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25日，华东师大中文系主任朱国华从清晨到深夜都处于一种恍惚和混乱之中。凌晨接到徐中玉先生去世的消息后，还来不及沉淀心里的悲伤，他就被从四面八方传来的唁电淹没了，一百五十多封唁电和挽联，承载着各高校、研究学会和学者们对徐中玉的爱戴和怀念。
　　堪称学界泰斗的徐中玉在学术研究上有着精深造诣和严谨风范。他为人称道最多的几件事，首先是《大学语文》教材的编修。1981年，徐中玉主编了第一套《大学语文》教材，并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不断修订，先后发行三千余万册；这套教材使用范围之广、销量之大，成为难以逾越的范本。在学术建设上，徐中玉在20世纪80年代创立了目前都为全国性一级学会的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和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筹创了学会的会刊。
　　徐中玉的长寿有时会令人忘记一个事实：以上种种，几乎都是他年逾六十之后成就的事业。正当退休的年纪，徐中玉复挑起华东师大中文系的担子，缔造了一番光辉灿烂的图景，华东师大作家群、批评家群崛起，其中文系跃居学界前列。除此之外，他打理起协会事务和刊物编辑来也兢兢业业，直到96岁高龄，先生还常为《文艺理论研究》工作到深夜。
　　青年求学于战乱之时，中年困厄于动荡之际，被打压的年岁没有蹉跎他的志气和抱负，到了晚年，他争分夺秒地工作，彼时华东师大的校园里，步履匆匆的徐先生是一道独特的风景。
　　而当人们称赞他时，他总说：“没什么，我只是做了一点点事情。”他这样说，也是这样想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不是说个人有了不起的力量，而是说每个人于国、族兴亡，都要负起自己应该并可能承当的责任。”

　　不服老、又得时间眷顾的徐中玉还是走了，享年105岁。现在已经很少有一位知识分子，他的生命与中国百年的荣辱忧患交织，他的辞世引起学界如此广泛的震动。

君子不折

　　许多与徐中玉交往过的人，提起对他的印象，都会说到“望之俨然，即之也温”。这句话出自《论语》，子夏用来形容君子“远远望去庄严可畏，接近才觉温和可亲”。
　　徐中玉长着一张很端正的国字脸，身形痩削，看上去不怒而威，平时又不苟言笑，给人一种端庄严肃之感。他的肢体动作也透着硬朗的作风，无论是站还是坐，徐先生的姿态都很端正，即使坐在圈椅或沙发上，依然腰板挺直，直到九十多岁仍是如此。
　　他几乎不会在人前失态，有一次朱国华和几位同僚一起喝酒，徐先生也倒了一点啤酒喝，边喝边用他那江阴方言缓缓道：“我活到这么大岁数从来没喝醉过。”众人奇，追问他最多时喝了多少，他答：“一瓶啤酒吧。”座上纷纷大笑，笑过后又了然，严谨如徐先生，怎么会允许自己流露出醉态？
　　接触得深了，慢慢会发现，硬朗也是他的性格，朱国华解释道：“他的思维方式是‘义之所在’，他是不考虑退路的，他认为道理在这里，正义在这里，他说话的时候不怕得罪人，他要么不说，说了往往就是最后的话，没有妥协和圆滑。”
　　在危难之中，这种不妥协、不圆滑见得更为分明。1957年，文学家许杰、施蛰存一同被打成“右派”，许杰为施蛰存申冤，反对者众，只有徐中玉支持许杰。曾就许杰往事采访过徐中玉的华东师大历史系学子郑志在徐中玉百岁时详细写过这一段往事。当时，面对激烈的反对言论，徐中玉沉声驳斥：“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柔石等左联五烈士后，鲁迅满怀悲愤写了《为了忘却的纪念》，以抨击当局的暴行，当时没有刊物敢用，唯有施先生不顾安危，将文章登在《现代月刊》上，请问，这算不算革命的壮举？”
　　“文革”时掀起“批林批孔”之风，在一次大型的批孔会议上，已被划为“牛鬼蛇神”的徐中玉站出来赞颂孔子，反对称孔子为民族罪人，为此他又挨了一顿批斗。
　　徐中玉喜爱《论语》，尊敬孔孟，称赞他们是“志士仁人”，他欣赏孔孟“關怀人民疾苦、直言痛斥暴政的态度，非常自尊、自重、自强、自信、自律的品格，以及始终坚持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显然是较进步的理想，为求其实现能不辞劳苦、不惜轻弃私利而作出一定牺牲的高尚精神”。
　　从1958年始，到1978年止，二十年来所有的委屈和不公，都被他“事了拂衣去”，到最后变成了履历表上的几行字——“‘清队’之初，被关押在学生宿舍一个月，长期在学生宿舍内外清扫。抄家五次，书稿都被封存，部分散失……”
　　被问及这段历史的时候，徐中玉的关门弟子祁志祥说：“他从未主动向我们提及过，他不愿意总是抱怨过去的不公，不怨天尤人。”所遭受的不平，他轻轻放下，为之辩驳的真知，他继续坚持。在1987年香港大学“儒学与中西文化”学术研讨会上，他固执地重申“（孔孟）不是‘文革’中那些无知之徒所谓的‘罪人’”。
　　通常来讲，至刚易折，而徐中玉的内心更为豁达，尽管忍不住发声，但“人不知而不愠”，所以他能在被人孤立的境地下，心平气和地读书、摘抄，二十年间从七百多本书中做了四五万张读书卡片，抄录了一千多万字。这些在“抄家”时被视为废物的卡片，成了他日后做学问的“无用之用”。
　　平反之后他重新回到华东师大中文系任系主任，工作一如当初，甚至在退休之龄爆发出了更大的热情、更高的兴致。
　　他既不妥协，也不颓丧，如一竿痩竹，风过不倒，临雪不折。
　　正因如此，当祁志祥、朱国华偕北师大文艺学教授赵勇去看望病榻上的徐先生时，所感受到的悲痛才会那么强烈。那是先生去世前半个月的时候，一向腰身笔直、精神矍铄的先生躺在病床上，粗声喘息，仅依靠鼻饲维持着生命体征。祁志祥不愿再如往常一样正面记录先生的影像，“斜着拍，让先生看上去平和一点”。

掌舵人

　　1977年，徐中玉重返华东师大，面临的是一个受到重创、瘫痪了许久的中文系。
　　在20世纪50年代，还是副系主任的时候，他对华东师大的改革有过美好的蓝图，那是1957年的春天，他应邀为《光明日报》《文汇报》《文艺报》写了几篇文章，主要的意思是主张高校工作应该学术第一，内行做主。徐中玉正处于一种建国以后人民当家做主人的乐观心态里。

　　愿景落了空，他也没有再提起这一茬，只是多年以后在文章中写过一句“书生从古至今从未占有社会重心的地位，得宠的文人学士或有以为已成重心，其实是有时自我感觉太好……”个中无奈心酸，外人难以体会。
　　这一次重回岗位，面对百废待兴的境况，徐中玉还是要改革，推行的举措多样，不过风格变得更加务实了。
　　作为“老三届”的毛时安充分感受到了这些举措的好处。恢复高考的那个冬天，他就参加考试了，但由于政审不及格，没有被录取，第二年再考时，如愿进了华东师大的校园，刚刚好赶上改革的开始。
　　举措之一就是每一门课程都有“免修考试”，如果考试通过了，这门课就可以不必上，把时间用来学其他的东西。“文革”时大批青年耽误了正常的学习，但其中也有不少人利用劳动间隙自己读书，凭借阅读掌握了高校同等学力的知识，免修考试针对的就是这样的情况。与这一举措配套的是“学分制”，学生如果修满了所要求的学分，可以提前晋升年级，甚至提前毕业。
　　如果学力再富余一点，学生还能报名参加“定向培养考试”。当时华东师大还没有研究生，徐中玉提出，一些专业上造诣很高的老师，可以通过定向培养考试接收本科生为弟子。通过定向培养考试的学生虽然形式上还是本科生，但实质犹如研究生，可以跟着自己的导师一起上课、学习。
　　毛时安刚入学时，不知道“文学概论”是讲什么内容的课程，但他积累了一些文学理论知识，抱着尝试的心态去考，居然通过了这门课的免修考试。他有了报名徐中玉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专业定向培养考试的信心，结果他是第一个通过的，遂成为徐先生的“开门弟子”。
　　徐中玉最为大胆的举措是修改了毕业要求，让有志于创作的学生用作品代替毕业论文，促使华东师大中文系出现了一代作家群、诗人群。
　　这些举措或多或少流露出徐中玉对此前动荡岁月的遗憾，教育的失序失衡，对于个人来说，是浪费了大好的读书年华，对于国家来说，是缺失了大批专业人才，时间已浪费了太多，所以他希望学生们不用再耽搁，快快成长，学有所成。
　　培养体制改革取得一些成效后，徐中玉的目光放得更长远了。20世纪80年代初，他先后创建了几个学会，其中包括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会刊是如今的学界标杆《文艺理论研究》，当时办得很艰难。徐中玉在口述创刊历史时回忆：“我们这个杂志跟其他几个杂志不一样，其他杂志有主办单位，有一批人专门负责刊物的编辑工作，但《文艺理论研究》全是华东师大中文系的教师自己做，因为经费等原因，编辑工作都由自己的教师来承担，没有一个专职工作人员，编辑工作人员最少的时候，只有两三个人。”
　　现任主编朱国华说：“我们杂志现在还是如此，从来没有跟经济利益有什么联系。而在当时，发表论文跟高校的评职考核也不挂钩，不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徐中玉创办这些杂志，是基于一个很纯粹的学术的出发点。
　　他的视野极开阔，虽然自己搞的是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但这一部分论文在《文艺理论研究》中只占据了不到四分之一，现当代的、西方的文论研究他一概欢迎，还在当时极力推介了一批优秀的西方文学理论。他举贤不避亲，不看身份，选编发刊时，顶级学者自然发，优秀的学生之作也发，籍籍无名的青年后生也有机会。他搭建了一个公平理性的平台，让理论之光能在此绽放，让学生和众多青年学者在此受到激励。
　　朱国华感慨：“很多人讨论忽视了一点，他很多思想的形成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很深，我们现在还赶不上。那个时候自由民主，个性解放，许多观点他都有，所以他的格局和境界比较大。”
　　徐中玉关注的不仅是华东师大的发展，他与文学家郭绍虞一同开师训班，邀请学界名师为来自全国各地的古代文艺理论青年教师授课；他也并不只关注中文学科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初，有感于国内大学、特别是理工科对于语文教育的不重视，他应时任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之邀，编写《大学语文》教材，因人文素养关乎民族精神，他不愿看到民族精神的衰颓。
　　他像镇守一方的掌舵人，在学制尚未建成、体系尚未完善的年代，敏锐而坚决地把握着学科建设乃至人文精神培养的努力方向。

此心光明

　　因为不苟言笑和德高望重，不熟悉徐中玉的人会觉得他难以接近，而在他的学生们看来，“先生是‘外方内圆’的，看起来严肃、不好接近，但实则内心很溫暖”。
　　直到最后一届学生，徐中玉都是在家中给他们上课的，颇有些像民国文人间的沙龙。祁志祥回忆上课时的情景：“我们到他家，阿姨给他沏一杯茶，给我们沏一杯茶，我们就畅所欲言地讨论先生布置的作业。他从不强求学生的观点与自己的一样，只要言之有理，能自成一说即可。上届师兄们个个烟瘾重，在先生家上课时也抽得厉害，先生从未说过他们。”
　　不教书以后，他也欢迎学生来看他。祁志祥在毕业之后，每年春节和教师节都会去看望先生。徐中玉平时事务繁杂，交往甚多，但学生要来，他从不拒绝，学生要走时，他也从不挽留。“徐先生在待人接物方面就是这样来者不冷，去者不热。他研究孔孟，行事风格上也与儒家靠齐，不巧言令色，不繁文缛节。”
　　徐中玉阐释《论语》“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一则时说，花言巧语、装出来的和颜悦色、表面恭敬，都是假装出来骗人的东西，虚伪、不可相信。徐先生自己直言，板正，近乎不通人情。
　　他几乎没有跟学生有过感情的交流，但当学生有难，他会出手相助。毛时安毕业后工作遭遇挫折，徐中玉知道后，立即写信给复旦大学和上海古籍出版社推荐他。
　　徐中玉也没有什么爱好，学生们回忆时，都记得在华东师大中文系与他齐名的钱谷融先生热衷饮食，喜欢下棋，喜欢找人聊天儿，但回想不起徐先生娱乐的样子，“我觉得他的生活里只有工作吧，他没有克制自己，他就是喜欢工作。”朱国华笑言，“他是一个没有故事的人。”
　　徐中玉的一生，认真如斯，坦荡如斯，没有为人乐道的家常故事，也没有遮蔽的不为人所知的故事。
　　晚年的徐先生尽管身体还强健，但大脑逐渐萎缩，语言功能开始出现障碍，说的话很少，遇人通常是三句，“一句是你好，你好！先生重礼。一句是我还做得不好，先生严于律己。凡有人看望他，必问有什么事吗？先生一生助人无数，总是想着帮助别人解决一些困难。”毛时安在采访的最后这样总结。（参考资料：《徐中玉文集》六卷、毛时安《忧患时代更需要精神坚守》、祁志祥《百岁忧患，道德文章——徐中玉先生学术谱系的历时把握与共时解读》）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9年第20期。作者为该刊实习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