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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春夏之交，宋庆龄在香港与一辆救护车有一张合影照片。宋庆龄为何要与一辆救护车合影？这辆救护车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1938年，寓居香港的宋庆龄发起成立“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英文全称China Defence League）。保盟成立后，通过募捐、义演、义卖等活动，坚持“哪里需要援助，哪里的人民在自力解决困难，我们的援助就到哪里” “按照平等、按照比例的原则对所有抗日的人民予以援助”，打破国民政府对抗日根据地的封锁，为中共领导下的抗日力量提供了大量医药和物资援助。
为向海外友人和华侨介绍中国抗日战争的情况和需要，通报保盟的工作和海外援华活动的情况，保盟于1938年下半年定期出版全英文的《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以下简称《通讯》）。笔者根据贝特兰在《通讯》上的报道，结合有关史料，逐渐还原出照片背后的故事。
初抵香港
根据《通讯》报道，捐赠这辆救护车给保盟的是英国著名工程公司的业主约翰·桑尼克劳夫托爵士（Sir John Thornycroft）。据廖梦醒回忆：“送车证给宋庆龄同志那天，我们都到场观看，许多记者采访，报纸纷纷登载消息照片，引为一番盛事。” 1
车子底盘运抵香港后，工人根据随车说明书进行了装配。在《通讯》的描述中，这辆救护车主体是橄榄绿色，车身顶部、侧面和尾部白色的圆圈里被刷上了特别醒目的红十字。这辆车子比英国的公共汽车还要大，车体后面是流线型的车尾和双扇门、折叠梯，高于路面大约6英尺。2驾驶员的座位高居于发动机之上，里面安置了9个担架，并配有电灯、冷热水盥洗处，6个轻伤员的位置， 3车子上的条件符合一个流动医院的要求，在条件差的地方可以作为手术室。在香港时，它庞大的身躯，让很多人怀疑它能否在中国的道路上行驶。然而所有的人都知道，体型如此庞大、设施如此健全的救护车对敌后抗日根据地意味着什么。它应该和其他医疗用品一样，被送到2000英里之外最需要的地方，成为保盟同仁们的共识。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相继被日军占领，广九铁路和粤汉铁路被切断。受此影响，港粤国际交通线被切断，通过铁路，由广州到汉口的运输路线已经无法启用。保盟的同志们在香港西摩道21号的办公室里经过热烈讨论和论证，制定了卡车运输方案，借道法属印度支那的海防港，经桂越公路 （1939年11月，日军占领南宁，桂越公路被切断——笔者注）绕道广西、贵州、四川，最后抵达陕西。
借道越南
依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随同救护车一同上路的有著名记者詹姆士·贝特兰（James Bertram，1910—1993，新西蘭著名记者、作家。1937年访问延安，深入华北抗日前线，采访了毛泽东、朱德等多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八路军高级指挥员。1938年在香港参与筹建保卫中国同盟。二战后发起成立了新西兰中国友好协会，应邀于1956年、1986年两次来华访问。1993年8月病逝），刚刚从瑞士取得行医资格的德国青年大夫汉斯·米勒（Hans Muller ，1915—1994，生于德国。1939年抵达香港，经廖承志和爱泼斯坦介绍，6月奔赴延安。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9年11月15日卫生部授予其“杰出的国际主义白衣战士”荣誉证书。1994年12月4日病逝），时任保盟财务的诺曼·法朗士（Norman France，1904—1941，英国人，曾任香港大学历史学高级讲师。1938年参加保盟工作。在抗击日军进攻香港战斗中不幸牺牲），以及一群聪明热情但是没有多少经验的护士和卫生员。另外还有12辆满载保盟医疗物资的卡车 。4卡车司机是从香港和新加坡招募来的中国机械工人。5出发前，宋庆龄亲赴码头为车队成员送行，并向每一位队员赠送了礼物。据爱泼斯坦回忆，由于国民政府对敌后根据地封锁越来越严，这成了载运保盟物资去延安的最后一支车队。6
1939年6月中旬被贝特兰称为“桑尼克劳夫托”的救护车和医疗物资一同运抵海防港。海防港位于越南北部，可以停靠万吨轮船，再加上海防港口仓库和起重设备也很完善，原来经香港转运的物资大量涌入，码头仓库货物充塞，各类物资堆积如山。在海防港口，面对法国殖民者的询问，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随车人员掩盖了真实的目的地，回答他们去重庆。经过了大约半个月的等待，终于办妥了各种离境手续。
根据法属印度支那当局的规定，所有驶往中国的卡车，在越南境内必须雇佣安南人为驾驶员。同时，为了躲避日军飞机的袭击，通常被安排在夜晚行车。
在安南驾驶员野蛮的驾驶习惯操纵下，贝特兰度过了整个行程中最为糟糕的一个夜晚。“桑尼克劳夫托”表现很好，与满载医疗物资的卡车在狭窄的堤岸上竞赛，毫发无损。
在中越边境，所有的汽车更换了自己的驾驶员和机械师。庞大的“桑尼克劳夫托”作为首车率先经过路障驶进了中国广西境内。车后传来法国士兵的叫嚷声，“如果你们能把那车开到南宁，你们就很幸运了”。
从广西到重庆
过了边境几英里，车队因为缺少汽油，不得不在镇南关（今友谊关）滞留一个星期。这里正在修建湘桂铁路，由于感染疟疾和登革热，在过去的6个月里，已经有2000名工人因为缺少药物而死去，病逝的工人占了工人总数的一半，所有铁路建设工程进展得异常缓慢。贝特兰等人从救护车上取出了自己私人的药品，赠送给了随工程队工作的一位从广州医学院毕业的年轻铁路医生。由于缺乏手术器械，米勒大夫用剃须刀为一位伤员做了瘤切除手术，病人恢复情况很好。
这年的7月7日，是卢沟桥事变爆发两周年纪念日，车队一行人与当地的军政人员举行了一次无肉的会餐。晚上，在手电筒的光下和鼓乐声中，举行了群众大会。大会上，学生们用南方口音做了演讲，年轻的姑娘们唱起了东北流亡歌曲《打回老家去》，一位士兵向大家讲述了台儿庄的胜利。 在筹集到汽油后，“桑尼克劳夫托”与其他卡车一起往南宁进发。桂越公路从镇南关至南宁全长274公里。由于南方水系发达，车队经常需要靠渡轮摆渡过河。“桑尼克劳夫托”的后踏板和备用胎为了适应渡轮，只得被拆掉，这也连累到后门。好在车队抵达南宁后，队员们找到了一所修理站，终于把后门装上了，虽然尾部的延伸部分去掉了，但“桑尼克劳夫托”流线型车身得以恢复。修理工对“桑尼克劳夫托”的后续路途并不感到乐观，“幸运的话，你们也许能到达贵阳”。在车队离开的那天，南宁遭遇了日军的空袭。其中的一辆标有红十字的卡车遭到日军飞机的袭击和机枪扫射。幸运的是，庞大醒目的“桑尼克劳夫托”毫发未损。
车队在广西北部山区狭窄弯曲而且泥泞的山路上，沿着象征危险的骷髅路标缓慢前进。每爬过一座山，“桑尼克劳夫托”发动机都要开锅。警报声时常响彻整个山谷。蜿蜒曲折的山路上满是骡车、行进的部队和卡车牵引的火炮。此时正值南方的雨季，大雨和塌方加剧了山路的危险。山谷里时不时会看到被炸毁的卡车。一天黎明，上方道路的一门高射火炮从卡车上滑落，碎石和树枝落在“桑尼克劳夫托”的车旁，好在火炮在山崖边停住了，避免了直接砸在下方的“桑尼克劳夫托”身上。
在贵州境内，车队在梯田和一座座葱绿的山廓中驶入了贵阳。“桑尼克劳夫托”与爪哇、纽约、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地捐赠给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卡车一起在图云关停了一个星期。
在贵阳，同样的警告再次被提起，“桑尼克劳夫托”不可能翻山越岭到达重庆，因为前方的道路更加困难。很多人提醒车队要注意前方的所谓蛇道，即七十二道拐，被稱作“疏忽大意的卡车和司机们的坟场”。“桑尼克劳夫托”顺利通过蛇道大部分路程，但在距离四川省境界不远之处遭遇了不幸，发动机因密封垫破碎，发出了刺耳的爆破声，两个轮胎也被戳破。
“桑尼克劳夫托”蹒跚驶入一个偏僻的村庄。正当大家一筹莫展之时，一辆卡车停了下来，非常友好地询问车队出了什么事情。卡车上拉着一队某军总部的机修工，“军帽下一张张年轻而黝黑的脸好奇地望着我们”。在了解了“桑尼克劳夫托”的困境后，他们决定出手帮助。
机修工们用厚纸板做了临时垫圈，调换了两个外胎并补好了内胎。当车队一行人要感谢这些机修工时，一位领队指着“桑尼克劳夫托”车身上的红十字说：“我们的外国朋友帮助了我们，现在我们很乐意帮助他们！” 7
两个小时后，“桑尼克劳夫托”重新上路了。经过整整1个月的星夜兼程，“桑尼克劳夫托”在8月初的一个早晨抵达了战时陪都重庆。
驶向延安
在重庆，经过几天的修整，车队又沿着嘉陵江经成都向陕西进发了。沿途经常能看到成群的难童在街头行乞，他们衣衫褴褛，满身污垢，骨瘦如柴，腹部却异常鼓胀。
在成都北部的荒野山区，“桑尼克劳夫托”经常会遇到对面开来的苏联往重庆运送战略物资的卡车。与苏联卡车不把高山放在眼里任意驰骋不同，“桑尼克劳夫托”只能以最低挡速度，哼吼慢行。路上熔岩般、迅速变硬的泥浆时不时成为“桑尼克劳夫托”前进的羁绊，队员们不得不时常从车上跳下来，将深陷泥泞的“桑尼克劳夫托”拉出来。
进入陕西后，路况略微好转。“桑尼克劳夫托”沿着由中文和俄文书写的路标前进，时不时还会看到工业合作协会的写有“工合”字标的三角旗。越过了秦岭的最后一段路，“桑尼克劳夫托”驶入了陕西平原，经过宝鸡，风尘仆仆、满身泥泞驶入了西安。
贝特兰在西安宾馆见到了埃德加·斯诺。斯诺告诉贝特兰，八路军下周将有一个车队去延安，“桑尼克劳夫托”和其他卡车可以编入这个车队一起去延安。当得知“桑尼克劳夫托”和医疗物资顺利运抵延安，宋庆龄非常高兴，当即表示请客以示庆祝。8
注释：
1.廖梦醒：《我认识的宋庆龄同志》，《人民日报》1981年6月3日。转载自盛永华主编：《宋庆龄年谱（1893—1981）》（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版，第652页。
2.中国福利会编，中村京子口述，沈海平撰文：《两个洋八路的中国情缘》，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7月版，第38页。
3.另有记载，车里面可以放12副担架，有12个伤员的座位。《两个洋八路的中国情缘》，第38页。本文采用了《保盟中国同盟通讯》新刊第4期（1939年6月1日）的记载。
4、7.中国福利会编，吴景平翻译：《保卫中国同盟通讯》（上），中国福利会出版社，2013年1月出版，第116页，第121页。
5.詹姆士·贝特兰著：《在中国的岁月——贝特兰回忆录》，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69页。
6.爱泼斯坦著，沈苏儒译：《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人民出版社2008年9月版，第392页。后续保盟募集的物资大多通过红十字会运输系统运抵抗日根据地。——笔者注。
8.李湄著：《家国梦萦——母亲廖梦醒和她的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1月版，第149页。
[作者为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业务处（研究室）干部]
责任编辑 周峥嵘
1938年，寓居香港的宋庆龄发起成立“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英文全称China Defence League）。保盟成立后，通过募捐、义演、义卖等活动，坚持“哪里需要援助，哪里的人民在自力解决困难，我们的援助就到哪里” “按照平等、按照比例的原则对所有抗日的人民予以援助”，打破国民政府对抗日根据地的封锁，为中共领导下的抗日力量提供了大量医药和物资援助。
为向海外友人和华侨介绍中国抗日战争的情况和需要，通报保盟的工作和海外援华活动的情况，保盟于1938年下半年定期出版全英文的《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以下简称《通讯》）。笔者根据贝特兰在《通讯》上的报道，结合有关史料，逐渐还原出照片背后的故事。
初抵香港
根据《通讯》报道，捐赠这辆救护车给保盟的是英国著名工程公司的业主约翰·桑尼克劳夫托爵士（Sir John Thornycroft）。据廖梦醒回忆：“送车证给宋庆龄同志那天，我们都到场观看，许多记者采访，报纸纷纷登载消息照片，引为一番盛事。” 1
车子底盘运抵香港后，工人根据随车说明书进行了装配。在《通讯》的描述中，这辆救护车主体是橄榄绿色，车身顶部、侧面和尾部白色的圆圈里被刷上了特别醒目的红十字。这辆车子比英国的公共汽车还要大，车体后面是流线型的车尾和双扇门、折叠梯，高于路面大约6英尺。2驾驶员的座位高居于发动机之上，里面安置了9个担架，并配有电灯、冷热水盥洗处，6个轻伤员的位置， 3车子上的条件符合一个流动医院的要求，在条件差的地方可以作为手术室。在香港时，它庞大的身躯，让很多人怀疑它能否在中国的道路上行驶。然而所有的人都知道，体型如此庞大、设施如此健全的救护车对敌后抗日根据地意味着什么。它应该和其他医疗用品一样，被送到2000英里之外最需要的地方，成为保盟同仁们的共识。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相继被日军占领，广九铁路和粤汉铁路被切断。受此影响，港粤国际交通线被切断，通过铁路，由广州到汉口的运输路线已经无法启用。保盟的同志们在香港西摩道21号的办公室里经过热烈讨论和论证，制定了卡车运输方案，借道法属印度支那的海防港，经桂越公路 （1939年11月，日军占领南宁，桂越公路被切断——笔者注）绕道广西、贵州、四川，最后抵达陕西。
借道越南
依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随同救护车一同上路的有著名记者詹姆士·贝特兰（James Bertram，1910—1993，新西蘭著名记者、作家。1937年访问延安，深入华北抗日前线，采访了毛泽东、朱德等多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八路军高级指挥员。1938年在香港参与筹建保卫中国同盟。二战后发起成立了新西兰中国友好协会，应邀于1956年、1986年两次来华访问。1993年8月病逝），刚刚从瑞士取得行医资格的德国青年大夫汉斯·米勒（Hans Muller ，1915—1994，生于德国。1939年抵达香港，经廖承志和爱泼斯坦介绍，6月奔赴延安。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9年11月15日卫生部授予其“杰出的国际主义白衣战士”荣誉证书。1994年12月4日病逝），时任保盟财务的诺曼·法朗士（Norman France，1904—1941，英国人，曾任香港大学历史学高级讲师。1938年参加保盟工作。在抗击日军进攻香港战斗中不幸牺牲），以及一群聪明热情但是没有多少经验的护士和卫生员。另外还有12辆满载保盟医疗物资的卡车 。4卡车司机是从香港和新加坡招募来的中国机械工人。5出发前，宋庆龄亲赴码头为车队成员送行，并向每一位队员赠送了礼物。据爱泼斯坦回忆，由于国民政府对敌后根据地封锁越来越严，这成了载运保盟物资去延安的最后一支车队。6
1939年6月中旬被贝特兰称为“桑尼克劳夫托”的救护车和医疗物资一同运抵海防港。海防港位于越南北部，可以停靠万吨轮船，再加上海防港口仓库和起重设备也很完善，原来经香港转运的物资大量涌入，码头仓库货物充塞，各类物资堆积如山。在海防港口，面对法国殖民者的询问，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随车人员掩盖了真实的目的地，回答他们去重庆。经过了大约半个月的等待，终于办妥了各种离境手续。
根据法属印度支那当局的规定，所有驶往中国的卡车，在越南境内必须雇佣安南人为驾驶员。同时，为了躲避日军飞机的袭击，通常被安排在夜晚行车。
在安南驾驶员野蛮的驾驶习惯操纵下，贝特兰度过了整个行程中最为糟糕的一个夜晚。“桑尼克劳夫托”表现很好，与满载医疗物资的卡车在狭窄的堤岸上竞赛，毫发无损。
在中越边境，所有的汽车更换了自己的驾驶员和机械师。庞大的“桑尼克劳夫托”作为首车率先经过路障驶进了中国广西境内。车后传来法国士兵的叫嚷声，“如果你们能把那车开到南宁，你们就很幸运了”。
从广西到重庆
过了边境几英里，车队因为缺少汽油，不得不在镇南关（今友谊关）滞留一个星期。这里正在修建湘桂铁路，由于感染疟疾和登革热，在过去的6个月里，已经有2000名工人因为缺少药物而死去，病逝的工人占了工人总数的一半，所有铁路建设工程进展得异常缓慢。贝特兰等人从救护车上取出了自己私人的药品，赠送给了随工程队工作的一位从广州医学院毕业的年轻铁路医生。由于缺乏手术器械，米勒大夫用剃须刀为一位伤员做了瘤切除手术，病人恢复情况很好。
这年的7月7日，是卢沟桥事变爆发两周年纪念日，车队一行人与当地的军政人员举行了一次无肉的会餐。晚上，在手电筒的光下和鼓乐声中，举行了群众大会。大会上，学生们用南方口音做了演讲，年轻的姑娘们唱起了东北流亡歌曲《打回老家去》，一位士兵向大家讲述了台儿庄的胜利。 在筹集到汽油后，“桑尼克劳夫托”与其他卡车一起往南宁进发。桂越公路从镇南关至南宁全长274公里。由于南方水系发达，车队经常需要靠渡轮摆渡过河。“桑尼克劳夫托”的后踏板和备用胎为了适应渡轮，只得被拆掉，这也连累到后门。好在车队抵达南宁后，队员们找到了一所修理站，终于把后门装上了，虽然尾部的延伸部分去掉了，但“桑尼克劳夫托”流线型车身得以恢复。修理工对“桑尼克劳夫托”的后续路途并不感到乐观，“幸运的话，你们也许能到达贵阳”。在车队离开的那天，南宁遭遇了日军的空袭。其中的一辆标有红十字的卡车遭到日军飞机的袭击和机枪扫射。幸运的是，庞大醒目的“桑尼克劳夫托”毫发未损。
车队在广西北部山区狭窄弯曲而且泥泞的山路上，沿着象征危险的骷髅路标缓慢前进。每爬过一座山，“桑尼克劳夫托”发动机都要开锅。警报声时常响彻整个山谷。蜿蜒曲折的山路上满是骡车、行进的部队和卡车牵引的火炮。此时正值南方的雨季，大雨和塌方加剧了山路的危险。山谷里时不时会看到被炸毁的卡车。一天黎明，上方道路的一门高射火炮从卡车上滑落，碎石和树枝落在“桑尼克劳夫托”的车旁，好在火炮在山崖边停住了，避免了直接砸在下方的“桑尼克劳夫托”身上。
在贵州境内，车队在梯田和一座座葱绿的山廓中驶入了贵阳。“桑尼克劳夫托”与爪哇、纽约、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地捐赠给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卡车一起在图云关停了一个星期。
在贵阳，同样的警告再次被提起，“桑尼克劳夫托”不可能翻山越岭到达重庆，因为前方的道路更加困难。很多人提醒车队要注意前方的所谓蛇道，即七十二道拐，被稱作“疏忽大意的卡车和司机们的坟场”。“桑尼克劳夫托”顺利通过蛇道大部分路程，但在距离四川省境界不远之处遭遇了不幸，发动机因密封垫破碎，发出了刺耳的爆破声，两个轮胎也被戳破。
“桑尼克劳夫托”蹒跚驶入一个偏僻的村庄。正当大家一筹莫展之时，一辆卡车停了下来，非常友好地询问车队出了什么事情。卡车上拉着一队某军总部的机修工，“军帽下一张张年轻而黝黑的脸好奇地望着我们”。在了解了“桑尼克劳夫托”的困境后，他们决定出手帮助。
机修工们用厚纸板做了临时垫圈，调换了两个外胎并补好了内胎。当车队一行人要感谢这些机修工时，一位领队指着“桑尼克劳夫托”车身上的红十字说：“我们的外国朋友帮助了我们，现在我们很乐意帮助他们！” 7
两个小时后，“桑尼克劳夫托”重新上路了。经过整整1个月的星夜兼程，“桑尼克劳夫托”在8月初的一个早晨抵达了战时陪都重庆。
驶向延安
在重庆，经过几天的修整，车队又沿着嘉陵江经成都向陕西进发了。沿途经常能看到成群的难童在街头行乞，他们衣衫褴褛，满身污垢，骨瘦如柴，腹部却异常鼓胀。
在成都北部的荒野山区，“桑尼克劳夫托”经常会遇到对面开来的苏联往重庆运送战略物资的卡车。与苏联卡车不把高山放在眼里任意驰骋不同，“桑尼克劳夫托”只能以最低挡速度，哼吼慢行。路上熔岩般、迅速变硬的泥浆时不时成为“桑尼克劳夫托”前进的羁绊，队员们不得不时常从车上跳下来，将深陷泥泞的“桑尼克劳夫托”拉出来。
进入陕西后，路况略微好转。“桑尼克劳夫托”沿着由中文和俄文书写的路标前进，时不时还会看到工业合作协会的写有“工合”字标的三角旗。越过了秦岭的最后一段路，“桑尼克劳夫托”驶入了陕西平原，经过宝鸡，风尘仆仆、满身泥泞驶入了西安。
贝特兰在西安宾馆见到了埃德加·斯诺。斯诺告诉贝特兰，八路军下周将有一个车队去延安，“桑尼克劳夫托”和其他卡车可以编入这个车队一起去延安。当得知“桑尼克劳夫托”和医疗物资顺利运抵延安，宋庆龄非常高兴，当即表示请客以示庆祝。8
注释：
1.廖梦醒：《我认识的宋庆龄同志》，《人民日报》1981年6月3日。转载自盛永华主编：《宋庆龄年谱（1893—1981）》（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版，第652页。
2.中国福利会编，中村京子口述，沈海平撰文：《两个洋八路的中国情缘》，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7月版，第38页。
3.另有记载，车里面可以放12副担架，有12个伤员的座位。《两个洋八路的中国情缘》，第38页。本文采用了《保盟中国同盟通讯》新刊第4期（1939年6月1日）的记载。
4、7.中国福利会编，吴景平翻译：《保卫中国同盟通讯》（上），中国福利会出版社，2013年1月出版，第116页，第121页。
5.詹姆士·贝特兰著：《在中国的岁月——贝特兰回忆录》，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69页。
6.爱泼斯坦著，沈苏儒译：《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人民出版社2008年9月版，第392页。后续保盟募集的物资大多通过红十字会运输系统运抵抗日根据地。——笔者注。
8.李湄著：《家国梦萦——母亲廖梦醒和她的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1月版，第149页。
[作者为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业务处（研究室）干部]
责任编辑 周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