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近日，在上海市红十字会的见证下，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十位党政领导一起签署了《上海市人体器官捐献自愿书》，正式成为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该消息经新浪微博传出后，顿时引发热议，众多网友在对中山医院领导们的义举表示钦佩的同时，也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有些网友表示，尽管很钦佩中山医院领导们的医者仁心，但自己目前还接受不了；有些网友表示，自己愿意捐献器官，但不知道如何办理手续，媒体应普及相关知识；有些网友说，捐献器官很有意义，但手续太麻烦；还有些网友担心，捐出的器官无法实现公平分配……
自2010年3月我国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以来，截至2013年2月22日，共实现捐献659例，捐献大器官1804个。今年，人体器官捐献体系将覆盖全国所有省份。作为上海市17个器官捐献试点医院之一，中山医院为推动上海市的器官捐献工作开了个好头。不过，在许多普通群众眼里，“捐献器官”仍是一件比较忌讳的事情。中山医院在开展人体器官捐献工作方面会有哪些具体举措？作为普通群众，该如何正确理解和对待器官捐献这件事？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近日专程采访了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王玉琦院长和朱同玉副院长。
专家简介
王玉琦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院长，血管外科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血管外科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器官移植中心主任，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曾任亚洲血管外科学会主席，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血管外科学组组长。
朱同玉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青浦分院院长，泌尿外科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器官移植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会委员，上海市政协常委，民盟上海市副主委。朱教授长期从事泌尿外科和肾脏移植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工作，擅长泌尿外科手术和肾脏移植，在泌尿系统肿瘤、肾移植免疫耐受诱导和新型免疫抑制剂的研究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
大众医学：中山医院全体院领导集体签署器官捐献自愿书的消息在微博传开后，受到了众多网友的高度赞誉，请问王院长，您当时为什么会提出这个倡议？
王玉琦：中山医院是国内较早开展器官移植的医院之一。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中山医院就开始实施肾移植手术，并于1975年完成了一例当时存活时间最长的肾移植手术，患者在没有专门的免疫抑制药物的情况下，存活了9年。1978年，吴肇光教授为一位肝肿瘤患者实施了肝移植手术。2000年，我们开始心脏移植手术。迄今，中山医院已经实施肾移植手术1800余例、肝移植手术1200余例、心脏移植手术350例。然而，由于严重缺乏移植器官来源，医生的技术就算再高，也难为“无米之炊”。我们极其痛心地看到，一部分患者因为等不到合适的器官做移植而在痛苦中离世。
实际上，我院的党政领导和我本人早就有去世后捐献器官的想法，只是当时还没有相关政策支持，无法办理相关手续。今年，我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全面启动，中山医院作为上海市器官捐献试点单位也将器官捐献列为医院今后的重点工作之一。因此，当我向院领导们提议自愿参加人体器官捐献时，秦新裕教授和其他院领导立即表示赞成。大家都认为，我们作为医务工作者，我们比普通人更了解器官捐献的重大意义；作为院领导，我们更应当起到表率作用；同时，我们也希望此举能带动更多的医务人员和广大人群一同加入到人体器官捐献者的行列中来。
大众医学：为什么要鼓励公民去世后无偿捐献器官？
朱同玉：近30年来，我国的器官移植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器官移植的种类、数量不断增加。目前，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器官移植大国。然而，由于移植器官来源严重匮乏，我国人体器官移植的供需比严重失调，约为1∶30。以肾移植为例，一名尿毒症患者的等待时间通常需要五年，甚至更久。
目前，国际认可的解决移植器官来源的途径有两个：一是鼓励公民去世后自愿无偿捐献器官，二是允许亲属间活体器官捐献。由于我国的器官捐献率很低，故亲属间活体器官移植是我国现阶段器官移植的重要来源。比如，我院每年开展肾移植手术100余例，其中70%为亲属间活体器官移植。尽管活体器官移植不乏优点，但从保护活体器官捐献者健康的角度考虑，亲属间活体器官移植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在此状况下，积极鼓励公民去世后将自己有用的器官捐献出来，去救助那些急需器官移植的重症患者，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常说，我们无法决定生命的长度，但可以让生命延续。当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捐出自己有用的器官使别人重获新生，等于在无形中延续了自己的生命。
大众医学：与国外相比，我国的器官捐献工作明显滞后。不知阻碍我国器官捐献工作顺利开展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朱同玉：在我国，每年有超过10万人因意外或突发事件身亡，但器官捐献率仅为西方国家的千分之一。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我国的器官捐献工作进展缓慢呢？是中国人缺乏爱心吗？当然不是。实际上，中华民族是一个极其富有爱心的民族。可以说，普通大众的爱心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我曾经在广播电台做过一个节目，和听众们聊器官捐献的意义。在短短一个小时的直播时间内，我接听了150多位听众的电话，很多人都表示愿意在去世后捐出器官去帮助别人，令我十分感动！我想，我国的器官捐献率之所以较低，可能与宣传力度不够，普通大众对器官捐献不了解，以及我国的器官捐献相关法律法规和体系建设不够完善，导致部分爱心人士“捐献无门”有关。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我国自2010年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以来，目前已初步建立了较完善的人体器官捐献体系。今年，我国的器官捐献工作将全面实施，器官捐献体系将覆盖所有省份，各地红十字会都成立了专门的器官捐献办公室，“捐献无门”的现象将不复存在。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心脏死亡后器官捐献（简称DCD）将成为我国移植器官的重要来源。
大众医学：器官捐献有年龄限制吗，哪些人适合捐献器官？
朱同玉：器官捐献并无绝对的年龄限制（一般不超过65岁）。一般地说，器官捐献者需没有感染艾滋病或其他严重传染病，也没有癌症（原发脑肿瘤除外）。具体是否适合捐献，需由人体器官捐献专家组、人体器官捐献组织评估后决定。 大众医学：器官移植的成功率高吗？
朱同玉：随着器官移植技术的不断进步，移植手术的成功率也不断提升。以临床最常见的肝移植和肾移植为例：肾移植是各类器官移植中疗效最肯定的，患者术后一年生存率高达96%，五年生存率约为80%。术后，尿毒症患者不再需要靠透析来维持生命，生活质量大大改善，绝大多数人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工作和生活。肝移植是目前治疗晚期肝硬化、肝功能衰竭、先天性肝病，以及部分早中期肝癌的有效方法。在肝移植技术出现之前，这些肝病患者的生存期不会超过半年。如今，随着肝移植技术的不断提高及抗排异新药的不断推出，患者的术后生存率大大提高。我院的资料显示：良性肝病肝移植术后5年生存率为70%～75%，早中期肝癌肝移植术后5年生存率约为64%。
大众医学：不少人觉得，人刚去世就取器官，心理上接受不了。即便本人签署过器官捐献自愿书，家属往往也很难接受。不知器官捐献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在取器官、保持遗容等方面，会有哪些关怀措施？
朱同玉：器官捐献者死亡后，器官的摘取将采用严格的医学标准。在整个过程中，医护人员会充分尊重捐献者的遗体和遗容。器官捐献完成以后，医生会细心地将遗体复原。同时，红十字会将向捐献者亲属颁发人体器官捐献荣誉证书，并设置捐献者纪念设施，定期组织开展悼念活动。民政部门将免除捐献者的基本丧葬费用，并为丧葬事宜提供便利。
大众医学：我国《献血法》中规定，无偿献血者的家人可以优先用血，那么器官捐献者的家属日后万一需要做器官移植，是否可以优先考虑？对于经济困难的捐献者家庭，是否会给予医药费的减免或经济补助？
朱同玉：捐献者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若需要接受人体器官移植手术，可以优先排序。此外，红十字会还设立了专门基金，将给予经济困难的捐献者家庭适当的经济补助。
大众医学：如果想要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可以去哪里办理登记手续？
王玉琦：有捐献器官愿望者可以去当地红十字会咨询并办理相关手续。此外，在器官捐献试点医院也有专人（一般为院办或医务处的工作人员）负责人体器官捐献的相关工作，大家也可以前往试点医院领取并填写人体器官捐献自愿书，医院的器官捐献协调员会将填妥的人体器官捐献自愿书转交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
大众医学：在影视剧里，我们时常能看到器官捐献者家属与受捐者见面时的感人场景。不知在现实生活中，器官捐献者的家属与受捐者可以见面吗？
朱同玉：出于保护双方利益的考虑，除非特例，器官捐献者家属与受捐者通常是不能见面的，双方的信息都将严格保密，以避免对当事人产生不必要的困扰。如果双方同意，相关的工作人员会告知捐献者家人有关器官接受者手术后的进展情况。
大众医学：很多人担心，捐献器官的分配无法做到公平和公正，不知在保证器官分配的公平性上，我国有哪些举措？
朱同玉：过去，我国的人体器官分配基本处于医院自行分配的状态。同时，由于器官移植等待者的信息未实现全国联网，许多患者往往同时在多家医院登记，故存在信息重复、器官供求比失真等问题。今年，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信息管理系统将上线，并实现全国联网。所有器官移植单位都要把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的相关信息录入到该系统中，当捐献的器官信息被输入器官分配系统以后，计算机会遵循区域优先、儿童匹配优先、血型匹配优先、器官捐献者直系亲属优先、等待顺序优先等原则，将器官自动分配给最需要的患者。可以说，未来的器官分配将比以前更加科学、公正与透明。
大众医学：作为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医院，中山医院在人体器官捐献的宣传和具体落实过程中，将会有哪些具体举措？
王玉琦：中山医院已经把推广器官捐献工作纳入医院今后的重点工作之一。作为上海市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医院，中山医院已成立了专门的“人体器官捐献工作领导小组”，由院领导牵头，建立人体器官捐献工作的组织架构、工作制度和操作流程。目前，我院的器官捐献登记工作主要由院办负责，需要办理器官捐献登记手续者可去院办领取器官捐献自愿书。此外，我们还配备了经过专门培训的器官捐献协调员，他们主要负责宣传人体器官捐献的基本知识，发现潜在器官捐献者，见证器官捐献、分配和获取等工作。此外，医院还在门诊、急诊、病房走廊、重症监护病房门口等处张贴有关器官捐献的科普宣传资料，向广大群众宣传人体器官捐献的意义，积极推动我国移植事业的发展。
自2010年3月我国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以来，截至2013年2月22日，共实现捐献659例，捐献大器官1804个。今年，人体器官捐献体系将覆盖全国所有省份。作为上海市17个器官捐献试点医院之一，中山医院为推动上海市的器官捐献工作开了个好头。不过，在许多普通群众眼里，“捐献器官”仍是一件比较忌讳的事情。中山医院在开展人体器官捐献工作方面会有哪些具体举措？作为普通群众，该如何正确理解和对待器官捐献这件事？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近日专程采访了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王玉琦院长和朱同玉副院长。
专家简介
王玉琦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院长，血管外科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血管外科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器官移植中心主任，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曾任亚洲血管外科学会主席，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血管外科学组组长。
朱同玉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青浦分院院长，泌尿外科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器官移植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会委员，上海市政协常委，民盟上海市副主委。朱教授长期从事泌尿外科和肾脏移植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工作，擅长泌尿外科手术和肾脏移植，在泌尿系统肿瘤、肾移植免疫耐受诱导和新型免疫抑制剂的研究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
大众医学：中山医院全体院领导集体签署器官捐献自愿书的消息在微博传开后，受到了众多网友的高度赞誉，请问王院长，您当时为什么会提出这个倡议？
王玉琦：中山医院是国内较早开展器官移植的医院之一。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中山医院就开始实施肾移植手术，并于1975年完成了一例当时存活时间最长的肾移植手术，患者在没有专门的免疫抑制药物的情况下，存活了9年。1978年，吴肇光教授为一位肝肿瘤患者实施了肝移植手术。2000年，我们开始心脏移植手术。迄今，中山医院已经实施肾移植手术1800余例、肝移植手术1200余例、心脏移植手术350例。然而，由于严重缺乏移植器官来源，医生的技术就算再高，也难为“无米之炊”。我们极其痛心地看到，一部分患者因为等不到合适的器官做移植而在痛苦中离世。
实际上，我院的党政领导和我本人早就有去世后捐献器官的想法，只是当时还没有相关政策支持，无法办理相关手续。今年，我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全面启动，中山医院作为上海市器官捐献试点单位也将器官捐献列为医院今后的重点工作之一。因此，当我向院领导们提议自愿参加人体器官捐献时，秦新裕教授和其他院领导立即表示赞成。大家都认为，我们作为医务工作者，我们比普通人更了解器官捐献的重大意义；作为院领导，我们更应当起到表率作用；同时，我们也希望此举能带动更多的医务人员和广大人群一同加入到人体器官捐献者的行列中来。
大众医学：为什么要鼓励公民去世后无偿捐献器官？
朱同玉：近30年来，我国的器官移植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器官移植的种类、数量不断增加。目前，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器官移植大国。然而，由于移植器官来源严重匮乏，我国人体器官移植的供需比严重失调，约为1∶30。以肾移植为例，一名尿毒症患者的等待时间通常需要五年，甚至更久。
目前，国际认可的解决移植器官来源的途径有两个：一是鼓励公民去世后自愿无偿捐献器官，二是允许亲属间活体器官捐献。由于我国的器官捐献率很低，故亲属间活体器官移植是我国现阶段器官移植的重要来源。比如，我院每年开展肾移植手术100余例，其中70%为亲属间活体器官移植。尽管活体器官移植不乏优点，但从保护活体器官捐献者健康的角度考虑，亲属间活体器官移植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在此状况下，积极鼓励公民去世后将自己有用的器官捐献出来，去救助那些急需器官移植的重症患者，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常说，我们无法决定生命的长度，但可以让生命延续。当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捐出自己有用的器官使别人重获新生，等于在无形中延续了自己的生命。
大众医学：与国外相比，我国的器官捐献工作明显滞后。不知阻碍我国器官捐献工作顺利开展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朱同玉：在我国，每年有超过10万人因意外或突发事件身亡，但器官捐献率仅为西方国家的千分之一。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我国的器官捐献工作进展缓慢呢？是中国人缺乏爱心吗？当然不是。实际上，中华民族是一个极其富有爱心的民族。可以说，普通大众的爱心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我曾经在广播电台做过一个节目，和听众们聊器官捐献的意义。在短短一个小时的直播时间内，我接听了150多位听众的电话，很多人都表示愿意在去世后捐出器官去帮助别人，令我十分感动！我想，我国的器官捐献率之所以较低，可能与宣传力度不够，普通大众对器官捐献不了解，以及我国的器官捐献相关法律法规和体系建设不够完善，导致部分爱心人士“捐献无门”有关。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我国自2010年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以来，目前已初步建立了较完善的人体器官捐献体系。今年，我国的器官捐献工作将全面实施，器官捐献体系将覆盖所有省份，各地红十字会都成立了专门的器官捐献办公室，“捐献无门”的现象将不复存在。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心脏死亡后器官捐献（简称DCD）将成为我国移植器官的重要来源。
大众医学：器官捐献有年龄限制吗，哪些人适合捐献器官？
朱同玉：器官捐献并无绝对的年龄限制（一般不超过65岁）。一般地说，器官捐献者需没有感染艾滋病或其他严重传染病，也没有癌症（原发脑肿瘤除外）。具体是否适合捐献，需由人体器官捐献专家组、人体器官捐献组织评估后决定。 大众医学：器官移植的成功率高吗？
朱同玉：随着器官移植技术的不断进步，移植手术的成功率也不断提升。以临床最常见的肝移植和肾移植为例：肾移植是各类器官移植中疗效最肯定的，患者术后一年生存率高达96%，五年生存率约为80%。术后，尿毒症患者不再需要靠透析来维持生命，生活质量大大改善，绝大多数人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工作和生活。肝移植是目前治疗晚期肝硬化、肝功能衰竭、先天性肝病，以及部分早中期肝癌的有效方法。在肝移植技术出现之前，这些肝病患者的生存期不会超过半年。如今，随着肝移植技术的不断提高及抗排异新药的不断推出，患者的术后生存率大大提高。我院的资料显示：良性肝病肝移植术后5年生存率为70%～75%，早中期肝癌肝移植术后5年生存率约为64%。
大众医学：不少人觉得，人刚去世就取器官，心理上接受不了。即便本人签署过器官捐献自愿书，家属往往也很难接受。不知器官捐献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在取器官、保持遗容等方面，会有哪些关怀措施？
朱同玉：器官捐献者死亡后，器官的摘取将采用严格的医学标准。在整个过程中，医护人员会充分尊重捐献者的遗体和遗容。器官捐献完成以后，医生会细心地将遗体复原。同时，红十字会将向捐献者亲属颁发人体器官捐献荣誉证书，并设置捐献者纪念设施，定期组织开展悼念活动。民政部门将免除捐献者的基本丧葬费用，并为丧葬事宜提供便利。
大众医学：我国《献血法》中规定，无偿献血者的家人可以优先用血，那么器官捐献者的家属日后万一需要做器官移植，是否可以优先考虑？对于经济困难的捐献者家庭，是否会给予医药费的减免或经济补助？
朱同玉：捐献者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若需要接受人体器官移植手术，可以优先排序。此外，红十字会还设立了专门基金，将给予经济困难的捐献者家庭适当的经济补助。
大众医学：如果想要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可以去哪里办理登记手续？
王玉琦：有捐献器官愿望者可以去当地红十字会咨询并办理相关手续。此外，在器官捐献试点医院也有专人（一般为院办或医务处的工作人员）负责人体器官捐献的相关工作，大家也可以前往试点医院领取并填写人体器官捐献自愿书，医院的器官捐献协调员会将填妥的人体器官捐献自愿书转交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
大众医学：在影视剧里，我们时常能看到器官捐献者家属与受捐者见面时的感人场景。不知在现实生活中，器官捐献者的家属与受捐者可以见面吗？
朱同玉：出于保护双方利益的考虑，除非特例，器官捐献者家属与受捐者通常是不能见面的，双方的信息都将严格保密，以避免对当事人产生不必要的困扰。如果双方同意，相关的工作人员会告知捐献者家人有关器官接受者手术后的进展情况。
大众医学：很多人担心，捐献器官的分配无法做到公平和公正，不知在保证器官分配的公平性上，我国有哪些举措？
朱同玉：过去，我国的人体器官分配基本处于医院自行分配的状态。同时，由于器官移植等待者的信息未实现全国联网，许多患者往往同时在多家医院登记，故存在信息重复、器官供求比失真等问题。今年，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信息管理系统将上线，并实现全国联网。所有器官移植单位都要把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的相关信息录入到该系统中，当捐献的器官信息被输入器官分配系统以后，计算机会遵循区域优先、儿童匹配优先、血型匹配优先、器官捐献者直系亲属优先、等待顺序优先等原则，将器官自动分配给最需要的患者。可以说，未来的器官分配将比以前更加科学、公正与透明。
大众医学：作为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医院，中山医院在人体器官捐献的宣传和具体落实过程中，将会有哪些具体举措？
王玉琦：中山医院已经把推广器官捐献工作纳入医院今后的重点工作之一。作为上海市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医院，中山医院已成立了专门的“人体器官捐献工作领导小组”，由院领导牵头，建立人体器官捐献工作的组织架构、工作制度和操作流程。目前，我院的器官捐献登记工作主要由院办负责，需要办理器官捐献登记手续者可去院办领取器官捐献自愿书。此外，我们还配备了经过专门培训的器官捐献协调员，他们主要负责宣传人体器官捐献的基本知识，发现潜在器官捐献者，见证器官捐献、分配和获取等工作。此外，医院还在门诊、急诊、病房走廊、重症监护病房门口等处张贴有关器官捐献的科普宣传资料，向广大群众宣传人体器官捐献的意义，积极推动我国移植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