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1月4日到1992年3月19日，我住了四个多月的医院。那次我的病说重不重，住院前还全速地工作着，动手术后，不到60小时我就口授了一篇短文。说轻倒也不轻，它毕竟是癌。
　　到了1992年元旦，病区办公室里还挂着1991年的年历。这年我收到的挂历同往年一样多，就挑了一本很精美的送去。护士们很高兴。过了两天，旧的收走了，新的却没有挂出来。一问，原来有了新规矩，办公室里除了工作需要之外，不让放其他东西。本来我也想在病室里挂个日历，知道了医院里的规矩，也就不再动这個念头。
　　过了元旦，下一个节日就是春节。这个春节与往常不同，传来了邓小平南巡的喜讯。我禁不住想在病室里布置一番，使它充满节日的气氛。于是在春节前采用试试看的办法，先在窗户上贴出杨柳青年画：尉迟敬德和秦叔宝两个威武的门神。这使病室的气氛为之一变。接着又把陈吴苏送给我的一个“福”字，按照传统方式倒贴在门神上面，祝愿幸福到来。
　　也许是对春节的欢庆活动特别宽大，也许护士们跟我有类似的心理，贴在窗户上的花花绿绿的东西没有被揭下来。
　　我便得寸进尺，从国内外寄给我的贺卡中选出十几张有特色的，用胶纸固定在同窗户正对的墙上。锦上添花，在我家里帮忙的小姑娘用“洗涤灵”的绿色塑料瓶子剪开编织了一个小花篮送到病房里。秘书给我买来了微型“大红灯笼”，又有几个年轻人送给我一个八角宫灯。女儿还买来个小毛猴，让它攀爬在挂灯笼的“旗杆”上。这些都挂在我的病床上方。
　　护士们赞扬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红火的病房。大家看了都很高兴，也许最高兴的还是我自己。朋友们在春节期间探视我时，在那样的气氛中也就很少谈我的白血球怎么老是上不到可以继续做化疗的程度，谈的更多的是我国会出现的可喜的转变。我也就在这时候开始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论（札记）》那本书的最初几篇文章。
　　过了节，病室恢复了原来的面目。但是我让女儿把春节中的那个病室用相机拍了下来。我真想让大家看看那些彩色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