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96岁高龄的韩素音本月2日在瑞士洛桑家中离世。中国驻瑞士大使出席了她的葬礼，并称韩女士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个使用过于频繁的称谓用在她身上多少显得有点疏离。在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位生于河南的欧亚混血儿不停地表达自己与中国的命运的共同体关系：我，根在中国；中国是我的父亲母亲；我是不会背叛中国人民的。
1964年，她关闭了自己的诊所，她的医生生涯就此终止。时年48岁的韩素音从那时起认定自己是一个作家。她将全身心研究中国和中国革命定为新生活的第一个计划，同时开始写作自传。
48岁，对于自传写作可能有点早，对于确定写作为人生使命而言又有些晚，尽管她的写作生涯早在1942年就开始了。这部个人史她断断续续写了15年，分为5册出版。
“文革之中和后来的80到90年代，她并非文学家，更多的是社会活动家、时事记者，向西方报道中国。”她的代表作——小说《瑰宝》的译者孟军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外人对韩“文革拉拉队长”的称谓过于简单粗暴，“那些活动毕竟不是她的全部。”
这些谈论时代的作品曾引起很大争议，至于文学上的影响力，它们都比不上她1952年出版的自传体小说《瑰宝》。在年夏天，《瑰宝》在英国成了畅销书。出版商给她来信说：“我在英国的公共汽车上看到的妇女，每3个人中有一个胳膊下夹着你的书。”1956年，据《瑰宝》改编的电影《生死恋》获两项奥斯卡奖。
那时她仍乐于出诊，照顾病人。她尚未意识到自己是个作家。知名文化学者李欧梵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以英文文笔而论，我认为韩素音绝不输于张爱玲，甚至犹有过之。
“我真希望共产党来砍你的头”
接触不到病人会让她怅然若失，但出版商的信和她一坐到打字机前源源而来的灵感让她开始自问：到底套在脖子上的听诊器会不会扼杀她的才华，她到底有沒有才华？
此时她才36岁，刚刚从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中恢复。《瑰宝》的原型即是她与她的情人—— 一个刚刚在朝鲜战场殉职的澳大利亚记者相恋的故事。如果说爱情的刻骨铭心给了她写作的勇气，那么她复杂的身世和曲折的成长经历则是上天给予写作者的不可多得的赏赐。
她父亲周炜是四川近代首批留洋生，1903年被公派到比利时攻读工科。留学期间，一位名叫玛格丽特·丹尼斯的比利时贵族姑娘与他相恋。他们的结合遭到女方家庭的强烈反对，但玛格丽特设法让自己怀孕，随后他们结婚了。
1913年，周炜和他的比利时贵族妻子回到中国。此后近四十年的相处证明，这段中西合璧的婚姻是个悲剧，“一到北京就想离婚，再也不想呆在这个地狱一般的国家了”，玛格丽特与周的家人以及周遭环境都格格不入。她嚷嚷着要离开中国，但这个计划直到1949年才实现。她抛弃家庭去了美国，老死在那里。
周炜回国后在陇海铁路谋得了一个监工的职务，衣食无忧，却居无定所。1916年中秋节，在河南信阳降生的韩素音并没有让母亲欢喜，玛格丽特认为她是“最丑的孩子”。在第一本自传《伤残的树》里韩素音描述了家庭给她的冷漠，她总是无法得到母亲的爱和认可。但玛格丽特的好斗、任性和叛逆的性格却遗传给了她，她的童年被咒骂、打架和各种激烈的情绪充斥。
每一天，她都要在中餐与西餐、中国学校与法国修道院、基督教与孔夫子之间徘徊，东西双重文化的轮番影响加剧了她的困惑。在家里，关于孩子们将来要做中国人还是西方人的争论持续不断。玛格丽特希望儿女们将来在欧洲生活，韩素音却“要做中国人”，她不无恶意地对母亲讥讽道：“你为什么不回到你来的地方去，我真希望共产党来砍你的头！”那时，大人们时常谈到共产党，说那是一个砍人脑袋的恐怖组织。
父亲给了她一耳光。
“谁要是真把全部真相写出来，
谁就是卖国贼”
1935年，韩素音成为庚子赔款基金所设奖学金的受惠者。她追随父亲的足迹，来到比利时留学。在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有天主教徒、自由派人士、社会党人、共产党人、法西斯分子，形形色色的派别让她眼花缭乱。她喜欢表态，却被朋友批评在政治上太幼稚。“我毕竟天生就不是革命家，我胆小，信心不足，容易惊慌，不大愿意采取明确的立场，直到今天还没有加入什么党派。”在自传中她为自己辩护，“但是我能辨别风向，听得见明天的风奏出的宏伟旋律。它告诉我必须重新做出抉择，走上旅途。……我却将一往如前，因为我听到了时代潮流奔腾的轰鸣。”
在她的自传中，类似感受到某种召唤的描写屡见不鲜，但很多时候这种召唤将引领的方向却让人不得而知。她要顺从“时代潮流”，偏偏赶上了一个泥沙俱下、个人面临多元选择的时代。
在1938年回国的途中，她遇见“天真的脸庞、高贵的谈吐和华而不实、对老年妇女颇有吸引力”的国民党军官唐保黄。那是她的第一段婚姻。他为她在结婚时已非处女感到痛苦，婚后对她的言行举止严加的限制。这段婚姻对两人都是精神和身体的双重折磨。他们冷若冰霜，同床异梦。她有过一次宫外孕，没能给他带来一儿半女。
十多年后她又不幸经历了一次宫外孕，这印证了所有的悲剧都会发生两次。在男人方面，跟她后来的那位情人殒命朝鲜战场一样，1947年唐保黄在东北战场阵亡，此时韩素音还是英国皇家医学院的一名进修生。她哭了两天，烧掉了丈夫的日记，感到“可以与那种生活一刀两断了”。她拒绝回国参加丈夫的葬礼，理由是要准备毕业考试。
“我没有功夫歇斯底里，心烦意乱，没有时间悲伤痛苦，多愁善感，去追忆往事，悔恨自己。我要快刀断乱麻，抛开儿女情长，我也无暇落泪，我必须继续向前奔。”
韩素音与女友合著的处女作《目的地重庆》写于1940年，是她和丈夫回国后从武汉一路来到重庆的旅途见闻。她后来自评此书“对一对力图报效国家的勇敢的年轻夫妇写得极为理想化，全书的语气美好得像童话一般”。翻译家金克木的评价是，文体尚未成熟，是自传中较为幼稚而呆板的一本。
1942年初，《目的地重庆》在美国出版。因珍珠港事件，美国公众开始关注中国的抗战。这部原本并不畅销的书受到热捧，竟在美国脱销了。 出于一种幼稚心理，以及对检查制度的恐惧，此书“只写了好的方面，把中国塑造成一种能激起美国人民同情的形象”。中国的苦难贫困、骇人的景象和不公正都被悦耳同情的语调润饰得妥妥帖帖。
“这不是检察官删掉的，而是为了确保安全，不得不如此。到处都是‘思想警察’，没有人会蠢到讲真话的地步。”她在自传中回忆道，“谁要是真把全部真相写出来，那就会帮助日本反对中国，成为卖国贼。”
《目的地重庆》之后十年里，除去一些短篇故事和小品，她没有再写作。处女作驱散了她的自卑感，但她依然认为医学才是她自幼的梦想和生命。后来她成了一名医生，一直开业诊病到1964年。
等到作品一本接一本地出版并获得反响，她“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个作家”。她对作家的要求是：深入生活，承担义务，负有道义上的责任。
“我需要时间改造自己”
这一愿望多少能够解释韩素音在纪实写作时并不能做到完全的坦诚。此后她写了大量关于1949年后中国大陆变迁的文字，被人诟病未能真实反映历史。在西方，人们称她为“人民共和国的辩护士”。与史沫特莱、埃德加·斯诺这些同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写作者相比，韩素音从未承认自己是个共产主义者。
谈到信仰时，她提到了1949年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的胜利。她表示自己“同许多阶级出身相同、受过同样教育的人一样感到害怕”，因为“他们的年龄已经过了，不再对任何东西有足够的信仰”。她宣称“这个世界需要艺术家以悲天悯人的胸怀来做平心静气的记录，而不要传教士痛心疾首地来对现实宣布不现实的讨伐，特别是不要那些想把时钟拨回到过去的人”。
共和国的成立比丈夫的死讯更让她感到应该回国。她觉得自己不能在英国享清福，“我不能袖手旁观，至少要到中国的大门口去观察。”注意，她并没有直接回到北京的家里，而是在香港和东南亚找了一些医生的工作，静观大陆的变化。
1956年，她访问了大陆。
“在两个月的逗留期间，我觉得自己好像在一只巨大的滑板车上全速前进，在人造的高低和峡谷冲上滑下，速度快得叫人头昏，我的内脏感到受不了。那些日日夜夜，我一会儿兴奋不已，一会儿情绪低沉，一会儿欣喜若狂，感到轻飘飘，一会儿又感到嫉妒厌恶，筋疲力尽。时至今日我仍无法解释我的反应为什么那么激烈，那么在身体上表现出来，又那么摆脱不了。”她跟自己燕京大学的校友、此时已是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龚澎说，她心里有“许多矛盾在斗争”。她认为在她刚刚学会的这堆政治词汇中，“矛盾”是“有用的一个词”。
访问期间，她接触到作家、官员，跟他们交谈。他们向她介绍中国的“百花齐放”，陪她参观“社会主义改造成果”。
她与龚澎谈到新政权的宣传语言问题，“这里的宣传令人吃惊地幼稚，根本不起作用。”她对龚澎说，西方此时对中国“除了敌意没有别的”。龚澎惊讶道：“真的那么糟吗？可是我们收到许多人來信表扬我们。”
在访问期间和回到香港后，她不断被人问起“你为什么不长期住在这里？”，“你为什么不加入共产党？”她不置可否地笑笑，或者回答“我还要看看，用手摸摸”。
《吾宅双门》中她谈到自己的考虑：要是把我划为华侨，我会享受一些优待，可是在政治运动中被选作靶子的可能性比一般人大。……我相信总有一天我可以在中国写作，而且可以自由地写作，可是还没有到那个时候。
“我需要时间改造自己，别人无法代替我，我必须自己进行。”她对妹妹说。
她写了一篇重访北京的文章给美国的杂志。龚澎读后很生气，这让她觉得委屈。“一个人怎么才能做到又讲真话又不得罪那些敏感的人呢？”她分析，鉴于中国是个讲面子的国家，所以她的疑问在中国难以解决。“中国的所有官员，不管是不是共产党，根本不习惯有人提出不同意见。”
“相信我吧，龚澎，我爱中国。”她对校友倾诉道，“不过对我来说，中国意味着中国人民。起码要过20年才能将思想上这些混乱一一澄清。20年，我相信20年之后中国会民主的。但在那之前……”
龚澎没有反驳，也没有劝她留在中国。但邀请她第二年再回来看看。而她也意识到，比留在国内更好的选择是，“也许我可以在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建立一座桥梁”。
“我不向他们吐露真情”
1957年，她如约再次访问中国。这回她赶上了“反右”和让西方人嘲笑的“大炼钢铁”运动。
“看着遍地杂乱无章效率很低的小砖炉，我自问，这样粗陋的砖炉真能起到教育作用吗？我一边走着，一边感到一股巨大的暖流和想为什么辩护的感觉涌上心头。难以想象真了不起，令人震惊……也许是愚蠢的……我说不清楚……你试图告诉我们必须自力更生，自找苦吃。我想那些千千万万不知姓名的炼钢战士，他们的勇气和坚韧不拔的精神震撼了我的心。我既爱又怕，因为它的博大一定会将我吞没。”
与她同住新侨宾馆的西方人对运动的嘲笑让她难受。“也许是愚蠢的，但至少你们没法让太阳、月亮在新天地里发光。愚蠢也罢，不愚蠢也罢，我和你们（中国）在一起。”
在她的书中“我相信中国人民”不时出现，比如现实让她感到困惑之时。她强调自己对中国的感情“不容怀疑”。面对那些刺探情报的外交官和记者，“我不向他们吐露真情（含笑地），因为我与中国息息相关。我心脏的跳动、血压的升降、每个细胞的生存都与中国连在一起。我没有挑选它，是它选中了我。更何况是在北风呼号、严冬以它钢铁的意志降临大地、整个世界好像以胜利的姿态起来威胁中国的时候。毕竟我是一个中国人。”
“我相信中国会克服自己的困难。”在香港，记者们围在火车站，等待她从红色中国带来的最新消息。她注意到一张照片，“看上去像个传教士”。她遭到很多质疑，“你不是被洗了脑就是什么也没看见。”一位记者对她说。
“中国会解决她自己的问题……我们什么也不缺……我们绝不乞讨。我永远不会背叛中国人民。”她不停地重复这几句话，作为回应。
她的角色不仅限于一个红色中国的宣传者和辩护者。那些年她见到了李光耀、尼赫鲁、周恩来等世界政坛名人。见到周恩来后，她成为他忠实的粉丝。“当时如果周恩来要我去死，我也会去死的。他是中国的希望，一切都靠他。” 但她对周并非毫无理性地顶礼膜拜。在《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中，韩素音谈到个人自由有其本身价值的观念，“而周恩来是没有的”。她认为周“至多只是人们所说的开明儒家，允许辩论，但绝不会交出统治权”。她向周坦承自己对思想改造有反感。周劝她应不断进行自我改造，以便取得进步。她直接说：“我进步的速度非常慢。”周大笑。
她声称周恩来夫妇的关怀和挚情激发了她的创作力，“我感到自己必须把中国革命的情况，以及使这一个名称成为可能的中国人民，告诉给全世界。”
她甚至自告奋勇充当起中印问题的调停人，结果不太理想，她不得章法的调停没能打动尼赫鲁，两国间的裂痕继续扩大。
1964年，韩素音关闭了诊所，开始全身心投入自传写作。美国出版人希望以她母亲为主角写，她不同意，因为这样“不能使千百万国外读者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
“文革”开始后的几年间，国内大字报攻击她是“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她不被许可入境。这让她痛苦，“情感上感到枯竭”。在家里，她发现自己无缘无故地跟丈夫发脾气，“像孩子一样”。
她已不再书写让普通人更感兴趣的爱情题材。“除了中国，还是中国，任何其他似乎都是平平常常的，是二流的，与震撼中国的轰轰烈烈的运动相比都是缺乏生气的。”
1976年12月，韩素音回国探亲。沿着一条铁路，她访问了一些偏僻的地方，并采访了大约八十位作家、画家、演员和音乐家。她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火山大爆发”，在这场运动中“人民看到了自己的力量，他们活动了筋骨，磨练了思想，表现出了旺盛的精力”。
她赞扬毛泽东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创造性天才”。她不否认自己为“文革”辩护，并认为这是对的。“文革的原则是对的，历史的道路从来都不是笔直的。”
“过气的谄媚者”
1956年韩素音曾表示20年后“中国会民主的”。在1976年的一次境外公开演讲中，她发表了自己对中国几十年观察的结论：
中国革命是伟大的，是了不起的。我认为，中国革命，不但是中国人民的救星，也是世界人民的救星……你们可知道世界上有多少人眼睛在望着中国，把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中国的责任很大啊。
但各地政府并没有因此放松对她的提防。在东北考察时，她发现上厕所都有人跟踪。作为一个间谍嫌疑分子，她始终受到严密的监视。
韩素音并不是一个无条件的爱国者。在自传里她不加掩饰地表示对江青的厌恶。这两个女人有几次会面，根据韩的回忆，她们的谈话犹如鸡同鸭讲，最终不欢而散。她拒绝为江青写传，“我是经过很长时间之后才恨她的。我不理解一个自私，品质低劣的人掌权之后是多么的危险。”她说，“如果那个女人掌权，我有可能要反对中国。”
韩素音对中国的描述在西方引起了极大反响。《华尔街日报》报道称，西方学界“反帝国主义”言论盛行时，出版商们排着队出版她对毛泽东社会主义中国的赞颂。“韩多次应邀赴京与高层领导会面，并且获得许可造访各地，这一点是一般外国人办不到的。”报道说，作为回报，她密切跟进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的每一次转折，为其辩护与所有的批评针锋相对。
但韩在西方也遭到了严厉批评。比利时籍汉学家李克曼70年代初在《纽约书评》发表系列文章，揭露“文革”真相（后来出书，名叫《中国阴影》Chinese Shadows），观点和当时的左派针锋相对，对韩素音也严加批评。1980年，中国问题学者罗伯特·艾利根特（Robert Elegant）在《纽约时报》上称韩素音是“过气的谄媚者”。
北京语言大学外语学院英语系教授陆薇比较了埃德加·斯诺与韩素音，两人同为中国革命的宣传者，却在西方得到迥然不同的评价。她说：“斯诺放弃舒适的生活条件，到延安受苦，他表现出的真正的信仰和热情，人们表示敬意，之前我接触过密苏里州的前州长和斯诺的研究者，都非常尊敬他。他在艰苦之中坚持信仰，获得了理解与尊重。而在韩的时代不一样。世界范围内，美国的嬉皮士，加州大学学文化大革命罢课闹革命。大家都知道这是个有问题的时代，你不写问题，西方人便不会原谅你。”
“无论你们对政府有什么意见，
都应爱自己的国家”
韩素音没能实现1956年对妹妹许下的承诺，“总有一天能在中国自由地写作”，晚年她一直客居瑞士，直到去世。
2007年，韩素音的代表作《瑰宝》中文版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版。這本书在出版时，删去了女主人公看到新中国土改中做法过激的段落。译者孟军接受本刊采访时认为，相较于国内作家对同段历史的描写，韩素音“还是相对温和的”。
孟军为韩素音做了一些辩护。“她奔走在中西方，看到了新中国建立后独立富强，比之前好多了，50年代国家是有希望的。”他说，“韩在后来的判断上有幼稚的地方，出现了失误，但是就如不能因海德格尔曾为希特勒辩护就否定他一样，不能用一点来批判一个人。”
她的另一本书的译者，中国作协原书记处书记金坚范也表示，韩的观点受到历史和时代的局限，“不一定对，但我们对她不能苛求。”
1997年以前，韩素音几乎每年都要来中国一两次。1989年国庆前夕，她来到北京，接受了《世界知识》杂志记者的采访。在那篇题为“韩素音谈西方的民主、人权和创作自由”的访谈中，她承认民主和法治是未来中国的方向，但认为多党制不适合中国。“如果今天建立一个党，明天建立一个党，谁知道这些党实行的是什么政策呢？那就要弄糟了。”
她同情中国学生的反腐败爱国热情，但认为学生也要讲纪律。同时她建议中国政府要“多与青年学生来往、接触，多了解他们”。
临别时，韩素音告诫年轻人：“我认为你们的国家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无论你们对政府有什么意见，都应爱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而自豪。”
（感谢世纪文景邓宇女士对本文的帮助）
1964年，她关闭了自己的诊所，她的医生生涯就此终止。时年48岁的韩素音从那时起认定自己是一个作家。她将全身心研究中国和中国革命定为新生活的第一个计划，同时开始写作自传。
48岁，对于自传写作可能有点早，对于确定写作为人生使命而言又有些晚，尽管她的写作生涯早在1942年就开始了。这部个人史她断断续续写了15年，分为5册出版。
“文革之中和后来的80到90年代，她并非文学家，更多的是社会活动家、时事记者，向西方报道中国。”她的代表作——小说《瑰宝》的译者孟军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外人对韩“文革拉拉队长”的称谓过于简单粗暴，“那些活动毕竟不是她的全部。”
这些谈论时代的作品曾引起很大争议，至于文学上的影响力，它们都比不上她1952年出版的自传体小说《瑰宝》。在年夏天，《瑰宝》在英国成了畅销书。出版商给她来信说：“我在英国的公共汽车上看到的妇女，每3个人中有一个胳膊下夹着你的书。”1956年，据《瑰宝》改编的电影《生死恋》获两项奥斯卡奖。
那时她仍乐于出诊，照顾病人。她尚未意识到自己是个作家。知名文化学者李欧梵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以英文文笔而论，我认为韩素音绝不输于张爱玲，甚至犹有过之。
“我真希望共产党来砍你的头”
接触不到病人会让她怅然若失，但出版商的信和她一坐到打字机前源源而来的灵感让她开始自问：到底套在脖子上的听诊器会不会扼杀她的才华，她到底有沒有才华？
此时她才36岁，刚刚从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中恢复。《瑰宝》的原型即是她与她的情人—— 一个刚刚在朝鲜战场殉职的澳大利亚记者相恋的故事。如果说爱情的刻骨铭心给了她写作的勇气，那么她复杂的身世和曲折的成长经历则是上天给予写作者的不可多得的赏赐。
她父亲周炜是四川近代首批留洋生，1903年被公派到比利时攻读工科。留学期间，一位名叫玛格丽特·丹尼斯的比利时贵族姑娘与他相恋。他们的结合遭到女方家庭的强烈反对，但玛格丽特设法让自己怀孕，随后他们结婚了。
1913年，周炜和他的比利时贵族妻子回到中国。此后近四十年的相处证明，这段中西合璧的婚姻是个悲剧，“一到北京就想离婚，再也不想呆在这个地狱一般的国家了”，玛格丽特与周的家人以及周遭环境都格格不入。她嚷嚷着要离开中国，但这个计划直到1949年才实现。她抛弃家庭去了美国，老死在那里。
周炜回国后在陇海铁路谋得了一个监工的职务，衣食无忧，却居无定所。1916年中秋节，在河南信阳降生的韩素音并没有让母亲欢喜，玛格丽特认为她是“最丑的孩子”。在第一本自传《伤残的树》里韩素音描述了家庭给她的冷漠，她总是无法得到母亲的爱和认可。但玛格丽特的好斗、任性和叛逆的性格却遗传给了她，她的童年被咒骂、打架和各种激烈的情绪充斥。
每一天，她都要在中餐与西餐、中国学校与法国修道院、基督教与孔夫子之间徘徊，东西双重文化的轮番影响加剧了她的困惑。在家里，关于孩子们将来要做中国人还是西方人的争论持续不断。玛格丽特希望儿女们将来在欧洲生活，韩素音却“要做中国人”，她不无恶意地对母亲讥讽道：“你为什么不回到你来的地方去，我真希望共产党来砍你的头！”那时，大人们时常谈到共产党，说那是一个砍人脑袋的恐怖组织。
父亲给了她一耳光。
“谁要是真把全部真相写出来，
谁就是卖国贼”
1935年，韩素音成为庚子赔款基金所设奖学金的受惠者。她追随父亲的足迹，来到比利时留学。在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有天主教徒、自由派人士、社会党人、共产党人、法西斯分子，形形色色的派别让她眼花缭乱。她喜欢表态，却被朋友批评在政治上太幼稚。“我毕竟天生就不是革命家，我胆小，信心不足，容易惊慌，不大愿意采取明确的立场，直到今天还没有加入什么党派。”在自传中她为自己辩护，“但是我能辨别风向，听得见明天的风奏出的宏伟旋律。它告诉我必须重新做出抉择，走上旅途。……我却将一往如前，因为我听到了时代潮流奔腾的轰鸣。”
在她的自传中，类似感受到某种召唤的描写屡见不鲜，但很多时候这种召唤将引领的方向却让人不得而知。她要顺从“时代潮流”，偏偏赶上了一个泥沙俱下、个人面临多元选择的时代。
在1938年回国的途中，她遇见“天真的脸庞、高贵的谈吐和华而不实、对老年妇女颇有吸引力”的国民党军官唐保黄。那是她的第一段婚姻。他为她在结婚时已非处女感到痛苦，婚后对她的言行举止严加的限制。这段婚姻对两人都是精神和身体的双重折磨。他们冷若冰霜，同床异梦。她有过一次宫外孕，没能给他带来一儿半女。
十多年后她又不幸经历了一次宫外孕，这印证了所有的悲剧都会发生两次。在男人方面，跟她后来的那位情人殒命朝鲜战场一样，1947年唐保黄在东北战场阵亡，此时韩素音还是英国皇家医学院的一名进修生。她哭了两天，烧掉了丈夫的日记，感到“可以与那种生活一刀两断了”。她拒绝回国参加丈夫的葬礼，理由是要准备毕业考试。
“我没有功夫歇斯底里，心烦意乱，没有时间悲伤痛苦，多愁善感，去追忆往事，悔恨自己。我要快刀断乱麻，抛开儿女情长，我也无暇落泪，我必须继续向前奔。”
韩素音与女友合著的处女作《目的地重庆》写于1940年，是她和丈夫回国后从武汉一路来到重庆的旅途见闻。她后来自评此书“对一对力图报效国家的勇敢的年轻夫妇写得极为理想化，全书的语气美好得像童话一般”。翻译家金克木的评价是，文体尚未成熟，是自传中较为幼稚而呆板的一本。
1942年初，《目的地重庆》在美国出版。因珍珠港事件，美国公众开始关注中国的抗战。这部原本并不畅销的书受到热捧，竟在美国脱销了。 出于一种幼稚心理，以及对检查制度的恐惧，此书“只写了好的方面，把中国塑造成一种能激起美国人民同情的形象”。中国的苦难贫困、骇人的景象和不公正都被悦耳同情的语调润饰得妥妥帖帖。
“这不是检察官删掉的，而是为了确保安全，不得不如此。到处都是‘思想警察’，没有人会蠢到讲真话的地步。”她在自传中回忆道，“谁要是真把全部真相写出来，那就会帮助日本反对中国，成为卖国贼。”
《目的地重庆》之后十年里，除去一些短篇故事和小品，她没有再写作。处女作驱散了她的自卑感，但她依然认为医学才是她自幼的梦想和生命。后来她成了一名医生，一直开业诊病到1964年。
等到作品一本接一本地出版并获得反响，她“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个作家”。她对作家的要求是：深入生活，承担义务，负有道义上的责任。
“我需要时间改造自己”
这一愿望多少能够解释韩素音在纪实写作时并不能做到完全的坦诚。此后她写了大量关于1949年后中国大陆变迁的文字，被人诟病未能真实反映历史。在西方，人们称她为“人民共和国的辩护士”。与史沫特莱、埃德加·斯诺这些同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写作者相比，韩素音从未承认自己是个共产主义者。
谈到信仰时，她提到了1949年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的胜利。她表示自己“同许多阶级出身相同、受过同样教育的人一样感到害怕”，因为“他们的年龄已经过了，不再对任何东西有足够的信仰”。她宣称“这个世界需要艺术家以悲天悯人的胸怀来做平心静气的记录，而不要传教士痛心疾首地来对现实宣布不现实的讨伐，特别是不要那些想把时钟拨回到过去的人”。
共和国的成立比丈夫的死讯更让她感到应该回国。她觉得自己不能在英国享清福，“我不能袖手旁观，至少要到中国的大门口去观察。”注意，她并没有直接回到北京的家里，而是在香港和东南亚找了一些医生的工作，静观大陆的变化。
1956年，她访问了大陆。
“在两个月的逗留期间，我觉得自己好像在一只巨大的滑板车上全速前进，在人造的高低和峡谷冲上滑下，速度快得叫人头昏，我的内脏感到受不了。那些日日夜夜，我一会儿兴奋不已，一会儿情绪低沉，一会儿欣喜若狂，感到轻飘飘，一会儿又感到嫉妒厌恶，筋疲力尽。时至今日我仍无法解释我的反应为什么那么激烈，那么在身体上表现出来，又那么摆脱不了。”她跟自己燕京大学的校友、此时已是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龚澎说，她心里有“许多矛盾在斗争”。她认为在她刚刚学会的这堆政治词汇中，“矛盾”是“有用的一个词”。
访问期间，她接触到作家、官员，跟他们交谈。他们向她介绍中国的“百花齐放”，陪她参观“社会主义改造成果”。
她与龚澎谈到新政权的宣传语言问题，“这里的宣传令人吃惊地幼稚，根本不起作用。”她对龚澎说，西方此时对中国“除了敌意没有别的”。龚澎惊讶道：“真的那么糟吗？可是我们收到许多人來信表扬我们。”
在访问期间和回到香港后，她不断被人问起“你为什么不长期住在这里？”，“你为什么不加入共产党？”她不置可否地笑笑，或者回答“我还要看看，用手摸摸”。
《吾宅双门》中她谈到自己的考虑：要是把我划为华侨，我会享受一些优待，可是在政治运动中被选作靶子的可能性比一般人大。……我相信总有一天我可以在中国写作，而且可以自由地写作，可是还没有到那个时候。
“我需要时间改造自己，别人无法代替我，我必须自己进行。”她对妹妹说。
她写了一篇重访北京的文章给美国的杂志。龚澎读后很生气，这让她觉得委屈。“一个人怎么才能做到又讲真话又不得罪那些敏感的人呢？”她分析，鉴于中国是个讲面子的国家，所以她的疑问在中国难以解决。“中国的所有官员，不管是不是共产党，根本不习惯有人提出不同意见。”
“相信我吧，龚澎，我爱中国。”她对校友倾诉道，“不过对我来说，中国意味着中国人民。起码要过20年才能将思想上这些混乱一一澄清。20年，我相信20年之后中国会民主的。但在那之前……”
龚澎没有反驳，也没有劝她留在中国。但邀请她第二年再回来看看。而她也意识到，比留在国内更好的选择是，“也许我可以在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建立一座桥梁”。
“我不向他们吐露真情”
1957年，她如约再次访问中国。这回她赶上了“反右”和让西方人嘲笑的“大炼钢铁”运动。
“看着遍地杂乱无章效率很低的小砖炉，我自问，这样粗陋的砖炉真能起到教育作用吗？我一边走着，一边感到一股巨大的暖流和想为什么辩护的感觉涌上心头。难以想象真了不起，令人震惊……也许是愚蠢的……我说不清楚……你试图告诉我们必须自力更生，自找苦吃。我想那些千千万万不知姓名的炼钢战士，他们的勇气和坚韧不拔的精神震撼了我的心。我既爱又怕，因为它的博大一定会将我吞没。”
与她同住新侨宾馆的西方人对运动的嘲笑让她难受。“也许是愚蠢的，但至少你们没法让太阳、月亮在新天地里发光。愚蠢也罢，不愚蠢也罢，我和你们（中国）在一起。”
在她的书中“我相信中国人民”不时出现，比如现实让她感到困惑之时。她强调自己对中国的感情“不容怀疑”。面对那些刺探情报的外交官和记者，“我不向他们吐露真情（含笑地），因为我与中国息息相关。我心脏的跳动、血压的升降、每个细胞的生存都与中国连在一起。我没有挑选它，是它选中了我。更何况是在北风呼号、严冬以它钢铁的意志降临大地、整个世界好像以胜利的姿态起来威胁中国的时候。毕竟我是一个中国人。”
“我相信中国会克服自己的困难。”在香港，记者们围在火车站，等待她从红色中国带来的最新消息。她注意到一张照片，“看上去像个传教士”。她遭到很多质疑，“你不是被洗了脑就是什么也没看见。”一位记者对她说。
“中国会解决她自己的问题……我们什么也不缺……我们绝不乞讨。我永远不会背叛中国人民。”她不停地重复这几句话，作为回应。
她的角色不仅限于一个红色中国的宣传者和辩护者。那些年她见到了李光耀、尼赫鲁、周恩来等世界政坛名人。见到周恩来后，她成为他忠实的粉丝。“当时如果周恩来要我去死，我也会去死的。他是中国的希望，一切都靠他。” 但她对周并非毫无理性地顶礼膜拜。在《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中，韩素音谈到个人自由有其本身价值的观念，“而周恩来是没有的”。她认为周“至多只是人们所说的开明儒家，允许辩论，但绝不会交出统治权”。她向周坦承自己对思想改造有反感。周劝她应不断进行自我改造，以便取得进步。她直接说：“我进步的速度非常慢。”周大笑。
她声称周恩来夫妇的关怀和挚情激发了她的创作力，“我感到自己必须把中国革命的情况，以及使这一个名称成为可能的中国人民，告诉给全世界。”
她甚至自告奋勇充当起中印问题的调停人，结果不太理想，她不得章法的调停没能打动尼赫鲁，两国间的裂痕继续扩大。
1964年，韩素音关闭了诊所，开始全身心投入自传写作。美国出版人希望以她母亲为主角写，她不同意，因为这样“不能使千百万国外读者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
“文革”开始后的几年间，国内大字报攻击她是“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她不被许可入境。这让她痛苦，“情感上感到枯竭”。在家里，她发现自己无缘无故地跟丈夫发脾气，“像孩子一样”。
她已不再书写让普通人更感兴趣的爱情题材。“除了中国，还是中国，任何其他似乎都是平平常常的，是二流的，与震撼中国的轰轰烈烈的运动相比都是缺乏生气的。”
1976年12月，韩素音回国探亲。沿着一条铁路，她访问了一些偏僻的地方，并采访了大约八十位作家、画家、演员和音乐家。她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火山大爆发”，在这场运动中“人民看到了自己的力量，他们活动了筋骨，磨练了思想，表现出了旺盛的精力”。
她赞扬毛泽东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创造性天才”。她不否认自己为“文革”辩护，并认为这是对的。“文革的原则是对的，历史的道路从来都不是笔直的。”
“过气的谄媚者”
1956年韩素音曾表示20年后“中国会民主的”。在1976年的一次境外公开演讲中，她发表了自己对中国几十年观察的结论：
中国革命是伟大的，是了不起的。我认为，中国革命，不但是中国人民的救星，也是世界人民的救星……你们可知道世界上有多少人眼睛在望着中国，把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中国的责任很大啊。
但各地政府并没有因此放松对她的提防。在东北考察时，她发现上厕所都有人跟踪。作为一个间谍嫌疑分子，她始终受到严密的监视。
韩素音并不是一个无条件的爱国者。在自传里她不加掩饰地表示对江青的厌恶。这两个女人有几次会面，根据韩的回忆，她们的谈话犹如鸡同鸭讲，最终不欢而散。她拒绝为江青写传，“我是经过很长时间之后才恨她的。我不理解一个自私，品质低劣的人掌权之后是多么的危险。”她说，“如果那个女人掌权，我有可能要反对中国。”
韩素音对中国的描述在西方引起了极大反响。《华尔街日报》报道称，西方学界“反帝国主义”言论盛行时，出版商们排着队出版她对毛泽东社会主义中国的赞颂。“韩多次应邀赴京与高层领导会面，并且获得许可造访各地，这一点是一般外国人办不到的。”报道说，作为回报，她密切跟进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的每一次转折，为其辩护与所有的批评针锋相对。
但韩在西方也遭到了严厉批评。比利时籍汉学家李克曼70年代初在《纽约书评》发表系列文章，揭露“文革”真相（后来出书，名叫《中国阴影》Chinese Shadows），观点和当时的左派针锋相对，对韩素音也严加批评。1980年，中国问题学者罗伯特·艾利根特（Robert Elegant）在《纽约时报》上称韩素音是“过气的谄媚者”。
北京语言大学外语学院英语系教授陆薇比较了埃德加·斯诺与韩素音，两人同为中国革命的宣传者，却在西方得到迥然不同的评价。她说：“斯诺放弃舒适的生活条件，到延安受苦，他表现出的真正的信仰和热情，人们表示敬意，之前我接触过密苏里州的前州长和斯诺的研究者，都非常尊敬他。他在艰苦之中坚持信仰，获得了理解与尊重。而在韩的时代不一样。世界范围内，美国的嬉皮士，加州大学学文化大革命罢课闹革命。大家都知道这是个有问题的时代，你不写问题，西方人便不会原谅你。”
“无论你们对政府有什么意见，
都应爱自己的国家”
韩素音没能实现1956年对妹妹许下的承诺，“总有一天能在中国自由地写作”，晚年她一直客居瑞士，直到去世。
2007年，韩素音的代表作《瑰宝》中文版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版。這本书在出版时，删去了女主人公看到新中国土改中做法过激的段落。译者孟军接受本刊采访时认为，相较于国内作家对同段历史的描写，韩素音“还是相对温和的”。
孟军为韩素音做了一些辩护。“她奔走在中西方，看到了新中国建立后独立富强，比之前好多了，50年代国家是有希望的。”他说，“韩在后来的判断上有幼稚的地方，出现了失误，但是就如不能因海德格尔曾为希特勒辩护就否定他一样，不能用一点来批判一个人。”
她的另一本书的译者，中国作协原书记处书记金坚范也表示，韩的观点受到历史和时代的局限，“不一定对，但我们对她不能苛求。”
1997年以前，韩素音几乎每年都要来中国一两次。1989年国庆前夕，她来到北京，接受了《世界知识》杂志记者的采访。在那篇题为“韩素音谈西方的民主、人权和创作自由”的访谈中，她承认民主和法治是未来中国的方向，但认为多党制不适合中国。“如果今天建立一个党，明天建立一个党，谁知道这些党实行的是什么政策呢？那就要弄糟了。”
她同情中国学生的反腐败爱国热情，但认为学生也要讲纪律。同时她建议中国政府要“多与青年学生来往、接触，多了解他们”。
临别时，韩素音告诫年轻人：“我认为你们的国家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无论你们对政府有什么意见，都应爱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而自豪。”
（感谢世纪文景邓宇女士对本文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