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两年，我在北京主持一项工程，住在专门招待外国宾客的旅舍里。旅舍的服务员很有礼貌，他们穿着白色套服，打着黑领结，都是经过专业训练的。我在旅舍里休息、饮食，可称安适，唯一不满足的是感觉不像生活在中国。
　　夏日的某次筵席上，我遇见了旧时同学。她已是颇负盛名的雕塑家，工作场所离我住的旅舍很近。散席时，她说：“做浮雕很累人，我中午想睡一会儿。你白天不在旅舍，可否关照值班人员给我钥匙？”
　　我很高兴地同意了，旅舍人员也很高兴为著名的艺术家服务。一天又一天，我日益感到不安，希望她早些结束旅舍附近的工作，不再来此午睡。
　　因为每当我夜晚归来时，房间里总会有新鲜感。或是多了几朵名贵的花，或是书桌上多了几件小摆设，或是抽屉里有了巧克力，饼干箱里又换了饼干品种……想到她每天来时提包捧花的模样，我难受得发慌。傍晚的归途中，我兀自担忧，不知房间里又会出现什么新鲜玩意儿——这不再是我原来的房间，我像是走错了门。
　　我犹豫着是否要向石油部申请，为了工作方便，我搬到招待所去住？
　　我坐立不安，倒在床上，一侧身，发觉枕畔也有了变化——是一件丝质的白衬衫，百合花般的大翻领，手工缝制。天啊！她哪有时间睡午觉？这针线活儿多费神！我见过别人穿这种式样的衬衫，例如拜伦、罗密欧，而我是一生一世都不配穿的！我对之不禁毛骨悚然——我的老同学旧病复发了。
　　我和她中学时同班，都爱文学，后来她选择了绘画雕塑，我选择了物理化学。
　　我们同住在一幢公寓里，中学毕业后，虽然分了校，但我们对文学的热情还是一致而不衰。那时的社会动荡得厉害，当我不得不背井离乡时，她给我船票；当我归返而病倒时，她给我药物；当我想看很多新书，却一本也买不起时，她每次带一些来，说是借给我，却从不拿回去。她梦想我成为诗人。现在，我已久不近诗，偶尔触及，就像闻到了使人窒息的酒糟的浓香——还是石油的气味让我好受些。
　　二十年中，经过战争、婚姻、职业和生活的沧桑，大家都是中年人了，沉郁而开朗。我很珍重自己的中年，也很尊敬别的中年人，常对同辈的朋友说：“正是开怀畅饮的嘉年华啊。”
　　与她重逢后，我们饮得不多，谈得更少，彼此忙于工作。我的本行，她是不问的；她的雕塑事業，我有一点点好奇心，就评论起古今的雕塑家来。真奇怪，她推崇的那几位，我漠然；我赞赏的那几位，她已是近乎反感。于是我哈哈大笑，她闷闷不乐，话题急转为“再来一杯咖啡，或是红茶”。
　　别的朋友来看我，对我居处的“情趣”议论纷纷。他们吃了我的点心，却怪我奢华得有点女性化、孩子气。不知哪个机灵鬼打听到每天有位女士准时来布置房间、增添食品，便要我公开。我被扰烦了，承认有这么回事，但从早到晚我都不在，见不着她，而夜晚她是不来的。朋友们笑道：“那是田螺姑娘！”
　　小时候我听到过这个民间传说，也觉得情况相去不远，便认同了。这还不能平息满屋子人的兴奋，他们定要亲眼见见这位田螺姑娘。我对她说了这个笑话，她素来豪爽，表示由她做一次宴请。于是大家聚在华美的酒楼上，她俨然是东道主，准备了丰盛的菜肴，脸上满是笑容。宾客中有几个也是当年的同学，大家谈得格外有味。谁也没称她为田螺姑娘或田螺夫人。宴会很成功，事后大家都赞美她的不凡与超群。她与丈夫分居多年，那时候刚办完离婚手续，于是朋友们一致认为我和她即将由同居而结婚了。
　　全然不是这么回事。她已不再来旅舍午睡，我也结束了石油部的那项工程。临别时的忙碌使我至今也记不清，何以我上飞机时，送别的众人里没有她？除非她当时不在京城，不然没有理由不来送别的。
　　离别之初，我们通过一两封信，之后又是类似战争的骚乱，沧海桑田。后来，我遇见了一个从她那里来的朋友，说她常谈起我……而她已复婚，有了儿子和女儿，事业顺利，雕塑件数倒不太多。
　　等平安了，大家都已经是老人。我写信，叙完了旧事，添说：“在道德上我并非问心有愧，而你数十年来不倦的善心使我一想起，便觉得自己是个罪人。”
　　不久后，我收到回信：“我没有你说的那么好，不值得你称道。”信不长，我却感到她说了许多话。
　　从她最后的一封信看，我觉得她和京城中那些满街走的老妇人差不多。我很喜欢那些出没于胡同口、菜场上的返璞归真的老太太，她们即使争斤论两，也笑口常开，既埋怨别人的不公平，又责怪自己太小气。
　　“您老好啊，上我家来玩啊！”她在信中说。
　　我很期盼成为她家的宾客。如果她住的不是洋楼，而是颇具古风的四合院，那就真是一个完美的梦。
　　（何文丽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温莎墓园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