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看了《世纪》杂志一篇文章，作者在《解放日报》当过评论员，后来到社科院，他在文章中说了自己当年怎么会成为林彪集团“骨干分子”的经过——其实他跟林彪集团毫无关系，把来龙去脉讲了一遍，原来当中牵扯到很多的偶然和巧合，当然也有人为的推动和误解。文章写得很好，这里面就涉及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就是人物和他的时代之间的关系。
　　历史有它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必然性是跟历史有关，偶然性跟人有关。历史在发展过程中间为什么会有很多曲折，会有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幻，就是因为每个人在做事情，但他又有必然性的一面，就是时代的一面。一个个人在那个时代的漩涡里面，他的一举一动很难离开时代，时代在发展中间又是通过个人来体现的，体现的过程中间，个人不会原样传达，肯定要走样。每个人走样的程度不一样，所以历史不会是一条直径，它必然是通过偶然来体现，通过个人来体现的。
　　人物传记类作品具有历史角度和文学角度两方面的视角，因此也具有两方面的价值。近百年来，史学、文学观念不断变迁，人物传记也呈现出趋势化的特点——前几十年在撰写传记类作品时，作者在突出文学性的同时，往往会把时代的因素弱化而强化个人的因素；但是客观来说，每个人身上都有时代的印记，个人发展总是会受到时代的影响，只有把时代发展的背景融入到传记写作中去，才能把人物传记写好写活。人物和时代是没办法分开的，时代不是我贴一个标签，那个时代感就出来了，时代感还是要通过你对时代的理解，你对时代的感受，通过你的体验，通过充满质感的文学描写，才有可能表现出来。也有文学性的传记，就是写人，这样一来我们很难躲开文学和历史，时代和人，很难把这两个方面分开。
　　我参与过很多人物稿件的审读，有的稿子人物写得非常细，但就是觉得背后的时代写得不够，这会让读者对这个人物的感受也同时出现问题。中国的读者其实也有很特殊的一面，就是大多有历史癖，中国普通老百姓对历史也有一种特殊的爱好。这一点从蔡元培先生一直到李泽厚先生，他们都有一个相同的观点——美学代宗教。中国没有宗教，那么什么东西取代了宗教？就是美学，美育，对美的追求。还有一种就是像陈垣先生说的，中国是以历史代宗教。
　　因为工作原因，我自己也对许多著名人物进行过采访和写作，他们中的很多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最近我写了一本书，把多年来写前辈文化人的文章几乎都收在里面了，就叫《前辈们的秘密》。书中写了二十几位大家，包括张中行、施蛰存、王元化、李泽厚、黄裳、舒芜、曾卓、辛丰年、吴小如、唐振常、金性尧、谷林、范用、梅朵……我和他们有深入的交往，下笔时则力图作出客观的评述，希望能将他们的迷人风致与他们在当代精神生活史上的地位真实地呈现出来；同时也想通过这些前辈的身世经历和学术思考，发掘中国文化深层的“秘密”。所以严格地说这些文章不是传记，甚至不是小传，而是一个人物批评或者说思想批评。所以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特别注重他们在时代中的位置——这个写法当然也有好处，我当编辑那么多年，跟各种各样大文化人的交往非常多，这些人物都非常有趣，和他们的交往甚至聊天都对我帮助很大。
　　有些人物很有趣，像黄裳先生，文章非常好，也是充满个性的一个人，但很多人觉得他很难打交道。其实，如果谈的话题“对头”，他话还是很多的，话题“不对头”他就装糊涂。有一次王元化的儿子去看他，两个人面对面抽烟就是不说话，他的小孙子在边上看，看看他们看看钟，然后对着厨房喊：“妈妈，他们一刻钟没说话了。”然后两个人还是这样，过了一会儿小孙子又喊：“妈妈，他们又一刻钟没说话了。”他们就是这么充满个性的人。
　　杨绛先生则是一个非常谦逊体贴的人。我都是跟她打电话的，她现在声音已经不对了，以前完全是一个少女的声音，非常轻快而谦虚。晚年的时候我和她也通过好多次电话，有的时候我打过去，有的时候她打过来，电话一接通就说，我是一个聋子，所以麻烦你先不要说话，先听我说，我说完了之后你跟我保姆说哦——其实还是很热情体贴的一个人。
　　我第一次见到李泽厚先生的经历也很有趣。那是在1986年，当时阿城的《棋王》和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都刚刚发表，年轻人对文学的热情高涨，当时在上海开了一个中国文化的研讨会，李泽厚、于光远都来了，规格很高，我们一批年轻记者都想先找到李泽厚采访。其实李泽厚那个时候也非常年轻，开会的时候别人发言，他就总在很活跃地举手，穿着条牛仔裤。他讲湖南话，我听得半懂，但也能感觉到他的问题很尖锐也很有趣，总之这个人一开口整个会场就活了，后来才知道这个人就是李泽厚。
　　也就是在那一次的交往当中，他敏锐地指出了当时的一个文学现象，就是大家都往纯文学去靠，都往个人化、内心化、个人的私生活上靠。他说，这当然对文学来说是一个好的倾向，但是你们不要忘了，如果文学真正走到这一步，这个文学就会衰败的，不信你们就看着，我做过研究的，六朝文学就是一个榜样——六朝文学那么精致，但它很快就衰弱了。当时我们心里想李泽厚到底太“老”了，新的东西接受不了。后来过了几年以后，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文学“私写作”真的多起来了，而整体也确实是走向了衰弱，越来越边缘化，一直到今天。
　　现在看起来李泽厚说得很有道理。因为个人的体验如果直接连接上那些永恒的话题、那些生与死或者爱情的永恒主题，那中间必然少了一个层次，这个层次就是社会、历史、现实的层次。所以写个人的私生活，这样的作品一开始很好看，但多了以后我们就发现，它的雷同非常高，比写社会生活的雷同远远要厉害得多。在这个题材上，我觉得很能够说明问题的还是巴尔扎克，他的每一部作品都牵涉到当时的重大社会问题，法国的现实，法国社会的变迁，各个阶层，各个阶级的地位变迁。他的作品，既有永恒题材的探讨，又有个人情欲的体验，又没有放弃社会、现实。
　　通过三十多年的文学观念的变迁，给了我们很多教训：一方面，不可以完全靠向时代一边，又在政治需要的情况下，搞宏大叙事，去迎合、配合政治的需求。另一方面，也不能完全靠个人纯文学的“内心私人化”，而忘记了这些人所生活的时代。我们以前讲现实主义的时候，会谈到典型问题，这个典型的概念有很多误解。我觉得钱谷融先生贡献很大，他在《文学是人学》里面对典型的解释引用了屠格涅夫的一个解释，我觉得是我至今为止看到的最好的解释。屠格涅夫说，什么是典型？如果在一个时期，这个人物是最具体的个人，这就是典型。这个话非常有意思，首先是在某一个时期出现的，不是任何时候都会出现的，在这个时期出现和未来的时期出现是不一样的，在这个时期在这个时代出现的人是一个最具体的个人，任何贴标签都是抽象的。某一个时期一个最具体的个人那就是典型，最具体的个人还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有质感的文学描写。有的描写虽然很华丽但是没有质感，包括写文革，包括写坏人。这个质感是什么，就是你所写的、编不出来的东西，是不是占了主要的地位。编不出来的那一部分，就决定了有没有质感。
　　写一个人物、细节、事件、场面，我也可以外面编一个，我也可以从别人的作品抄一个，但是当你在生活当中有发现、有体验、有感受，而且忘不了，把这个写出来很开心，是你自己找到的细节，这个写出来的就是有质感。再聪明的头脑也编不出来的，才是有质感的。这个个人的一举一动，他的文学描写，是你凭空编不出来的，是充满质感的，又确确实实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实际存在的，这个就是典型。
　　所以总结一下：对人和时代的把握，写人物传记也好，写报告文学也好，在写人的时候，不能放弃对时代的把握，对这个时代要有所了解，在研究人的同时也要研究环境、专业、行业。
　　首先要了解他们的时代及其演变，也包括人物所从事的行业，不然光盯着个人的情况，背景一点不了解也不行。第二要了解他们在时代中的位置，小人物就是小人物，他到底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很要紧。第三是他们的贡献，他们对整个时代的贡献，或者对某一行的贡献，对当代史、文学史的贡献，对他们的贡献要有所了解，包括小人物，小人物有小人物的贡献——我们知道推动整个时代前进的，其实就是小人物，只有在人的日常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上产生的演变才真正能够推动时代的演变，从这个角度来了解，才能知道是人类创造了历史。第四是他们跟时代之间是怎样一种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他们怎么样顺应时代的因素……这些都要结合起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