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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新时期的中国影坛上,吴贻弓无疑是个风云人物。他拍摄的影片不仅多次在国内外获奖,而且对新时期中国电影的创作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并一直受到评论界的重视和关注,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电影现象。
[关键词]诗化电影 吴贻弓 创作风格
从1979年独立执导影片开始,至1992年,吴贻弓的影视作品有:《我们的小花猫》(1979);《巴山夜雨》(1980)获第一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影片奖和1980年“文化部优秀影片奖”;《城南旧事》(1982)获第三届马尼拉国际电影节大奖和第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姐姐》(1983)、《流亡大学》(1985)、《少爷的磨难》(1986)、《十八岁的男子汉》(电视剧,1988)获1988年上海国际电视节上海市奖;《月随人归》(1990)获《电影新作》1989—1990年度优秀影视文学剧本特别奖;《阙里人家》(1992)获1992年广电部优秀影片奖和最佳导演奖,并在1992长春电影节、第一届山东电影节、上海第二届农民电影艺术节上连获奖项,还荣膺《当代电影》1992国产十佳影片奖和上海影评人奖。
关注生活讴歌人性之美
吴贻弓是一位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艺术家,他既关注现实生活,又有着明确的审美追求,对生活的真诚和对电影的真诚,使得他的作品不仅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的情绪和民众的喜怒哀乐,而且也投射出了他的思想情感、人生经验和审美理想,打上了个人独特的印记。
纵观吴贻弓的作品,不难发现,反映普通人在各种历史境遇下的命运和情感,开掘人性人情中的真善美,表现人对自身价值发现,是其创作的总体趋向和一贯主题。作为一个人到中年才独立执导影片的艺术家,吴贻弓有着较为丰富的生活积累和较为深刻的人生感悟。旧时代的流亡生活和新时代所接受的良好的教育,以及在真善美与假恶丑激烈较量的十年浩劫中所见所闻,对于他的审美理想和艺术追求的确立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能够有机地融合在创作之中。吴贻弓曾经对自己的影片做过这样的注释:“《巴山夜雨》和《姐姐》所包孕的内涵,是我对‘文革’这段日子的体验,《巴山夜雨》中一切善良、真挚的人们就是我‘战高温’期间那些友好、热情的朋友们的群像,他们给了我许多人间的友爱和温情。这才使我产生了《姐姐》中的信念,不能倒下,要勇敢地走下去,走出荒原,奔向彼岸。《城南旧事》则有我许多对童年的回忆,我把眼睛装在小英子身上,让她帮我寻找童年的感受。如果说这些片子中有我的痕迹的话,也是我借助一个象征性的外壳表现出来的,而《流亡大学》则是从里到外都是我所经历和亲身体验过的,内核和外壳都是我的痕迹。”正因为许多影片都凝聚着他的人生体验和对生活的观察与思考,所以才情真意切,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吴贻弓的一些作品,特别是《城南旧事》、《阙里人家》等代表作,都具有深厚的文化意蕴和很高的文化品味,让人从中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厚重,感受到传统文化和现代观念的抵牾,并生发出种种关于人性和哲学的思考。而这些哲理内涵的传达并不像有些导演的作品那样诉诸于理性的陈述,而是非常自然地情感化地融入影片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的塑造之中,并通过独特的视听造型手段传达给观众。这就使他的一些作品较好地做到了情理交融、文道兼备,达到了观赏性、艺术性和哲理性的和谐统一。
锐意创新彰显诗化电影
作为中国当代诗化电影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者,吴贻弓一直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和探索精神。他从起步开始,就显示出不同于他人的艺术视野和创作个性,并在创作实践中不断摸索,逐步完善,在影坛上自成一家。
处女作《我们的小花猫》是一部表现“四人帮”摧残、迫害科学家的影片。在这部影片中,吴贻弓另辟蹊径,通过一个充满稚气的孩子的目光,去透视那个时代的本质。舒缓的镜头、细腻的描写、真切的感受,使影片别具色彩,显示出吴贻弓不同于他人的艺术追求。
影片《巴山夜雨》在叙事方式和风格形态等方面,与当时的“伤痕电影”截然不同,它不注重人为制造戏剧冲突,而是把一些表面上没有紧密联系的生活矛盾有机组合在一起,着重描写一条江轮上近十个形象鲜明、性格迥异的人物,表现了他们在一昼夜航程中的思想矛盾和情感变化。许多镜头段落,如大娘舷边撒枣祭江,小娟子跪吹蒲公英等,都被表现得情景交融、隽永有味,产生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城南旧事》是吴贻弓的代表作,也是我国当代散文电影的经典之作,并首开我国电影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大奖的记录,为中国电影走向世界作出了贡献。这部影片采用多层次、多角度的开放式叙述方法,通过小英子的目光引出了三段可以独立成章的小故事,这些故事之间虽然没有一个贯穿首尾的中心事件,但却凭借着“淡淡的哀愁,沉沉的相思”的感情线索把它们融合在一起,形成了情绪上的统一,恰如其分地做到了“形散而神不散”。影片哀婉动人的情绪,回环往复的旋律,平稳舒缓的节奏,把小英子的所见所闻和二十年代旧北平的文化风俗、世态人情有机地融为一体,许多镜头段落都精心营造、意境深邃,使影片整体上呈现出一种韵味深长的和谐美。
在诗化的追求上更进一步的当属影片《姐姐》了。影片几乎淡化了情节,溶化了叙事性,注重通过细节、音响效果和银幕造型来表现一位受伤的红军女战士在荒凉的戈壁滩上寻找队伍时的内心情绪,刻意追求意境和哲理的关照,追求电影语言的创新,为新时期电影创新高潮的到来打响了头炮。
《阙里人家》的问世,标志着吴贻弓的创作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在这部影片中,吴贻弓凭借着深厚的理论修养和丰富的生活积累,通过精巧独到的艺术构思和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伦理文化)进行了反思,并探讨了文化与人的关系以及人生的价值。影片没有刻意追求诗化和散文化,而是适当加强了叙事的戏剧性,情节链条较为‘集中、紧凑,孔家祖孙三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也很尖銳,这样不仅使得故事本身更加完整、更具吸引力,也使得总体风格由“淡雅”趋于“浓烈”。同时,在一些镜头段落里仍然注重意境的营造和情绪的渲染,较好地做到了“情与景合,意与象通”,既增强了影片的观赏性,又保持了原来的风格特征和美学品格。
风格独特不断超越自我
风格的形成是艺术家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从《我们的小花猫》到《城南旧事》,吴贻弓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其独特之处在于:不讲究以戏剧冲突来结构影片,不注重情节的跌宕起伏,也不追求节奏的急迫紧张:而是擅长用浓淡相宜的笔触去细腻地描绘人物丰富复杂的内心情感,在一定的文化氛围中深入探索人性和人情,注重以视听造型去营造意境、表达情绪,强化银幕画面的美学张力,并讲究淡雅、含蓄的格调,追求舒缓平稳的节奏。这种风格特点既同他的性格、气质和所受教育有关,同时也显示出他的电影观念和创作主张。
但是,吴贻弓的电影风格又不是一成不变的。他自己曾说,“我的诗化风格决不是绝对的等式关系,我还可以有其他的兴趣”。《城南旧事》以后,吴贻弓执导的作品在风格上都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姐姐》是在原有风格的基础上,进一步淡化了情节和人物,虽然有些过度,但没有失去原有风格的基本特色;《流亡大学》更多的是对《姐姐》的一种矫正,关注了戏剧性,但总体风格仍然是诗化的,并没有抛弃原有风格;《月随人归》是原有风格的回归i而《阙里人家》则是原有风格的新发展。至于《少爷的磨难》,则是一部娱乐性很强的喜剧片,是一种新尝试。
吴贻弓还是一位电影事业家,先后担任了上海电影局局长、上海电影总公司总经理、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等职务。在他的艰苦努力下。创办的如今已经成为A级国际电影节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完成了几代中国电影人的梦想。
“要做一个真诚的,热爱人民的电影艺术家。”这是吴贻弓的心愿和目标。
[关键词]诗化电影 吴贻弓 创作风格
从1979年独立执导影片开始,至1992年,吴贻弓的影视作品有:《我们的小花猫》(1979);《巴山夜雨》(1980)获第一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影片奖和1980年“文化部优秀影片奖”;《城南旧事》(1982)获第三届马尼拉国际电影节大奖和第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姐姐》(1983)、《流亡大学》(1985)、《少爷的磨难》(1986)、《十八岁的男子汉》(电视剧,1988)获1988年上海国际电视节上海市奖;《月随人归》(1990)获《电影新作》1989—1990年度优秀影视文学剧本特别奖;《阙里人家》(1992)获1992年广电部优秀影片奖和最佳导演奖,并在1992长春电影节、第一届山东电影节、上海第二届农民电影艺术节上连获奖项,还荣膺《当代电影》1992国产十佳影片奖和上海影评人奖。
关注生活讴歌人性之美
吴贻弓是一位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艺术家,他既关注现实生活,又有着明确的审美追求,对生活的真诚和对电影的真诚,使得他的作品不仅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的情绪和民众的喜怒哀乐,而且也投射出了他的思想情感、人生经验和审美理想,打上了个人独特的印记。
纵观吴贻弓的作品,不难发现,反映普通人在各种历史境遇下的命运和情感,开掘人性人情中的真善美,表现人对自身价值发现,是其创作的总体趋向和一贯主题。作为一个人到中年才独立执导影片的艺术家,吴贻弓有着较为丰富的生活积累和较为深刻的人生感悟。旧时代的流亡生活和新时代所接受的良好的教育,以及在真善美与假恶丑激烈较量的十年浩劫中所见所闻,对于他的审美理想和艺术追求的确立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能够有机地融合在创作之中。吴贻弓曾经对自己的影片做过这样的注释:“《巴山夜雨》和《姐姐》所包孕的内涵,是我对‘文革’这段日子的体验,《巴山夜雨》中一切善良、真挚的人们就是我‘战高温’期间那些友好、热情的朋友们的群像,他们给了我许多人间的友爱和温情。这才使我产生了《姐姐》中的信念,不能倒下,要勇敢地走下去,走出荒原,奔向彼岸。《城南旧事》则有我许多对童年的回忆,我把眼睛装在小英子身上,让她帮我寻找童年的感受。如果说这些片子中有我的痕迹的话,也是我借助一个象征性的外壳表现出来的,而《流亡大学》则是从里到外都是我所经历和亲身体验过的,内核和外壳都是我的痕迹。”正因为许多影片都凝聚着他的人生体验和对生活的观察与思考,所以才情真意切,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吴贻弓的一些作品,特别是《城南旧事》、《阙里人家》等代表作,都具有深厚的文化意蕴和很高的文化品味,让人从中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厚重,感受到传统文化和现代观念的抵牾,并生发出种种关于人性和哲学的思考。而这些哲理内涵的传达并不像有些导演的作品那样诉诸于理性的陈述,而是非常自然地情感化地融入影片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的塑造之中,并通过独特的视听造型手段传达给观众。这就使他的一些作品较好地做到了情理交融、文道兼备,达到了观赏性、艺术性和哲理性的和谐统一。
锐意创新彰显诗化电影
作为中国当代诗化电影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者,吴贻弓一直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和探索精神。他从起步开始,就显示出不同于他人的艺术视野和创作个性,并在创作实践中不断摸索,逐步完善,在影坛上自成一家。
处女作《我们的小花猫》是一部表现“四人帮”摧残、迫害科学家的影片。在这部影片中,吴贻弓另辟蹊径,通过一个充满稚气的孩子的目光,去透视那个时代的本质。舒缓的镜头、细腻的描写、真切的感受,使影片别具色彩,显示出吴贻弓不同于他人的艺术追求。
影片《巴山夜雨》在叙事方式和风格形态等方面,与当时的“伤痕电影”截然不同,它不注重人为制造戏剧冲突,而是把一些表面上没有紧密联系的生活矛盾有机组合在一起,着重描写一条江轮上近十个形象鲜明、性格迥异的人物,表现了他们在一昼夜航程中的思想矛盾和情感变化。许多镜头段落,如大娘舷边撒枣祭江,小娟子跪吹蒲公英等,都被表现得情景交融、隽永有味,产生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城南旧事》是吴贻弓的代表作,也是我国当代散文电影的经典之作,并首开我国电影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大奖的记录,为中国电影走向世界作出了贡献。这部影片采用多层次、多角度的开放式叙述方法,通过小英子的目光引出了三段可以独立成章的小故事,这些故事之间虽然没有一个贯穿首尾的中心事件,但却凭借着“淡淡的哀愁,沉沉的相思”的感情线索把它们融合在一起,形成了情绪上的统一,恰如其分地做到了“形散而神不散”。影片哀婉动人的情绪,回环往复的旋律,平稳舒缓的节奏,把小英子的所见所闻和二十年代旧北平的文化风俗、世态人情有机地融为一体,许多镜头段落都精心营造、意境深邃,使影片整体上呈现出一种韵味深长的和谐美。
在诗化的追求上更进一步的当属影片《姐姐》了。影片几乎淡化了情节,溶化了叙事性,注重通过细节、音响效果和银幕造型来表现一位受伤的红军女战士在荒凉的戈壁滩上寻找队伍时的内心情绪,刻意追求意境和哲理的关照,追求电影语言的创新,为新时期电影创新高潮的到来打响了头炮。
《阙里人家》的问世,标志着吴贻弓的创作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在这部影片中,吴贻弓凭借着深厚的理论修养和丰富的生活积累,通过精巧独到的艺术构思和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伦理文化)进行了反思,并探讨了文化与人的关系以及人生的价值。影片没有刻意追求诗化和散文化,而是适当加强了叙事的戏剧性,情节链条较为‘集中、紧凑,孔家祖孙三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也很尖銳,这样不仅使得故事本身更加完整、更具吸引力,也使得总体风格由“淡雅”趋于“浓烈”。同时,在一些镜头段落里仍然注重意境的营造和情绪的渲染,较好地做到了“情与景合,意与象通”,既增强了影片的观赏性,又保持了原来的风格特征和美学品格。
风格独特不断超越自我
风格的形成是艺术家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从《我们的小花猫》到《城南旧事》,吴贻弓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其独特之处在于:不讲究以戏剧冲突来结构影片,不注重情节的跌宕起伏,也不追求节奏的急迫紧张:而是擅长用浓淡相宜的笔触去细腻地描绘人物丰富复杂的内心情感,在一定的文化氛围中深入探索人性和人情,注重以视听造型去营造意境、表达情绪,强化银幕画面的美学张力,并讲究淡雅、含蓄的格调,追求舒缓平稳的节奏。这种风格特点既同他的性格、气质和所受教育有关,同时也显示出他的电影观念和创作主张。
但是,吴贻弓的电影风格又不是一成不变的。他自己曾说,“我的诗化风格决不是绝对的等式关系,我还可以有其他的兴趣”。《城南旧事》以后,吴贻弓执导的作品在风格上都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姐姐》是在原有风格的基础上,进一步淡化了情节和人物,虽然有些过度,但没有失去原有风格的基本特色;《流亡大学》更多的是对《姐姐》的一种矫正,关注了戏剧性,但总体风格仍然是诗化的,并没有抛弃原有风格;《月随人归》是原有风格的回归i而《阙里人家》则是原有风格的新发展。至于《少爷的磨难》,则是一部娱乐性很强的喜剧片,是一种新尝试。
吴贻弓还是一位电影事业家,先后担任了上海电影局局长、上海电影总公司总经理、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等职务。在他的艰苦努力下。创办的如今已经成为A级国际电影节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完成了几代中国电影人的梦想。
“要做一个真诚的,热爱人民的电影艺术家。”这是吴贻弓的心愿和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