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清华大学动力系毕业，夫人曾做过数学老师，我们对数字都很敏感。说“数字无味”，实际上，规律的退休生活中充满了数字带来的乐趣。
　　数字生活有味
　　退休了，生活更有规律，睡觉更好，心情也舒畅多了。
　　今天洗澡，我把手表放在椅子上，开始泡了13分钟，觉得心怦怦地跳，坐在浴盆旁出汗约8分钟，又到水中浸泡5分钟，爬起来坐在浴盆边3分钟，又到水中仰躺2分钟，站起来冲了一下，擦干水，用了1分钟。不知怎么这么巧合，1、2、3、5、8、13，正是斐波纳契数列，又称黄金分割数列。用文字来表述，就是指这样一个数列：1、1、2、3、5、8、13、21、34、55、89……它从第三项开始，每一项都等于前两项之和。
　　又一想，我每天三餐饭，大致是早上的饱度为80%，中午为90%，晚上为70%，怎么用起比例来了？我是无意识的，大概人人如此，只是比例不同罢了。
　　我每天阅读文件、书报和接待同事朋友约8小时，吃饭、散步和睡觉约10小时，看电视、写杂记、洗澡约6小时，巧吧？6、8、10，一天24小时，用的正是等差级数，只是不自觉且成习惯而已。
　　和老伴结合半个世纪了，在位时工作忙，早出晚归，对她观察不细，如今朝夕相处，我发现她颇有些魄力，说话斩钉截铁，似有威望。对我来说，好像她是变量，我是函数，她变我也得变。我有时想，家庭也应发扬民主才好，但又一想，没有集中也不行。她与我是不等式，她总大于我。这使我反思，二十几年任主要领导，是不是对同事也不自觉地用了不等式？
　　人老话多，有时想提醒教育别人，发现他们的物理学都学得好，耳朵好像有滤波器的功能，选择性很强，显然对我的不等式不买账了。
　　生病吃药时，我打破砂锅问到底，常看说明书，连药的分子式、分子结构、半衰期都要认真看，有时还琢磨琢磨。人是自组织耗散系统，在获取信息后作出判断；吃药用的是负反馈原理，使身体恢复正常。是药都有副作用，以尽量少吃或不吃药为宜。这一段时间，我吃的药减少了30%，也节省了一些费用。
　　更有意思的是，我家秋天收获了一大堆柿子，老伴对我说，如果把680个柿子堆成顶尖只有一个的三角堆（即三棱锥体，每上一层比下层少一个），问我可以堆多少层？我知道三角垛堆级数的前几项求和公式，也熟悉一元三次方程的解法，算了一会儿说：“可以堆15层。”老伴当过数学老师，知道堆垛问题，还会解一元三次方程，但没难倒我。
　　我的一个儿媳听了后说：“我爸曾问过我这样一个问题：他请客用了65只碗，平均2人共用一个饭碗，3人共喝一碗汤，4人共吃一碗肉，问我有多少个人？”我想了一下说：“来了60个客人，你们说对吧？”家里的人大都有点儿数学知识，不到两分钟，个个点头称“是”！
　　接着，我问：“正弦三度（sin3°）等于多少？”没人回答。过了一会儿，我说：“应是0.0523吧，不信你们去查表或用泰勒级数展开计算。”众人“啊”了一声，说老爷子出这么个怪题目。
　　生活平淡，数字无味，但两者相加，却让平淡变得有趣，无味变得有味。
　　游园乐
　　退休后，我像邻家大爷一样携夫人逛北京的各个公园。除了景山、北海外，还先后去看了天坛、青年湖、海淀、朝阳等几个公园。
　　2013年5月22日去了天坛公园。虽说游人不算多，也有五六万。有跳舞的、打太极拳的、舞剑的、下棋打牌的，还有跑步、练歌的，更多的在散步聊天。有的人认识我，问：“你是吴书记吧？”我说：“不是。”有的说：“你是吴官正！”我说：“是！”我想，早就废除了职务终身制，哪能退休了还顶着书记的帽子？不少游人友好地向我点头挥手，我也向他们还礼问候。
　　7月9日，买了门票进朝阳公园。路边树木苍翠，在树荫下走，胜似闲庭信步。记得2004年春，我曾在这里植树，但栽的什么树，栽在哪里，记不起来了。
　　一个年近花甲的妇女，用童车推着一个不到两岁的小男孩，她认出我来并主动与我搭讪：“這孩子是混血儿，他爸爸是德国人，在大众汽车公司工作，他妈妈同他爸爸在一个单位。”我说：“这个小孩长得很好看。”她说：“是的，皮肤像他妈。”并要小孩叫爷爷。小孩叫了，我高兴地应了。心想，这是中德友谊的结晶。她又说：“很遗憾，没带相机来，握个手好吗？”我说：“好，谢谢。”临别时，她说：“请保重，多为国家作贡献。”我心想，退下来就是贡献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