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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以下简称《涂》）于2013年2月首发于资深文学期刊《十月》，甫一发表即引发诸多共鸣，备受好评，并屡次获奖，成为新世纪以来书写底层、反映社会阶层流动问题的名篇。但同时针对小说的批评声音也不绝于耳，一度形成比较激烈的争论；随着批评的不断深入，争议的话题也日渐扩展开来。围绕着《涂》在作家、读者与批评家之间展开的热烈对话是新时期以来底层文学的一个典型案例，一方面它反映了在对底层进行书写、表征和叙事的过程中，批评和理论不断介入其中积极干预，另一方面它也表明底层问題不仅仅是经济、政治问题，也是复杂的文化问题，因而成为当前各门人文学科所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可以说围绕底层问题形成了一个各种书写形式、多种理论资源交叉对话的公共领域。本文试图以此为切入口探讨底层书写中创作、批评与理论的密切关系，以期对现实经验如何理论化以及如何推动当前文论建设有所启发。
一、《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的创作与接受情况
方方近几年的创作凸显了题材多样化、关注社会热点、反映时代精神变化等特点，表现了敏锐的现实触觉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写作《涂》的灵感来自一则关于一个农村大学生步行上学、一路打工用零钞交学费的新闻报道。（方方：《〈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创作谈：这不是个人悲伤》，《中篇小说选刊》2013年第1期增刊。）方方由此铺叙出一个完整曲折的故事：
涂自强出生在一个偏远清贫的山村，通过刻苦学习考上大学，带着村里人的期冀和凑出来的学费，一路步行前往武汉，路上干过各种杂活，得到了各种陌生人的敬意和帮助。大学期间，涂自强通过在学校食堂打工、做家教以及同学们的帮助维持生活，同时发奋学习，准备考研，但因为父亲突然病逝而放弃了这条对于寒门学子而言相对公平、比较可行的上升之路。毕业后涂自强决定留在城市打拼，但只能找到缺乏保障的临时性工作，还遭遇过老板欠薪逃匿。他租住在城中村，俭省至极。后来家里老屋被大雪压塌，涂自强把母亲接来与自己同住，由于母亲的缘故工作诸多不顺。在得知自己已是肺癌晚期之后，他把母亲安顿在佛寺里，自己在回老家的路上，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小说于2013年2月发表于《十月》，随即引发热议，《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重要选刊都予以转载，3月份就出版了单行本，《十月》杂志也很快组织了作品讨论会并刊发讨论会记录稿《是“问题”还是“主义”》，小说也斩获了《中篇小说选刊》双年奖、老舍文学奖提名等奖项，并被《中国作家》和“中国小说学会”分别评为2013年度最佳中篇小说奖的第一和第三名。
小说备受欢迎，原因在于它所描写的是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反映了当下相当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危机：一方面城乡差异加剧、贫富两极分化、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日愈严重，农村小孩受教育、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道路越来越狭窄，另一方面个人奋斗的梦想遭遇破灭，大学生成为蚁族，漂流在城市，过得逼仄窘迫的生活。因此在个人奋斗终归失败成为一种“时代症候”的背景下，在“大学生就业难”“阶层固化”“屌丝”“蚁族”“蜗居”“拼爹”等词汇成为流行语的氛围中，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成为许许多多青年人的“集体悲伤”，引发普遍共鸣。
但是，这并不是一部没有异议的作品，小说发表之后没过多久，就出现了截然不同的评价，而且批评并不局限于文本本身，更是扩展到对文本所反映的现实问题的把握和理解以及文本的接受等方面。
二、批评的介入
《文学报》在2013年8月发表了曾于里的《只是个人悲伤》一文，在2014年又连续刊发了翟业军和昌咏等人的措辞激烈的批评文章，引发一些批评家著文加以回应，方方也将翟文转发到自己的微博，并表示“没有看上他的文本”。[ 参见曾于里：《只是个人悲伤》（《文学报》2013年8月22日），翟业军：《与方方谈〈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文学报》2014年4月10日），昌咏：《经验的陈旧与倾向的偏狭——对方方的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的批评》（《文学报》2014年4月24日），王雪瑛（《也谈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文学报》2014年4月24日），牛学智：《关于〈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批评的批评》（《文学报》2014年4月24日），牛学智：《批评是否到了该有终极关怀的时候——再谈〈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批评的批评》（《百家评论》2014年05期），《方方：如何看待有人对〈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的批评》（《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14年06期）。]摒除其中偏激不当的言辞、扣帽子的行为以及“博人眼球”“批评名家以求出位”等等不良揣测，争议中暴露出现的小说本身的矛盾以及评价机制的问题都是值得认真对待的。随着讨论的深入，这几年出现的批评文章显得更加理性、严谨，一些更有价值的思考方向也不断呈现。
对小说的批评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点：
第一，夸大城乡二元对立。《涂》首先是一个“乡下人进城”的故事。当涂自强考上大学时，不仅他家乡的人把他看作“天之骄子”，指望着他将来发财当官、拯救家乡，他上学一路也收获了来自底层人群的各种敬佩和善意，笼罩在他身上的“大学生”的光环是与作为希望和成功象征的“城市”结合在一起的；在城市上学的涂自强自己也深受城市的光鲜亮丽一面的吸引，难得回一次家却也马上厌恶起农村的脏乱差与日复一日死水一般的生活。乡村的溃败成为涂自强个人奋斗的起点，农村出身成了他要改变的命运，他的目标就是要在城市安家扎根。悖谬的是，城乡之间隔着深深的鸿沟，涂自强虽付出一切终究一无所获。
小说把城乡之间的对立推至极至，甚至设置了一些不怎么可靠的情节，譬如描写涂自强在大学里第一次接触电脑并且表现得异常惊奇的情节就为人所诟病，同时刻意夸大农村小孩与城市小孩的差距，似乎城里人就都是有钱有关系有背景，而农村人则一无所有；而涂自强的悲剧性命运也与另一个世界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大学里涂自强几近形单影只，打工时虽与其他蚁族同租一屋却甚少交流，与他的生活有所联系的人全都是为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同样来自农村的中文系女生傍上“有实力的人”，比涂自强家境稍微好点的马同学靠着长相和幽默吸引了一个富有的“美国妞”移民美国，李同学和赵同学分别依靠家里的关系当上了公务员和进了银行，“同学中，都有前景有向往，只有涂自强一人在埋头打拼”。（方方：《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十月》2013年第2期，第29页。） 在小说所设置的世界里，只有城乡、富贫两极对立，广大的中间灰色地带是被抹杀的，这样的设置无利于真正展现蚁族的生存困境，毕竟沦为城市底层、弱势群体的并不只有来自农村、本来就贫困的大学生。小说以城市作为理解涂自强的悲伤的唯一框架，其结果是“虽意在抗议社会对青年的不公，却始终牢牢依附在主导着当前城市进程和青年梦想的发展逻辑之上，没有片刻的偏离”。（罗小茗：《城市结构中的“个人悲伤”》，《文学评论》2015年第2期，第162页。）
第二，人物塑造平面化、静止化。方方曾多次表示，涂自强的悲伤不是个人悲伤。小说最初发表在《十月》上，以“他从未松懈，却也从未得到”结尾，发行单行本时又在最后加上一句“他想，果然就只是你的个人悲伤么？”书的封面上也印着“我就是他，他就是我，我们大家都是涂自强”、“这是一个人的悲伤，更是一代人的悲伤”等字句。（参见方方：《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作家和出版社的意图是相当明显的，小说也在读者群中引起广泛的共鸣，诸多批评文章也是从这个方面来肯定小说的成就和贡献。但是涂自强并没有被塑造成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涂自强的经历也许是具有普遍性的，许多人都或多或少遭遇过与他同样的情境，产生过同样的情感体验，而他的形象塑造始终是单一、平面化、静止化的。
方方在谈到写作初衷时说：
我是想试试，一个穷人孩子，在我们眼下的社会，不玩任何花招，凭自己单枪匹马，能走多远。所以，这个人应是我们日常生活常见的年轻人，他很普通，没有出类拔萃的才华，没有高大英俊的外形，没有特殊的背景，同时，他也没有野心、没有侵略性、没有远大的抱负（如同这一代的诸多年轻人一样：不介意人生理想，更看重现实生活）。他有的只是一份個人的努力，一份认真，一份对待生活的诚挚和对待他人的善意。他自尊而不自卑，自知并且克制。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试着，让自己陪他一起走，与他一起去经历人生，看看他能走成什么样子。[ 《是“问题”还是“主义”》，《十月》2013年第5期，第197页。]
结果小说也表现出非常明显的“人物先行”的痕迹，从走出乡村到城市上大学到最后三年在社会上的拼搏，人物性格基本不变，涂自强始终是那么一个没有关系和背景、长相一般、能力平平、勤奋刻苦、俭省至极、善良孝顺、最重要就是乐天顺命的乡村青年，面对一切的嘲笑和不幸坦然处之，几乎不做任何思考和反抗，在任何波澜中都没有得到成长或发生变化。给人的感觉就是他几乎没有任何过错，因此当作家需要让涂自强走向失败时，就只能倚重偶然性的因素了：父亲突然病故，考研才会受阻；大雪压塌了老屋，母亲只得到城里与儿子同住，成为涂自强工作和感情生活的一个负累；以及最后戏剧性的绝症。而被作者认定应该为涂自强的命运负责任的时代和社会在小说中也都以非常抽象的面目存在，没有什么具体的体现，正如涂自强自己所说，除了那个欠薪逃匿的学长老板外，其他人都没有亏欠过他，反倒予他许多温暖和帮助。（方方：《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十月》2013年第2期，第33页。）
在本文看来，涂自强不是作为一个典型形象，而是以一种寓言化的方式，表征了今日广大蚁族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危机，“对当下生活的隐忍承受、对社会秩序的默然认同、对人生理想的自觉放弃，让涂自强成为新时代‘蚁族’的悲伤缩影”。（王陌尘：《方方：思想的力量及其盲点——从〈风景〉到〈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北京日报》2013年8月1日。）正是因为整个社会、尤其是青年人中弥漫着一股悲伤、绝望、无力之感，小说才能引发广泛共鸣。因此即便涂自强的命运充满了偶然性，他的悲伤却与时代氛围相契合。当涂自强的个人悲伤被体验为“集体悲伤”时，对其中的转换机制加以分析，将为我们把握时代的社会心理和感觉结构提供线索。
第三，是小说的文学性问题。从一开始，就有学者指出小说戏剧性的结尾显得不合理，削弱了小说的悲剧性。（参见：《是“问题”还是“主义”》，《十月》2013年第5期。）不过在本文看来，小说的人物与风格倒是完全统一的，正因为涂自强最主要的性格是乐天顺命，所以尽管主题是悲伤，但作者用词简练、感情节制、底色温和，整个小说笼罩着一股淡淡的哀伤，可以说体现出传统文学哀而不伤的审美趣味。小说最后写涂自强的病，为什么是“肺癌晚期”，而不是早期，或者其他还有一线生机的疾病？是因为这样一来，涂自强的“我自岿然不动”的乐天性格势必受到动摇，小说这种哀而不伤的审美效果就会受到破坏。无论故事是多么沉痛的故事，这样的叙述方式终究是悲伤而抒情，而非尖锐而予人疼痛感。如果这种艺术上的追求最终必须以损害故事情节的合理性、放弃对人性的深层挖掘为代价，以致虽苦难过度、悲剧性却不足，那只能说明，也许这种艺术形式并不是表现这个故事的最佳方式。
事实上围绕着方方小说的争论并不是个案。新时期以来，尽管底层文学创作呈现丰富和多样化的面貌，但普遍评价仍然是：底层文学的贡献是关注底层，直面现实，写出了主流意识形态所掩盖的底层人民的物质困境和精神困境，缺点就是以故事代替叙事，人物让位于题材，苦难堆砌，文学性不足。这些问题多多少少在所有底层文学作品中都有所体现，这就急切需要从理论层面上对底层文学的整体创作情况加以整理和思考。
三、理论层面的思考
新时期以来，随着底层文学创作的丰富和批评的发展，关于底层文学的理论工作也随之开展，对底层文学的命名、思想传统、艺术手法、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等都进行了一些探讨，但要建立一种系统化的底层文学话语体系则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围绕着《涂》展开的批评在以下几个方面为理论思考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一）文学与现实的关系
文学不是对现实经验的摹写，而是要把握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背后本质性的东西，这是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基本观点。既然如此，当作家们感觉受到新闻媒体的威胁，认同“文学的想象力已远远落后于现实”的论调，执着于与现实赛跑、求新逐奇时，我们只能说文学的不自信更多源自作家们对把握本质的放弃。底层文学的写作不仅要直面现实，更要对现实进行有深度、有力度的追问，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家的知识视野和世界观。 究竟谁应该为涂自强的悲伤负责？作家想告诉我们，这是时代和社会的责任，“没有别的原因，就只是他来自乡村，是一个无关系无根底无背景的农家儿子”，“任何个人的奋斗，都得仰仗一个有可能让你的个人奋斗得以成功的时代”。（转引自岳雯：《方方中篇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重建问题与小说的关联》，《文艺报》2013年10月11日。）正是因为这种认识，小说对涂自强悲剧根源的探讨仅停留于浅层，它虽然展现了个人奋斗神话的破产，却认同“个人奋斗”和“成功”的意识形态，也就是马同学所说的“非富即贵”。（方方：《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十月》2013年第2期，第21页。）正如有的批评所说，涂自强与他的同学和同事并无区别，都是基于“人与物（财富与权力）”的关系来理解社会，区别仅在于其他人努力地让人与人的关系服务于建立人与物的关系的需要，而涂自强试图仅仅依靠个人奋斗来建立人与物的关系，但这并不是他有意识的主动选择，而是迫于无奈，他既无社会资本的承继，更缺乏积累社会资本的自信与能力；而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以建立人与物的关系为目标的个人奋斗，无论是依赖个人，还是征用人与人的关系，它们的出发点和终点都是日益等级化的社会关系结构。”（张翔：《当代文学叙事中的个人主义意识危机——从近两年数部作品谈起》，《文学评论》2015年第1期，第55页。）所以涂自强失败了，我们固然悲伤，纵然他成功了，只怕也不是值得欣喜的事。
方方感慨道：“我们有幸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对个人奋斗给予充分肯定的时代——里成长。”（方方：《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封底。）问题是，上世纪80年代能考上大学通过读书改变自己命运的也依然只是凤毛麟角，而且恰恰是他们的投机和守护既得利益的行为成为今日社会之不公平格局的成因之一。而在涂自强的时代，资源有限，竞争日益激烈，社会对人才的要求越加严苛，再加上大学扩招，文凭贬值，通过教育所获得的资本无法在社会资本中占据优势地位，但即便如此也依然有人能占有更优势的社会资源取得上升之路。不幸的是，不管是上升还是跌落，自我中心主义的个人都不关心他人的利益、整个集体和社会的利益，广大底层的命运仍然深陷沉默和黑暗的深渊。正如蔡翔所说：“整个的底层都进入了一个梦想。他们认为通过占有文化资源，也就是读书，就能改变自己的生存状况。这种梦想同时意味着，底层已经接受了来自统治阶级所给予的全部意识形态和道德形态。就是说，他们不仅要改变自己的经济状况，还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他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进入上流社会，起码是中产阶级。这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把它意识形态化，就会造成这样一个后果：底层永远不会再拥有自己的代言人。这是目前中国最大的一个隐患。一旦知识分子进入这样一个利益集团之后，一切就都与底层划清了界限。”（《附录一：对蔡翔的访谈》，刘旭：《底层叙述：现代性话语的裂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13页。）
小说中饭店大厨说：“其实我觉得国家根本不需要办大学。穷人的孩子，读了也是白读，四年出来，照样找不到事做。有钱人家孩子，同样也是白读，因为不读书也能找到好工作。”（方方：《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十月》2013年第2期，第32页。）这成为书中人物命运的注解。先不说涂自强的那些有关系有背景的同学是否真的不学无术，也许更可悲的是尽管接受了四年高等教育，涂自强仍不具备对社会的清醒认识，没有任何思考、批判和反抗的能力，而是成为现代化意识形态的被动承载者，在“城市梦”和“成功神话”中耗尽青春和生命。教育如何成为一个文化生产的积极场域而不仅仅是再生产的工具，底层如何积极地为生存而抗争，形成自身的“阶级意识”和价值观，而不是被动地再生产中产阶级的文化模式从而再生产现存社会结构，这恐怕是更值得接下来的底层书写思考的问题。
（二）文学何为
新时期以来，随着底层文学创作的发展和底层写作主体的多样化，如何表述底层，让底层发出自己的声音始终是学界所关注的焦点。底层文学体现了沉默的大多数强烈的表达欲望，应当受到支持和鼓励，所以打工文学在这十几年以粗糙的面目面世，但却赢得了包括民间和官方的承认和赞赏，这是好现象。但是二十年过去了，如果还只停留在“说”的层面，而不去深究“说什么”和“怎么说”，这肯定是不行的。如何兼顾这两方面的要求，实现艺术性与思想性的高度统一，对于底层文学来说尤为重要尤为艰巨。
艺术性追求理应是专业作家的一种自觉意识。对于他们而言，无论是故事还是人物都只是文学的素材，他们发现了一个好的故事，用一种合适的方式把它讲述出來，完成一件文学作品。但是选择了底层的题材，总附带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面对更多人性的拷问和伦理的难题。在作品中直面苦难的人群，无论作者和读者都很难保持一种冷眼旁观的心态和距离。作为底层文学开山之作的曹征路的《那儿》在讲述完主人公“我小舅”的壮举之后，在小说最后一节花了诸多笔墨描写叙事者“我”自己的变化，叙事主体的变化显得突兀生硬，但作家难以自持的愤激和无奈却力透纸背，令人动容。尤其是在面对底层的出路问题时，作家自己的绝望和无力感有时弥漫全文。《涂》突兀的结局所透露的恰恰也是作家的无力感。即使是选择纪实性形式书写底层的作家，如写作了《中国人在梁庄》和《出梁庄记》的梁鸿，也无法抑制在书的结尾处感慨：“我只想离开。只想沉浸在这悲凉的曲调之中，以逃避我心中的悲凉和清晰的漠然。就像我和小柱，就像我对待小柱那样，我们血肉相连，却又冷漠异常。我终将离梁庄而去。”（梁鸿：《出梁庄记》，广州：花城出版社2013年，第305页。）
与五四时期呼吁“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语）的先辈所持“启蒙主义”立场不同，新时期的底层作家几乎无人标榜自己是在为底层立言。但是降低姿态并不一定意味着逼近真实，有时反倒成为一种妨碍，使作家放弃了自己的立场，在挖掘人性之恶时裹足不前。刘继明的《我们夫妇之间》讲述了一对下岗工人夫妇迫于生活压力，妻子最终沦为妓女，开着摩托车从事非法营运的丈夫往来接送的故事。如此礼崩乐坏，令人触目惊心。但小说让人觉得遗憾，一个这么悲惨的故事却写不出悲剧的味道。在小说创设的环境中，下岗之后寻求谋生之道虽然一波三折，但丈夫一直坚持不让妻子去菜市场卖鱼，怕她细皮嫩肉的身体粘满鱼腥味，表现出对普通劳动者的鄙视和对靠自己双手挣生活的价值观的漠视。而这样一个以养育妻儿为己任的“大男子”最终沦落到靠妻子出卖肉体来生存的地步，转变虽然巨大，但也麻木不仁、恬不知耻，内心的挣扎和痛苦在小说里被轻描淡写；同时小说将他失去了“一家之主”地位的痛苦与一个下岗工人失去主人公地位的痛苦进行同构，集体主义大伞的庇护之下竟养成了工人阶级的依赖性、虚荣心和一种虚伪的优越感，难免让人有咎由自取之感，而他的妻子沦为妓女的直接动机竟然是上中学的儿子因为交不上住宿费从重点班掉到普通班结果赌气不肯上学。为人父母，从未想过什么才是应该留给儿子的有价值的东西，观念竟如此偏狭和愚昧。小说以丈夫第一人称讲述，以上这一切都没得到任何深挖，而是用一句“生活困境”轻易打发，显得相当草率、粗暴且无力。 有些作家则如方方一般透过温情脉脉的面纱来看底层人不堪的人生。现实中涂自强是否真能遇到这么多好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小说所描写的善行本就是有相当局限性的，村民和一路的好人大多为涂自强身上笼罩的“大学生”光环所吸引，一旦光环不再，人性的善还能经受多少次考验？而大学同学对涂自强的慈善般照顾丝毫不会动摇他们为固守自身既得利益维持阶级界限的本质。我们感伤命运的不公，尤其因为涂自强的愿望是如此卑微，“他从来就没有想做一个英雄，他只想做一个普通人”。 （吴丽艳、孟繁华：《文学人物走过的历史：2013年中篇小说现场》，《当代文坛》2014年第5期。）但是在阶级社会历史上，改变阶级地位从来不是一个“普通”的愿望，而是夹杂着血与泪的残酷斗争，涂自强以如此卑微和无知的姿态被卷入其中，遭到无情碾压。作家并不打算把他塑造得像高加林、孙少平般起伏挣扎与矛盾痛苦，却也拒绝把这种平庸麻木、死水般的生存状态写得如阿Q般可鄙可耻，即便在最后一刻，也不给他机会做一丝一毫的挣扎，让他毫无选择默然消失于无痕，人物的主体性和存在感都被削弱到极致。有时候最难写好的不是苦难和人性，而是“平庸”和“麻木”。周晓文导演的影片《百合》（2011年）所塑造的主人公百合跟涂自强很相似。一个心智不怎么成熟的少女从农村来到城市，又遭遇了诸多波折，却自始至终乐观、忍耐和相信人，影片一味强调她与生俱来的纯朴的人性，而这一切所具有的顽强的生命力是没有根据、令人怀疑的，说到底还是导演对农村或农业文明的乌托邦想象而已。当然了，导演也借她之口直接说出“穷人没时间痛苦”“开始不恨，后来恨得厉害，再后来彻底没希望了又不恨了”这些话，力图表现底层人真实的麻木的生存状态，但是在影片所设定的接受作家采访的叙事框架中，这个尽管单纯傻白却思路清晰表达流畅甚至可以说能言善语的女孩又跟这种麻木不仁的人物设定相违背。影片的叙述框架也使得作家刘楠在与百合接触之后对底层的认知和感受以及对待自己的生活和情感的态度的变化这条副线多少有点喧宾夺主，这明显是周晓文自身情绪的投射，在关怀底层的同时还要公式化地硬生生讲述一个知识分子被拯救的故事。《百合》式的情况是有代表性的，不少底层作品在小心翼翼地表达对底层的关注和关怀的同时，总弥漫着一种作家自怜自恋的情绪。
事实上，无论作家采用俯视、仰视还是平视的视角来对待他的写作对象，这些视角自身并无优劣之分，关键在于是否写出了底层真正的生存境况，塑造了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并且在文本中创造出一种距离，留下反思或者提升的空间。
（三）批评何为
作家与批评之间的隔阂，不是今天才有的情况，也不是中国独有的情况。但是好的批评绝对不会于创作有害而是有益，对于作品被广泛接受产生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在私人化写作中，作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听不见外面的声音，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选择底层为书写对象，这种自我封闭的做法只怕是不可取的。经验是有限的，没有对底层问题的正确认识、对現实进行全面深层的思考，单单依靠体验和想象，是不可能写出真正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来的。
更重要还在于，批评总是倾向于对作家说话，但事实上他所面对的对象还应该是读者，其中包括一部分理论工作者。批评家借着文学作品与现实发生关联，从文学作品生发开去，溢出文本之外，这并非不恰当的做法，恰恰相反，这正是文学的特殊价值所在。因为文学提供了观看世界的独特方式，暴露出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生活的某些面向。
《涂》发表之后，许多批评文章针对贫困的代际传递、阶层固化与流通渠道、社会如何变得更加公平、城乡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的不良影响等等问题产生了相当有力的思考和讨论。事实上底层文学批评一直是不局限于文本本身的，其走向是相当开阔的；同时诸多理论资源，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伦理学的思考和视角也被纳入其中，共同致力于提供关于社会现实的真知识，消除认知误区，进行价值引导，规避价值迷失。底层文学的批评必然要与文学场域之外的其他思想文化相杂糅，以期形成对现实具有更强大解释力的思想和主张。
（四）文学经验和实践的理论化
如果说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病症是脱离现实、陷入自言自语的怪圈、沉醉于欲望与感觉刺激、被消费主义所裹胁的话，底层文学的兴起是有利于弊病的消除的，因为它本来就应该是贴近现实的、接地气的、大众的而且具有反思性、批判性的。但是底层文学的创作也是参差不齐、问题众多的。在这种情况下，从底层创作与批评中生发出合理有效的理论形态，对底层文学存在的合理性和价值加以论证，对其发展过程加以分析，对其未来加以预测和导向，为底层文学的批评与研究提供范式与概念，建构立场明确、观点正确、面向开放的阐释体系，就成为当下一项非常重要且迫切的工作。
反过来，底层文学的创作经验和批评实践也为理论的发展提供强大的支持。理论并不一定从现实中生发出来，但如果理论无法面对现实介入现实，它将是没有生命力的。当前的文学理论建设，有诸多错综复杂的理论资源，但无论是强调西方理论中国化，还是寻求古代理论现代化，都必须着眼于对当下文艺实践和文化现象具有解释力。理论建设的立足点应该是文学创作、接受的实际，当理论仅仅致力于制定规范时，它终将与文学创作和批评相脱节并日益边缘化。
虽然有不少人认为底层文学鱼龙混杂、前景堪忧，但底层不是理论的底层，而是现实的底层。只要底层存在，底层文学就应当存在。为实现底层文学的继续发展与繁荣，急需批评的介入，理论建构也将是大有作为的。今天中国的底层书写，正日渐形成了一个创作、批评、文学和文化研究各股力量相互对话的活跃的公共领域，这种良性互动不仅将推动了学科的发展，为解决当代中国文学创作、批评与理论发展严重脱节这个难题提供了契机，也将为我们表征、理解、解决底层问题做出贡献。
责任编辑：朱亚南
作者简介：
许娇娜，文学博士，从事西方文论和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本文英文版发表于美国的学术刊物《文学与艺术研究》（Journal of Literature and Art Studies）2016年第12期，中文版有所改动。
一、《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的创作与接受情况
方方近几年的创作凸显了题材多样化、关注社会热点、反映时代精神变化等特点，表现了敏锐的现实触觉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写作《涂》的灵感来自一则关于一个农村大学生步行上学、一路打工用零钞交学费的新闻报道。（方方：《〈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创作谈：这不是个人悲伤》，《中篇小说选刊》2013年第1期增刊。）方方由此铺叙出一个完整曲折的故事：
涂自强出生在一个偏远清贫的山村，通过刻苦学习考上大学，带着村里人的期冀和凑出来的学费，一路步行前往武汉，路上干过各种杂活，得到了各种陌生人的敬意和帮助。大学期间，涂自强通过在学校食堂打工、做家教以及同学们的帮助维持生活，同时发奋学习，准备考研，但因为父亲突然病逝而放弃了这条对于寒门学子而言相对公平、比较可行的上升之路。毕业后涂自强决定留在城市打拼，但只能找到缺乏保障的临时性工作，还遭遇过老板欠薪逃匿。他租住在城中村，俭省至极。后来家里老屋被大雪压塌，涂自强把母亲接来与自己同住，由于母亲的缘故工作诸多不顺。在得知自己已是肺癌晚期之后，他把母亲安顿在佛寺里，自己在回老家的路上，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小说于2013年2月发表于《十月》，随即引发热议，《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重要选刊都予以转载，3月份就出版了单行本，《十月》杂志也很快组织了作品讨论会并刊发讨论会记录稿《是“问题”还是“主义”》，小说也斩获了《中篇小说选刊》双年奖、老舍文学奖提名等奖项，并被《中国作家》和“中国小说学会”分别评为2013年度最佳中篇小说奖的第一和第三名。
小说备受欢迎，原因在于它所描写的是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反映了当下相当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危机：一方面城乡差异加剧、贫富两极分化、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日愈严重，农村小孩受教育、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道路越来越狭窄，另一方面个人奋斗的梦想遭遇破灭，大学生成为蚁族，漂流在城市，过得逼仄窘迫的生活。因此在个人奋斗终归失败成为一种“时代症候”的背景下，在“大学生就业难”“阶层固化”“屌丝”“蚁族”“蜗居”“拼爹”等词汇成为流行语的氛围中，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成为许许多多青年人的“集体悲伤”，引发普遍共鸣。
但是，这并不是一部没有异议的作品，小说发表之后没过多久，就出现了截然不同的评价，而且批评并不局限于文本本身，更是扩展到对文本所反映的现实问题的把握和理解以及文本的接受等方面。
二、批评的介入
《文学报》在2013年8月发表了曾于里的《只是个人悲伤》一文，在2014年又连续刊发了翟业军和昌咏等人的措辞激烈的批评文章，引发一些批评家著文加以回应，方方也将翟文转发到自己的微博，并表示“没有看上他的文本”。[ 参见曾于里：《只是个人悲伤》（《文学报》2013年8月22日），翟业军：《与方方谈〈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文学报》2014年4月10日），昌咏：《经验的陈旧与倾向的偏狭——对方方的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的批评》（《文学报》2014年4月24日），王雪瑛（《也谈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文学报》2014年4月24日），牛学智：《关于〈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批评的批评》（《文学报》2014年4月24日），牛学智：《批评是否到了该有终极关怀的时候——再谈〈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批评的批评》（《百家评论》2014年05期），《方方：如何看待有人对〈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的批评》（《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14年06期）。]摒除其中偏激不当的言辞、扣帽子的行为以及“博人眼球”“批评名家以求出位”等等不良揣测，争议中暴露出现的小说本身的矛盾以及评价机制的问题都是值得认真对待的。随着讨论的深入，这几年出现的批评文章显得更加理性、严谨，一些更有价值的思考方向也不断呈现。
对小说的批评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点：
第一，夸大城乡二元对立。《涂》首先是一个“乡下人进城”的故事。当涂自强考上大学时，不仅他家乡的人把他看作“天之骄子”，指望着他将来发财当官、拯救家乡，他上学一路也收获了来自底层人群的各种敬佩和善意，笼罩在他身上的“大学生”的光环是与作为希望和成功象征的“城市”结合在一起的；在城市上学的涂自强自己也深受城市的光鲜亮丽一面的吸引，难得回一次家却也马上厌恶起农村的脏乱差与日复一日死水一般的生活。乡村的溃败成为涂自强个人奋斗的起点，农村出身成了他要改变的命运，他的目标就是要在城市安家扎根。悖谬的是，城乡之间隔着深深的鸿沟，涂自强虽付出一切终究一无所获。
小说把城乡之间的对立推至极至，甚至设置了一些不怎么可靠的情节，譬如描写涂自强在大学里第一次接触电脑并且表现得异常惊奇的情节就为人所诟病，同时刻意夸大农村小孩与城市小孩的差距，似乎城里人就都是有钱有关系有背景，而农村人则一无所有；而涂自强的悲剧性命运也与另一个世界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大学里涂自强几近形单影只，打工时虽与其他蚁族同租一屋却甚少交流，与他的生活有所联系的人全都是为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同样来自农村的中文系女生傍上“有实力的人”，比涂自强家境稍微好点的马同学靠着长相和幽默吸引了一个富有的“美国妞”移民美国，李同学和赵同学分别依靠家里的关系当上了公务员和进了银行，“同学中，都有前景有向往，只有涂自强一人在埋头打拼”。（方方：《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十月》2013年第2期，第29页。） 在小说所设置的世界里，只有城乡、富贫两极对立，广大的中间灰色地带是被抹杀的，这样的设置无利于真正展现蚁族的生存困境，毕竟沦为城市底层、弱势群体的并不只有来自农村、本来就贫困的大学生。小说以城市作为理解涂自强的悲伤的唯一框架，其结果是“虽意在抗议社会对青年的不公，却始终牢牢依附在主导着当前城市进程和青年梦想的发展逻辑之上，没有片刻的偏离”。（罗小茗：《城市结构中的“个人悲伤”》，《文学评论》2015年第2期，第162页。）
第二，人物塑造平面化、静止化。方方曾多次表示，涂自强的悲伤不是个人悲伤。小说最初发表在《十月》上，以“他从未松懈，却也从未得到”结尾，发行单行本时又在最后加上一句“他想，果然就只是你的个人悲伤么？”书的封面上也印着“我就是他，他就是我，我们大家都是涂自强”、“这是一个人的悲伤，更是一代人的悲伤”等字句。（参见方方：《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作家和出版社的意图是相当明显的，小说也在读者群中引起广泛的共鸣，诸多批评文章也是从这个方面来肯定小说的成就和贡献。但是涂自强并没有被塑造成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涂自强的经历也许是具有普遍性的，许多人都或多或少遭遇过与他同样的情境，产生过同样的情感体验，而他的形象塑造始终是单一、平面化、静止化的。
方方在谈到写作初衷时说：
我是想试试，一个穷人孩子，在我们眼下的社会，不玩任何花招，凭自己单枪匹马，能走多远。所以，这个人应是我们日常生活常见的年轻人，他很普通，没有出类拔萃的才华，没有高大英俊的外形，没有特殊的背景，同时，他也没有野心、没有侵略性、没有远大的抱负（如同这一代的诸多年轻人一样：不介意人生理想，更看重现实生活）。他有的只是一份個人的努力，一份认真，一份对待生活的诚挚和对待他人的善意。他自尊而不自卑，自知并且克制。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试着，让自己陪他一起走，与他一起去经历人生，看看他能走成什么样子。[ 《是“问题”还是“主义”》，《十月》2013年第5期，第197页。]
结果小说也表现出非常明显的“人物先行”的痕迹，从走出乡村到城市上大学到最后三年在社会上的拼搏，人物性格基本不变，涂自强始终是那么一个没有关系和背景、长相一般、能力平平、勤奋刻苦、俭省至极、善良孝顺、最重要就是乐天顺命的乡村青年，面对一切的嘲笑和不幸坦然处之，几乎不做任何思考和反抗，在任何波澜中都没有得到成长或发生变化。给人的感觉就是他几乎没有任何过错，因此当作家需要让涂自强走向失败时，就只能倚重偶然性的因素了：父亲突然病故，考研才会受阻；大雪压塌了老屋，母亲只得到城里与儿子同住，成为涂自强工作和感情生活的一个负累；以及最后戏剧性的绝症。而被作者认定应该为涂自强的命运负责任的时代和社会在小说中也都以非常抽象的面目存在，没有什么具体的体现，正如涂自强自己所说，除了那个欠薪逃匿的学长老板外，其他人都没有亏欠过他，反倒予他许多温暖和帮助。（方方：《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十月》2013年第2期，第33页。）
在本文看来，涂自强不是作为一个典型形象，而是以一种寓言化的方式，表征了今日广大蚁族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危机，“对当下生活的隐忍承受、对社会秩序的默然认同、对人生理想的自觉放弃，让涂自强成为新时代‘蚁族’的悲伤缩影”。（王陌尘：《方方：思想的力量及其盲点——从〈风景〉到〈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北京日报》2013年8月1日。）正是因为整个社会、尤其是青年人中弥漫着一股悲伤、绝望、无力之感，小说才能引发广泛共鸣。因此即便涂自强的命运充满了偶然性，他的悲伤却与时代氛围相契合。当涂自强的个人悲伤被体验为“集体悲伤”时，对其中的转换机制加以分析，将为我们把握时代的社会心理和感觉结构提供线索。
第三，是小说的文学性问题。从一开始，就有学者指出小说戏剧性的结尾显得不合理，削弱了小说的悲剧性。（参见：《是“问题”还是“主义”》，《十月》2013年第5期。）不过在本文看来，小说的人物与风格倒是完全统一的，正因为涂自强最主要的性格是乐天顺命，所以尽管主题是悲伤，但作者用词简练、感情节制、底色温和，整个小说笼罩着一股淡淡的哀伤，可以说体现出传统文学哀而不伤的审美趣味。小说最后写涂自强的病，为什么是“肺癌晚期”，而不是早期，或者其他还有一线生机的疾病？是因为这样一来，涂自强的“我自岿然不动”的乐天性格势必受到动摇，小说这种哀而不伤的审美效果就会受到破坏。无论故事是多么沉痛的故事，这样的叙述方式终究是悲伤而抒情，而非尖锐而予人疼痛感。如果这种艺术上的追求最终必须以损害故事情节的合理性、放弃对人性的深层挖掘为代价，以致虽苦难过度、悲剧性却不足，那只能说明，也许这种艺术形式并不是表现这个故事的最佳方式。
事实上围绕着方方小说的争论并不是个案。新时期以来，尽管底层文学创作呈现丰富和多样化的面貌，但普遍评价仍然是：底层文学的贡献是关注底层，直面现实，写出了主流意识形态所掩盖的底层人民的物质困境和精神困境，缺点就是以故事代替叙事，人物让位于题材，苦难堆砌，文学性不足。这些问题多多少少在所有底层文学作品中都有所体现，这就急切需要从理论层面上对底层文学的整体创作情况加以整理和思考。
三、理论层面的思考
新时期以来，随着底层文学创作的丰富和批评的发展，关于底层文学的理论工作也随之开展，对底层文学的命名、思想传统、艺术手法、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等都进行了一些探讨，但要建立一种系统化的底层文学话语体系则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围绕着《涂》展开的批评在以下几个方面为理论思考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一）文学与现实的关系
文学不是对现实经验的摹写，而是要把握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背后本质性的东西，这是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基本观点。既然如此，当作家们感觉受到新闻媒体的威胁，认同“文学的想象力已远远落后于现实”的论调，执着于与现实赛跑、求新逐奇时，我们只能说文学的不自信更多源自作家们对把握本质的放弃。底层文学的写作不仅要直面现实，更要对现实进行有深度、有力度的追问，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家的知识视野和世界观。 究竟谁应该为涂自强的悲伤负责？作家想告诉我们，这是时代和社会的责任，“没有别的原因，就只是他来自乡村，是一个无关系无根底无背景的农家儿子”，“任何个人的奋斗，都得仰仗一个有可能让你的个人奋斗得以成功的时代”。（转引自岳雯：《方方中篇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重建问题与小说的关联》，《文艺报》2013年10月11日。）正是因为这种认识，小说对涂自强悲剧根源的探讨仅停留于浅层，它虽然展现了个人奋斗神话的破产，却认同“个人奋斗”和“成功”的意识形态，也就是马同学所说的“非富即贵”。（方方：《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十月》2013年第2期，第21页。）正如有的批评所说，涂自强与他的同学和同事并无区别，都是基于“人与物（财富与权力）”的关系来理解社会，区别仅在于其他人努力地让人与人的关系服务于建立人与物的关系的需要，而涂自强试图仅仅依靠个人奋斗来建立人与物的关系，但这并不是他有意识的主动选择，而是迫于无奈，他既无社会资本的承继，更缺乏积累社会资本的自信与能力；而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以建立人与物的关系为目标的个人奋斗，无论是依赖个人，还是征用人与人的关系，它们的出发点和终点都是日益等级化的社会关系结构。”（张翔：《当代文学叙事中的个人主义意识危机——从近两年数部作品谈起》，《文学评论》2015年第1期，第55页。）所以涂自强失败了，我们固然悲伤，纵然他成功了，只怕也不是值得欣喜的事。
方方感慨道：“我们有幸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对个人奋斗给予充分肯定的时代——里成长。”（方方：《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封底。）问题是，上世纪80年代能考上大学通过读书改变自己命运的也依然只是凤毛麟角，而且恰恰是他们的投机和守护既得利益的行为成为今日社会之不公平格局的成因之一。而在涂自强的时代，资源有限，竞争日益激烈，社会对人才的要求越加严苛，再加上大学扩招，文凭贬值，通过教育所获得的资本无法在社会资本中占据优势地位，但即便如此也依然有人能占有更优势的社会资源取得上升之路。不幸的是，不管是上升还是跌落，自我中心主义的个人都不关心他人的利益、整个集体和社会的利益，广大底层的命运仍然深陷沉默和黑暗的深渊。正如蔡翔所说：“整个的底层都进入了一个梦想。他们认为通过占有文化资源，也就是读书，就能改变自己的生存状况。这种梦想同时意味着，底层已经接受了来自统治阶级所给予的全部意识形态和道德形态。就是说，他们不仅要改变自己的经济状况，还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他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进入上流社会，起码是中产阶级。这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把它意识形态化，就会造成这样一个后果：底层永远不会再拥有自己的代言人。这是目前中国最大的一个隐患。一旦知识分子进入这样一个利益集团之后，一切就都与底层划清了界限。”（《附录一：对蔡翔的访谈》，刘旭：《底层叙述：现代性话语的裂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13页。）
小说中饭店大厨说：“其实我觉得国家根本不需要办大学。穷人的孩子，读了也是白读，四年出来，照样找不到事做。有钱人家孩子，同样也是白读，因为不读书也能找到好工作。”（方方：《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十月》2013年第2期，第32页。）这成为书中人物命运的注解。先不说涂自强的那些有关系有背景的同学是否真的不学无术，也许更可悲的是尽管接受了四年高等教育，涂自强仍不具备对社会的清醒认识，没有任何思考、批判和反抗的能力，而是成为现代化意识形态的被动承载者，在“城市梦”和“成功神话”中耗尽青春和生命。教育如何成为一个文化生产的积极场域而不仅仅是再生产的工具，底层如何积极地为生存而抗争，形成自身的“阶级意识”和价值观，而不是被动地再生产中产阶级的文化模式从而再生产现存社会结构，这恐怕是更值得接下来的底层书写思考的问题。
（二）文学何为
新时期以来，随着底层文学创作的发展和底层写作主体的多样化，如何表述底层，让底层发出自己的声音始终是学界所关注的焦点。底层文学体现了沉默的大多数强烈的表达欲望，应当受到支持和鼓励，所以打工文学在这十几年以粗糙的面目面世，但却赢得了包括民间和官方的承认和赞赏，这是好现象。但是二十年过去了，如果还只停留在“说”的层面，而不去深究“说什么”和“怎么说”，这肯定是不行的。如何兼顾这两方面的要求，实现艺术性与思想性的高度统一，对于底层文学来说尤为重要尤为艰巨。
艺术性追求理应是专业作家的一种自觉意识。对于他们而言，无论是故事还是人物都只是文学的素材，他们发现了一个好的故事，用一种合适的方式把它讲述出來，完成一件文学作品。但是选择了底层的题材，总附带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面对更多人性的拷问和伦理的难题。在作品中直面苦难的人群，无论作者和读者都很难保持一种冷眼旁观的心态和距离。作为底层文学开山之作的曹征路的《那儿》在讲述完主人公“我小舅”的壮举之后，在小说最后一节花了诸多笔墨描写叙事者“我”自己的变化，叙事主体的变化显得突兀生硬，但作家难以自持的愤激和无奈却力透纸背，令人动容。尤其是在面对底层的出路问题时，作家自己的绝望和无力感有时弥漫全文。《涂》突兀的结局所透露的恰恰也是作家的无力感。即使是选择纪实性形式书写底层的作家，如写作了《中国人在梁庄》和《出梁庄记》的梁鸿，也无法抑制在书的结尾处感慨：“我只想离开。只想沉浸在这悲凉的曲调之中，以逃避我心中的悲凉和清晰的漠然。就像我和小柱，就像我对待小柱那样，我们血肉相连，却又冷漠异常。我终将离梁庄而去。”（梁鸿：《出梁庄记》，广州：花城出版社2013年，第305页。）
与五四时期呼吁“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语）的先辈所持“启蒙主义”立场不同，新时期的底层作家几乎无人标榜自己是在为底层立言。但是降低姿态并不一定意味着逼近真实，有时反倒成为一种妨碍，使作家放弃了自己的立场，在挖掘人性之恶时裹足不前。刘继明的《我们夫妇之间》讲述了一对下岗工人夫妇迫于生活压力，妻子最终沦为妓女，开着摩托车从事非法营运的丈夫往来接送的故事。如此礼崩乐坏，令人触目惊心。但小说让人觉得遗憾，一个这么悲惨的故事却写不出悲剧的味道。在小说创设的环境中，下岗之后寻求谋生之道虽然一波三折，但丈夫一直坚持不让妻子去菜市场卖鱼，怕她细皮嫩肉的身体粘满鱼腥味，表现出对普通劳动者的鄙视和对靠自己双手挣生活的价值观的漠视。而这样一个以养育妻儿为己任的“大男子”最终沦落到靠妻子出卖肉体来生存的地步，转变虽然巨大，但也麻木不仁、恬不知耻，内心的挣扎和痛苦在小说里被轻描淡写；同时小说将他失去了“一家之主”地位的痛苦与一个下岗工人失去主人公地位的痛苦进行同构，集体主义大伞的庇护之下竟养成了工人阶级的依赖性、虚荣心和一种虚伪的优越感，难免让人有咎由自取之感，而他的妻子沦为妓女的直接动机竟然是上中学的儿子因为交不上住宿费从重点班掉到普通班结果赌气不肯上学。为人父母，从未想过什么才是应该留给儿子的有价值的东西，观念竟如此偏狭和愚昧。小说以丈夫第一人称讲述，以上这一切都没得到任何深挖，而是用一句“生活困境”轻易打发，显得相当草率、粗暴且无力。 有些作家则如方方一般透过温情脉脉的面纱来看底层人不堪的人生。现实中涂自强是否真能遇到这么多好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小说所描写的善行本就是有相当局限性的，村民和一路的好人大多为涂自强身上笼罩的“大学生”光环所吸引，一旦光环不再，人性的善还能经受多少次考验？而大学同学对涂自强的慈善般照顾丝毫不会动摇他们为固守自身既得利益维持阶级界限的本质。我们感伤命运的不公，尤其因为涂自强的愿望是如此卑微，“他从来就没有想做一个英雄，他只想做一个普通人”。 （吴丽艳、孟繁华：《文学人物走过的历史：2013年中篇小说现场》，《当代文坛》2014年第5期。）但是在阶级社会历史上，改变阶级地位从来不是一个“普通”的愿望，而是夹杂着血与泪的残酷斗争，涂自强以如此卑微和无知的姿态被卷入其中，遭到无情碾压。作家并不打算把他塑造得像高加林、孙少平般起伏挣扎与矛盾痛苦，却也拒绝把这种平庸麻木、死水般的生存状态写得如阿Q般可鄙可耻，即便在最后一刻，也不给他机会做一丝一毫的挣扎，让他毫无选择默然消失于无痕，人物的主体性和存在感都被削弱到极致。有时候最难写好的不是苦难和人性，而是“平庸”和“麻木”。周晓文导演的影片《百合》（2011年）所塑造的主人公百合跟涂自强很相似。一个心智不怎么成熟的少女从农村来到城市，又遭遇了诸多波折，却自始至终乐观、忍耐和相信人，影片一味强调她与生俱来的纯朴的人性，而这一切所具有的顽强的生命力是没有根据、令人怀疑的，说到底还是导演对农村或农业文明的乌托邦想象而已。当然了，导演也借她之口直接说出“穷人没时间痛苦”“开始不恨，后来恨得厉害，再后来彻底没希望了又不恨了”这些话，力图表现底层人真实的麻木的生存状态，但是在影片所设定的接受作家采访的叙事框架中，这个尽管单纯傻白却思路清晰表达流畅甚至可以说能言善语的女孩又跟这种麻木不仁的人物设定相违背。影片的叙述框架也使得作家刘楠在与百合接触之后对底层的认知和感受以及对待自己的生活和情感的态度的变化这条副线多少有点喧宾夺主，这明显是周晓文自身情绪的投射，在关怀底层的同时还要公式化地硬生生讲述一个知识分子被拯救的故事。《百合》式的情况是有代表性的，不少底层作品在小心翼翼地表达对底层的关注和关怀的同时，总弥漫着一种作家自怜自恋的情绪。
事实上，无论作家采用俯视、仰视还是平视的视角来对待他的写作对象，这些视角自身并无优劣之分，关键在于是否写出了底层真正的生存境况，塑造了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并且在文本中创造出一种距离，留下反思或者提升的空间。
（三）批评何为
作家与批评之间的隔阂，不是今天才有的情况，也不是中国独有的情况。但是好的批评绝对不会于创作有害而是有益，对于作品被广泛接受产生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在私人化写作中，作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听不见外面的声音，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选择底层为书写对象，这种自我封闭的做法只怕是不可取的。经验是有限的，没有对底层问题的正确认识、对現实进行全面深层的思考，单单依靠体验和想象，是不可能写出真正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来的。
更重要还在于，批评总是倾向于对作家说话，但事实上他所面对的对象还应该是读者，其中包括一部分理论工作者。批评家借着文学作品与现实发生关联，从文学作品生发开去，溢出文本之外，这并非不恰当的做法，恰恰相反，这正是文学的特殊价值所在。因为文学提供了观看世界的独特方式，暴露出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生活的某些面向。
《涂》发表之后，许多批评文章针对贫困的代际传递、阶层固化与流通渠道、社会如何变得更加公平、城乡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的不良影响等等问题产生了相当有力的思考和讨论。事实上底层文学批评一直是不局限于文本本身的，其走向是相当开阔的；同时诸多理论资源，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伦理学的思考和视角也被纳入其中，共同致力于提供关于社会现实的真知识，消除认知误区，进行价值引导，规避价值迷失。底层文学的批评必然要与文学场域之外的其他思想文化相杂糅，以期形成对现实具有更强大解释力的思想和主张。
（四）文学经验和实践的理论化
如果说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病症是脱离现实、陷入自言自语的怪圈、沉醉于欲望与感觉刺激、被消费主义所裹胁的话，底层文学的兴起是有利于弊病的消除的，因为它本来就应该是贴近现实的、接地气的、大众的而且具有反思性、批判性的。但是底层文学的创作也是参差不齐、问题众多的。在这种情况下，从底层创作与批评中生发出合理有效的理论形态，对底层文学存在的合理性和价值加以论证，对其发展过程加以分析，对其未来加以预测和导向，为底层文学的批评与研究提供范式与概念，建构立场明确、观点正确、面向开放的阐释体系，就成为当下一项非常重要且迫切的工作。
反过来，底层文学的创作经验和批评实践也为理论的发展提供强大的支持。理论并不一定从现实中生发出来，但如果理论无法面对现实介入现实，它将是没有生命力的。当前的文学理论建设，有诸多错综复杂的理论资源，但无论是强调西方理论中国化，还是寻求古代理论现代化，都必须着眼于对当下文艺实践和文化现象具有解释力。理论建设的立足点应该是文学创作、接受的实际，当理论仅仅致力于制定规范时，它终将与文学创作和批评相脱节并日益边缘化。
虽然有不少人认为底层文学鱼龙混杂、前景堪忧，但底层不是理论的底层，而是现实的底层。只要底层存在，底层文学就应当存在。为实现底层文学的继续发展与繁荣，急需批评的介入，理论建构也将是大有作为的。今天中国的底层书写，正日渐形成了一个创作、批评、文学和文化研究各股力量相互对话的活跃的公共领域，这种良性互动不仅将推动了学科的发展，为解决当代中国文学创作、批评与理论发展严重脱节这个难题提供了契机，也将为我们表征、理解、解决底层问题做出贡献。
责任编辑：朱亚南
作者简介：
许娇娜，文学博士，从事西方文论和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本文英文版发表于美国的学术刊物《文学与艺术研究》（Journal of Literature and Art Studies）2016年第12期，中文版有所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