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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多丽丝·莱辛对商业价值的疏离，以及创作手法的不断创新，赋予小说新的形式和活力，使之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本文对莱辛的自传《影中漫步》进行深入分析，从莱辛殖民地移民身份与大英帝国的国民身份的冲突，指出作家莱辛独立的立场和书写策略，并分析其在英国文学场中的“他者”身份。
关键词：自传 《影中漫步》 他者
多丽丝·莱辛的自传《影中漫步》是我们研究莱辛最直接的资料来源，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主席皮尔·瓦茨伯格曾在颁奖演说中给予莱辛的自传很高的评价：“它们充满了富于美感的生活场景;它们像一个焦距异常精准的后视镜，无情地反映着社会的弊端，并勇敢地深入它的内里进行探究。”瑞典学院在授奖词还特别提到，莱辛的自传《影中漫步》标志着她写作生涯的一个新的高峰。
一
《影中漫步》是莱辛在伦敦境遇下的书写。1949年，莱辛选择离开这个不属于自己的世界，带着她的处女作《野草在歌唱》回到了祖国——英国，并在这里开始了她大英帝国的生活。莱辛之所以离开南非，除表达自己对种族歧视的不满之外，还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莱辛是英国移民的后代，从小接受着英国的语言和文学的熏陶，自然对英国文化充满了向往与敬慕，她要到伦敦去寻找新的生存空间、自我认同及自己的文化之根。
来伦敦之前，莱辛对英国的了解几乎都来自书本。英国在莱辛的心目中是理想的圣地和精神的家园，她渴望在英国找到家的感觉。英国家庭教育的熏陶让莱辛对英国文化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在殖民地的父母眼中，英国才是他们真正的家。莱辛虽然有着叛逆的性格，但是父母对她的影响却是根深蒂固的。由于父母都说英语，莱辛从小接触的就是英语，这使她在客观上对英国文化形成了依附。尽管，她只是在很小的时候去过英国，但潜意识里，她自觉地与当地居民保持着距离。在莱辛的记忆中，母亲一直渴望重新回到伦敦，即使是在殖民地，她依然保留着英国人的生活方式，并在平常的家庭生活中渗透着英国的价值观和习俗。父母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对莱辛有着重大的影响。因此，刚到伦敦时，她感觉自己似乎一下子融入了英国中产阶级的生活，并希望重建自己的英国人身份。然而，像所有的移民一样，随着生活的展开，莱辛渐渐地发现，殖民地归来的移民身份与她大英帝国的国民身份发生了冲突，在英国人眼里，她终究是来自殖民地的，在城市中处于边缘和异类的“他者”。
莱辛是一个英国人，却在殖民地生活了近三十年，她深刻了解殖民地黑人的悲惨境遇。刚到伦敦时，她充满了殖民主义的愧疚感，虽为英帝国的局内人，她却常站在局外的立场，对殖民地人民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深感同情，并常常替生存在殖民地的黑人们说话。在一次专门为她举行的宴会中，由于她是一个黑人同情者，她几乎成了“令人厌恶的种族论调的攻击目标。”在伦敦，她参加了一些殖民地自由运动的会议，但却成为她痛苦而受伤的经历，当讨论有关殖民地的问题时，下议院总是空的，几乎没有人对这些议题感兴趣，不列颠人早已忘记他们在保护条款里所作的承诺。对此，莱辛甚至觉得自己失去了作为英国人的荣耀信念。
莱辛渴望在伦敦找到自由和梦想，却无法应对想象中大英帝国与伦敦的现实之城的矛盾。她留恋非洲的生活，在文化上却认同和热爱英国文化，她希望在英国找到回家的感觉，但殖民地的回归者的身份和英国国民身份的冲突却使她与英国本土文化疏离，甚至受到排斥。历史的变迁和文化的迁移使她这样的一个来自移民殖民地的白人后代似乎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英国人。她竭力向中心靠拢，但却被贴上异类的标志而无家可归，成为大英帝国中心的“他者”。
二
作为作家，莱辛有着独立的立场和书写策略。她继承了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作家的写作手法，对丑陋和不公正的社会现实进行批判，但又与之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表达着与主流疏离的立场。虽然，莱辛的作品获得了英国主流社会的认可，但殖民地与大英帝国双重的“他者”身份，使她对主流文化有着本能的排斥，而她的思维和审美也不依附于任何主体文化。莱辛关注边缘人群、疏离商业价值、不把自己的作品作为任何政党的宣传品，她不喜欢被标签，而她的小说创作也没有归为任何流派，这使她成为英国文学场中的“他者”。
莱辛对主流疏离的态度，首先表现在她与出版商和销售商之间的关系上。现代的出版业已经进入市场化的时代，宣传策略对作者、对读者的影响是巨大的，为了成为一名作家，不少作者迫于压力而去改变自己的书写策略，而莱辛却拒绝改变自己的写作意图去投大众所好，或迎合市场需求，她坚持自己作为作家的责任，用自己的人道主义精神去创作，并对出版业的唯利是图和潜规则进行批判。在自传《影中漫步》中，莱辛提到，在她把《野草在歌唱》寄给阿尔弗雷德·诺普出版社后，却被当时的出版社告知，只有她把“做爱”的内容写进去来迎合大众的口味，才同意出版这本书。尽管，当时初到伦敦的莱辛，生活非常的窘迫，但她仍然没有屈服于金钱的诱惑，坚持不对这本书进行改动以保持自己写这书的初衷。但是，当《野草在歌唱》第一版出版时，封面上却出现了一个可怕的图片，“一个美女极度恐惧地蜷缩在那，一个粗鲁的黑鬼（唯一可以形容他的方式）站在她身上用一把匕首加以威胁。” 莱辛对这种曲解原意的行为感到非常不满，却被告知不懂卖书的事。莱辛以出版社利用她本人被《纽约时报》的一个年轻人采访后所出的一篇肤浅表面的文章，推动《皮肤之下》的销售为例，揭露出版社不关心文章质量而只关注销量，并以销量来判断作家的做法。莱辛认为有些作家即使没有卖过大量的书，但他们仍有着深远的影响，奠定了国家或文化的基调。她批判出版社只是为了利益而出版一些书的做法，并倡导新的出版评判体系，即关注是否有好的作品问世，或因为书本身的价值而出版它。莱辛一直坚持短篇小说创作，尽管一些作家不再写短篇小说了，因为，这些书已没有了市场。但莱辛却认为“出版一部短篇或长篇小说的行为，其实就是一种用作者自己的个性和信仰去影响他人的尝试。假如一个作家具有这样的责任感，他就必须把自己，用社会主义的说法，看作是一个灵魂的建筑师。” 在莱辛看来，“作家应该是独立的个体，宁静的写者，应拒绝为盈利而写作。”对于莱辛来说， 写作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奉献，为了金钱而写作，那是在出卖自己。当莱辛来到伦敦9年后，她的收入仍然不稳定，处于艰难的生活境况中。这时，她有很多挣钱的机会，有一次，当《每日画报》的编辑找到她，希望给她优厚的报酬，让她能写一些关于支持绞刑、支持重责犯罪的儿童，支持惩罚犯罪，支持妇女当家庭主妇，支持打击社会主义，以及支持拘留共产主义者的文章时，莱辛坚决地拒绝了，因为她并不同意这些观点。尽管她当时非常需要钱，但她仍然坚持不违背自己的意愿而写作。莱辛认为，“永远不要勉强自己写作;一旦我开始为钱而写作，我就会开始相信这些是好的。”莱辛的原型——《金色笔记》中的安娜也同样拒绝了五色镜电视台让她把《战争边缘》改编为电视剧的请求。此外，莱辛非常抵触各种各样的文化节和作家的炒作方式，认为这些活动毒化了文坛的空气，在她看来：一个作家要想写出东西来，“真正需要的无非是一支圆珠笔和一本练习薄、一些基本的生活保障。”
三
莱辛从南非回到自己祖先的故土——英国，却仍然难以找到自己的文化之根，作为来自殖民地的移民，莱辛对主流文化有一种本能的排斥，这使她的作品始终处于主流文学的边缘。莱辛作品在描述主人公经历的同时，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现实及造成他们“他者”境遇的罪恶源泉。
对莱辛来说，写作不仅是她的职业，而且是她借以发出自己“微小声音”的途径。莱辛各个时期的小说都聚焦了不同文化、不同种族、不同阶级的群体。她时而塑造殖民背景下非洲黑人和白人少数族裔的悲惨境遇，时而为男权社会中自由女性的边缘处境鸣不平，时而剖析老年人孤独的情感世界，时而又为弱势群体困顿无望的艰难处境而呐喊。莱辛是一个人道主义作家，她在19世纪的小说中，寻找着温暖、同情、人性，以及对人类的爱，并把这种精神贯穿于她的整个作品创作中。无论遇到任何困难和压力，她都从来没有放弃对正义、公平和民主的追求。她认为作家应该赋有责任感，并对受他影响的读者负责。莱辛双重的“他者”身份，让她不同于英国文坛的主流作家，在进行书写时， 她常从自身的“他者”立场和判断意识出发，在作品中，最为直接表现这些身处异国他乡以及回归宗主国后的主人公在确定自己身份时的困惑，并对长期被忽略的“他者”给予关注和同情，塑造了大量游离于主流社会的“他者”。
同性恋在在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并没有被主流文化所理解、认可和宽容，他们处处受排挤，在社会的夹缝中艰难生存，是游离于主流情感取向的“他者”。在莱辛的《金色笔记》中，就书写了这种世俗道德眼里的另类情感，莱辛对这个群体进行了刻画，并对他们的生存境遇给予了关注。小说中，莱辛充分向读者展示了同性恋者之间的爱情，这种爱虽然产生于同性之间，但却同样的真挚、感人。莱辛对同性恋“另类”感情的正视和描述，无疑表明了她对情感“他者”的重视，并对这类“他者”的生存合法性予以肯定。
莱辛还关注了诸多处于“他者”地位的弱势群体及与之对立的、享有主流话语权的白人殖民者之间的关系。在《暴力的孩子们》中，玛莎生活的南非殖民地，不仅有白人殖民者，还有穷苦白人、黑人、布尔人、犹太人等少数族裔群体。在殖民地，黑人的生活境遇惨不忍睹，他们没有话语权，只是被看作和狗一样的动物和为白人工作的机器。玛莎和她的父母则代表了生活在南非的穷苦白人群体，他们的生活穷困潦倒，同时又因强烈的白人优越感无法融入非洲。布尔人和犹太人则由于历史的原因，也在当地受到歧视，他们的境遇处于白人殖民者和黑人之间，在政治和生活上，是游离于主流文化的“他者”。小说中，莱辛深刻地揭露了白人殖民者的种族歧视与道德沦丧，有力地批判了殖民制度和种族主义的罪恶。
莱辛有着强烈的道德感，她坚持自己作为作家的社会责任，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用细腻的笔调描写了作为“他者”不为人知的痛苦和生存境遇，并给予了些边缘群体深切的关怀和同情。在对“他者”的描述中，莱辛向读者展示一个残酷而现实的多元世界，引发大家对“他者”群体的关注。
注：本文系河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多丽丝·莱辛小说中的‘他者’研究”（项目号：SQ151159）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多丽丝·莱辛，朱凤余等译：《影中漫步》，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 多丽丝·莱辛，龙飞译：《时光噬痕——观点与评论》，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
[3] 杰西卡·曼访，邹咏梅译：《写书是一种艰辛的苦力》，《译林》，2007年第6期。
[4] 恺蒂：《莱辛的非洲情结》，《书城》，2007年第12期。
[5] 李福祥、钟清兰：《从动情写实到理性陈述——论D·莱辛文学创作的发展阶段及其基本特征》，《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
[6] 赵一凡、张中载、李德恩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
（冯春园，河北工业大学讲师;姚爽，河北工业大学讲师）
关键词：自传 《影中漫步》 他者
多丽丝·莱辛的自传《影中漫步》是我们研究莱辛最直接的资料来源，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主席皮尔·瓦茨伯格曾在颁奖演说中给予莱辛的自传很高的评价：“它们充满了富于美感的生活场景;它们像一个焦距异常精准的后视镜，无情地反映着社会的弊端，并勇敢地深入它的内里进行探究。”瑞典学院在授奖词还特别提到，莱辛的自传《影中漫步》标志着她写作生涯的一个新的高峰。
一
《影中漫步》是莱辛在伦敦境遇下的书写。1949年，莱辛选择离开这个不属于自己的世界，带着她的处女作《野草在歌唱》回到了祖国——英国，并在这里开始了她大英帝国的生活。莱辛之所以离开南非，除表达自己对种族歧视的不满之外，还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莱辛是英国移民的后代，从小接受着英国的语言和文学的熏陶，自然对英国文化充满了向往与敬慕，她要到伦敦去寻找新的生存空间、自我认同及自己的文化之根。
来伦敦之前，莱辛对英国的了解几乎都来自书本。英国在莱辛的心目中是理想的圣地和精神的家园，她渴望在英国找到家的感觉。英国家庭教育的熏陶让莱辛对英国文化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在殖民地的父母眼中，英国才是他们真正的家。莱辛虽然有着叛逆的性格，但是父母对她的影响却是根深蒂固的。由于父母都说英语，莱辛从小接触的就是英语，这使她在客观上对英国文化形成了依附。尽管，她只是在很小的时候去过英国，但潜意识里，她自觉地与当地居民保持着距离。在莱辛的记忆中，母亲一直渴望重新回到伦敦，即使是在殖民地，她依然保留着英国人的生活方式，并在平常的家庭生活中渗透着英国的价值观和习俗。父母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对莱辛有着重大的影响。因此，刚到伦敦时，她感觉自己似乎一下子融入了英国中产阶级的生活，并希望重建自己的英国人身份。然而，像所有的移民一样，随着生活的展开，莱辛渐渐地发现，殖民地归来的移民身份与她大英帝国的国民身份发生了冲突，在英国人眼里，她终究是来自殖民地的，在城市中处于边缘和异类的“他者”。
莱辛是一个英国人，却在殖民地生活了近三十年，她深刻了解殖民地黑人的悲惨境遇。刚到伦敦时，她充满了殖民主义的愧疚感，虽为英帝国的局内人，她却常站在局外的立场，对殖民地人民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深感同情，并常常替生存在殖民地的黑人们说话。在一次专门为她举行的宴会中，由于她是一个黑人同情者，她几乎成了“令人厌恶的种族论调的攻击目标。”在伦敦，她参加了一些殖民地自由运动的会议，但却成为她痛苦而受伤的经历，当讨论有关殖民地的问题时，下议院总是空的，几乎没有人对这些议题感兴趣，不列颠人早已忘记他们在保护条款里所作的承诺。对此，莱辛甚至觉得自己失去了作为英国人的荣耀信念。
莱辛渴望在伦敦找到自由和梦想，却无法应对想象中大英帝国与伦敦的现实之城的矛盾。她留恋非洲的生活，在文化上却认同和热爱英国文化，她希望在英国找到回家的感觉，但殖民地的回归者的身份和英国国民身份的冲突却使她与英国本土文化疏离，甚至受到排斥。历史的变迁和文化的迁移使她这样的一个来自移民殖民地的白人后代似乎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英国人。她竭力向中心靠拢，但却被贴上异类的标志而无家可归，成为大英帝国中心的“他者”。
二
作为作家，莱辛有着独立的立场和书写策略。她继承了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作家的写作手法，对丑陋和不公正的社会现实进行批判，但又与之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表达着与主流疏离的立场。虽然，莱辛的作品获得了英国主流社会的认可，但殖民地与大英帝国双重的“他者”身份，使她对主流文化有着本能的排斥，而她的思维和审美也不依附于任何主体文化。莱辛关注边缘人群、疏离商业价值、不把自己的作品作为任何政党的宣传品，她不喜欢被标签，而她的小说创作也没有归为任何流派，这使她成为英国文学场中的“他者”。
莱辛对主流疏离的态度，首先表现在她与出版商和销售商之间的关系上。现代的出版业已经进入市场化的时代，宣传策略对作者、对读者的影响是巨大的，为了成为一名作家，不少作者迫于压力而去改变自己的书写策略，而莱辛却拒绝改变自己的写作意图去投大众所好，或迎合市场需求，她坚持自己作为作家的责任，用自己的人道主义精神去创作，并对出版业的唯利是图和潜规则进行批判。在自传《影中漫步》中，莱辛提到，在她把《野草在歌唱》寄给阿尔弗雷德·诺普出版社后，却被当时的出版社告知，只有她把“做爱”的内容写进去来迎合大众的口味，才同意出版这本书。尽管，当时初到伦敦的莱辛，生活非常的窘迫，但她仍然没有屈服于金钱的诱惑，坚持不对这本书进行改动以保持自己写这书的初衷。但是，当《野草在歌唱》第一版出版时，封面上却出现了一个可怕的图片，“一个美女极度恐惧地蜷缩在那，一个粗鲁的黑鬼（唯一可以形容他的方式）站在她身上用一把匕首加以威胁。” 莱辛对这种曲解原意的行为感到非常不满，却被告知不懂卖书的事。莱辛以出版社利用她本人被《纽约时报》的一个年轻人采访后所出的一篇肤浅表面的文章，推动《皮肤之下》的销售为例，揭露出版社不关心文章质量而只关注销量，并以销量来判断作家的做法。莱辛认为有些作家即使没有卖过大量的书，但他们仍有着深远的影响，奠定了国家或文化的基调。她批判出版社只是为了利益而出版一些书的做法，并倡导新的出版评判体系，即关注是否有好的作品问世，或因为书本身的价值而出版它。莱辛一直坚持短篇小说创作，尽管一些作家不再写短篇小说了，因为，这些书已没有了市场。但莱辛却认为“出版一部短篇或长篇小说的行为，其实就是一种用作者自己的个性和信仰去影响他人的尝试。假如一个作家具有这样的责任感，他就必须把自己，用社会主义的说法，看作是一个灵魂的建筑师。” 在莱辛看来，“作家应该是独立的个体，宁静的写者，应拒绝为盈利而写作。”对于莱辛来说， 写作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奉献，为了金钱而写作，那是在出卖自己。当莱辛来到伦敦9年后，她的收入仍然不稳定，处于艰难的生活境况中。这时，她有很多挣钱的机会，有一次，当《每日画报》的编辑找到她，希望给她优厚的报酬，让她能写一些关于支持绞刑、支持重责犯罪的儿童，支持惩罚犯罪，支持妇女当家庭主妇，支持打击社会主义，以及支持拘留共产主义者的文章时，莱辛坚决地拒绝了，因为她并不同意这些观点。尽管她当时非常需要钱，但她仍然坚持不违背自己的意愿而写作。莱辛认为，“永远不要勉强自己写作;一旦我开始为钱而写作，我就会开始相信这些是好的。”莱辛的原型——《金色笔记》中的安娜也同样拒绝了五色镜电视台让她把《战争边缘》改编为电视剧的请求。此外，莱辛非常抵触各种各样的文化节和作家的炒作方式，认为这些活动毒化了文坛的空气，在她看来：一个作家要想写出东西来，“真正需要的无非是一支圆珠笔和一本练习薄、一些基本的生活保障。”
三
莱辛从南非回到自己祖先的故土——英国，却仍然难以找到自己的文化之根，作为来自殖民地的移民，莱辛对主流文化有一种本能的排斥，这使她的作品始终处于主流文学的边缘。莱辛作品在描述主人公经历的同时，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现实及造成他们“他者”境遇的罪恶源泉。
对莱辛来说，写作不仅是她的职业，而且是她借以发出自己“微小声音”的途径。莱辛各个时期的小说都聚焦了不同文化、不同种族、不同阶级的群体。她时而塑造殖民背景下非洲黑人和白人少数族裔的悲惨境遇，时而为男权社会中自由女性的边缘处境鸣不平，时而剖析老年人孤独的情感世界，时而又为弱势群体困顿无望的艰难处境而呐喊。莱辛是一个人道主义作家，她在19世纪的小说中，寻找着温暖、同情、人性，以及对人类的爱，并把这种精神贯穿于她的整个作品创作中。无论遇到任何困难和压力，她都从来没有放弃对正义、公平和民主的追求。她认为作家应该赋有责任感，并对受他影响的读者负责。莱辛双重的“他者”身份，让她不同于英国文坛的主流作家，在进行书写时， 她常从自身的“他者”立场和判断意识出发，在作品中，最为直接表现这些身处异国他乡以及回归宗主国后的主人公在确定自己身份时的困惑，并对长期被忽略的“他者”给予关注和同情，塑造了大量游离于主流社会的“他者”。
同性恋在在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并没有被主流文化所理解、认可和宽容，他们处处受排挤，在社会的夹缝中艰难生存，是游离于主流情感取向的“他者”。在莱辛的《金色笔记》中，就书写了这种世俗道德眼里的另类情感，莱辛对这个群体进行了刻画，并对他们的生存境遇给予了关注。小说中，莱辛充分向读者展示了同性恋者之间的爱情，这种爱虽然产生于同性之间，但却同样的真挚、感人。莱辛对同性恋“另类”感情的正视和描述，无疑表明了她对情感“他者”的重视，并对这类“他者”的生存合法性予以肯定。
莱辛还关注了诸多处于“他者”地位的弱势群体及与之对立的、享有主流话语权的白人殖民者之间的关系。在《暴力的孩子们》中，玛莎生活的南非殖民地，不仅有白人殖民者，还有穷苦白人、黑人、布尔人、犹太人等少数族裔群体。在殖民地，黑人的生活境遇惨不忍睹，他们没有话语权，只是被看作和狗一样的动物和为白人工作的机器。玛莎和她的父母则代表了生活在南非的穷苦白人群体，他们的生活穷困潦倒，同时又因强烈的白人优越感无法融入非洲。布尔人和犹太人则由于历史的原因，也在当地受到歧视，他们的境遇处于白人殖民者和黑人之间，在政治和生活上，是游离于主流文化的“他者”。小说中，莱辛深刻地揭露了白人殖民者的种族歧视与道德沦丧，有力地批判了殖民制度和种族主义的罪恶。
莱辛有着强烈的道德感，她坚持自己作为作家的社会责任，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用细腻的笔调描写了作为“他者”不为人知的痛苦和生存境遇，并给予了些边缘群体深切的关怀和同情。在对“他者”的描述中，莱辛向读者展示一个残酷而现实的多元世界，引发大家对“他者”群体的关注。
注：本文系河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多丽丝·莱辛小说中的‘他者’研究”（项目号：SQ151159）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多丽丝·莱辛，朱凤余等译：《影中漫步》，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 多丽丝·莱辛，龙飞译：《时光噬痕——观点与评论》，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
[3] 杰西卡·曼访，邹咏梅译：《写书是一种艰辛的苦力》，《译林》，2007年第6期。
[4] 恺蒂：《莱辛的非洲情结》，《书城》，2007年第12期。
[5] 李福祥、钟清兰：《从动情写实到理性陈述——论D·莱辛文学创作的发展阶段及其基本特征》，《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
[6] 赵一凡、张中载、李德恩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
（冯春园，河北工业大学讲师;姚爽，河北工业大学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