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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也要伟人扶，神化丹青即画图。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袁枚此诗告诉我们：人文景观为秀美河山增添历史底蕴，二者相得益彰，更加令人神往。风景如画的西子湖畔，因为长眠着岳飞、于谦两位英雄，才使它成为明末民族英雄张煌言最为心仪的安魂之所：
国破家亡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
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
惭将赤手分三席，敢为丹心借一枝。
他日素车东浙路，怒涛岂必属鸱夷。
张煌言以诗言志，希望自己死后能葬于杭州西湖之滨，与他心目中的偶像岳飞、于谦比邻而眠。张煌言以身殉国后，被葬于杭州南屏山北麓荔子峰下。后人将岳飞、于谦、张煌言并称为“西湖三杰”，三位忠臣的英灵为浓妆淡抹总相宜的西湖平添了一抹金戈铁马之色。
古代帝王，无论是明于治道励精图治的，还是昏庸腐化恣情声色的，在讲政治上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他们要求臣民的，第一是忠，第二是忠，第三还是忠。历代王朝对已故名臣追赠谥号用字，首选的便是“忠”，“文忠”如颜真卿、欧阳修、苏轼、张居正、林则徐、李鸿章等；“忠武”则有诸葛亮、郭子仪、岳飞等，“忠肃”则有于谦等。既然“忠”是臣民的最高道德准则，那么，身体力行这一准则，“为国尽忠”的忠臣就理所当然该受到“国家”亦即皇帝的表彰奖励信任重用了；然而，事实却往往与此相反，忠臣常常不得善报。就说备受张煌言推崇、为西湖增添爱国主义政治意蕴的岳飞和于谦这不同时代的两位少保，堪称忠臣楷模，最终却被皇帝老官视为心腹之患，必欲除之而后快。两位少保以忠获罪，成了政治冤案的受害者，他们的最大过错恰恰是忠得太实诚太认真，不懂得揣摩人主心思，灵活运用，投其所好，也不善观测政治风向，权衡个人得失。“忠臣不得好报”，这实在是一个悖论。两位少保的冤案虽然后来被平反了，但那只能叫“迟到的正义”，现代法理有云：迟到的正义对当事人来说已无所谓正义了。不过，这两大冤案及其平反经过，作为古镜，毕竟可供后人鉴而戒之，有所思悟的。
一、岳飞冤案及其平反
岳飞（1103—1142），字鹏举，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他出身贫寒，二十岁应募为“敢战士”，身经百战，屡建奇功，是南宋初期的抗金名将。绍兴十年（1140）他统率岳家军大破金兵于郾城，进军朱仙镇，准备渡河收复中原失地，却被皇帝召回。岳飞痛饮黄龙的壮志豪情、尽忠报国的满腔热血，遇上朝廷维持现状、偏安一隅的大政利器，将军的血注定要流在皇帝苟安保位的政坛上，而不是恢复故土、迎还二圣的战场上。罪名，说白了就是岳飞不懂得在政治上和皇帝保持一致，你心心念念要迎还二圣，心目中还有没有“今上”？那两位回朝了，把赵构往哪放？让他再去做康王，那不啻要他的命吗？这个很自私也很政治化的理由，却又不便昭告世人，于是就只有拿“莫须有”这一模糊词语来应付舆论了。
中国历来就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凡是迫害忠良的事，其罪大都记在一个或者几个奸臣头上。奸臣诚然可恶，可没有皇帝默许和怂恿，哪个奸臣吃了豹子胆，敢拿国家鼎臣的性命去赌一把？南宋时，有个编修叫胡铨，愤然上书，反对议和并请杀秦桧。秦桧当时正权势炙手可热，胡铨如此冒犯，秦桧肯定是恨得直咬牙，即使这样，他也不敢处死胡铨，而只能将其贬谪出京，去广州做地方官。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秦桧，连一个编修官胡铨都不敢随意杀害，怎么敢杀害战功赫赫、权位显贵远在胡铨之上的岳飞呢？如果高宗不允许，秦桧敢出手吗？要之，谋害岳飞的幕后元凶正是宋高宗自己，秦桧不过是一高级帮凶耳。有史为证：《宋史·高宗本纪》：“癸巳，赐岳飞死于大理寺，斩其子云及张宪于市，家属徙广南，官属于鹏等论罪有差。”《宋史·奸臣传》：“赐［飞］死狱中。”君臣二人纪传中，明白无误地写着“赐死”，赐死大臣的权力当然属于皇帝也只能属于皇帝，而不可能“下放”给宰相。《宋史》作者连呼“呜呼冤哉！呜呼冤哉！”替岳飞呜冤，称“高宗忍自弃其中原，故忍杀飞”，实在是一语中的春秋笔法。赵构为了保皇位，可以忍心放弃中原故土，更不想迎回做了俘虏的前两任皇帝，所以就要残忍杀害岳飞，因为岳飞是赵皇帝执行既定国策的重大障碍。“忍杀岳飞”，《宋史》白纸黑字明明把账记在赵构的头上，可是当时以及其后的“保皇”史学家总是极力为赵皇帝开脱，硬是把罪责全推给秦桧，包括我先读过后来又教过的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皆因袭这一旧说。慧眼独具，能廓清历史迷雾，看到本质的是明代书画大家文征明，其《满江红》词曰：
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慨当初、依飞何重，后来何酷！岂是功高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最无端、堪恨又堪悲，风波狱。
岂不念，疆圻蹙；岂不念，徽钦辱，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
文征明的观点和宋史“高宗忍自弃其中原，故忍杀飞”的结论完全一致，也符合真实的历史。之所以具备如此卓绝的史识，我想，或许和他参与编修明武宗实录的阅历有关吧，了解内幕之黑，以今比古可想而知。
底下我们看看冤狱平反的经过。“三字狱”的实际制造人赵构坐了三十六年龙椅后，厌倦了皇帝生活，遂禅位于太子赵昚，自己当太上皇去了。孝宗赵昚虽非赵构亲生，毕竟也是养子，更重要的是皇帝宝座那可是赵构让他坐上去的，论情论理，他都应该对前任皇帝感恩不尽的。孝宗也的确对太上皇礼敬有加，五日一朝，生话关照更是不在话下。但有一件事，新任皇帝却硬是没给太上皇留面子，那就是平反岳飞冤案，而且几乎是以迅雷的速度付诸实施。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十一日，原最高领导、冤案制造者离开了宝座，孝宗正式受禅。七月十三日，新任皇帝的“第一把火”点燃——下诏追复岳飞原官，以礼改葬。为不让太上皇过于难堪，也为避免可能遇到的某些阻力，孝宗特别声称平反岳飞冤狱是仰承太上皇圣意的。这一来，让赵构纵使心里不愿意也不好再说计么。孝宗原诏如下：
故岳飞起自行伍，不逾数年，位至将相。而能事上以忠，御众有法，不自矜夸，余烈遗风，于今不泯。去冬出戍鄂渚之众，师行不扰，动有纪律，道路之人，归功于飞。飞虽坐事以殁，而太上皇念之不忘。今可仰承圣意，与追复原官，以礼改葬；访求其后，特予录用。
同年十月，孝宗又发布第二道平反诏书，正式追复岳飞的少保、节度使等官职，对岳飞的人品事迹更是褒扬备至。其诏略谓：
故前少保岳飞，拔自偏裨，骤当方面。志略不专于古法，沉雄殆得于天资。事上以忠，至无嫌于辰告；行师有律，几不犯于秋毫。外摧孔炽之狂胡，内剪方张之剧盗，名之难掩，众所共闻……嗟夫！闻李牧之为人，殆将抚髀；阙西平而不录，敢缓旌贤。如其有知，可以无憾！可特追复少保、武胜定国军节度使、武昌郡开国公，食邑六千一百户，实封二千六百户。
同年十二月，敕以一品隆礼，改葬岳飞骨殖于临安府西湖栖霞岭之阴（即今所见杭州西湖畔之岳王墓），并赐钱百万。岳飞长子岳云复左武大夫忠州防御使。岳飞妻李氏复封楚国夫人。当时李氏与次子雷、三子霖等流放岭南，均获生还，并岳家其他后裔均访寻录用，并授官爵。后来又为岳飞敕建庙于鄂州，赐号忠烈。淳熙六年（1179），追谥武穆。宋宁宗嘉定四年（1211），再追封为鄂王。宋朝给岳飞平反的时间，从初步昭雪到发还田宅，从复官改葬到赐谥追封，直至追封三代，全程历时四十九年。
二、于谦冤案及其平反
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岳飞蒙冤三百年后，明朝于谦的冤案惊现于历史舞台，而且与岳案颇多相似之处：同样是在与北方异族交战，决定国家命运的非常时期；同样面临要不要迎回被俘虏的太上皇的艰难选择；同样是有功于国家，却背着“谋反”罪名被杀害；同样是在制造冤案的最高权势人物离开权力后迅速得到平反。
于谦（1398—1457），字廷益，钱塘县（今杭州）人。因为出生在西子湖畔，岳飞墓地成了他小时玩乐的去处，启蒙后对岳飞十分崇拜。于谦曾做诗《岳忠武王祠》，表达他对岳飞壮怀激烈的敬仰、事业未竟的慨叹。他十六岁写下抒怀名作《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以后又写了姊妹篇《咏煤炭》，其最后两句是“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这些诗句既是他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宣言，也是他做人的座右铭，且一生身体力行。
于谦先后任地方官十九年，多有建树。正统十三年（1448）出任兵部左侍郎。明年，明英宗朱祁镇在宦官王振的怂恿下，率五十万大军亲征瓦剌，结果是明军大败，英宗自己也做了俘虏。这就是所谓“土木之变”。历史把于谦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当时的形势是：外有强敌挟势而来，意在吞明；国中无主，兵力不足，人心惶惶，北京危急！大明王朝危急！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不惧“烈火焚烧”的于谦，毅然肩负起指挥北京保卫战的重任，开始了他个人生命中最为耀眼的“燃烧”。
皇帝被俘，强敌兵临京门，有朝臣侍讲徐珵竟胡说星象有变，应当南迁。对此动摇国本的谬说，于谦当面厉声斥责说：“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势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并请留守北京的郕王朱祁钰“速召勤王之兵，誓以死守”。得到郕王和英宗之母孙太后首肯后，决定死守北京。为了堵死瓦剌人拿明英宗做人质要挟明廷的念头，于谦联合大臣共请郕王正位。九月朱祁钰即位称帝，是为明景帝，以明年为景泰元年，遥尊英宗为太上皇。这两项非常时期的重大决断，稳定了大局，表现了于谦过人的胆识。于谦也被景帝委以重任，做了兵部尚书，主持战守之策。而接下来进行的惊心动魄的北京保卫战则充分展示了这位书生出身的国防部长杰出的军事才能。于谦夙兴夜寐，指挥缮器甲、修战具，调兵征饷，积极布防，严阵以待。因为缺兵少将，于谦上奏，让景帝放出了那些因过失下狱的将领，准予戴罪立功，其中有广宁伯刘安和原大同左参将都督石亨。石亨是一员猛将，危难之间，于谦大胆用人，熟习军事的石亨被授予重任，守卫京城九门之中最重要的德胜门。刘安则负责协助于谦。
正统十四年十月，瓦剌也先挟持明英宗再次出兵，直逼北京。由于于谦指挥得当，攻防有序，诸将效命，拼死抵抗，加之于谦躬擐甲胄，身先士卒，“泣以忠义谕三军”，士兵感动得痛哭失声，决心以死报国。经过五天鏖战，也先见攻城不下，却死伤惨重，而明朝外地援兵又陆续赶到，遂挟持英宗，大掠而去。敌兵既退，景帝加封于谦少保。到十一月初八日，瓦剌军全部退到塞外，京师解除了戒严。于谦有《出塞》诗记录了京师保卫战的胜利：
健儿马上吹胡笳，旌旗五色如云霞。
紫髯将军挂金印，意气平吞瓦剌家。
瓦剌穷胡真犬豕，敢向边疆挠赤子。
狼贪鼠窃去复来，不解偷生求速死。
将军出塞整戎行，十万戈矛映雪霜。
左将才看收部落，前军又报缚戎王。
羽书捷奏上神州，喜动天颜宠数优。
不愿千金万户侯，凯歌但愿早回头。
北京保卫战挽救了大明王朝，也成就了于谦的盖世英名。
也先军事行动失利，又提出讲和，称欲送太上皇还京，朝臣亦多主张借此与瓦剌议和。于谦力排众议：“社稷为重君为轻！”告诫边将严守要隘，以防中计。次年，也先几次袭扰边境，亦被明军一一击退。也先屡战失利，瓦剌内部压力随之增大，进退维谷、内外交困的先也，手里捏着一个明室太上皇，毫无利用价值，反而结仇于明廷，以致战火不熄，招来内部埋怨，遂决计转变态度，愿意将太上皇无条件送还。和议成功，前任皇帝真要回来了，现任皇帝怎么办？“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百王不易之道也（语见《汉书》）。”一国不容二主的独裁政治决定了景帝朱祁钰对太上皇的归来从心底是不欢迎的，他担心自己还没坐热的帝位受到威胁。关键时刻，又是于谦打消了景帝的顾虑，他从容对帝曰：“天位已定，宁复有他，顾理当速奉迎耳。万一彼果怀诈，我有辞矣。”景帝这才改变态度，派人迎接太上皇。土木之变没有变成“靖康之耻”，明英宗没有变成宋钦宗，而是走出俘虏营，最终归国，在一定意义说都是借助了于谦之力。
皇帝宝座太诱人，爬上去很难，一旦坐上去再让他下来那就更难；曾经沧海难为水，做过风光无限的皇帝，再让他做个既不顾又不问的类似名誉顾问形同软禁的太上皇，他一定会觉得非常失落，而又心有不甘，做梦都想着搞复辟。当时的明朝皇帝和太上皇兄弟之间，面对着的正是这种局面。两宫之间明争暗斗，朝臣无形中也就分成两派，勾心斗角，终于酿成了“夺门之变”：利用景帝病重，景泰八年正月，英宗复位，改元天顺。英宗以太后诏废景帝为郕王，很快，失去帝位的朱祁钰便一命归阴，死后还送了一个恶谥“戾”，毁所营寿陵，以亲王礼葬之。帮助英宗复辟的功臣是徐有贞（即当初提议明廷南迁避祸、遭到于谦痛斥的那个徐珵，后改名有贞）、石亨以及太监曹吉祥等，论功行赏，他们个个身居要津。
明英宗重新上台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将保卫朱明王朝的第一功臣于谦等人下狱。罪名也是连着接班人的所谓“谋逆”，徐有贞、石亨等人诬陷于谦谋立襄王之子（另立藩王，背叛朝廷）。因证据不足，主审法官便以“意欲”二字定案，这和岳飞的“莫须有”冤狱也极为相似。平心而论，明英宗对杀于谦是有所犹豫的，他也承认于谦有大功，但徐有贞一句“不杀于谦，今日之事为无名！”于是于谦被斩，妻子流放。于谦被杀抄家，家无余资，只搜出了一些御赐的蟒衣和剑器。
于谦被杀，天下人都认为是冤案。曹吉祥的一名部下朵儿者，以酒祭奠于谦，恸哭。即使被曹吉祥愤怒鞭打后，依然祭奠如故。都督同知陈逵感谦忠义，收遗骸殡之。逾年，归葬杭州。英宗之母孙太后听说于谦被杀，也嗟悼累日。
在杀害于谦等功臣的同时，朱祁镇对他的宝贝“先生”、宦官王振自然念念不忘，认为王振有大功却被景帝族诛是冤案，复其官爵，雕木为形，招魂安葬，建祠赐名“旌忠”。如此忠奸不分，香臭不辨，明英宗实在是糊涂透顶。很快，英宗所倚重的“忠臣”石亨、曹吉祥相继成了“逆贼”，等于狠掌了朱皇帝一个大嘴巴。此时朱祁镇虽有后悔之意，但考虑到自己的面子重要，还是不愿为于谦平反。
英宗不肯平反自己制造的冤案，但却平反了前辈制造的两桩错案：一是为被他父亲宣宗早年错废、死后又未以礼葬的皇后胡善祥上尊谥，给亡灵一个“恭让诚顺康穆静慈章皇后”的名分，并为之修陵寝。二是释放建庶人。建庶人是建文帝次子朱文圭。当年，燕王朱棣攻入南京抢皇位，建文帝及其长子朱文奎不知所终，年仅两岁的次子朱文圭则被幽禁起来，称为“建庶人”。到英宗天顺年间，建庶人已经在幽禁中成为五十多岁的老翁了。英宗突然想起了这位远房叔叔，动了恻隐之心，将其释放，并供应生活。英宗身边的人担心放出建庶人会出变故，他倒很有气度，说：“有天命者，任自为之。”还有一件事，对英宗以后的帝王影响很大，那就是废除殉葬制度。明太祖死的时候，许多妃嫔宫人陪葬，之后遂为惯例。英宗觉得这很残酷，临终前遗诏裕陵停止殉葬。此后明代各帝都遵从这个遗诏，不再以宫妃殉葬。英宗所做的这几件事，被史家赞为“盛德之事，可法后世”，特别是取消妃嫔殉葬制，确是值得大书一笔的人道主义改革。
天顺八年（1464）正月，英宗驾崩，太子朱见深继位，改年号成化，大赦天下。随着冤案制造者的死亡，于谦冤案终于等来了平反的日子。于谦之子于冕、于康等获释归钱塘老家，上疏为其父申冤。不少大臣也上奏章，认为于谦确系冤死。宪宗即位次年，即为于谦昭雪，恢复于谦生前原有官爵，将于谦故宅改为“忠节祠”，帝御笔亲为题词；又钦派大臣赴钱塘三台山祭奠于谦，刻碑铭文。弘治二年（1489），明孝宗追赠于谦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诰祠额，谥“肃愍”，额曰“旌功祠”，并为于谦雕塑铜像，春秋两祭。嘉靖年间，又将于谦侑享于功臣庙，与开国功臣刘基等并祭。万历年间，以“肃愍”谥号不能彰显于谦忠贞功德，遂改谥号为“忠肃”，子孙世袭。
平反于谦冤案，势必带出一个难度更大的问题，即如何评价被英宗赶下台的景帝。成化十一年（1475）宪宗下诏为被废帝号的叔父恢复名誉，恢复帝号：“朕叔郕王践阼，戡难保邦，奠安宗社，殆将八载。弥留之际，奸臣贪功，妄兴谗构，请削帝号。先帝旋知其枉，每用悔恨，以次抵诸奸于法，不幸上宾，未及举正。朕敦念亲亲，用成先志，可仍皇帝之号，其议谥以闻。”上景帝尊号，恤于谦之冤，这两件事办得很得人心，《明史》赞他“恢恢有人君之度”，当是公允史论。特别是为景帝平反，年轻的宪宗显得非常大度，当初景帝上台不久，就废了朱见深的太子称号，剥夺了他的接班权。
三、余论
儿时看传统戏剧读小人书，习见的是俗谚所概括的两大题材：不是奸臣害忠良，就是相公闹姑娘。爱情题材的才子佳人，小小少年，情窦未开，并无多大兴趣；而政治题材的忠奸斗争，却常让我愤愤不平，疑窦丛生：何以忠臣老是斗不过奸臣？每见我心中的好人（忠臣）蒙冤被害，我义愤填膺气难消，恨不得去亲手灭了奸贼、大坏蛋！情绪化的童心又遇到一个解不开的难题，就算我“灭了”一个奸贼，可更多的奸臣依然层出不穷，生长茂盛，政治上得意，生活上舒泰，这究竟是为什么？
迨年长阅世渐深读书渐多，始悟出忠奸斗争背后的制度根源。专制政治体制下，虽然也有法律、有言官、有监察纠错一说，但归根结底还是皇帝口含天宪一言九鼎，一个人说了算，以一人之是非为是非，以一人之好恶定忠奸。“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臣民思想深入骨髓的官员，老实的诚惶诚恐效忠国家亦即帝王，至死不渝；狡猾的时刻揣摩主子心思，投其所好，“应对称旨”，自然就成了最高的贴心人、好学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富有天下的帝王，让他不纵欲享乐实在太难，盖人性使然。大抵所谓忠臣，不外考虑帝王大业、国家长远利益乃至帝王身后名多一些，所以就会对帝王的短视昏妄、纵欲胡闹提出善意的劝阻，有的甚至不惜性命进行“尸谏”；而奸臣则极力迎合甚至启发诱导主子恣情享乐，玩出新花样，来点更刺激的，主子天天都在玩“开心一刻”，他们也可在利益共享中分一杯羹。从本质上说这是国家长远利益和个人眼前享受的矛盾，眼前服从长远，道理并不复杂，国家长治久安富裕了，还能少了你帝王家族的享受？问题在于，物欲迷心窍，只顾生前享尽快活，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的享乐主义帝王实在是多而又多，适当节欲、体恤子民的帝王总是那么稀罕。缘此，所谓“治世”和治世忠臣得志的时段总是很少，而奸臣得道的时间总是很多。与忠奸斗争紧密相连的是“亲”谁“远”谁的问题。“亲贤臣，远小人”，当然是对天子的呼告，个中道理，简单得正如杂文家黄一龙先生所说的和“要吃饭，不要吃屎”一样，可是总有那么多帝王硬是要反其道而行之，以“吃屎”为乐事，于是“亲小人，远贤臣”反倒成了历史的常态。
由于上述原因，忠奸斗争导致的历史冤案也就格外多。通常是，皇帝越荒唐，执政的时间越长，冤假错案就越多，当然，执政时间短，冤假错案也未必少。老是让忠臣蒙冤，子孙后代跟着遭罪，谁还愿意再做忠臣？国无忠良，有如房无栋梁，危险之极。所以，稍微有点政治头脑的帝王，都懂得平反冤案，以抚慰忠臣们受伤的心。推翻冤案，彻底平反，恢复官职，追谥美名，追赠更高的官爵，隆重祭奠亡灵，这种种哀荣和逝者其实是不相干的——一切他都全然不知；说到底这是做给生者看的：大家都来做忠臣吧，国家不会亏待你们的！甚至还常用褒奖敌方忠臣的办法来激励属下的忠诚，并借以美化自身形象。总之，平反昭雪是统治者基于自身利益所采取的政治举措。“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然而遗憾的是，忘性大于记性，不能以史为鉴的统治者总是瓜瓞绵绵，“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于是，这冤案和平反冤案仿佛就成了政治史永久性的主题词和难以跳出的周期律。
可以从根本上避免政治冤案，防错于未然，或者可以强力及时纠错，不使其造成重大影响的机制，就是人类发明创造、运行几个世纪证明行之有效，并且越来越完善的政治民主制度。这，才是消灭政治冤案的希望之所在。
国破家亡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
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
惭将赤手分三席，敢为丹心借一枝。
他日素车东浙路，怒涛岂必属鸱夷。
张煌言以诗言志，希望自己死后能葬于杭州西湖之滨，与他心目中的偶像岳飞、于谦比邻而眠。张煌言以身殉国后，被葬于杭州南屏山北麓荔子峰下。后人将岳飞、于谦、张煌言并称为“西湖三杰”，三位忠臣的英灵为浓妆淡抹总相宜的西湖平添了一抹金戈铁马之色。
古代帝王，无论是明于治道励精图治的，还是昏庸腐化恣情声色的，在讲政治上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他们要求臣民的，第一是忠，第二是忠，第三还是忠。历代王朝对已故名臣追赠谥号用字，首选的便是“忠”，“文忠”如颜真卿、欧阳修、苏轼、张居正、林则徐、李鸿章等；“忠武”则有诸葛亮、郭子仪、岳飞等，“忠肃”则有于谦等。既然“忠”是臣民的最高道德准则，那么，身体力行这一准则，“为国尽忠”的忠臣就理所当然该受到“国家”亦即皇帝的表彰奖励信任重用了；然而，事实却往往与此相反，忠臣常常不得善报。就说备受张煌言推崇、为西湖增添爱国主义政治意蕴的岳飞和于谦这不同时代的两位少保，堪称忠臣楷模，最终却被皇帝老官视为心腹之患，必欲除之而后快。两位少保以忠获罪，成了政治冤案的受害者，他们的最大过错恰恰是忠得太实诚太认真，不懂得揣摩人主心思，灵活运用，投其所好，也不善观测政治风向，权衡个人得失。“忠臣不得好报”，这实在是一个悖论。两位少保的冤案虽然后来被平反了，但那只能叫“迟到的正义”，现代法理有云：迟到的正义对当事人来说已无所谓正义了。不过，这两大冤案及其平反经过，作为古镜，毕竟可供后人鉴而戒之，有所思悟的。
一、岳飞冤案及其平反
岳飞（1103—1142），字鹏举，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他出身贫寒，二十岁应募为“敢战士”，身经百战，屡建奇功，是南宋初期的抗金名将。绍兴十年（1140）他统率岳家军大破金兵于郾城，进军朱仙镇，准备渡河收复中原失地，却被皇帝召回。岳飞痛饮黄龙的壮志豪情、尽忠报国的满腔热血，遇上朝廷维持现状、偏安一隅的大政利器，将军的血注定要流在皇帝苟安保位的政坛上，而不是恢复故土、迎还二圣的战场上。罪名，说白了就是岳飞不懂得在政治上和皇帝保持一致，你心心念念要迎还二圣，心目中还有没有“今上”？那两位回朝了，把赵构往哪放？让他再去做康王，那不啻要他的命吗？这个很自私也很政治化的理由，却又不便昭告世人，于是就只有拿“莫须有”这一模糊词语来应付舆论了。
中国历来就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凡是迫害忠良的事，其罪大都记在一个或者几个奸臣头上。奸臣诚然可恶，可没有皇帝默许和怂恿，哪个奸臣吃了豹子胆，敢拿国家鼎臣的性命去赌一把？南宋时，有个编修叫胡铨，愤然上书，反对议和并请杀秦桧。秦桧当时正权势炙手可热，胡铨如此冒犯，秦桧肯定是恨得直咬牙，即使这样，他也不敢处死胡铨，而只能将其贬谪出京，去广州做地方官。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秦桧，连一个编修官胡铨都不敢随意杀害，怎么敢杀害战功赫赫、权位显贵远在胡铨之上的岳飞呢？如果高宗不允许，秦桧敢出手吗？要之，谋害岳飞的幕后元凶正是宋高宗自己，秦桧不过是一高级帮凶耳。有史为证：《宋史·高宗本纪》：“癸巳，赐岳飞死于大理寺，斩其子云及张宪于市，家属徙广南，官属于鹏等论罪有差。”《宋史·奸臣传》：“赐［飞］死狱中。”君臣二人纪传中，明白无误地写着“赐死”，赐死大臣的权力当然属于皇帝也只能属于皇帝，而不可能“下放”给宰相。《宋史》作者连呼“呜呼冤哉！呜呼冤哉！”替岳飞呜冤，称“高宗忍自弃其中原，故忍杀飞”，实在是一语中的春秋笔法。赵构为了保皇位，可以忍心放弃中原故土，更不想迎回做了俘虏的前两任皇帝，所以就要残忍杀害岳飞，因为岳飞是赵皇帝执行既定国策的重大障碍。“忍杀岳飞”，《宋史》白纸黑字明明把账记在赵构的头上，可是当时以及其后的“保皇”史学家总是极力为赵皇帝开脱，硬是把罪责全推给秦桧，包括我先读过后来又教过的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皆因袭这一旧说。慧眼独具，能廓清历史迷雾，看到本质的是明代书画大家文征明，其《满江红》词曰：
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慨当初、依飞何重，后来何酷！岂是功高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最无端、堪恨又堪悲，风波狱。
岂不念，疆圻蹙；岂不念，徽钦辱，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
文征明的观点和宋史“高宗忍自弃其中原，故忍杀飞”的结论完全一致，也符合真实的历史。之所以具备如此卓绝的史识，我想，或许和他参与编修明武宗实录的阅历有关吧，了解内幕之黑，以今比古可想而知。
底下我们看看冤狱平反的经过。“三字狱”的实际制造人赵构坐了三十六年龙椅后，厌倦了皇帝生活，遂禅位于太子赵昚，自己当太上皇去了。孝宗赵昚虽非赵构亲生，毕竟也是养子，更重要的是皇帝宝座那可是赵构让他坐上去的，论情论理，他都应该对前任皇帝感恩不尽的。孝宗也的确对太上皇礼敬有加，五日一朝，生话关照更是不在话下。但有一件事，新任皇帝却硬是没给太上皇留面子，那就是平反岳飞冤案，而且几乎是以迅雷的速度付诸实施。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十一日，原最高领导、冤案制造者离开了宝座，孝宗正式受禅。七月十三日，新任皇帝的“第一把火”点燃——下诏追复岳飞原官，以礼改葬。为不让太上皇过于难堪，也为避免可能遇到的某些阻力，孝宗特别声称平反岳飞冤狱是仰承太上皇圣意的。这一来，让赵构纵使心里不愿意也不好再说计么。孝宗原诏如下：
故岳飞起自行伍，不逾数年，位至将相。而能事上以忠，御众有法，不自矜夸，余烈遗风，于今不泯。去冬出戍鄂渚之众，师行不扰，动有纪律，道路之人，归功于飞。飞虽坐事以殁，而太上皇念之不忘。今可仰承圣意，与追复原官，以礼改葬；访求其后，特予录用。
同年十月，孝宗又发布第二道平反诏书，正式追复岳飞的少保、节度使等官职，对岳飞的人品事迹更是褒扬备至。其诏略谓：
故前少保岳飞，拔自偏裨，骤当方面。志略不专于古法，沉雄殆得于天资。事上以忠，至无嫌于辰告；行师有律，几不犯于秋毫。外摧孔炽之狂胡，内剪方张之剧盗，名之难掩，众所共闻……嗟夫！闻李牧之为人，殆将抚髀；阙西平而不录，敢缓旌贤。如其有知，可以无憾！可特追复少保、武胜定国军节度使、武昌郡开国公，食邑六千一百户，实封二千六百户。
同年十二月，敕以一品隆礼，改葬岳飞骨殖于临安府西湖栖霞岭之阴（即今所见杭州西湖畔之岳王墓），并赐钱百万。岳飞长子岳云复左武大夫忠州防御使。岳飞妻李氏复封楚国夫人。当时李氏与次子雷、三子霖等流放岭南，均获生还，并岳家其他后裔均访寻录用，并授官爵。后来又为岳飞敕建庙于鄂州，赐号忠烈。淳熙六年（1179），追谥武穆。宋宁宗嘉定四年（1211），再追封为鄂王。宋朝给岳飞平反的时间，从初步昭雪到发还田宅，从复官改葬到赐谥追封，直至追封三代，全程历时四十九年。
二、于谦冤案及其平反
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岳飞蒙冤三百年后，明朝于谦的冤案惊现于历史舞台，而且与岳案颇多相似之处：同样是在与北方异族交战，决定国家命运的非常时期；同样面临要不要迎回被俘虏的太上皇的艰难选择；同样是有功于国家，却背着“谋反”罪名被杀害；同样是在制造冤案的最高权势人物离开权力后迅速得到平反。
于谦（1398—1457），字廷益，钱塘县（今杭州）人。因为出生在西子湖畔，岳飞墓地成了他小时玩乐的去处，启蒙后对岳飞十分崇拜。于谦曾做诗《岳忠武王祠》，表达他对岳飞壮怀激烈的敬仰、事业未竟的慨叹。他十六岁写下抒怀名作《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以后又写了姊妹篇《咏煤炭》，其最后两句是“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这些诗句既是他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宣言，也是他做人的座右铭，且一生身体力行。
于谦先后任地方官十九年，多有建树。正统十三年（1448）出任兵部左侍郎。明年，明英宗朱祁镇在宦官王振的怂恿下，率五十万大军亲征瓦剌，结果是明军大败，英宗自己也做了俘虏。这就是所谓“土木之变”。历史把于谦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当时的形势是：外有强敌挟势而来，意在吞明；国中无主，兵力不足，人心惶惶，北京危急！大明王朝危急！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不惧“烈火焚烧”的于谦，毅然肩负起指挥北京保卫战的重任，开始了他个人生命中最为耀眼的“燃烧”。
皇帝被俘，强敌兵临京门，有朝臣侍讲徐珵竟胡说星象有变，应当南迁。对此动摇国本的谬说，于谦当面厉声斥责说：“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势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并请留守北京的郕王朱祁钰“速召勤王之兵，誓以死守”。得到郕王和英宗之母孙太后首肯后，决定死守北京。为了堵死瓦剌人拿明英宗做人质要挟明廷的念头，于谦联合大臣共请郕王正位。九月朱祁钰即位称帝，是为明景帝，以明年为景泰元年，遥尊英宗为太上皇。这两项非常时期的重大决断，稳定了大局，表现了于谦过人的胆识。于谦也被景帝委以重任，做了兵部尚书，主持战守之策。而接下来进行的惊心动魄的北京保卫战则充分展示了这位书生出身的国防部长杰出的军事才能。于谦夙兴夜寐，指挥缮器甲、修战具，调兵征饷，积极布防，严阵以待。因为缺兵少将，于谦上奏，让景帝放出了那些因过失下狱的将领，准予戴罪立功，其中有广宁伯刘安和原大同左参将都督石亨。石亨是一员猛将，危难之间，于谦大胆用人，熟习军事的石亨被授予重任，守卫京城九门之中最重要的德胜门。刘安则负责协助于谦。
正统十四年十月，瓦剌也先挟持明英宗再次出兵，直逼北京。由于于谦指挥得当，攻防有序，诸将效命，拼死抵抗，加之于谦躬擐甲胄，身先士卒，“泣以忠义谕三军”，士兵感动得痛哭失声，决心以死报国。经过五天鏖战，也先见攻城不下，却死伤惨重，而明朝外地援兵又陆续赶到，遂挟持英宗，大掠而去。敌兵既退，景帝加封于谦少保。到十一月初八日，瓦剌军全部退到塞外，京师解除了戒严。于谦有《出塞》诗记录了京师保卫战的胜利：
健儿马上吹胡笳，旌旗五色如云霞。
紫髯将军挂金印，意气平吞瓦剌家。
瓦剌穷胡真犬豕，敢向边疆挠赤子。
狼贪鼠窃去复来，不解偷生求速死。
将军出塞整戎行，十万戈矛映雪霜。
左将才看收部落，前军又报缚戎王。
羽书捷奏上神州，喜动天颜宠数优。
不愿千金万户侯，凯歌但愿早回头。
北京保卫战挽救了大明王朝，也成就了于谦的盖世英名。
也先军事行动失利，又提出讲和，称欲送太上皇还京，朝臣亦多主张借此与瓦剌议和。于谦力排众议：“社稷为重君为轻！”告诫边将严守要隘，以防中计。次年，也先几次袭扰边境，亦被明军一一击退。也先屡战失利，瓦剌内部压力随之增大，进退维谷、内外交困的先也，手里捏着一个明室太上皇，毫无利用价值，反而结仇于明廷，以致战火不熄，招来内部埋怨，遂决计转变态度，愿意将太上皇无条件送还。和议成功，前任皇帝真要回来了，现任皇帝怎么办？“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百王不易之道也（语见《汉书》）。”一国不容二主的独裁政治决定了景帝朱祁钰对太上皇的归来从心底是不欢迎的，他担心自己还没坐热的帝位受到威胁。关键时刻，又是于谦打消了景帝的顾虑，他从容对帝曰：“天位已定，宁复有他，顾理当速奉迎耳。万一彼果怀诈，我有辞矣。”景帝这才改变态度，派人迎接太上皇。土木之变没有变成“靖康之耻”，明英宗没有变成宋钦宗，而是走出俘虏营，最终归国，在一定意义说都是借助了于谦之力。
皇帝宝座太诱人，爬上去很难，一旦坐上去再让他下来那就更难；曾经沧海难为水，做过风光无限的皇帝，再让他做个既不顾又不问的类似名誉顾问形同软禁的太上皇，他一定会觉得非常失落，而又心有不甘，做梦都想着搞复辟。当时的明朝皇帝和太上皇兄弟之间，面对着的正是这种局面。两宫之间明争暗斗，朝臣无形中也就分成两派，勾心斗角，终于酿成了“夺门之变”：利用景帝病重，景泰八年正月，英宗复位，改元天顺。英宗以太后诏废景帝为郕王，很快，失去帝位的朱祁钰便一命归阴，死后还送了一个恶谥“戾”，毁所营寿陵，以亲王礼葬之。帮助英宗复辟的功臣是徐有贞（即当初提议明廷南迁避祸、遭到于谦痛斥的那个徐珵，后改名有贞）、石亨以及太监曹吉祥等，论功行赏，他们个个身居要津。
明英宗重新上台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将保卫朱明王朝的第一功臣于谦等人下狱。罪名也是连着接班人的所谓“谋逆”，徐有贞、石亨等人诬陷于谦谋立襄王之子（另立藩王，背叛朝廷）。因证据不足，主审法官便以“意欲”二字定案，这和岳飞的“莫须有”冤狱也极为相似。平心而论，明英宗对杀于谦是有所犹豫的，他也承认于谦有大功，但徐有贞一句“不杀于谦，今日之事为无名！”于是于谦被斩，妻子流放。于谦被杀抄家，家无余资，只搜出了一些御赐的蟒衣和剑器。
于谦被杀，天下人都认为是冤案。曹吉祥的一名部下朵儿者，以酒祭奠于谦，恸哭。即使被曹吉祥愤怒鞭打后，依然祭奠如故。都督同知陈逵感谦忠义，收遗骸殡之。逾年，归葬杭州。英宗之母孙太后听说于谦被杀，也嗟悼累日。
在杀害于谦等功臣的同时，朱祁镇对他的宝贝“先生”、宦官王振自然念念不忘，认为王振有大功却被景帝族诛是冤案，复其官爵，雕木为形，招魂安葬，建祠赐名“旌忠”。如此忠奸不分，香臭不辨，明英宗实在是糊涂透顶。很快，英宗所倚重的“忠臣”石亨、曹吉祥相继成了“逆贼”，等于狠掌了朱皇帝一个大嘴巴。此时朱祁镇虽有后悔之意，但考虑到自己的面子重要，还是不愿为于谦平反。
英宗不肯平反自己制造的冤案，但却平反了前辈制造的两桩错案：一是为被他父亲宣宗早年错废、死后又未以礼葬的皇后胡善祥上尊谥，给亡灵一个“恭让诚顺康穆静慈章皇后”的名分，并为之修陵寝。二是释放建庶人。建庶人是建文帝次子朱文圭。当年，燕王朱棣攻入南京抢皇位，建文帝及其长子朱文奎不知所终，年仅两岁的次子朱文圭则被幽禁起来，称为“建庶人”。到英宗天顺年间，建庶人已经在幽禁中成为五十多岁的老翁了。英宗突然想起了这位远房叔叔，动了恻隐之心，将其释放，并供应生活。英宗身边的人担心放出建庶人会出变故，他倒很有气度，说：“有天命者，任自为之。”还有一件事，对英宗以后的帝王影响很大，那就是废除殉葬制度。明太祖死的时候，许多妃嫔宫人陪葬，之后遂为惯例。英宗觉得这很残酷，临终前遗诏裕陵停止殉葬。此后明代各帝都遵从这个遗诏，不再以宫妃殉葬。英宗所做的这几件事，被史家赞为“盛德之事，可法后世”，特别是取消妃嫔殉葬制，确是值得大书一笔的人道主义改革。
天顺八年（1464）正月，英宗驾崩，太子朱见深继位，改年号成化，大赦天下。随着冤案制造者的死亡，于谦冤案终于等来了平反的日子。于谦之子于冕、于康等获释归钱塘老家，上疏为其父申冤。不少大臣也上奏章，认为于谦确系冤死。宪宗即位次年，即为于谦昭雪，恢复于谦生前原有官爵，将于谦故宅改为“忠节祠”，帝御笔亲为题词；又钦派大臣赴钱塘三台山祭奠于谦，刻碑铭文。弘治二年（1489），明孝宗追赠于谦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诰祠额，谥“肃愍”，额曰“旌功祠”，并为于谦雕塑铜像，春秋两祭。嘉靖年间，又将于谦侑享于功臣庙，与开国功臣刘基等并祭。万历年间，以“肃愍”谥号不能彰显于谦忠贞功德，遂改谥号为“忠肃”，子孙世袭。
平反于谦冤案，势必带出一个难度更大的问题，即如何评价被英宗赶下台的景帝。成化十一年（1475）宪宗下诏为被废帝号的叔父恢复名誉，恢复帝号：“朕叔郕王践阼，戡难保邦，奠安宗社，殆将八载。弥留之际，奸臣贪功，妄兴谗构，请削帝号。先帝旋知其枉，每用悔恨，以次抵诸奸于法，不幸上宾，未及举正。朕敦念亲亲，用成先志，可仍皇帝之号，其议谥以闻。”上景帝尊号，恤于谦之冤，这两件事办得很得人心，《明史》赞他“恢恢有人君之度”，当是公允史论。特别是为景帝平反，年轻的宪宗显得非常大度，当初景帝上台不久，就废了朱见深的太子称号，剥夺了他的接班权。
三、余论
儿时看传统戏剧读小人书，习见的是俗谚所概括的两大题材：不是奸臣害忠良，就是相公闹姑娘。爱情题材的才子佳人，小小少年，情窦未开，并无多大兴趣；而政治题材的忠奸斗争，却常让我愤愤不平，疑窦丛生：何以忠臣老是斗不过奸臣？每见我心中的好人（忠臣）蒙冤被害，我义愤填膺气难消，恨不得去亲手灭了奸贼、大坏蛋！情绪化的童心又遇到一个解不开的难题，就算我“灭了”一个奸贼，可更多的奸臣依然层出不穷，生长茂盛，政治上得意，生活上舒泰，这究竟是为什么？
迨年长阅世渐深读书渐多，始悟出忠奸斗争背后的制度根源。专制政治体制下，虽然也有法律、有言官、有监察纠错一说，但归根结底还是皇帝口含天宪一言九鼎，一个人说了算，以一人之是非为是非，以一人之好恶定忠奸。“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臣民思想深入骨髓的官员，老实的诚惶诚恐效忠国家亦即帝王，至死不渝；狡猾的时刻揣摩主子心思，投其所好，“应对称旨”，自然就成了最高的贴心人、好学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富有天下的帝王，让他不纵欲享乐实在太难，盖人性使然。大抵所谓忠臣，不外考虑帝王大业、国家长远利益乃至帝王身后名多一些，所以就会对帝王的短视昏妄、纵欲胡闹提出善意的劝阻，有的甚至不惜性命进行“尸谏”；而奸臣则极力迎合甚至启发诱导主子恣情享乐，玩出新花样，来点更刺激的，主子天天都在玩“开心一刻”，他们也可在利益共享中分一杯羹。从本质上说这是国家长远利益和个人眼前享受的矛盾，眼前服从长远，道理并不复杂，国家长治久安富裕了，还能少了你帝王家族的享受？问题在于，物欲迷心窍，只顾生前享尽快活，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的享乐主义帝王实在是多而又多，适当节欲、体恤子民的帝王总是那么稀罕。缘此，所谓“治世”和治世忠臣得志的时段总是很少，而奸臣得道的时间总是很多。与忠奸斗争紧密相连的是“亲”谁“远”谁的问题。“亲贤臣，远小人”，当然是对天子的呼告，个中道理，简单得正如杂文家黄一龙先生所说的和“要吃饭，不要吃屎”一样，可是总有那么多帝王硬是要反其道而行之，以“吃屎”为乐事，于是“亲小人，远贤臣”反倒成了历史的常态。
由于上述原因，忠奸斗争导致的历史冤案也就格外多。通常是，皇帝越荒唐，执政的时间越长，冤假错案就越多，当然，执政时间短，冤假错案也未必少。老是让忠臣蒙冤，子孙后代跟着遭罪，谁还愿意再做忠臣？国无忠良，有如房无栋梁，危险之极。所以，稍微有点政治头脑的帝王，都懂得平反冤案，以抚慰忠臣们受伤的心。推翻冤案，彻底平反，恢复官职，追谥美名，追赠更高的官爵，隆重祭奠亡灵，这种种哀荣和逝者其实是不相干的——一切他都全然不知；说到底这是做给生者看的：大家都来做忠臣吧，国家不会亏待你们的！甚至还常用褒奖敌方忠臣的办法来激励属下的忠诚，并借以美化自身形象。总之，平反昭雪是统治者基于自身利益所采取的政治举措。“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然而遗憾的是，忘性大于记性，不能以史为鉴的统治者总是瓜瓞绵绵，“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于是，这冤案和平反冤案仿佛就成了政治史永久性的主题词和难以跳出的周期律。
可以从根本上避免政治冤案，防错于未然，或者可以强力及时纠错，不使其造成重大影响的机制，就是人类发明创造、运行几个世纪证明行之有效，并且越来越完善的政治民主制度。这，才是消灭政治冤案的希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