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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6年4月以前，教了8年生物课的我对心理学的了解近乎零。
当时，石家庄市教委和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在北京联合举办了首届“石家庄一北京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与中学生心理咨询研讨班”，一直重视学生思想工作的学校领导几经磋商，最终确定当时任高一班主任、兼12个班生物课的我参加培训，这便成了我日后从事心理教育的起点。
研讨班期间，一大批心理学家如郑日昌、樊富珉、许又新、金盛华等教授为我们做了精彩的专题讲座。在短短20天的培训中，我初步了解了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弄清了心理咨询在新时期中学教育中的位置，知道了心理测试、智力量表及其使用、心理咨询面谈的操作过程和技术后，突然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于是我每天第一个走进教室，拼命填充自己。课下针对中学生的心理问题，我总是抓住教授问个不停，弄得他们直说：“你这个中学老师真不好对付。”通过20天“填鸭”似的“恶补”，我终于对心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萌发了走进学生心里、终生做心理教师的念头。
回到单位，我把学习情况详细向学校领导做了汇报，并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在教师配备较为紧张的情况下，为了更好地开展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学校领导毅然把我抽调到科研室任专职心理教师。这在1996年，在河北省，都是一个大胆的创举。正是学校领导的高瞻远瞩，使我成了文革后河北省中学的第一个专职心理教师。
1996年暑假结束，学校领导决定让我给96级高一新生开设一门学习心理指导课。
我至今清楚记得第一次上心理课时的情景。当时新高一正在30里外的军营分校集训。那是一个星期天，因为六点准时发车，我不到五点就赶忙起床准备。车到后我不顾严重的晕车反应，稍微调整一下情绪就精神抖擞地走进课堂。当时两个班在一起上大课，120多名学生挤得满满当当，好奇、新鲜使得学生长时间安静不下来。但是当我对课程刚刚做了简短的介绍后，120多双眼睛便紧紧地粘在我的身上。下课铃声一响，学生呼啦一下把我围个水泄不通。几名女生甚至不避讳周围的同学，流着眼泪向我述说她们的苦恼。我走时学生们竟依依不舍地送出好远，恳求我一定再来。在学生那里，我找到了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1996—1997一年的教学实验结束后，我精心设计了一份问卷，在问卷上我诚恳地写道：“如果你流泪，湿的是我的脸；如果你痛苦，伤的是我的心。我真想走到你们心里，做你们真正的朋友。请大家如实写出你对学习心理指导课的真实感受，以便我今后加以改进。学生对学习心理指导课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强调“特别必要”：因为学习心理指导课是自己的“良师益友”，是自己“最喜欢上的课之一”。具体体现在能够使他们主动调整自己的心态，适应高中的学习生活；学会了做人的基本道理和一些人际交往的技巧；能够主动地控制自己的情绪；能够对自己能进行客观的评价；克服了考试焦虑的心理；明白了青春期生理、心理的变化……高一1班的米怡说：“通过学习，使我在开学之初就基本适应了高中的学习生活，掌握了一定的学习方法，进一步激发了学习兴趣，与同学的关系也融洽了。”3班的赵楠说：“我非常感谢学校为 我们开设了这门有百益而无一害的课(程)，从中我解开了许多在青春期遇到的疑惑，让我明白了许多人生的道理，对我将来走向社会是绝对有帮助的。”
在保证科学性的基础上，我力求将课上得生动、活泼、形式新颖。基于此，我特别留心收集学生中间的例子，因为用学生身边的例子讲课更加贴近学生的实际，更易于学生接受。
开设学习心理指导课不长时间，就有学生来找我咨询。学生们信任我，把我当作他们的知心朋友，渴望在我这里寻求帮助。可是当时因为我缺乏个别咨询的理论与技巧，仅限于做个合格的听众。学生在我这里充分宣泄后，我只能安慰他(她)却不知怎样加以调治。一次，一位患有强迫症的学生乘兴而来，失望地离去。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我很是内疚，我发誓要补上这一课。于是，1997年暑假期间，我报名参加了河北师大教育系心理专业在职研究生的进修，利用一切节假日，加班加点充实自己。无论是严冬，还是酷夏；无论是自己身体不适还是孩子卧病，我从未误过一节课。按规定每人只能选8门课，可是我却选了10门，而且门门成绩优秀。我一边学习，一边实践，自费上千元购买了大量的心理学书籍，如《心理门诊》、《中学生心理咨询案例》等，我认真进行钻研，很快掌握了基本的心理咨询理论与技巧。接着我又对专家、学者大量的咨询手记进行剖析，从中寻找普遍规律和可借鉴之处，加以学习、整合。我虚心向有经验的心理工作者请教，成了省教科所心理室和河北师大教育系的老师们面询和热线咨询的“常客”。我还参加了全国学校心理辅导学会，定期进行交流。有了这些理论、经验和专家们作后盾，再进行个别咨询时，我就显得较为得心应手了，不仅能够准确发现学生的问题，而且能够及时选择合适的心理疗法。
杨岑是97级高一的一名男生，他的妈妈原本在一家国营企业上班，刚40岁就下岗了。妈妈心情非常抑郁，天天告诫他要好好学习，不要向妈妈那样没文化、没技术。杨岑特别想考第一为妈妈争口气，因此内心压力很大，对自己的要求开始脱离实际，成绩反而迅速下降。为此他忧心忡忡，焦虑不安，结果形成恶性循环的怪圈。他神情颓丧地来到心理咨询室，我采用合理情绪疗法对他进行了耐心的辅导，帮助他制定了新的学习计划和切合他实际的目标。最让我感动的是，他现趸现卖，回家后又把这些讲给妈妈，在他的帮助下，妈妈终于振作起来，最后在一家家政公司重新找回了自我。
虽然晓晴是我的学生，但是由于授课班级较多的缘故，我并没有注意到她。真正认识她是在中高考咨询会上。她不顾周围人的不满，硬是拨开众人挤到我的身边，她浑身颤抖，流着眼泪对我说： “老师您救救我吧。”原来她有严重的考试焦虑症，平时成绩很好，一进考场大脑就一片空白。我采用系统脱敏法对她进行放松训练，3个疗程后她明显好转。去年她考出了570分的优秀成绩(同年的大本录取线是 517分)。她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毅然选择了某师大心理系，还说一定要做个像赵老师那样的心理教师。
基于强烈的责任心，我还经常主动找学生咨询。晓梦是高一的学生，坐在靠墙的最后一排。上课时她总是低着头，课间同学们三五成群在教室外嬉笑打闹，只有她坐在那里望着窗外发呆。我上课时曾刻意提问她，结果她回答问题时总垂着头，声细如蚊。她的发型也挺怪，齐颈的短发三七分开，其中七分耷拉下来挡住半张脸，只剩下一只空洞而无神的大眼睛孤零零地面对外面的世界。一次我走到她的面前，“你这头发不碍事吗”?她立刻惊恐地把头扭开，右手顺势护住乌发，原来她的脸上有道疤痕。我把她约到心理咨询室，一个小时的疏导使她心情有了好转。很快她把头发剪短，男孩似的特别精神，整个人都变了个样。
有的家长从孩子那里听说了我，于是找到学校。我常常为学生家长提供心理学的知识和方法，帮助他们明确孩子在不同年龄段的心理、生理特点及发展脉络和应对策略，为他们提供有关教育的技能、技巧，理解他们的感受，分担他们的压力。
为了强化咨询效果，我和每一个找我咨询的人都建立了联系，尤其是那些考试焦虑的学生。1998年高考的头天晚上(7月6日)，我给 40多名学生分别打去了或安慰、或鼓励的电话。当夜11点多，一位在省银行工作的学生家长打来电话，她激动地说： “谢谢你赵老师。你打电话前孩子正闹肚子，听了你的电话他全好了。”这名学生最后考上了河北医科大学。1999年5月 30日，在石家庄专家咨询团主办的中高考咨询会上，我又接待了十几位考试高度焦虑的校外学生。从那时起直到高考结束，我一直利用电话和他们保持联系，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进行疏导。为此，我家的电话成了名副其实的“心理热线”。
做心理教师这么多年，其中有苦趣也有乐趣。每当在咨询中碰到学生有心理难题而一时解不开时，我常常着急得睡不好觉，努力寻求为他们化解的办法；每当学生因为我的咨询而卸下心理上的重担、生活得更好时，我常常笑得比他们还要开心。
有位作家曾说过，送给别人一片灿烂的阳光，自己也生活在阳光中。我深信不疑。
当时，石家庄市教委和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在北京联合举办了首届“石家庄一北京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与中学生心理咨询研讨班”，一直重视学生思想工作的学校领导几经磋商，最终确定当时任高一班主任、兼12个班生物课的我参加培训，这便成了我日后从事心理教育的起点。
研讨班期间，一大批心理学家如郑日昌、樊富珉、许又新、金盛华等教授为我们做了精彩的专题讲座。在短短20天的培训中，我初步了解了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弄清了心理咨询在新时期中学教育中的位置，知道了心理测试、智力量表及其使用、心理咨询面谈的操作过程和技术后，突然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于是我每天第一个走进教室，拼命填充自己。课下针对中学生的心理问题，我总是抓住教授问个不停，弄得他们直说：“你这个中学老师真不好对付。”通过20天“填鸭”似的“恶补”，我终于对心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萌发了走进学生心里、终生做心理教师的念头。
回到单位，我把学习情况详细向学校领导做了汇报，并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在教师配备较为紧张的情况下，为了更好地开展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学校领导毅然把我抽调到科研室任专职心理教师。这在1996年，在河北省，都是一个大胆的创举。正是学校领导的高瞻远瞩，使我成了文革后河北省中学的第一个专职心理教师。
1996年暑假结束，学校领导决定让我给96级高一新生开设一门学习心理指导课。
我至今清楚记得第一次上心理课时的情景。当时新高一正在30里外的军营分校集训。那是一个星期天，因为六点准时发车，我不到五点就赶忙起床准备。车到后我不顾严重的晕车反应，稍微调整一下情绪就精神抖擞地走进课堂。当时两个班在一起上大课，120多名学生挤得满满当当，好奇、新鲜使得学生长时间安静不下来。但是当我对课程刚刚做了简短的介绍后，120多双眼睛便紧紧地粘在我的身上。下课铃声一响，学生呼啦一下把我围个水泄不通。几名女生甚至不避讳周围的同学，流着眼泪向我述说她们的苦恼。我走时学生们竟依依不舍地送出好远，恳求我一定再来。在学生那里，我找到了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1996—1997一年的教学实验结束后，我精心设计了一份问卷，在问卷上我诚恳地写道：“如果你流泪，湿的是我的脸；如果你痛苦，伤的是我的心。我真想走到你们心里，做你们真正的朋友。请大家如实写出你对学习心理指导课的真实感受，以便我今后加以改进。学生对学习心理指导课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强调“特别必要”：因为学习心理指导课是自己的“良师益友”，是自己“最喜欢上的课之一”。具体体现在能够使他们主动调整自己的心态，适应高中的学习生活；学会了做人的基本道理和一些人际交往的技巧；能够主动地控制自己的情绪；能够对自己能进行客观的评价；克服了考试焦虑的心理；明白了青春期生理、心理的变化……高一1班的米怡说：“通过学习，使我在开学之初就基本适应了高中的学习生活，掌握了一定的学习方法，进一步激发了学习兴趣，与同学的关系也融洽了。”3班的赵楠说：“我非常感谢学校为 我们开设了这门有百益而无一害的课(程)，从中我解开了许多在青春期遇到的疑惑，让我明白了许多人生的道理，对我将来走向社会是绝对有帮助的。”
在保证科学性的基础上，我力求将课上得生动、活泼、形式新颖。基于此，我特别留心收集学生中间的例子，因为用学生身边的例子讲课更加贴近学生的实际，更易于学生接受。
开设学习心理指导课不长时间，就有学生来找我咨询。学生们信任我，把我当作他们的知心朋友，渴望在我这里寻求帮助。可是当时因为我缺乏个别咨询的理论与技巧，仅限于做个合格的听众。学生在我这里充分宣泄后，我只能安慰他(她)却不知怎样加以调治。一次，一位患有强迫症的学生乘兴而来，失望地离去。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我很是内疚，我发誓要补上这一课。于是，1997年暑假期间，我报名参加了河北师大教育系心理专业在职研究生的进修，利用一切节假日，加班加点充实自己。无论是严冬，还是酷夏；无论是自己身体不适还是孩子卧病，我从未误过一节课。按规定每人只能选8门课，可是我却选了10门，而且门门成绩优秀。我一边学习，一边实践，自费上千元购买了大量的心理学书籍，如《心理门诊》、《中学生心理咨询案例》等，我认真进行钻研，很快掌握了基本的心理咨询理论与技巧。接着我又对专家、学者大量的咨询手记进行剖析，从中寻找普遍规律和可借鉴之处，加以学习、整合。我虚心向有经验的心理工作者请教，成了省教科所心理室和河北师大教育系的老师们面询和热线咨询的“常客”。我还参加了全国学校心理辅导学会，定期进行交流。有了这些理论、经验和专家们作后盾，再进行个别咨询时，我就显得较为得心应手了，不仅能够准确发现学生的问题，而且能够及时选择合适的心理疗法。
杨岑是97级高一的一名男生，他的妈妈原本在一家国营企业上班，刚40岁就下岗了。妈妈心情非常抑郁，天天告诫他要好好学习，不要向妈妈那样没文化、没技术。杨岑特别想考第一为妈妈争口气，因此内心压力很大，对自己的要求开始脱离实际，成绩反而迅速下降。为此他忧心忡忡，焦虑不安，结果形成恶性循环的怪圈。他神情颓丧地来到心理咨询室，我采用合理情绪疗法对他进行了耐心的辅导，帮助他制定了新的学习计划和切合他实际的目标。最让我感动的是，他现趸现卖，回家后又把这些讲给妈妈，在他的帮助下，妈妈终于振作起来，最后在一家家政公司重新找回了自我。
虽然晓晴是我的学生，但是由于授课班级较多的缘故，我并没有注意到她。真正认识她是在中高考咨询会上。她不顾周围人的不满，硬是拨开众人挤到我的身边，她浑身颤抖，流着眼泪对我说： “老师您救救我吧。”原来她有严重的考试焦虑症，平时成绩很好，一进考场大脑就一片空白。我采用系统脱敏法对她进行放松训练，3个疗程后她明显好转。去年她考出了570分的优秀成绩(同年的大本录取线是 517分)。她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毅然选择了某师大心理系，还说一定要做个像赵老师那样的心理教师。
基于强烈的责任心，我还经常主动找学生咨询。晓梦是高一的学生，坐在靠墙的最后一排。上课时她总是低着头，课间同学们三五成群在教室外嬉笑打闹，只有她坐在那里望着窗外发呆。我上课时曾刻意提问她，结果她回答问题时总垂着头，声细如蚊。她的发型也挺怪，齐颈的短发三七分开，其中七分耷拉下来挡住半张脸，只剩下一只空洞而无神的大眼睛孤零零地面对外面的世界。一次我走到她的面前，“你这头发不碍事吗”?她立刻惊恐地把头扭开，右手顺势护住乌发，原来她的脸上有道疤痕。我把她约到心理咨询室，一个小时的疏导使她心情有了好转。很快她把头发剪短，男孩似的特别精神，整个人都变了个样。
有的家长从孩子那里听说了我，于是找到学校。我常常为学生家长提供心理学的知识和方法，帮助他们明确孩子在不同年龄段的心理、生理特点及发展脉络和应对策略，为他们提供有关教育的技能、技巧，理解他们的感受，分担他们的压力。
为了强化咨询效果，我和每一个找我咨询的人都建立了联系，尤其是那些考试焦虑的学生。1998年高考的头天晚上(7月6日)，我给 40多名学生分别打去了或安慰、或鼓励的电话。当夜11点多，一位在省银行工作的学生家长打来电话，她激动地说： “谢谢你赵老师。你打电话前孩子正闹肚子，听了你的电话他全好了。”这名学生最后考上了河北医科大学。1999年5月 30日，在石家庄专家咨询团主办的中高考咨询会上，我又接待了十几位考试高度焦虑的校外学生。从那时起直到高考结束，我一直利用电话和他们保持联系，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进行疏导。为此，我家的电话成了名副其实的“心理热线”。
做心理教师这么多年，其中有苦趣也有乐趣。每当在咨询中碰到学生有心理难题而一时解不开时，我常常着急得睡不好觉，努力寻求为他们化解的办法；每当学生因为我的咨询而卸下心理上的重担、生活得更好时，我常常笑得比他们还要开心。
有位作家曾说过，送给别人一片灿烂的阳光，自己也生活在阳光中。我深信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