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玉云:最后的黄埔女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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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9-,湖南长沙人,黄埔第16期学员】
  说起当年的从军经历,周玉云并不后悔。“当初的选择,虽然给我在以后的岁月里带来了不小的磨难,却让我获得了美好的姻缘,也磨砺了我的性格,更是让我这个中国人,在国难当头之际担当责任。”
  周玉云祖籍湖南长沙,1919年1月16日出生。当年,周家在长沙也算是官宦之家,书香门第,家境殷实。“祖父是清廷的官员,到了父辈,也有一些产业,家中6个子女,我是老幺。”周玉云说。
  1938年,周玉云高中毕业,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当时,江苏、上海先后沦陷,成为敌占区。长沙城里风声鹤唳,一片恐慌,日本军队要血腥屠城的传言在长沙城蔓延。
  为了阻止日本人把长沙作为南侵的战略据点,当时的湖南省政府要求所有市民转移到乡下后,于11月13日凌晨,一把大火将长沙城烧成废墟。所有的交通全部中断,周玉云北上求学的梦想被战火焚毁。
  无奈之下,周玉云投靠了祖父的弟弟,一个国民党军队的团长,跟随他的部队去了江西。过年回到衡阳,她在大街上看到了黄埔军校的招生简章:愿意参加抗日的爱国热血青年,男女不限,都可报考。
  对于接受过西方教学、有着理想主义情结的周玉云来说,“军人”有着极大的号召力。当时,黄埔六期“女兵三杰”中的谢冰莹,专门写了一本女兵的《从军日记》,更是鼓舞和激荡了不少青年知识女性。
  于是,周玉云毅然从军,成为黄埔军校江西雩都三分校女兵(第十六期),1939年毕业。
  黄埔军校里,女子穿上军装,与男兵一样开始正规学习、训练。由于前线急需人员,当时的军校学习课程都是压缩的,学习和训练非常紧张。
  “一早出操训练,上午军事训练课,下午则是文化课,每天晚上还要夜行军,每个人的小腿上都要绑沙袋,每人发一双草鞋。一开始,也觉得训练好苦,也流眼泪,但很快就习惯了,只要你明白自己为什么来的,就不觉得辛苦。”周玉云说。
  由于当时部队急需人才,周玉云在江西瑞金的黄埔分校政训科仅学习一年。1939年11月,周玉云被分到上饶第三战区110兵站医院鹰潭分院政训室工作。
  政训科是搞政治工作的,哪里需要就去哪里,周玉云先后在江西贵溪、鹰潭、黎川等地的后方医院工作。有的伤病员刚从前线退下来,伤还没好就想着再上战场,周玉云要做好伤病员的安抚与教育工作。
  “那时,我们既是政训员,也是护理员、担架员,日军的飞机经常轰炸,我们必须把伤病员安置在安全的地方,或者立刻用一大块的隐蔽服将伤病员掩盖起来,甚至用自己身体掩护伤病员不再二次受伤。”周玉云还记得,她随身都带着一个小铁盒,类似于现在的急救包,里头放着几块压缩饼干、一点水,还有一件隐蔽服,就连晚上也都背着。
  1940年左右,周玉云被派往江西上饶的后方医院工作。在那里,她认识了来自江苏金坛的黄埔14期毕业生贺锁庆。贺锁庆比她小一岁,后来成了政训员。
  两个人在一个办公室上班,加上都是黄埔出身,周、贺二人很自然地走到了一起。1941年,周玉云和贺锁庆结成秦晋之好。
  如今,已经90多岁高龄的周玉云,头发花白,耳不聋眼不花,无论是走路,还是说话,都显得铿锵有力。她每天6点起床,散步要走四五里路,走路的速度快得惊人。下午,她会约上几个老邻居,打上几局麻将。
  周玉云生活非常节俭,小儿子每个月寄给她500元钱,她用这笔钱维持着日常开支,不用冰箱、不用空调,能省则省,还用省下的钱去救济别人。她每次去菜场买菜,看到乞讨者总会给他们5元或者10元钱。
  说起当年的从军经历,周玉云并不后悔。“当初的选择,虽然给我在以后的岁月里带来了不小的磨难,却让我获得了美好的姻缘,也磨砺了我的性格,更是让我这个中国人,在国难当头之际担当责任。”
  当被问到“这辈子那么多的苦难,怎么坚持过来”的时候,周玉云笑着回答:“我们黄埔人永远都年轻,永远不会向生活低头。”
  (摘自《时代邮刊》2014年第1期,葛小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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