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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结号》、《投名状》、《蓝莓之夜》的城市特质
要是对北京、香港、上海三地的城市文化做一个既直观又不失深刻的比较,也许很难找到比当下更为恰当的时机:因为就在刚刚过去的2007年12月,有这样三部国产电影大片接连上映,并在不长的时间内各自取得空前的不俗战绩。三部大片分别对应着三个城市:《集结号》是一部很“北京”的电影;《投名状》的创作核心来自香港;而《蓝莓之夜》,虽然不是直接出自上海(上影集团为联合投资方),但王家卫那份似乎永不消褪的上海情结,使这部影片与上海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说起三大城市文化辐射力的此消彼长,似乎可以说得很多,但又不得要领。正在思量何处下笔之际,三部可爱的大片似乎给出了一种解读的方式——《集结号》带有强烈的北京风格,演绎的是个人委屈,激战场面仅被借做了一回布景。《投名状》讲江湖忠义的欺骗性,它解答了《集结号》所解答不了的问题:其实何止委屈,还有血淋淋的背叛和利益角逐中的挣扎,香港导演陈可辛认为这些惨痛源自人性中的恶,但出路是什么呢?他没有触及。第三个登场的是王家卫,他的《蓝莓之夜》在承认人性弱点的同时指出迎接光明的可能,于无心处回答了令陈可辛苦恼的问题。于是,借着三部成功的大片,由浅入深、由彷徨到悲观再到乐观,三个城市的文化特质也就展现出来了。
北京《集结号》:一小部分人的委屈
从市场的角度看,没人能否认《集结号》的成功,甚至还应该承认它“广泛而良好的口碑”;但这部影片值得探讨的空间将注定大于相对短暂的市场作为。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集结号》在内地的影响力比《投名状》大,特别是在北方、在冯小刚的大本营北京地区,票房都略胜后者一筹。但越往南面去,二者就越发不分伯仲;到了港台和海外市场,《投名状》就是今年的贺岁之冠,《集结号》的影响则几乎为零。地域文化差异对于影片的落地生根,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集结号》更能反映的是北京的思想和情感诉求。
有了飞速攀升的两亿票房和大把赚得的眼泪,《集结号》是引人瞩目的。有人认为这是一部讲述集体与个人矛盾的影片,有人认为讲述了兄弟生死情义,还有人认为它“从一个人的角度反省了历史、战争甚至人性……”事实上,这些外来加诸的内涵对于《集结号》来说未免都太“拔高”了。冯小刚自己说:“谷子地不是个特别崇高的人,他只是为了他的47个弟兄。他的境界就是这样的境界,如果我们希望把他的境界拔高,可能会很失败。”也就是说,《集结号》实际只是讲述了一个人或一小部分人,因为被别人忽视、被送往战场做炮灰而产生的巨大委屈;好在还有人活着,所以可以为这个委屈讨回一个说法。所以,从本质上讲,这是一部反映人的委屈的影片。
由于不承担过去很多电影的政治宣传功能,只是想从市场的角度丰富大片的类型(冯小刚语),《集结号》似乎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因为,谷子地这些人没有怀揣为民众福祉抛洒热血的自觉,他们从上战场到化为炮灰,都是那样地被动和委屈。那么,后人纪念他们的意义又何在呢?所谓政治宣传影片中的那种理想主义,在《集结号》里被剔除得很彻底,而影片本身又缺乏任何理想上的东西,这就使该片的主题立意呈现出先天的缺陷。结果是,内地的大批观众走进影院看完《集结号》,各种各样积存心中已久的委屈借着谷子地和46个兄弟,得到了一次充分的宣泄,达成了情感的共识。只是,宣泄终究也只是宣泄,在走出影院不久也许就会对自己的反应感到莫名荒谬了。《集结号》的北京智慧给这部影片带来了里程碑式的意义。既然胜券在握地抓住了内地观众的情感脆弱点,作为大片它就可以第一次弃用大牌明星,制片成本只有同类型大片的三分之一,而收益却毫不逊色,甚至更好。说到这里,不得不认可冯小刚的勇气,更要佩服他对内地观众心理的出色的驾驭能力。所以,《集结号》尽管少了历史反省的深度,但却成熟地把握了戏剧性的故事;尽管因为煽情而主流、而把中国人悲剧根源的主题规避掉了,但却刻画了人物的状态和心理,更不用说随处可见的细腻情节和丰富的视听表达。北京智慧的实质即是以情动人,有处在社会底层的一个个痛苦不堪的生命,就比较容易在悲凉至极的境况中烘托出丰沛的悲剧情感效果。
有评论认为,《集结号》在个体人性与社会共同价值之间找到了平衡点,是今后中国主流电影的经典样板。但实际情况却是:越是心中有委屈的人,越能看得懂这部电影,也越能在这部电影中找到情感诉求。这就是为什么《集结号》在港台观众中反映淡然的原因。可以说,冯小刚太了解中国内地民众的心理状况了,他正是依靠这种洞悉力,达到“名和利都有了,已经可以了,人一知足,就没那么大动力,干活就特没劲”(冯小刚语)的程度。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在谈到《集结号》时联想到昆德拉提出的一个词:“Kitsch”,这个词的意思是“自媚”,即讨好自己、迎合自己。崔教授进一步解析了这个词的涵义,用来描述《集结号》的思想本质是极其有趣的:一、自我感动及感伤;二、难以拒绝的自我感动和感伤;三、与别人一道分享的自我感动与感伤;四、因为意识到与别人一道,感伤变得越发加倍;五、滔滔不绝的汹涌感伤最终上升到了崇高的地步,体验感伤也就是体验崇高;六、这种崇高是虚假的,其中附加含义大过实际含义;七、当赋予感伤崇高的意义之后,容不得别人不被感动与感伤。谁要是不加入这个感伤的洪流,就是居心叵测;八、这是最主要的,Kitsch是一种自我愚弄。
香港《投名状》:反省中国的忠义传统
“内地导演越来越商业化,香港导演倒越来越像第五代了”，这句话是冯小刚讲的,这确实是一个很有见地的发现。事实上,在经历过商品经济大发展的数十年之后,香港城市文化中的现代意识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商业化本身;而随着回归,它似乎更多地转向对国人生存状态、文化状态的思考反省。于是,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投名状》这部影片出现了。
12月13日上映的《投名状》,获得既叫好又叫座的成功,一周之内全国总票房就达到了1亿,其中内地部分是9000万。而到新年第一个周末,《投名状》在内地、港台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总计票房达到2.6亿,刷新之前《色·戒》创下的亚洲华语地区票房2.5亿的纪录,位列年度华语片票房之冠。其中在台湾上片首日票房就是1000万台币,拿下1亿台币用了不到10天,赢票房和口碑的双重收获。
《投名状》这部产生于港人之手的电影,带给两岸三地中国人前所未有的反思契机。陈可辛在台湾宣传此片时与著名学者张大春的对话,在当地文化界引起很大反响。张大春称赞《投名状》超越了作为故事原形的《刺马》,超越了中国历史形塑上千年的桃园三结义刻板论述,也超越了《水浒传》对兄弟情谊的江湖论述。在香港,更有多位知名文化人士对该片表达了赞赏。蔡澜说:“陈可辛终于是世界级的导演了。今天看了他的《投名状》,这么觉得。如果你电影看得多,就知道有些是拍给天下的观众看的,有些只限于某些地区罢了。”陶杰称:“《投名状》作品的基本色调是一片灰黑,一反中国‘盛世大片’的‘娘味’金甲、恶红俗绿,还原美术的品位,回归品位正宗。”内地影评人则认为:“传统的忠义观,在现在还经常用以维护道德秩序、获得生存安全感的时候,《投名状》毫不留情地揭示了它的脆弱性和虚伪性,它用一个传奇的故事说清楚了一个浅显的道理:‘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一份看上去豪气冲天的投名状,实则是一纸可以被随时撕毁的盟约,它的正面写的是忠诚,反面却燃烧着背叛的火焰。”
众所周知,香港商业电影自有其成功的套路:开场十分钟便得完全抓住观众,一部商业电影的成功,就在于开头结尾的二十分钟,其余时间大可以插科打诨。这就是香港商业文化衍生出的成功诀窍,也是香港电影将机关算尽当成艺术创作的原因。但这一次,作为一部大制作的商业大片,陈可辛却使用了完全不同的手法。整体压抑的风格、宣泄部分被剔除、杀戮和残忍,但这种写实性和故事节奏的紧凑感,却更能使观众被故事推动,被场景而不是情绪所感动。正如内地一位评论者所言,“《投名状》里没有英雄,只有乱世下卑微的人;没有完美的江湖义气,只有欺骗和利用,以及醒悟后的自相残杀;没有‘为天下谋’的合理战争,只有处心积虑的权谋。所有在以往古装大片里激荡人心的东西,在《投名状》里要么是可笑的偏执,要么就是可耻的欺骗。”
在香港出生、成长,在美国接受教育的陈可辛坦陈,这是他拍过的心里最没底的一部电影。要知道,陈可辛从来不是一个有反叛个性的人:他父亲待他像哥们一样,很民主自由,上一代人没有给过他任何压力,他从来不是愤青,心里也没有阴暗面;他以前也是拍文艺片见长的。但当他第一次将目光投向中国人的深层文化反思时,却爆发惊人的深度和力量。直面历史和人性的真相是需要勇气的,陈可辛显然具有这种勇气和足够的人格能量储备。他曾表示,中国电影已经习惯把暴力场面拍得很美很浪漫,杀人场面是美的,观众对战争就不会有恐惧感。事实上,这个香港导演凭借大的人文精神背景,重新确立了人们对待战争所应有的理性态度和悲悯情怀,也为大陆的导演们补了一堂生动的人文主义课程。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切,应该归功于他成长的大环境;而他的努力,也是对这个大环境的一种回馈。
《投名状》对中国武侠片、社会现实、文化深处的江湖忠义情结进行了理性的反思,这是香港文化对内地的人文观照。毕竟,理性的光芒是疗治中国长期蒙昧的文化状态的最好的福音。
上海《蓝莓之夜》:寻找快乐
2007年的圣诞档期佳片云集,群雄票房角逐中,上影集团与香港泽东公司合作的都市时尚大片《蓝莓之夜》成为圣诞夜最受欢迎的一部。24日单日票房仅上海地区就近百万,创同类影片票房新高。
作为一个生在上海,在上海度过童年,并一辈子与这个城市脱不了干系的电影导演,王家卫这次又带来了一部很特别的影片。《蓝莓之夜》让人想起《花样年华》,不仅在于它两处使用了后者的配乐,而且《蓝莓之夜》本身就是脱胎于《花样年华》的一个故事。“把这个故事放到另外一个的地方去,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会怎么样”(王家卫语)。于是,这个讲述现代人情感的故事就被放到了纽约,成为一部讲着英语的中国电影。
《蓝莓之夜》体现了上海文化鼎盛时期的“无国界”意识,或者说是海派文化的“海纳百川”的包容特点:比如,王家卫要选择美国爵士天后、奥斯卡影后、小生来演绎自己编织的情感梦幻,而不是中国演员的熟悉面孔,他认为情感是无国界差别的。但是,显然《蓝莓之夜》更能让中国观众快乐,美国人则只能在云山雾罩中找到一些情愫。美国《时代周刊》的评论认为,“充满了太多错误的元素,这些瞬间在香港本地影片中一定出现过,也很讨华人观众的喜欢,但在通往加利福尼亚的路上将成为难于逾越的障碍……王家卫奉献的这段开场戏看起来还是比较华丽的，一个不加掩饰的爱情故事，但仔细品味它真的索然无味,让人产生一种朝生暮死的感觉。”
事实上,这个评论正好说出了《蓝莓之夜》的精神底色,这正是很多现代人生活的真实写照:不停地游荡、打发无聊的时间、不让自己过多地考虑忧愁。王家卫对于繁华都市人性的思考有自己的印记,有评论认为他为全球小资做了一系列精神产品——不以情节取胜、格调和意境却往往打动那些忙碌、茫然、困惑、萎靡、冲动的后工业时代白领们,“隽永的台词和有内在魅力的旁白,打动了孤独的梦游者。王家卫作为当下全世界的一个另类导演,却恰恰成为每个地区、不同文明之间的最大公约数......”动作、喜剧、科幻电影虽然能够在两个小时的黑暗中宣泄情绪,但却不能抒怀。王家卫电影却每次都有新颖元素加入,他更像一个时装设计大师,每季都能拿出新鲜的款式。“有经验的观众会在欣赏王家卫作品中找到适合自己的部分。王家卫在观众的激励下,成为都市文化的生产者,标准的、系统的、以抒情诗人和时尚骑士姿态成为有经验的电影作者。”
王家卫在接受专访时承认上海传统对他的深刻影响,“但到1990年的时候,我感觉从上海到香港的第二代、第三代,可能对那个传统、那段时间的东西已经很疏离了,怎么去保存这一段的历史,我认为就是通过这个电影。” 此外,他还认为,今天上海的年轻人对以前也已经不大熟悉,倒是海外华人还保留着某一些上海人的特点、文化,但很多电影却没有很准确地把那个东西讲出来,所以他“有责任去拍这样一个电影,把这一段保留下来,从上海的历史来看,这也是一个很宝贵的一段……”
《蓝莓之夜》第一次让电影有了大团圆的结局,电影里的金发碧眼、夫妻、父女、情人有着各式各样的情感烦扰和人性弱点,但在经历过后又能够勇敢地向过去说再见,使伤心的过往可以留给时间慢慢解决。王家卫在《蓝莓之夜》中表达的意念是:放弃回忆的勇气是来源于自己的,人只有在等待与行走中,能够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这显然是对《花样年华》缺憾意义的某种补偿,也反映出这位出于上海的导演对人生的探讨越来越积极。
要是对北京、香港、上海三地的城市文化做一个既直观又不失深刻的比较,也许很难找到比当下更为恰当的时机:因为就在刚刚过去的2007年12月,有这样三部国产电影大片接连上映,并在不长的时间内各自取得空前的不俗战绩。三部大片分别对应着三个城市:《集结号》是一部很“北京”的电影;《投名状》的创作核心来自香港;而《蓝莓之夜》,虽然不是直接出自上海(上影集团为联合投资方),但王家卫那份似乎永不消褪的上海情结,使这部影片与上海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说起三大城市文化辐射力的此消彼长,似乎可以说得很多,但又不得要领。正在思量何处下笔之际,三部可爱的大片似乎给出了一种解读的方式——《集结号》带有强烈的北京风格,演绎的是个人委屈,激战场面仅被借做了一回布景。《投名状》讲江湖忠义的欺骗性,它解答了《集结号》所解答不了的问题:其实何止委屈,还有血淋淋的背叛和利益角逐中的挣扎,香港导演陈可辛认为这些惨痛源自人性中的恶,但出路是什么呢?他没有触及。第三个登场的是王家卫,他的《蓝莓之夜》在承认人性弱点的同时指出迎接光明的可能,于无心处回答了令陈可辛苦恼的问题。于是,借着三部成功的大片,由浅入深、由彷徨到悲观再到乐观,三个城市的文化特质也就展现出来了。
北京《集结号》:一小部分人的委屈
从市场的角度看,没人能否认《集结号》的成功,甚至还应该承认它“广泛而良好的口碑”;但这部影片值得探讨的空间将注定大于相对短暂的市场作为。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集结号》在内地的影响力比《投名状》大,特别是在北方、在冯小刚的大本营北京地区,票房都略胜后者一筹。但越往南面去,二者就越发不分伯仲;到了港台和海外市场,《投名状》就是今年的贺岁之冠,《集结号》的影响则几乎为零。地域文化差异对于影片的落地生根,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集结号》更能反映的是北京的思想和情感诉求。
有了飞速攀升的两亿票房和大把赚得的眼泪,《集结号》是引人瞩目的。有人认为这是一部讲述集体与个人矛盾的影片,有人认为讲述了兄弟生死情义,还有人认为它“从一个人的角度反省了历史、战争甚至人性……”事实上,这些外来加诸的内涵对于《集结号》来说未免都太“拔高”了。冯小刚自己说:“谷子地不是个特别崇高的人,他只是为了他的47个弟兄。他的境界就是这样的境界,如果我们希望把他的境界拔高,可能会很失败。”也就是说,《集结号》实际只是讲述了一个人或一小部分人,因为被别人忽视、被送往战场做炮灰而产生的巨大委屈;好在还有人活着,所以可以为这个委屈讨回一个说法。所以,从本质上讲,这是一部反映人的委屈的影片。
由于不承担过去很多电影的政治宣传功能,只是想从市场的角度丰富大片的类型(冯小刚语),《集结号》似乎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因为,谷子地这些人没有怀揣为民众福祉抛洒热血的自觉,他们从上战场到化为炮灰,都是那样地被动和委屈。那么,后人纪念他们的意义又何在呢?所谓政治宣传影片中的那种理想主义,在《集结号》里被剔除得很彻底,而影片本身又缺乏任何理想上的东西,这就使该片的主题立意呈现出先天的缺陷。结果是,内地的大批观众走进影院看完《集结号》,各种各样积存心中已久的委屈借着谷子地和46个兄弟,得到了一次充分的宣泄,达成了情感的共识。只是,宣泄终究也只是宣泄,在走出影院不久也许就会对自己的反应感到莫名荒谬了。《集结号》的北京智慧给这部影片带来了里程碑式的意义。既然胜券在握地抓住了内地观众的情感脆弱点,作为大片它就可以第一次弃用大牌明星,制片成本只有同类型大片的三分之一,而收益却毫不逊色,甚至更好。说到这里,不得不认可冯小刚的勇气,更要佩服他对内地观众心理的出色的驾驭能力。所以,《集结号》尽管少了历史反省的深度,但却成熟地把握了戏剧性的故事;尽管因为煽情而主流、而把中国人悲剧根源的主题规避掉了,但却刻画了人物的状态和心理,更不用说随处可见的细腻情节和丰富的视听表达。北京智慧的实质即是以情动人,有处在社会底层的一个个痛苦不堪的生命,就比较容易在悲凉至极的境况中烘托出丰沛的悲剧情感效果。
有评论认为,《集结号》在个体人性与社会共同价值之间找到了平衡点,是今后中国主流电影的经典样板。但实际情况却是:越是心中有委屈的人,越能看得懂这部电影,也越能在这部电影中找到情感诉求。这就是为什么《集结号》在港台观众中反映淡然的原因。可以说,冯小刚太了解中国内地民众的心理状况了,他正是依靠这种洞悉力,达到“名和利都有了,已经可以了,人一知足,就没那么大动力,干活就特没劲”(冯小刚语)的程度。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在谈到《集结号》时联想到昆德拉提出的一个词:“Kitsch”,这个词的意思是“自媚”,即讨好自己、迎合自己。崔教授进一步解析了这个词的涵义,用来描述《集结号》的思想本质是极其有趣的:一、自我感动及感伤;二、难以拒绝的自我感动和感伤;三、与别人一道分享的自我感动与感伤;四、因为意识到与别人一道,感伤变得越发加倍;五、滔滔不绝的汹涌感伤最终上升到了崇高的地步,体验感伤也就是体验崇高;六、这种崇高是虚假的,其中附加含义大过实际含义;七、当赋予感伤崇高的意义之后,容不得别人不被感动与感伤。谁要是不加入这个感伤的洪流,就是居心叵测;八、这是最主要的,Kitsch是一种自我愚弄。
香港《投名状》:反省中国的忠义传统
“内地导演越来越商业化,香港导演倒越来越像第五代了”，这句话是冯小刚讲的,这确实是一个很有见地的发现。事实上,在经历过商品经济大发展的数十年之后,香港城市文化中的现代意识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商业化本身;而随着回归,它似乎更多地转向对国人生存状态、文化状态的思考反省。于是,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投名状》这部影片出现了。
12月13日上映的《投名状》,获得既叫好又叫座的成功,一周之内全国总票房就达到了1亿,其中内地部分是9000万。而到新年第一个周末,《投名状》在内地、港台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总计票房达到2.6亿,刷新之前《色·戒》创下的亚洲华语地区票房2.5亿的纪录,位列年度华语片票房之冠。其中在台湾上片首日票房就是1000万台币,拿下1亿台币用了不到10天,赢票房和口碑的双重收获。
《投名状》这部产生于港人之手的电影,带给两岸三地中国人前所未有的反思契机。陈可辛在台湾宣传此片时与著名学者张大春的对话,在当地文化界引起很大反响。张大春称赞《投名状》超越了作为故事原形的《刺马》,超越了中国历史形塑上千年的桃园三结义刻板论述,也超越了《水浒传》对兄弟情谊的江湖论述。在香港,更有多位知名文化人士对该片表达了赞赏。蔡澜说:“陈可辛终于是世界级的导演了。今天看了他的《投名状》,这么觉得。如果你电影看得多,就知道有些是拍给天下的观众看的,有些只限于某些地区罢了。”陶杰称:“《投名状》作品的基本色调是一片灰黑,一反中国‘盛世大片’的‘娘味’金甲、恶红俗绿,还原美术的品位,回归品位正宗。”内地影评人则认为:“传统的忠义观,在现在还经常用以维护道德秩序、获得生存安全感的时候,《投名状》毫不留情地揭示了它的脆弱性和虚伪性,它用一个传奇的故事说清楚了一个浅显的道理:‘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一份看上去豪气冲天的投名状,实则是一纸可以被随时撕毁的盟约,它的正面写的是忠诚,反面却燃烧着背叛的火焰。”
众所周知,香港商业电影自有其成功的套路:开场十分钟便得完全抓住观众,一部商业电影的成功,就在于开头结尾的二十分钟,其余时间大可以插科打诨。这就是香港商业文化衍生出的成功诀窍,也是香港电影将机关算尽当成艺术创作的原因。但这一次,作为一部大制作的商业大片,陈可辛却使用了完全不同的手法。整体压抑的风格、宣泄部分被剔除、杀戮和残忍,但这种写实性和故事节奏的紧凑感,却更能使观众被故事推动,被场景而不是情绪所感动。正如内地一位评论者所言,“《投名状》里没有英雄,只有乱世下卑微的人;没有完美的江湖义气,只有欺骗和利用,以及醒悟后的自相残杀;没有‘为天下谋’的合理战争,只有处心积虑的权谋。所有在以往古装大片里激荡人心的东西,在《投名状》里要么是可笑的偏执,要么就是可耻的欺骗。”
在香港出生、成长,在美国接受教育的陈可辛坦陈,这是他拍过的心里最没底的一部电影。要知道,陈可辛从来不是一个有反叛个性的人:他父亲待他像哥们一样,很民主自由,上一代人没有给过他任何压力,他从来不是愤青,心里也没有阴暗面;他以前也是拍文艺片见长的。但当他第一次将目光投向中国人的深层文化反思时,却爆发惊人的深度和力量。直面历史和人性的真相是需要勇气的,陈可辛显然具有这种勇气和足够的人格能量储备。他曾表示,中国电影已经习惯把暴力场面拍得很美很浪漫,杀人场面是美的,观众对战争就不会有恐惧感。事实上,这个香港导演凭借大的人文精神背景,重新确立了人们对待战争所应有的理性态度和悲悯情怀,也为大陆的导演们补了一堂生动的人文主义课程。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切,应该归功于他成长的大环境;而他的努力,也是对这个大环境的一种回馈。
《投名状》对中国武侠片、社会现实、文化深处的江湖忠义情结进行了理性的反思,这是香港文化对内地的人文观照。毕竟,理性的光芒是疗治中国长期蒙昧的文化状态的最好的福音。
上海《蓝莓之夜》:寻找快乐
2007年的圣诞档期佳片云集,群雄票房角逐中,上影集团与香港泽东公司合作的都市时尚大片《蓝莓之夜》成为圣诞夜最受欢迎的一部。24日单日票房仅上海地区就近百万,创同类影片票房新高。
作为一个生在上海,在上海度过童年,并一辈子与这个城市脱不了干系的电影导演,王家卫这次又带来了一部很特别的影片。《蓝莓之夜》让人想起《花样年华》,不仅在于它两处使用了后者的配乐,而且《蓝莓之夜》本身就是脱胎于《花样年华》的一个故事。“把这个故事放到另外一个的地方去,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会怎么样”(王家卫语)。于是,这个讲述现代人情感的故事就被放到了纽约,成为一部讲着英语的中国电影。
《蓝莓之夜》体现了上海文化鼎盛时期的“无国界”意识,或者说是海派文化的“海纳百川”的包容特点:比如,王家卫要选择美国爵士天后、奥斯卡影后、小生来演绎自己编织的情感梦幻,而不是中国演员的熟悉面孔,他认为情感是无国界差别的。但是,显然《蓝莓之夜》更能让中国观众快乐,美国人则只能在云山雾罩中找到一些情愫。美国《时代周刊》的评论认为,“充满了太多错误的元素,这些瞬间在香港本地影片中一定出现过,也很讨华人观众的喜欢,但在通往加利福尼亚的路上将成为难于逾越的障碍……王家卫奉献的这段开场戏看起来还是比较华丽的，一个不加掩饰的爱情故事，但仔细品味它真的索然无味,让人产生一种朝生暮死的感觉。”
事实上,这个评论正好说出了《蓝莓之夜》的精神底色,这正是很多现代人生活的真实写照:不停地游荡、打发无聊的时间、不让自己过多地考虑忧愁。王家卫对于繁华都市人性的思考有自己的印记,有评论认为他为全球小资做了一系列精神产品——不以情节取胜、格调和意境却往往打动那些忙碌、茫然、困惑、萎靡、冲动的后工业时代白领们,“隽永的台词和有内在魅力的旁白,打动了孤独的梦游者。王家卫作为当下全世界的一个另类导演,却恰恰成为每个地区、不同文明之间的最大公约数......”动作、喜剧、科幻电影虽然能够在两个小时的黑暗中宣泄情绪,但却不能抒怀。王家卫电影却每次都有新颖元素加入,他更像一个时装设计大师,每季都能拿出新鲜的款式。“有经验的观众会在欣赏王家卫作品中找到适合自己的部分。王家卫在观众的激励下,成为都市文化的生产者,标准的、系统的、以抒情诗人和时尚骑士姿态成为有经验的电影作者。”
王家卫在接受专访时承认上海传统对他的深刻影响,“但到1990年的时候,我感觉从上海到香港的第二代、第三代,可能对那个传统、那段时间的东西已经很疏离了,怎么去保存这一段的历史,我认为就是通过这个电影。” 此外,他还认为,今天上海的年轻人对以前也已经不大熟悉,倒是海外华人还保留着某一些上海人的特点、文化,但很多电影却没有很准确地把那个东西讲出来,所以他“有责任去拍这样一个电影,把这一段保留下来,从上海的历史来看,这也是一个很宝贵的一段……”
《蓝莓之夜》第一次让电影有了大团圆的结局,电影里的金发碧眼、夫妻、父女、情人有着各式各样的情感烦扰和人性弱点,但在经历过后又能够勇敢地向过去说再见,使伤心的过往可以留给时间慢慢解决。王家卫在《蓝莓之夜》中表达的意念是:放弃回忆的勇气是来源于自己的,人只有在等待与行走中,能够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这显然是对《花样年华》缺憾意义的某种补偿,也反映出这位出于上海的导演对人生的探讨越来越积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