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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了老家咯!”11月6日中午，刚从湖南怀化老家回到云南腾冲的老兵尹秀强逢人就说。接下来，他会眯着眼睛摸索出一盒烟，小心地抽出一根，硬塞到对方手里，“这不是腾冲烟，这是我们湖南烟。”
尹秀强的老家在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黄金坳镇水环口村。1932年，他从这里开始了77年的远征。直到2009年10月26日，在一些志愿者的帮助下，92岁的尹秀强终于回了趟家。
“好多人去车站接我呢。”尹秀强像孩子一样兴奋地比画，“光鞭炮就放了500多块钱的，他们都喜欢我，说我是打过日本人的，有功。”
在家乡度过恍若隔世的12天后，尹秀强又回到了腾冲郊区那个仅六七平方米的简易房。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家乡人都让他留下，但他还是决定回来，“在哪住还不都是一样。”
尹秀强的简易房只有三面墙，另一面用布帘子和纸箱壳简单地搭着。正冲着门的相框上方挂着一块简陋的塑料牌，上面写着“抗日英雄”四个字，那是贵州一个民间志愿者组织发给参加滇西抗战老兵的。尹秀强把塑料牌摆在显眼的位置，他要告诉别人，自己被承认了。
让我们铭记这段历史
资助尹秀强回家的，是深圳市宝安区福永世通精密五金制品厂的老板贺清海。家在湖南的贺清海从小耳闻过不少关于抗战的事情，他愿意为这些老兵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而杨建明把他对老兵的资助看作一种救赎。
从2004年冬天开始，杨建明选择了100个家境最为贫困的老兵，发给他们每人每月100元钱的互助款。这项援助一直坚持到2007年，他总共花了30多万元。
云南保山人杨建明在当地经营着一家名为金水阁的酒店以及一个酒吧。酒吧以史迪威公路命名。1944年，中国军队在枪林弹雨中修通了这条自印度东北部雷多终至云南昆明的公路，为中国抗日战场输送大量物资，被称作“抗日生命线”。
“我的祖辈和他们没什么瓜葛，但我就是觉得欠他们的，有债就要还，替谁还都好。”11月1日，在史迪威公路酒吧里，杨建明很坦然地说。酒吧墙上挂满了滇西抗战的老照片和一张大大的史迪威公路路线图，连酒水单上都手写着“让我们铭记这段历史”。
杨建明对滇西抗战的了解始于20年前。一次，他在出差途中目睹了几起车祸，有多人伤亡。后来有人告诉他，其中一名死者是远征军老兵，准备回家探亲的。那时，杨建明才知道在他从小生活的地方还发生过那样激烈的战事。他开始细细打量起这段历史和这群人。 “很多老兵，家里的铁锅是生了锈的。”杨建明说，一次他带着女儿去走访老兵，发现铁锅边上有一圈圈白色的痕迹，后来得知，老人买不起油，做饭只能以水充油。
“很多人是到了我这里才开始了解这段历史的，也有人看了说，怎么挂这么多国民党的照片在这儿啊。”杨建明说，他不想解释太多，历史自会告诉他们。而今，他只教育他的女儿，要尽可能帮助身边的人，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
“他可是伞兵呀”
那段历史，在老兵卢彩文眼里，既荣光，又让人心酸。
卢是原中国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司令部参谋处少尉参谋。1942年5月，日本人攻进腾冲城。卢彩文的家距腾冲城只有10公里，“城里的老百姓全都往农村跑，腾冲成了空域。292个日本人，根本没怎么打。”
5月底，日本军队开始在城里做工事。做完工事，又跑去城郊烧杀，无所不为。卢彩文说，当时他听到、看到的都是些让人毛骨悚然的事，“日本人进了村，找了个老乡切些葱姜蒜，老乡不知道要做什么用，就去切。切完后，日本人把他绑起来，刨开肚子，用葱姜蒜炒着内脏吃。”
屈辱和血腥激起了卢彩文立志报国的热血。由于有点文化，他考上了大理干训团，成为黄埔军校第19期学生。至今他仍记得校门旁的对联：“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
“上面对我的要求是，把腾冲城内日军部队的番号、配备、兵种等各种资料都搞到。最好的方法就是打入敌人内部，但这太困难了。”卢彩文说，他动用了所有的关系，最终从一个伪宪兵队长那里拿到了情报，“出了他的那个门，好家伙，我一头冷汗，腿都发软。”
抗战胜利后，卢彩文选择了继续上学，之后留在腾冲教书，“腾冲收复后，有1000多人不愿意跟着部队开拔，留了下来，有本地的，也有外省的。” “‘文革’时期我们成了活靶子，连批带查，上厕所都有人跟着。”卢彩文说。
他告诉本刊记者，“文革”后，他到处打听当年一些同学的情况，得知有的人被判了10年、20年刑。
滇缅抗战博物馆馆长段生馗至今很感慨的一件事是，上世纪90年代初，他听说在腾冲街头捡破烂的一位老人曾参加过远征军，询问之后得知，这位老兵竟然是伞兵，“多牛的兵种!”
“我就是当年的那只蜗牛”
87岁的张炳芝是云南腾冲目前仅存的一位女老兵。由于“文革”时受到的迫害对她打击太大，老人的精神出了些问题。
11月3日，本刊记者见到她时，她正坐在院里晒太阳。“我是政治部的宣传干事，松山、大垭口，那是我们部队的任务，我还去过缅甸呢。”老人很自豪。
张炳芝的儿子告诉本刊记者，“文革”中，老人被批斗时还戴着脚镣。
腾冲县委宣传部的田丽华对6年前的一件事记忆犹新。2003年，县里组织了一些老兵集体参观国殇墓园，活动结束后，发了他们一些慰问品，并派车把老人送回家，“其中一位老人回家后，他的老伴焦躁不安地等在门口。见他回来，松了口气，追上去说，回来了就好。她以为又搞什么运动了呢。”
“小时候看蜗牛爬树，喜欢在蜗牛要经过的地方撒盐。蜗牛爬到那儿的时候会觉得疼，一疼，就掉下来了。我们在旁边看着笑。蜗牛再爬，我们再放盐，如此往复。现在想起来，我就是当年的那只蜗牛。” 这是一位叫俞允平的浙江老兵生前留下的回忆文字。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后不久，老人去世了。
“他觉得，他终于被承认了。”二战史研究专家戈书亚说。
而老兵蒋绍福的死，也和“被承认”有关。
蒋绍福是贵州安顺人，曾经是53军警卫员。1944年，腾冲反攻时，53军死伤惨重，最后实在派不出人，只能从警卫员中找了20多人组成敢死队，蒋绍福是唯一的幸存者。
由于在战斗中负伤，他留在了腾冲城。不久，他在城郊倪家铺娶了一个比他大十几岁的女人，入赘，更名刘凤蒋。
“流落在保山的外地老兵，状况都不怎么好，大多做了上门女婿，而家庭情况都是当地最差的。”段生馗说。
2007年7月12日，蒋绍福突然离世。腾冲县的多位人士均向本刊记者说，蒋绍福是自杀。甚至有人称，蒋绍福自杀那天，曾去当地政府领取互助金，但对方告诉他说这钱已经没有了，回家后，蒋绍福就喝了农药。
“互助金是民间捐助的，不过是委托县委统战部发放，发完了也就没有了。但 蒋绍福总以为这是政府给他们的钱，不发钱就是‘不承认’他了。”段生馗分析说。
志愿者有两种心态
杨建明是较早资助老兵的志愿者之一。在2004年，北京“崔健论坛”的几个歌迷也曾自发捐了一些互助金给老兵，并委托当地政府发放。之后，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加入其中。
2005年，在深圳工作的李明晖在大街上看到一个乞丐，面前铺着一张纸：廖云端，四川大竹人，国民革命军预备二师少尉排长。
“我一时接受不了，当年为国浴血奋战的老人怎么能这样?”李明晖说。不久，他通过一个朋友联系上保山市委统战部，了解到当地还有很多生活困难的老兵。2006年春节，李明晖约了几个朋友专程去了趟保山看望老兵。
“最早有点孤军奋战的感觉，都是一个^在大山里跑，挺凄凉的。”李明晖说，资助老兵群体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几个论坛——918爱国网、黄埔军校网和互助抗日老兵论坛等，“如今已建立了好多个QQ群。”
“刚开始除了自己捐钱，就是发动身边的朋友捐。每个老兵每年1200元，第—年资助了300多个老兵。”李明晖说，“论坛做起来之后，我们会把老人的照片和详细信息放到网上，让大家定向捐款。”
李明晖透露，—般来说，家境贫困的老人，捐助的人会相应多些。随着社会各界关注度的提高，捐款日益增多，“一些到腾冲的游客经常会零星地给老兵慰问金。”据介绍，到2009年，腾冲的老兵每年基本上能拿到4000元～6000元的互助款，有的甚至超过一万元。
“但还有湖南、广西、贵州、浙江等地的一些老兵，资助还不够。”李明晖认为。
李明晖说，资助老兵不像助学、助残，一说大家都明白。“你得先给他普及历史，普及完了也有人不相信，因为从小就没听说过这回事。”
李明晖介绍，全国目前比较活跃的关爱老兵的志愿者有几百人，“一种是带着愧疚和补偿的心情来的，一种是带着同情和公益的心情。”
互助金有时会委托统战部门发放，也会有志愿者利用假期自行发放。
“我们的工作量很大。”腾冲县委统战部联络科科长李华仙说，一些志愿者的互助金到账后，统战部的工作人员会分成两三个小组，抽时间发放，“今年我们经手的互助金有42万元，已经全部发下去了。腾冲的75个老人分散在12个乡镇，路很难走，有时一天只能走一户。”
“感谢共产党给我们发钱了!”不少老兵拿到互助款后老泪纵横。李明晖说，他不想解释这笔钱的来历，不管是民间行为还是政府行为，只要老人知道有人关心他们，就足够了。
李明晖粗算了一下，这些年他花在老兵身上的钱大概在60万左右，“前些年炒股挣了些钱，还可以负担。”和杨建明一样，李明晖也把这种行为看作一种救赎，“再不做就来不及了。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还有300多个老兵，这两三年下来，没了100多人。”
冬天来了，志愿者又凑钱给老兵们买了棉大衣。
我会把最后一位老兵送走
从2006年开始，贵州意气风发红十字会的志愿者都会在10月1日赶到云南腾冲，看望贵州籍的老兵。
“除了给他们资助，我们还会带去家乡的土特产。”该组织负责人李建华告诉本刊记者，实际上，老人更注重的是精神上的支持和他人的肯定。于是，他们制作了塑料纪念章，凡是知道地址的远征军老兵，都会寄上一块。 纪念章虽然有些粗糙，但老兵阎廷春始终把它放在贴身的衣兜里，用信封包得严严实实。深圳的志愿者组织也给他送来了一块镀金相框，上面写着：“在人类的字典里，你们就是中华民族的英雄。”相框被阎廷春用塑料文件袋装着，“怕风吹雨打了，”老人说。
广西抗战在线论坛也在2008年为老兵们做过纪念章。对于这一行为，志愿者们听到一些非议。论坛负责人韦海勇说，当时有人提出，你们有什么权利做这个纪念章。对此，志愿者们认为，这是来自民间的肯定，老人们需要这种肯定。
2009年元旦，抗战在线论坛的志愿者们做了件印有“抗战老兵”的黄色风衣。韦海勇说，一位姓龚的老兵，拿到风衣后一连穿了几个月。后来他的儿子找到志愿者，问能不能再给一件风衣，因为父亲已经几个月没换衣服了。
“湖南老兵之家”的志愿者曾宪军告诉本刊记者，他之所以关注老兵，是受了爷爷的触动，“我爷爷就是参加过抗战的老兵，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时，他在电视上看到说有纪念章发给他们，但他没有拿到，就跑到镇里、县里去打听，当时他已经89岁了。那是夏天最热的时候，爷爷中暑差点死在路上。当时，我就想着要为他们这群^做些什么。”
“其实这些老人物质上能有多高需求?不过就是想别人多关心他们一下，希望大家认可他们。”腾越论坛负责人王立强说，他时常去找尹秀强、许洪川等老人聊天，陪他们抽上两根烟，“我不知道别人能做多久，我只知道，我会把最后一位老兵送走。”
李华仙说，2003年以来，在腾冲政府部门也做了一些工作。“比如2003年组织老兵们去国殇墓园祭拜战友。每年春节都会去看他们，带一些慰问品。对老兵的经济资助，政府这边是没有钱的。这不是我们的问题，是历史的问题。”
戈叔亚认为，对二战老兵的关爱应该升格到国家层面。
“抗战胜利60周年时由中央颁发的那枚纪念章，只有很少的人拿到了。”卢彩文落寞地说，“那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有分量的纪念章。”
尹秀强的老家在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黄金坳镇水环口村。1932年，他从这里开始了77年的远征。直到2009年10月26日，在一些志愿者的帮助下，92岁的尹秀强终于回了趟家。
“好多人去车站接我呢。”尹秀强像孩子一样兴奋地比画，“光鞭炮就放了500多块钱的，他们都喜欢我，说我是打过日本人的，有功。”
在家乡度过恍若隔世的12天后，尹秀强又回到了腾冲郊区那个仅六七平方米的简易房。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家乡人都让他留下，但他还是决定回来，“在哪住还不都是一样。”
尹秀强的简易房只有三面墙，另一面用布帘子和纸箱壳简单地搭着。正冲着门的相框上方挂着一块简陋的塑料牌，上面写着“抗日英雄”四个字，那是贵州一个民间志愿者组织发给参加滇西抗战老兵的。尹秀强把塑料牌摆在显眼的位置，他要告诉别人，自己被承认了。
让我们铭记这段历史
资助尹秀强回家的，是深圳市宝安区福永世通精密五金制品厂的老板贺清海。家在湖南的贺清海从小耳闻过不少关于抗战的事情，他愿意为这些老兵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而杨建明把他对老兵的资助看作一种救赎。
从2004年冬天开始，杨建明选择了100个家境最为贫困的老兵，发给他们每人每月100元钱的互助款。这项援助一直坚持到2007年，他总共花了30多万元。
云南保山人杨建明在当地经营着一家名为金水阁的酒店以及一个酒吧。酒吧以史迪威公路命名。1944年，中国军队在枪林弹雨中修通了这条自印度东北部雷多终至云南昆明的公路，为中国抗日战场输送大量物资，被称作“抗日生命线”。
“我的祖辈和他们没什么瓜葛，但我就是觉得欠他们的，有债就要还，替谁还都好。”11月1日，在史迪威公路酒吧里，杨建明很坦然地说。酒吧墙上挂满了滇西抗战的老照片和一张大大的史迪威公路路线图，连酒水单上都手写着“让我们铭记这段历史”。
杨建明对滇西抗战的了解始于20年前。一次，他在出差途中目睹了几起车祸，有多人伤亡。后来有人告诉他，其中一名死者是远征军老兵，准备回家探亲的。那时，杨建明才知道在他从小生活的地方还发生过那样激烈的战事。他开始细细打量起这段历史和这群人。 “很多老兵，家里的铁锅是生了锈的。”杨建明说，一次他带着女儿去走访老兵，发现铁锅边上有一圈圈白色的痕迹，后来得知，老人买不起油，做饭只能以水充油。
“很多人是到了我这里才开始了解这段历史的，也有人看了说，怎么挂这么多国民党的照片在这儿啊。”杨建明说，他不想解释太多，历史自会告诉他们。而今，他只教育他的女儿，要尽可能帮助身边的人，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
“他可是伞兵呀”
那段历史，在老兵卢彩文眼里，既荣光，又让人心酸。
卢是原中国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司令部参谋处少尉参谋。1942年5月，日本人攻进腾冲城。卢彩文的家距腾冲城只有10公里，“城里的老百姓全都往农村跑，腾冲成了空域。292个日本人，根本没怎么打。”
5月底，日本军队开始在城里做工事。做完工事，又跑去城郊烧杀，无所不为。卢彩文说，当时他听到、看到的都是些让人毛骨悚然的事，“日本人进了村，找了个老乡切些葱姜蒜，老乡不知道要做什么用，就去切。切完后，日本人把他绑起来，刨开肚子，用葱姜蒜炒着内脏吃。”
屈辱和血腥激起了卢彩文立志报国的热血。由于有点文化，他考上了大理干训团，成为黄埔军校第19期学生。至今他仍记得校门旁的对联：“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
“上面对我的要求是，把腾冲城内日军部队的番号、配备、兵种等各种资料都搞到。最好的方法就是打入敌人内部，但这太困难了。”卢彩文说，他动用了所有的关系，最终从一个伪宪兵队长那里拿到了情报，“出了他的那个门，好家伙，我一头冷汗，腿都发软。”
抗战胜利后，卢彩文选择了继续上学，之后留在腾冲教书，“腾冲收复后，有1000多人不愿意跟着部队开拔，留了下来，有本地的，也有外省的。” “‘文革’时期我们成了活靶子，连批带查，上厕所都有人跟着。”卢彩文说。
他告诉本刊记者，“文革”后，他到处打听当年一些同学的情况，得知有的人被判了10年、20年刑。
滇缅抗战博物馆馆长段生馗至今很感慨的一件事是，上世纪90年代初，他听说在腾冲街头捡破烂的一位老人曾参加过远征军，询问之后得知，这位老兵竟然是伞兵，“多牛的兵种!”
“我就是当年的那只蜗牛”
87岁的张炳芝是云南腾冲目前仅存的一位女老兵。由于“文革”时受到的迫害对她打击太大，老人的精神出了些问题。
11月3日，本刊记者见到她时，她正坐在院里晒太阳。“我是政治部的宣传干事，松山、大垭口，那是我们部队的任务，我还去过缅甸呢。”老人很自豪。
张炳芝的儿子告诉本刊记者，“文革”中，老人被批斗时还戴着脚镣。
腾冲县委宣传部的田丽华对6年前的一件事记忆犹新。2003年，县里组织了一些老兵集体参观国殇墓园，活动结束后，发了他们一些慰问品，并派车把老人送回家，“其中一位老人回家后，他的老伴焦躁不安地等在门口。见他回来，松了口气，追上去说，回来了就好。她以为又搞什么运动了呢。”
“小时候看蜗牛爬树，喜欢在蜗牛要经过的地方撒盐。蜗牛爬到那儿的时候会觉得疼，一疼，就掉下来了。我们在旁边看着笑。蜗牛再爬，我们再放盐，如此往复。现在想起来，我就是当年的那只蜗牛。” 这是一位叫俞允平的浙江老兵生前留下的回忆文字。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后不久，老人去世了。
“他觉得，他终于被承认了。”二战史研究专家戈书亚说。
而老兵蒋绍福的死，也和“被承认”有关。
蒋绍福是贵州安顺人，曾经是53军警卫员。1944年，腾冲反攻时，53军死伤惨重，最后实在派不出人，只能从警卫员中找了20多人组成敢死队，蒋绍福是唯一的幸存者。
由于在战斗中负伤，他留在了腾冲城。不久，他在城郊倪家铺娶了一个比他大十几岁的女人，入赘，更名刘凤蒋。
“流落在保山的外地老兵，状况都不怎么好，大多做了上门女婿，而家庭情况都是当地最差的。”段生馗说。
2007年7月12日，蒋绍福突然离世。腾冲县的多位人士均向本刊记者说，蒋绍福是自杀。甚至有人称，蒋绍福自杀那天，曾去当地政府领取互助金，但对方告诉他说这钱已经没有了，回家后，蒋绍福就喝了农药。
“互助金是民间捐助的，不过是委托县委统战部发放，发完了也就没有了。但 蒋绍福总以为这是政府给他们的钱，不发钱就是‘不承认’他了。”段生馗分析说。
志愿者有两种心态
杨建明是较早资助老兵的志愿者之一。在2004年，北京“崔健论坛”的几个歌迷也曾自发捐了一些互助金给老兵，并委托当地政府发放。之后，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加入其中。
2005年，在深圳工作的李明晖在大街上看到一个乞丐，面前铺着一张纸：廖云端，四川大竹人，国民革命军预备二师少尉排长。
“我一时接受不了，当年为国浴血奋战的老人怎么能这样?”李明晖说。不久，他通过一个朋友联系上保山市委统战部，了解到当地还有很多生活困难的老兵。2006年春节，李明晖约了几个朋友专程去了趟保山看望老兵。
“最早有点孤军奋战的感觉，都是一个^在大山里跑，挺凄凉的。”李明晖说，资助老兵群体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几个论坛——918爱国网、黄埔军校网和互助抗日老兵论坛等，“如今已建立了好多个QQ群。”
“刚开始除了自己捐钱，就是发动身边的朋友捐。每个老兵每年1200元，第—年资助了300多个老兵。”李明晖说，“论坛做起来之后，我们会把老人的照片和详细信息放到网上，让大家定向捐款。”
李明晖透露，—般来说，家境贫困的老人，捐助的人会相应多些。随着社会各界关注度的提高，捐款日益增多，“一些到腾冲的游客经常会零星地给老兵慰问金。”据介绍，到2009年，腾冲的老兵每年基本上能拿到4000元～6000元的互助款，有的甚至超过一万元。
“但还有湖南、广西、贵州、浙江等地的一些老兵，资助还不够。”李明晖认为。
李明晖说，资助老兵不像助学、助残，一说大家都明白。“你得先给他普及历史，普及完了也有人不相信，因为从小就没听说过这回事。”
李明晖介绍，全国目前比较活跃的关爱老兵的志愿者有几百人，“一种是带着愧疚和补偿的心情来的，一种是带着同情和公益的心情。”
互助金有时会委托统战部门发放，也会有志愿者利用假期自行发放。
“我们的工作量很大。”腾冲县委统战部联络科科长李华仙说，一些志愿者的互助金到账后，统战部的工作人员会分成两三个小组，抽时间发放，“今年我们经手的互助金有42万元，已经全部发下去了。腾冲的75个老人分散在12个乡镇，路很难走，有时一天只能走一户。”
“感谢共产党给我们发钱了!”不少老兵拿到互助款后老泪纵横。李明晖说，他不想解释这笔钱的来历，不管是民间行为还是政府行为，只要老人知道有人关心他们，就足够了。
李明晖粗算了一下，这些年他花在老兵身上的钱大概在60万左右，“前些年炒股挣了些钱，还可以负担。”和杨建明一样，李明晖也把这种行为看作一种救赎，“再不做就来不及了。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还有300多个老兵，这两三年下来，没了100多人。”
冬天来了，志愿者又凑钱给老兵们买了棉大衣。
我会把最后一位老兵送走
从2006年开始，贵州意气风发红十字会的志愿者都会在10月1日赶到云南腾冲，看望贵州籍的老兵。
“除了给他们资助，我们还会带去家乡的土特产。”该组织负责人李建华告诉本刊记者，实际上，老人更注重的是精神上的支持和他人的肯定。于是，他们制作了塑料纪念章，凡是知道地址的远征军老兵，都会寄上一块。 纪念章虽然有些粗糙，但老兵阎廷春始终把它放在贴身的衣兜里，用信封包得严严实实。深圳的志愿者组织也给他送来了一块镀金相框，上面写着：“在人类的字典里，你们就是中华民族的英雄。”相框被阎廷春用塑料文件袋装着，“怕风吹雨打了，”老人说。
广西抗战在线论坛也在2008年为老兵们做过纪念章。对于这一行为，志愿者们听到一些非议。论坛负责人韦海勇说，当时有人提出，你们有什么权利做这个纪念章。对此，志愿者们认为，这是来自民间的肯定，老人们需要这种肯定。
2009年元旦，抗战在线论坛的志愿者们做了件印有“抗战老兵”的黄色风衣。韦海勇说，一位姓龚的老兵，拿到风衣后一连穿了几个月。后来他的儿子找到志愿者，问能不能再给一件风衣，因为父亲已经几个月没换衣服了。
“湖南老兵之家”的志愿者曾宪军告诉本刊记者，他之所以关注老兵，是受了爷爷的触动，“我爷爷就是参加过抗战的老兵，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时，他在电视上看到说有纪念章发给他们，但他没有拿到，就跑到镇里、县里去打听，当时他已经89岁了。那是夏天最热的时候，爷爷中暑差点死在路上。当时，我就想着要为他们这群^做些什么。”
“其实这些老人物质上能有多高需求?不过就是想别人多关心他们一下，希望大家认可他们。”腾越论坛负责人王立强说，他时常去找尹秀强、许洪川等老人聊天，陪他们抽上两根烟，“我不知道别人能做多久，我只知道，我会把最后一位老兵送走。”
李华仙说，2003年以来，在腾冲政府部门也做了一些工作。“比如2003年组织老兵们去国殇墓园祭拜战友。每年春节都会去看他们，带一些慰问品。对老兵的经济资助，政府这边是没有钱的。这不是我们的问题，是历史的问题。”
戈叔亚认为，对二战老兵的关爱应该升格到国家层面。
“抗战胜利60周年时由中央颁发的那枚纪念章，只有很少的人拿到了。”卢彩文落寞地说，“那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有分量的纪念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