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话语体系下的女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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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曹雪芹笔下的王熙凤和米切尔笔下的斯佳丽都是文学作品中的女强人形象,都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与以往的研究不同,本文侧重于以平行研究的相关理论为切入点,深入分析她们在各自的文化背景下所体现出来的深层文化和民族特性等方面的异同。她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女性意识的觉醒,她们都在通过自己的努力,或强或弱地反抗着男权社会对于女性的诋毁和歧视。此外,价值观的不同造就了她们内在品格与结局的不同。通过比较她们的异同,以探寻她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共同规律、民族特性等。
  关键词:王熙凤 斯佳丽 平行研究 女性意识 价值观
  《红楼梦》中的王熙凤与《乱世佳人》中的斯佳丽分别是中西方文学史上经久不衰的人物形象。据笔者统计,针对二者的比较研究成果颇多。其中薛轶的《从跨文化视角对比分析王熙凤与斯佳丽的“双性气质”》侧重于从不同的文化视角研究二人的“双性气质”,主要比较了二人的不同之处;马文博的《东西方文学作品中的女性意识探析——斯佳丽与王熙凤形象的比较分析》侧重于研究“女性意识”,从三个方面比较了东西方女性意识在发展过程中的异同;贾丽的《乱世开出的强势之花——〈红楼梦〉中王熙凤与〈乱世佳人〉中斯佳丽形象比较分析》则透过中西方影视文化中的典型人物来探讨女性的个人意识,这些文章各有侧重。本文则侧重从平行研究的相关理论入手,运用类比研究的方法,通过比较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话语体系对王熙凤和斯佳丽的影响,透过现象看本质,深入了解二者更深层次的异同。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文化逐渐呈现多元形态。在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与不同文化进行对话与交流,通过比较进一步发现不同文化中蕴含的内在规律,才能对我们自身的文化有更加全面的认识。《乱世佳人》与《红楼梦》是属于不同民族的文学,它们虽然在创作时间上相差甚远,但这并不影响两位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作家对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产生的人类的一些共同性感觉的呈现。
  “平行研究是对那些没有直接事实联系的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文学现象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它们的异同,探寻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共同规律、民族特性等。”{1}文学作品的研究是比较文学中平行研究的领域之一,而人物形象也是平行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乱世佳人》和《红楼梦》作为反映现实的大作,真实展现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乱世佳人》以美国内战为背景,以争强好胜的斯佳丽小姐与几个男人之间的感情纠葛为主线,以当时社会的重大变化为辅,可以说它多角度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变迁,是一幅生动形象的历史画卷,也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大部头作品。《红楼梦》以封建贵族的兴衰为代表,深刻批判了中国封建制度末期的宗法思想和制度,显示出封建制度逐渐衰落的必然趋势。
  黑格尔说过:“假如一个人能看出当前即显而易见的差别,譬如,能区别一支笔与一头骆驼,我们不会说这个人有多了不起的聪明。同样,另一方面,一个人能比较两个近似的东西,如槐树与橡树,或寺院与教堂,而知其相似,我们也不能说他有很高的比较能力。我们所要求的是要看出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2}
  一、异中之同——女性意识的觉醒
  从类比研究方法的角度来看,研究不同文化背景的文学,目的在于“异中求同”。《乱世佳人》和《红楼梦》的创作虽然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但是各自的社会文化背景都为女性意识的萌芽提供了土壤。斯佳丽处在美国南北战争的乱世中,作为大庄园的千金小姐,骨子里就充满了叛逆。内战的爆发使她变得独立自主,坚强勇敢。王熙凤一方面处于封建社会末世,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深远,另一方面她家族显赫又有洋务背景,从小在相对开放的环境中成长,使她不安于做一名本分的女性,而是多了几分果敢要强。二者在一定程度上都向男权社会发起了挑战,冲破了当时社会已定型的性别模式和角色规范的重重枷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精明干练,无畏现实。这是女性意识觉醒的外在体现。好胜、占有欲强、以自我为中心是斯佳丽和王熙凤性格的鲜明特点。斯佳丽在战后承受了巨大的精神打击:庄园被抢劫一空,母亲去世,父亲精神失常,两个妹妹身患重病……这一系列状况让她一时难以接受,但她很快便意识到了自己身上肩负的重担,她开始带领全家人和剩余的黑人种植棉花,重建塔拉庄园。此外,为了守护塔拉庄园,她到亚特兰大后,与弗兰克开始了她的第二次婚姻。婚后她开始经营锯木厂,表现出良好的商业才能和管理才能,连很多男性同行都自叹不如。这足以说明斯佳丽是一名才干突出的家庭执政者。王熙凤作为贾府里里外外的一把手,她为人处世的老练和管理手段的强硬受到贾府上下的一致赞扬,她治家理政的才能在小说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其中,她协理宁国府是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情节,她一上任就快刀斩乱麻,理出府中的五大弊病,然后对症下药,短时间内就把宁国府治理得井井有条,充分显示了其管理才能。在第二回中冷子兴称赞她:“模样又极标志,言谈又爽利,心机又极深细,竟是个‘男人万不及一的’。”{3}这说明王熙凤也是一个才能出众的执政者。
  其二,蔑视传统,敢作敢为。这是女性意识觉醒的内在体现。斯佳丽所处的时代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当时的女人只能依附于男人,社会要求她们无知、无能、软弱,对待问题不能有自己的想法,必须完全服从男子。而斯佳丽从小就充满反抗意识,不顾母亲和黑妈妈对她的悉心教导,长大后更是勇于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不顾一切向阿希礼表达爱意,勇敢追求自己的幸福。在亚特兰大开工厂、独自驾车出行、与瑞特交往密切等一系列行为,都展现了斯佳丽对当时传统观念的反抗。作为贾府的女当家,王熙凤同时也是封建社会中的一位女性。当时对女性的社会要求是套在女性身上的一把枷锁,可以说女人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而凤姐却有着独特的魄力和聪明才智,不但能够把家庭大权掌握在手,而且还一定程度上管住了自己的丈夫,可见凤姐身上有着当时女性所没有的品质,显得多么难能可贵。
  毋庸置疑,斯佳丽与王熙凤都是所处时代的女强人。她们个性强悍、敢作敢为、聪明能干,她们的胆识魄力丝毫不亚于作品中的男性,她们在命运面前勇于抗争,公然反抗男权社会对妇女的束缚和制约。在她们身上,女性意识的光芒熠熠生辉。   二、同中之异——背道而驰的价值观
  通过比较二者的相同点,可以看出两部作品在深层内涵上的相似,都致力于探索女性意识。比较二者的不同则能使我们更好地认识中西方文学的特点。
  王熙凤和斯佳丽成型于完全不同的社会背景,她们鲜活的个性之下是不同的人生舞台和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不同的社会背景造就不同的文学作品和人物形象。马克思曾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4}一个时代必然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和价值观。《红楼梦》的时代背景是清朝末期,当时正处于封建社会的晚期,传统的儒家思想根深蒂固。《乱世佳人》的时代背景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是美国历史的转折点,也是美国新时期到来前的那段时间。时代背景的不同,使中西方产生了不同的价值观。中国自古以来坚持集体主义价值观,主张个人从属于社会,个人利益应当服从集体、民族和国家利益。而美国坚持个人主义价值观,强调个人的自由和重要性。在不同价值观的指引下,曹雪芹和米切尔塑造的人物形象也存在不同,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家族与个人的对立。王熙凤作为大家族的少奶奶,掌管整个家族的吃穿用度、生杀大权。在当时的背景下,王熙凤与荣宁二府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作为大家庭中的一分子,她不仅要掌管钱的事,还要见机行事,讨好贾母、王夫人,治理家族内部事务,方方面面都要细致周到。“评论家说这是由文化决定的,中国人喜欢用大单位,集体大家庭题材比较多。在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指导下,中国文学中的女性一般都是为了大家庭而存在,为大家庭牺牲和奉献自己。”{5}相反,西方则更注重个人,斯佳丽的行为是一种个人行为,不是为了大家庭服务的,她成为女强人有一个过程。她从一个娇生惯养的小姐变成一个坚强成熟的女性,很大程度上是被逼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支撑她从战争中挺过来。
  第二,规矩与叛逆的对立。中国自古讲究中庸之道,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人们需无条件地接受封建礼教的约束。即便是王熙凤这样胆识过人的女子,也必须规规矩矩地服从家庭利益,与其他妇女一样无法摆脱“夫纲”“妇道”的约束。王熙凤即使对贾琏有万般不满,也只能忍气吞声,看到贾琏与鲍二家的厮混,只能大闹一场,最后不得不息事宁人。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要让王熙凤提出离婚是不可能的。与之相比,斯佳丽就叛逆多了。她和瑞特结婚之后,可以提出不要孩子的要求,并且拒绝瑞特进入她的房间。我们能看出她在争取自己的婚姻权利,选择自己在婚姻中的自由。这些对王熙凤来说是遥不可及的。
  第三,结局的对立。这两位女性虽然都是追求独立自主的女强人,但环境的不同,造就了她们不同的命运。王熙凤处在封建王朝日趋衰落的大背景下,她虽然意识到了危机,却全然不顾贾府的衰败。因此,在家族衰败的过程中,王熙凤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给自己带来了不好的结局,成为一个彻底的失败者。斯佳丽生活在战乱和战后重建时期,毫无疑问,她经历了太多的艰难和挫折,但她毫无畏惧,愈战愈勇。在与命运进行抗争时,她一直掌握主动权,懂得把握机会,于是她成了战争中的幸存者。
  不同的时代背景产生了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价值观又指引着不同的人生道路。王熙凤处于封建王朝逐渐衰落的时期,当时到处弥漫着反封建反传统反压迫的民主主义思想,她的反封建行为虽然猛烈,但毕竟只是自发的,缺少理性思考,没有反封建的思想觉悟,她只能在封建伦理的夹缝中求生存。她虽有治家之才,却无法医治封建社会的痼疾顽症,最后不得不成为末世的“殉葬品”。而斯佳丽生在一个因刚刚独立而经历着成长痛苦的民族,她的精神和遭遇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美国人的文化性格和文化精神——个人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斯佳丽是在美国南北战争和个人主义、实用主义的文化土壤中孕育出的顺应时代潮流的“乱世佳人”。
  三、从异同中找寻规律与特性
  通过比较斯佳丽与王熙凤的异中之同与同中之异,可以看出二者的共同点在于女性意识的觉醒,不同点在于背道而驰的价值观。要达到笔者的研究目的,就要从异同中探寻其内在联系、共同规律、民族特性等。
  首先,从二者女性意识的觉醒来探寻规律。斯佳丽与王熙凤作为不同国家、不同背景下的女性形象,都不约而同地被赋予“女强人”的称号,并且勇敢地与男权社会顽强斗争,这归根于她们所处的时代具备了女性意识萌芽的土壤。马文博在《东西方文学作品中的女性意识探析——斯佳丽与王熙凤形象的比较分析》一文中提道:“特定的环境造就了女性的新特质,萌动的权力欲望成为女性意识萌芽的原动力。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具有一定的契合点,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蕴含着共同的元素。”{6}斯佳丽所处的乱世与王熙凤所处的末世都为女性意识的产生提供了条件。不得不说,女性意识这一主题是两部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内涵。
  其次,从背道而驰的价值观来探寻规律与民族特性。前面已分析了价值观不同造成的三种对立,除了对立外,两部作品在深层内涵上却如出一辙。斯佳丽和王熙凤不拘泥于当时社会对女性的不平等,而是勇敢地追求男女平等,表达了同样的人文情怀和理想。可以看出,虽处于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但追求男女平等是作品中常新的话题,是中西方文学作品中极力表达的主题。
  此外,虽然两部作品呈现出一些共同规律,但在民族性方面还是各有特点。斯佳丽和王熙凤虽然都敢于向男权社会挑战,但不同的民族性还是造成了截然不同的结果。美国新时期到来的良好契机以及西方的开放包容使得斯佳丽坚强勇敢地开辟出一片新天地。而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和中国封建社会的局限性则使得王熙凤根本无力挽救日趋没落的封建大家庭。二者的开放与保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造就了结局不同的“女强人”形象。
  综上所述,通过对《乱世佳人》中的斯佳丽与《红楼梦》中的王熙凤进行比较,从人物形象存在的相似性上折射出了中美文学的相通之处,二者作为乱世中的女强人,女性意识的觉醒使她们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了相似的性格特征:精明干练、蔑视传统、敢作敢为。李美芹在她的文章中写道:“王熙凤和斯佳丽形象的个性魅力,在于她们的行为都超越了她们的时代社会对妇女的定位,表现了自我女性意识的张扬。”{7}她们身上存在的不同点又反映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对人物所产生的不同影响,如人性、结局等方面。通过她们的不同结局,我们可以看出中西文化存在的差异,中国文化侧重的是中规中矩,而西方则更突显个人主义,西方更能接受叛逆的性格特点,这一点从二者对待婚姻家庭的态度不难看出。不同话语体系、不同文化背景对于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刻画影响深远。通过比较,更进一步加深了对中美文化民族特性的相互了解,斯佳丽和王熙凤虽然都有女性意识的觉醒,但是程度深浅不一,美国自由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使得斯佳丽的女性意识有了用武之地,而中国保守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使得王熙凤的女性意识受到约束。可见,西方文学中的女性意识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觉醒。
  {1} 曹顺庆:《比较文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57页。
  {2} 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53页。
  {3}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页。
  {5} 王春晨:《中西方文学中女强人的对比——从王熙凤到斯佳丽·奥哈拉》,《大学英语》2012年第1期。
  {6} 马文博:《东西方文学作品中的女性意识探析——斯佳丽与王熙凤形象的比较分析》,《芒种》2014年第5期。
  {7} 李美芹:《末世补天者与乱世佳人——王熙凤与斯佳丽形象异同探源》,《天府新论》2006年第5期。
  参考文献:
  [1] [美]玛格丽特·米切尔.乱世佳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2] 曹顺庆.比较文学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3] 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4]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 马文博.东西方文学作品中的女性意识探析——斯嘉丽与王熙凤形象的比较分析[J].芒种,2014(5).
  [7] 李美芹.末世补天者与乱世佳人——王熙凤与斯佳丽形象异同探源[J].天府新论,2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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