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完成工业化的德国面临和今日中国相似的处境：传统社会日趋瓦解，价值与规范剧烈变迁，中产阶级普遍感到焦虑，城市里满是解放的，也是孤独的、无根的年轻人。“在世界图像的时代，世界为自由漂浮类型的智性所统治。这种智性迷恋‘大都市的幻象文化’，用沥青路面遮没了‘对土地的忠诚’，忘却了存在的跟。”（转引自曹卫东、黄金城《德国青年运动》）以此为背景，德国市民阶层的青年开启了一场野外漫步、回归自然的“候鸟运动”，试图“拯救自己，握紧旅行的手杖，去寻找你那已经失去的自然和坦诚”。
　　如今的中国并不缺乏“候鸟运动”，年复一年，打工者与中产阶级一起回到他们的故乡，还乡，但并不相逢。“你在校内网上看看那些对骂的小孩，看看他们的资料，都是一样一样的。”当本刊记者和一位受访者聊起青年的左右之争时，他说，“你看不出这拨青年有什么不同，真正有差别的一群，是我们的小学同学，他们是不表达的，不要说表达的兴趣，他们连那个语言都没有建立。”
　　不妨这样理解：先是城乡与阶层的分化，产生了一批足可“自由漂浮”的年轻人，然后才是观念的冲突，促成了他们之间的意识形态对立。本刊记者面对的，正是这样一群观念上的左翼青年。
　　左翼青年——这自然是个便利的称呼，与那些拥抱自由主义（同样是个便利的表达）的年轻人相比，他们的观点显得更为驳杂，而媒体上也缺乏与之相关的独立论述。我们试着呈现他们的想法以及想法的由来——在人们以“五毛党”与“带路党”互相羞辱的语境下，我们得检视一下自己是不是丧失了对世界复杂性的认知，以及对一个个鲜活的个体的触感。
　　你会发现，无论左右，这些年轻人往往是震荡的产物：对自由主义的好感常来自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反动”，而与自由主义保持距离又常常出于“反动之反动”；他们习惯在一些“民主”、“公正”这样的词语里寻找自我实现感，却也可能不求甚解，他们对整体性的时代风潮颇为敏锐，但基于观念的立场却也容易反复。无论如何，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他们并没有放弃对于价值的追求，他们仍在寻找理解这个世界的钥匙——但如果真的想找到这把钥匙，他们不能忘掉自己的“小学同学”。
　　由“候鸟运动”开启的德国青年运动绵延三十余年，从自主时代到联盟时代，其间意识形态错综复杂，反复震荡，“人们站在右翼立场上像左翼一样感受，人们站在左翼立场上却能有‘民族’的理念……”直到新一代年轻人被纳粹运动营造的准宗教氛围收编，成为希特勒的“国家青年”。德国学者说，青年运动中营造的精神氛围——反理性主义、文化悲观主义和泛德意志性，与纳粹运动十分接近，而它本身又未能创造出一种个体政治的责任伦理，最终年轻人被冒牌哲学家和蛊惑人心的政客所诱导和利用。
　　国家造就青年，青年也造就着国家，这些“未完成”的青年在未来做什么选择，本质上不是一个“左右”的问题，而是如何理解自我与更广泛的世界，如何有责任、有德性地生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