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浦东开发中，大家很注意报道一些报告文学式的内容，豪情壮语、光辉灿烂的大楼、现代化工厂……这都是事实，但最重要的一些经验却是文化方面的，中国各大开发区都很容易忽略在改革开放中的文化进步。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赵启正是上海浦东新区管委会首任主任并历任上海浦东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赵启正亲历了浦东新区开发的最初历程。
记者面前的赵启正，一件淡蓝色条纹衬衣，言辞坦率，作风硬朗，被称为“浦东赵”的赵启正，早将浦东逻辑推广到更广阔的舞台。上海是赵启正曾工作过２４年的地方，每次回来他都倍感亲切，２００８年４月３０日，他在接受《新民周刊》专访时表示：“这是培养我的地方，这是让我能够发挥的地方。”
浦东开发，当初国际上都不相信
记者：在你的印象中，浦东刚开发时是怎样的？
赵启正：刚开发时，浦东的最高建筑有两个，一是陆家嘴的港务大厦，一是浦东消防队的观察楼。５０年代，浦东的定位是上海的仓库，当时一些危险品、较有危险性的工厂都放在浦东，所以这种落后从上海开埠以来就存在。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说过，浦东应该建设“东方大港”。但在那个时代是个梦想。只有在实行改革开放的时代，才可能使浦东振兴。
浦东原来是一个除上海以外许多人都不太知道的地方，一个没有知名度的地方开发很困难，人家对你不了解，更提不上信任感，所以迅速提高浦东的知名度和把浦东的前途告诉全国、告诉世界是重要的。这时候，我们大量召开讨论会、大量通过中国和外国媒体表达浦东开发的意义，特别我们在出国访问期间在各地主动接待记者和接触名人、大公司，这样很快在１９９５年，美国出版的分册地图在介绍上海时就有浦东简图，以这个为标志，浦东开始让世界知道。
记者：当时国际舆论环境如何？
赵启正：１９８９年中国遇到通货膨胀、经济滞胀因素和１９８９年的政治事件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浦东开发，国际舆论是怀疑的，认为可能是个口号而不是行动，认为这是一个“波将金村”式的开发（波将金元帅为使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对他领地的富足有良好印象，在其必经路旁建起一批豪华假村庄）。这件事基辛格以后多次提到，“当初外国人不相信这是中国的行动，但我认为是中国的行动，现在果然证明我的评论对”。我说，“你了解中国”。
今天浦东开发的进展得到国际承认。我说它是一个中国改革开放的交响曲，总谱是邓小平写的，指挥是党中央，浦东人民包括我本人都是演奏员，我们很用心地演奏，一定要遵照中央对浦东的要求做，所以当时我提出要“先用心，后用力”，避免盲目性，我们对浦东开发的思考要深刻。
浦东土地要嫁“才财之郎”
记者：我听说１９９３年，你曾邀请书法家胡问遂先生题写“惜土如金”四字挂在办公室以自勉。
赵启正：我们当时提出“法规和规划先行”，陆家嘴不是投资者想盖什么楼就盖什么楼，我们先做完模型，你要按模型选，至于这个楼是圆是方、楼的细节完全由投资者决定，可这个楼的大小、位置不能随便决定，因为我们的交通、电力都是设计好的，不能轻易调整。规划先行使我们的批租工作做得很有水平，叫主动批租，而不是被动批租。被动批租，将来这个城市的面貌你不知道；而我现在跟着模型对，城市还没建好，这个城市的面貌我们已在心中有数。土地批租是主动批租，不是给钱就行，所以一个个高标准的楼起来了。咱们想得很细，投资者不仅不能“圈地”，买了地、造个水平低的建筑，我们都不干！土地就是我们的女儿，当时我们说过，浦东的土地要嫁给“才财之郎”。（笑）
记者：浦东新区首个成立的机构是组织部，一周内配备全主要干部；第二个成立的是信访办。当时为何这样设置？
赵启正：要建立浦东管委会当然要干部，组织部要找强有力的干部。当时组织部做了很多事，帮助我们从全市甚至全国选拔人才，所以浦东的干部起点还不错。当时（招聘）“海龟”条件还不具备，那时浦东那样，人家不大可能回来，但我们通过各种方式请外国专家咨询和帮助，如陆家嘴规划就有英、日、法、意４国专家帮助。我们一开始注意到吸收世界的智慧、资金、经验，使浦东能较快做好规划。（成立）信访办是因为面临社会的一个大变化，浦东农民很快变成城市人，这必然出现一些社会问题。
记者：１８年前你主政浦东新区时，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什么？浦东开发十年动迁１６万农民。
赵启正：你说的数字是中期数字，最初３年是（动迁）１０万人，今天大概是２３万人。
基辛格对浦东开发特别有兴趣，他问我遇到的困难是什么？我说，浦东开发遇到的困难表现为两个：
第一个困难是浦东的农村人口如何变为城市人？浦东从１８４０年开埠到现在差不多七代人，而浦东在几年内农民变成城市人，对社会、他们本人的压力都很大。老年农民不适应城市生活，动迁时他们围着他们家的猪圈、井，可以一夜夜不睡觉；中年人说，我不会干城市的活儿，不会开汽车怎么办？只有年轻人欢喜跳跃，他们今后有了好的都市环境和就业机会。
当时我很早就说，浦东动迁农民的孩子就按城市孩子待遇，可以上他们附近的城市中学，先不要办什么手续。就是要平等对待农民子弟。他们要培训一个新职业谈何容易？！当时有个宽松条件，把农民培养成出租车司机，并且租给他一辆车，他们学会后开了两月不开了，说每天这样太累，不认识路、不会看地图……农民变成城市人不容易，但我们必须承认，浦东农民给浦东开发做了巨大贡献，因为使人家整个命运（改变了），使人家土地也没有了。所以信访办是继组织部之后成立的第一个机构。
第二，缺少国际运作人才。没办法，尽量吸收国内懂国际事务的人才，同时吸收国外专家；另外，外国公司来必然带着外国专家一块进来，同时我们开各类研讨会、请外国专家来讲。当时我请永道公司讲ＢＯＴ，Ｂ是建设，Ｂｕｉｌｄ；Ｏ是运营，Ｏｐｅｒａｔｅ；Ｔ是移交，Ｔｒａｎｓｆｅｒ。国际很流行，我们不知道。永道公司说讲课要１万英镑。我说，我给你提供讲台，这么多浦东干部听你（上课），你也给我１万英镑，咱俩平衡。开个玩笑，谁也不给谁了。我们通过各种办法吸引海外人才，后期大量留学生吸引回来，大概是１９９８年以后的事。
廉政也是重要投资环境
记者：１９９２年你讲过“廉政也是重要的投资环境”。主政浦东期间，你如何确保廉洁的环境？
赵启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此前没人提出来，我提出后，尉健行同志对我说过，以经济为中心，对于纪委的工作怎么理解？很多改革开放的地区说，纪委尽查我们，视纪委为阻力；而我们提出廉政是改革开放的环境，这说明了纪委在改革开放时代的作用，这是受到中央肯定的一句话。
一个严肃的商人、一个重要的企业，如果在一个不廉洁的环境下工作，它连成本都没法核算，行贿、跑关系算什么成本？一个大企业喜欢好的投资环境，我们当时在浦东情况介绍、招商规则小册子上贴了个条子：在浦东进行商业活动，不必请客送礼。多么朴素的语言！
记者：你认为当时外企到浦东投资的顾虑是什么？
赵启正：顾虑：一，浦东开发的计划是不是一个可信的计划，在这里的项目安不安全？二，能不能发展？西门子来了，德国公司放心了；三菱来了，日本公司放心了……当时我们调查过，如果从纽约往东京打电话，１００个电话可能９９个通，除非对方占线；打到上海，１００个电话６０个通就不错，我们落后啊，我们赶紧改善投资环境，找ＡＴ＆Ｔ合作，现在做得挺好，一步步做的。
浦东开发是下围棋
记者：你认为浦东开发具备哪些值得总结的创新模式？
赵启正：在浦东开发中，大家很注意报道一些报告文学式的内容，豪情壮语、光辉灿烂的大楼、现代化工厂……这都是事实，但最重要的一些经验却是文化方面的，中国各大开发区都很容易忽略在改革开放中的文化进步。
基辛格说，你们最宝贵的不是大楼、现代化工厂，是你们的公共关系。所谓公共关系就是机构的社会关系，政府或浦东新区也有社会关系，我们是不是被投资者所信任？基辛格说，最初的投资者风险多大，对你们的信任感，最可珍贵。台湾（地区）提出建设“亚太运营中心”，完全没做，信了它怎么办？
对浦东开发的总结不要只限于数字，而要注重它在文化方面的收获。比如法规和规划先行，我们认为规划的价值很高，不能边开发边设计，很多开发区所谓“摊大饼”，而我们浦东怎么开发？是下围棋！一块一块的，任何一块扩展不至于立刻跟其他块冲突，得有长远观点，现在看着比以前好看，将来还要好看，因为这几个区将来要连上的。
另外我们当时提出“站在地球仪旁边思考浦东开发”。我们上海的任务是服务全国、面向世界，是中国和世界的对话者，所谓对话，就是交流，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信息我们要比中国其他地方快，不仅是信息，而且是资本。今天的浦东占上海ＧＤＰ的四分之一，而上海市的ＧＤＰ是当年４倍，所以浦东大概１８年建了一个上海。浦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象征，这是邓小平说的。
另外，城乡联动、上海东西联动，上海和长江三角洲的联动，当时这３个联动并不容易，昨天我到昆山还回忆这样一个故事，我说我们上海浦东开发者是斗牛士，拿块红布，上面写着“浦东开发”，摇啊摇，外国资本像大牛，一冲，冲到昆山去了，我们不要小气，去吧；一冲，冲到苏州、南京、绍兴，可以……我们浦东的斗牛勇士很慷慨。现在浦东自己可以花的是２６１亿元，我们当时才４个亿。浦东开发不只是项目开发、土地开发、经济开发，而是社会开发，即争取社会的全面进步。
每个人都是投资环境
记者：当时你是很有意识地树立浦东的国际形象吗？
赵启正：当然。对我个人有损失的，整天上镜头、上报纸，得为浦东捐躯。来了外国人，基本我不谢绝，特别重要人物；外国电视台来了，它花钱给我宣传，我为什么不宣传？我在外国，比如日本，就较有知名度。日本ＮＨＫ派一个小组说就访问赵先生一人，他们在这住１０天，拍《赵先生的一天》，早晨我送我女儿上学，然后我上办公室，提个破书包进去，都给拍下了；我上外高桥，路上碰到一个骑摩托车的农民给汽车撞死了，人在流血，我赶紧拦个车送医院去……日本记者在后头跟着，先开摄像机，后来这个片子在日本得奖。
记者：在浦东工作的经历对你带来哪些重要影响？
赵启正：中国的任何事情在今天都会有世界影响，所以不止浦东开发，思考中国的问题都应站在地球仪旁边思考，宏观思考的习惯在浦东开发中被养成。另外，与世界接触的经验在浦东得到很多培养，浦东开发面向世界，我们接触了大量外国政界、经济界、媒体界人物，在浦东新区时，每天外国人列队从浦东经过，从吃早饭开始，到晚上还有两场，我们学会了跨文化交流。
记者：你最希望向浦东的官员与居民传达哪些跨文化交流的理念？
赵启正：浦东是上海的一个核心地区，上海是中国与外国的经济对话者，和国际沟通要靠上海、浦东的民众，能外知世界、内知中国，才能恰当地沟通，特别官员要有跨文化沟通本领，这样可以为浦东发展做重大贡献。我很早就讲，每一个人都是投资环境。
记者：你的爱好有哪些？目前时间如何安排？
赵启正：看书，尤其哲学书，喜欢（的哲学家）太多了，黑格尔、马克思，王元化的书我也爱看。有时写点东西，参加点合适的社会活动。（我写书）很费时间，我打字太慢。
记者：你属于转型较多的官员，你的每次转型是主动选择还是……
赵启正：不是主动选择，是组织分配。但我很乐意地服从分配，因为多给我一个领域，我就多丰富自己一块，一个领域你干得时间长了，就会保守、就会自以为是，我想，给我新的机会使我丰富。
记者：未来你有哪些大的愿望？
赵启正：身体健康。（笑）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赵启正是上海浦东新区管委会首任主任并历任上海浦东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赵启正亲历了浦东新区开发的最初历程。
记者面前的赵启正，一件淡蓝色条纹衬衣，言辞坦率，作风硬朗，被称为“浦东赵”的赵启正，早将浦东逻辑推广到更广阔的舞台。上海是赵启正曾工作过２４年的地方，每次回来他都倍感亲切，２００８年４月３０日，他在接受《新民周刊》专访时表示：“这是培养我的地方，这是让我能够发挥的地方。”
浦东开发，当初国际上都不相信
记者：在你的印象中，浦东刚开发时是怎样的？
赵启正：刚开发时，浦东的最高建筑有两个，一是陆家嘴的港务大厦，一是浦东消防队的观察楼。５０年代，浦东的定位是上海的仓库，当时一些危险品、较有危险性的工厂都放在浦东，所以这种落后从上海开埠以来就存在。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说过，浦东应该建设“东方大港”。但在那个时代是个梦想。只有在实行改革开放的时代，才可能使浦东振兴。
浦东原来是一个除上海以外许多人都不太知道的地方，一个没有知名度的地方开发很困难，人家对你不了解，更提不上信任感，所以迅速提高浦东的知名度和把浦东的前途告诉全国、告诉世界是重要的。这时候，我们大量召开讨论会、大量通过中国和外国媒体表达浦东开发的意义，特别我们在出国访问期间在各地主动接待记者和接触名人、大公司，这样很快在１９９５年，美国出版的分册地图在介绍上海时就有浦东简图，以这个为标志，浦东开始让世界知道。
记者：当时国际舆论环境如何？
赵启正：１９８９年中国遇到通货膨胀、经济滞胀因素和１９８９年的政治事件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浦东开发，国际舆论是怀疑的，认为可能是个口号而不是行动，认为这是一个“波将金村”式的开发（波将金元帅为使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对他领地的富足有良好印象，在其必经路旁建起一批豪华假村庄）。这件事基辛格以后多次提到，“当初外国人不相信这是中国的行动，但我认为是中国的行动，现在果然证明我的评论对”。我说，“你了解中国”。
今天浦东开发的进展得到国际承认。我说它是一个中国改革开放的交响曲，总谱是邓小平写的，指挥是党中央，浦东人民包括我本人都是演奏员，我们很用心地演奏，一定要遵照中央对浦东的要求做，所以当时我提出要“先用心，后用力”，避免盲目性，我们对浦东开发的思考要深刻。
浦东土地要嫁“才财之郎”
记者：我听说１９９３年，你曾邀请书法家胡问遂先生题写“惜土如金”四字挂在办公室以自勉。
赵启正：我们当时提出“法规和规划先行”，陆家嘴不是投资者想盖什么楼就盖什么楼，我们先做完模型，你要按模型选，至于这个楼是圆是方、楼的细节完全由投资者决定，可这个楼的大小、位置不能随便决定，因为我们的交通、电力都是设计好的，不能轻易调整。规划先行使我们的批租工作做得很有水平，叫主动批租，而不是被动批租。被动批租，将来这个城市的面貌你不知道；而我现在跟着模型对，城市还没建好，这个城市的面貌我们已在心中有数。土地批租是主动批租，不是给钱就行，所以一个个高标准的楼起来了。咱们想得很细，投资者不仅不能“圈地”，买了地、造个水平低的建筑，我们都不干！土地就是我们的女儿，当时我们说过，浦东的土地要嫁给“才财之郎”。（笑）
记者：浦东新区首个成立的机构是组织部，一周内配备全主要干部；第二个成立的是信访办。当时为何这样设置？
赵启正：要建立浦东管委会当然要干部，组织部要找强有力的干部。当时组织部做了很多事，帮助我们从全市甚至全国选拔人才，所以浦东的干部起点还不错。当时（招聘）“海龟”条件还不具备，那时浦东那样，人家不大可能回来，但我们通过各种方式请外国专家咨询和帮助，如陆家嘴规划就有英、日、法、意４国专家帮助。我们一开始注意到吸收世界的智慧、资金、经验，使浦东能较快做好规划。（成立）信访办是因为面临社会的一个大变化，浦东农民很快变成城市人，这必然出现一些社会问题。
记者：１８年前你主政浦东新区时，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什么？浦东开发十年动迁１６万农民。
赵启正：你说的数字是中期数字，最初３年是（动迁）１０万人，今天大概是２３万人。
基辛格对浦东开发特别有兴趣，他问我遇到的困难是什么？我说，浦东开发遇到的困难表现为两个：
第一个困难是浦东的农村人口如何变为城市人？浦东从１８４０年开埠到现在差不多七代人，而浦东在几年内农民变成城市人，对社会、他们本人的压力都很大。老年农民不适应城市生活，动迁时他们围着他们家的猪圈、井，可以一夜夜不睡觉；中年人说，我不会干城市的活儿，不会开汽车怎么办？只有年轻人欢喜跳跃，他们今后有了好的都市环境和就业机会。
当时我很早就说，浦东动迁农民的孩子就按城市孩子待遇，可以上他们附近的城市中学，先不要办什么手续。就是要平等对待农民子弟。他们要培训一个新职业谈何容易？！当时有个宽松条件，把农民培养成出租车司机，并且租给他一辆车，他们学会后开了两月不开了，说每天这样太累，不认识路、不会看地图……农民变成城市人不容易，但我们必须承认，浦东农民给浦东开发做了巨大贡献，因为使人家整个命运（改变了），使人家土地也没有了。所以信访办是继组织部之后成立的第一个机构。
第二，缺少国际运作人才。没办法，尽量吸收国内懂国际事务的人才，同时吸收国外专家；另外，外国公司来必然带着外国专家一块进来，同时我们开各类研讨会、请外国专家来讲。当时我请永道公司讲ＢＯＴ，Ｂ是建设，Ｂｕｉｌｄ；Ｏ是运营，Ｏｐｅｒａｔｅ；Ｔ是移交，Ｔｒａｎｓｆｅｒ。国际很流行，我们不知道。永道公司说讲课要１万英镑。我说，我给你提供讲台，这么多浦东干部听你（上课），你也给我１万英镑，咱俩平衡。开个玩笑，谁也不给谁了。我们通过各种办法吸引海外人才，后期大量留学生吸引回来，大概是１９９８年以后的事。
廉政也是重要投资环境
记者：１９９２年你讲过“廉政也是重要的投资环境”。主政浦东期间，你如何确保廉洁的环境？
赵启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此前没人提出来，我提出后，尉健行同志对我说过，以经济为中心，对于纪委的工作怎么理解？很多改革开放的地区说，纪委尽查我们，视纪委为阻力；而我们提出廉政是改革开放的环境，这说明了纪委在改革开放时代的作用，这是受到中央肯定的一句话。
一个严肃的商人、一个重要的企业，如果在一个不廉洁的环境下工作，它连成本都没法核算，行贿、跑关系算什么成本？一个大企业喜欢好的投资环境，我们当时在浦东情况介绍、招商规则小册子上贴了个条子：在浦东进行商业活动，不必请客送礼。多么朴素的语言！
记者：你认为当时外企到浦东投资的顾虑是什么？
赵启正：顾虑：一，浦东开发的计划是不是一个可信的计划，在这里的项目安不安全？二，能不能发展？西门子来了，德国公司放心了；三菱来了，日本公司放心了……当时我们调查过，如果从纽约往东京打电话，１００个电话可能９９个通，除非对方占线；打到上海，１００个电话６０个通就不错，我们落后啊，我们赶紧改善投资环境，找ＡＴ＆Ｔ合作，现在做得挺好，一步步做的。
浦东开发是下围棋
记者：你认为浦东开发具备哪些值得总结的创新模式？
赵启正：在浦东开发中，大家很注意报道一些报告文学式的内容，豪情壮语、光辉灿烂的大楼、现代化工厂……这都是事实，但最重要的一些经验却是文化方面的，中国各大开发区都很容易忽略在改革开放中的文化进步。
基辛格说，你们最宝贵的不是大楼、现代化工厂，是你们的公共关系。所谓公共关系就是机构的社会关系，政府或浦东新区也有社会关系，我们是不是被投资者所信任？基辛格说，最初的投资者风险多大，对你们的信任感，最可珍贵。台湾（地区）提出建设“亚太运营中心”，完全没做，信了它怎么办？
对浦东开发的总结不要只限于数字，而要注重它在文化方面的收获。比如法规和规划先行，我们认为规划的价值很高，不能边开发边设计，很多开发区所谓“摊大饼”，而我们浦东怎么开发？是下围棋！一块一块的，任何一块扩展不至于立刻跟其他块冲突，得有长远观点，现在看着比以前好看，将来还要好看，因为这几个区将来要连上的。
另外我们当时提出“站在地球仪旁边思考浦东开发”。我们上海的任务是服务全国、面向世界，是中国和世界的对话者，所谓对话，就是交流，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信息我们要比中国其他地方快，不仅是信息，而且是资本。今天的浦东占上海ＧＤＰ的四分之一，而上海市的ＧＤＰ是当年４倍，所以浦东大概１８年建了一个上海。浦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象征，这是邓小平说的。
另外，城乡联动、上海东西联动，上海和长江三角洲的联动，当时这３个联动并不容易，昨天我到昆山还回忆这样一个故事，我说我们上海浦东开发者是斗牛士，拿块红布，上面写着“浦东开发”，摇啊摇，外国资本像大牛，一冲，冲到昆山去了，我们不要小气，去吧；一冲，冲到苏州、南京、绍兴，可以……我们浦东的斗牛勇士很慷慨。现在浦东自己可以花的是２６１亿元，我们当时才４个亿。浦东开发不只是项目开发、土地开发、经济开发，而是社会开发，即争取社会的全面进步。
每个人都是投资环境
记者：当时你是很有意识地树立浦东的国际形象吗？
赵启正：当然。对我个人有损失的，整天上镜头、上报纸，得为浦东捐躯。来了外国人，基本我不谢绝，特别重要人物；外国电视台来了，它花钱给我宣传，我为什么不宣传？我在外国，比如日本，就较有知名度。日本ＮＨＫ派一个小组说就访问赵先生一人，他们在这住１０天，拍《赵先生的一天》，早晨我送我女儿上学，然后我上办公室，提个破书包进去，都给拍下了；我上外高桥，路上碰到一个骑摩托车的农民给汽车撞死了，人在流血，我赶紧拦个车送医院去……日本记者在后头跟着，先开摄像机，后来这个片子在日本得奖。
记者：在浦东工作的经历对你带来哪些重要影响？
赵启正：中国的任何事情在今天都会有世界影响，所以不止浦东开发，思考中国的问题都应站在地球仪旁边思考，宏观思考的习惯在浦东开发中被养成。另外，与世界接触的经验在浦东得到很多培养，浦东开发面向世界，我们接触了大量外国政界、经济界、媒体界人物，在浦东新区时，每天外国人列队从浦东经过，从吃早饭开始，到晚上还有两场，我们学会了跨文化交流。
记者：你最希望向浦东的官员与居民传达哪些跨文化交流的理念？
赵启正：浦东是上海的一个核心地区，上海是中国与外国的经济对话者，和国际沟通要靠上海、浦东的民众，能外知世界、内知中国，才能恰当地沟通，特别官员要有跨文化沟通本领，这样可以为浦东发展做重大贡献。我很早就讲，每一个人都是投资环境。
记者：你的爱好有哪些？目前时间如何安排？
赵启正：看书，尤其哲学书，喜欢（的哲学家）太多了，黑格尔、马克思，王元化的书我也爱看。有时写点东西，参加点合适的社会活动。（我写书）很费时间，我打字太慢。
记者：你属于转型较多的官员，你的每次转型是主动选择还是……
赵启正：不是主动选择，是组织分配。但我很乐意地服从分配，因为多给我一个领域，我就多丰富自己一块，一个领域你干得时间长了，就会保守、就会自以为是，我想，给我新的机会使我丰富。
记者：未来你有哪些大的愿望？
赵启正：身体健康。（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