解决该国政治、经济、社会等重大问题上的进展。一般而言,一个任期内的中短期评价主要应该根据该国领导人或政党在竞选过程中的承诺或执政之初提出的重点目标进行分析,不应自设评价体系;而更長时段的执政效果评价,既可以进行总体研究,也可分别对政治、经济、社会、对外关系等领域的发展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