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手机进校园应科学施策
　　史洪举在2019年2月13日《北京青年报》撰文指出：随着智能手机和互联网的普及，很多家庭都为中小学生购置了智能手机，以便用于随时联系或者查询资料帮助学习。客观而言，智能手机进校园的确给学生学习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甚至成为降低学生学习成绩、诱发学生攀比心理乃至违法犯罪的最大元凶。因而，非常有必要科学施策，采取得力措施限制上课期间的学生使用手机。
　　在智能手机普及时代，一刀切地禁止学生使用手机、携带手机进入校园显然不合时宜，有违法律法规和情理，且容易激发学生、家长与学校、教师之间的矛盾。从法理上讲，手机作为家长为学生购置的财产，学生个人无疑享有使用权和支配权。而学校又不属于禁止携带手机的特殊场所，且携带手机确实有助于家长与学生之间的沟通联系。因此，在限制学生使用智能手机方面，有必要取长补短，结合现实背景制定科学合理的国家或省级层面的规定。具体而言，严格禁止初中、小学生携带智能手机进入校园，赋予学校、教师“没收”手机的权力。因为，作为完全限制行为能力人，其携带智能手机不仅没有益处，还可能带来被盗窃、抢夺、抢劫等风险。
　　作为对学生享有监护管理权的学校和教师，自然有处置和“没收”手机的权力。何况，该“没收”并非行政执法上的没收，而是暂时代为保管。而家长也可通过普通手机或电话手表等方式联系、接送学生。对于高中生，则可适当予以放宽。
　　艺考不该是升学的“终南捷径”
　　杨仑在2019年2月14日《科技日报》撰文指出：2019年艺考大幕开启，不少艺术类院校报考人数再创新高。而就在不久前，教育主管部门下发通知，明确要求艺考生文化课最低门槛要达到二本线的70%，似乎给日益火爆的艺考注入一针“清醒剂”。
　　艺术联考的初衷，是选拔具有艺术天赋的学子，让他们在艺术类高校继续深造。随着艺考的持续火爆，招生中出现了许多怪现象。而较低的文化课分数线，让艺术联考成了个别课业成绩不佳的学生进入高等院校的一条“终南捷径”。这无疑背离了艺考的初衷。事实上，如今艺考的火爆，并非是艺术教育、全民艺术素质和审美出现了重大进步，而还是社会学历崇拜现象的折射。快餐化、模式化的教育培养出的艺考生，很难说对艺术有什么深入的理解。提升文化课门槛是教育部门为艺考未来发展方向定下的基调。这次艺考增加文化课门槛，无疑发出了一种坚定而强烈的信号。让考生不要忽略传统文化的积累，提升个人文化素质、艺术素质及学习能力，让艺术联考回归选拔艺术人才、强化艺术教育的初衷。
　　期待“育儿账单”变得更耐看
　　张贵勇在2019年2月13日《中国教育报》撰文指出：年末岁首之时，盘点一年的教育支出，有必要也有意义。透过账单，孩子们会发现“原来父母在自己身上投入了那么多金钱和精力”，也让亲子之间“回忆起过去一整年的家庭美好时光”。同时，“育儿账单”是与孩子成长规划结合在一起的，可谓总结家庭教育得失的契机。
　　实际上，孩子成长成才固然需要有一份好看的学习成绩单，但更需要从小打下会学习、爱学习的基础，内心有源源不断的向上生长的力量。从这种角度看，家庭层面很有必要调整教育支出的结构，在投入上更为合理化、精准化。例如，在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上，能否加大投入，给孩子更多自主发展的空间;在书籍资料上，家庭能否适当提高支出比例，让孩子有机会阅读、亲近经典;父母能否多带着孩子出门看世界，近距离感受中国乃至世界的飞速变化。父母是否能从家庭教育支出中拿出一部分来丰实、提高自己，与孩子一起学习、成长。当各项支出更為合理，符合不同家庭的特点、不同孩子的个性，“育儿账单”便从刺眼变得顺眼、耐看。
　　避免技术异化教育
　　储朝晖在2019年2月14日《人民日报》撰文指出：有了互联网技术，将它充分且有效地运用于教学是理所当然的。但任何技术都是把双刃剑。放在教育均衡的视野下，互联网技术可以通过更大范围的信息传播，使得原本不均衡的两地教育变得更均衡，让更多的人享受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但是，如果这种技术使用的方向或者目的发生了偏差，就很可能在客观上压抑了相对落后地区教师的自主教学和成长，一段时间后反而可能拉大了两地的教育差距。对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在教育上的运用，不仅看到好处、看到进步，同样需要思考它可能带来的负效应，防患于未然，因为教育关乎人的命运、关乎社会进步，容不得随意“试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