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去世早，在歌舞团当舞蹈演员的大姐工资又不高，很难供养几个弟弟妹妹上学。1957年，正在上初中的我，因为交不起每个月8元钱的伙食费，和其他几个同学一起，名字常常被学校伙食管理员公布在食堂门旁，被勒令“停伙”。8月末，暑假眼看就要结束，我又为开学后缴纳伙食费而犯愁了。这时，听同学们说有一所马术学校在招生。该校学员包吃包住，每月还发点零用钱。我一思谋，不仅可以解决自个儿的吃饭问题，还能减轻姐姐的经济负担，何乐而不为？我拿定主意后，不费周折，很顺利地进入这所学校。不久，该校校址从原来的麻花板迁至东门外的一个大院里。
　　我们上街或者回校，东落凤街都是必经之路。在这道街的一条胡同里，我经常看到一个围着粉红色围巾的姑娘。姑娘的身材，不是人们经常赞赏的那种苗条，而是给人感觉擅长干活的体型。五官搭配得匀称，但没有人们常形容的那种大眼睛，两眼有点细，又有点宽。路上遇到几回，她整个人就牢牢地印在了我的心上，挥之不去。每次，她的背影就像一根无形的丝线牵动我的目光。
　　1958年春，呼和浩特市政府发动全市除九害（鼠、雀、蚊、蝇、跳蚤、臭虫、虱子、蟑螂、潮虫）讲卫生运动，要求在当年年底达到“无九害”城市。记得那是4月的一天，从早晨开始全市统一行动，掀起一场集中消灭麻雀的“人民战争”。那场面相当壮观，男女老少一齐出动，有的挥舞系着布片的长竿，有的敲打脸盆，有的堵麻雀窝，有许多人上房顶一边喊一边轰，不让麻雀有落脚之处。我也爬到房上，跟着叫喊。我还眼睁睁看到一只麻雀实在飞不动，掉了下来。
　　临近中午，“战争”结束，人们各回各家。我从房顶上看见附近一个木材堆上有一条粉红色围巾，很眼熟。我认得那条围巾，是胡同里常见的那个姑娘戴的。我过去拾起来，没错，就是她的。我知道她家就住在这一块儿，可是不知道具体是哪个小院。刚好，那个姑娘从不远处一家小院里走出来，转而走进紧挨着的另一家小院。她刚要推门进去，我急忙跑过去，挥舞着围巾喊住她。她先是一愣，然后看到我手里的围巾，显然是认出来了，笑着迎来，问我：“从哪里捡到的？”“在那边。”我指着木材堆说。她看看我，又问：“你怎么知道是我的？”我低下头，不好意思说出口。
　　这年的8月末，我考入一所中专，离开了东门外，离开了东落凤街，离开了东落凤街女孩儿。东落凤街女孩儿的故事，离今天已经遥远了。但是，东落凤街女孩儿的故事却远没有结束。你们看，如今我们两个是一對白发满头的老人。这么多年，拆旧居、迁新居，搬来搬去，我们搬回到离东落凤街不远的住宅楼了。我总想给院里的邻居们讲讲我俩年轻时候的故事，昔日的东落凤街女孩儿总不让我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